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反思 ——写在“三·一”一周后

姜晴信

3·1事件截止今天恰为一周,期间的所思所想集合如下。需声明的是,本文并非为3·1而写,更近乎“借机关门自己人谈事”。

民族/宗教原罪,还是一小撮?

3·1事件发生后,舆论两极分化。一极延续着固有的民族/宗教仇视潜流,主张民族/信徒的灭绝。一极疾呼民族团结,主张区分主流普通民众与极少险恶分子。前者不屑说它,但后者态度是值得商榷的。

3·1 事件发生前,由于知情者人微言轻、朝廷单方面宣传,中东部民众对新疆真实现状所知不多,但网上的有限信息足以反映出新疆社会问题的严峻。只要稍加了解,回过头去看,新疆的暴力事件从密布于南疆、到扩散至北疆、再到酿成当前的惨剧,这一轨迹并不出人意料;3·1之所以如平地惊雷,实在是中东部民众长期以来 “置身事外”“与己无关”的错觉导致。作为各类社会矛盾的始作俑者,统治集团一如既往地卖力呼吁社会和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群众的同情者也不觉得黑白二元划分有什么不妥。

事实上,“主流”与“极少数”的二元划分正中民族仇恨煽动者的下怀。他们最擅长用污蔑、夸大、双重标准等等龌龊手段抹杀“主流”与“极少数”在比重上的差异。社会氛围的变迁自有其规律,并不围绕部分人在智商/学识/逻辑优越感的高贵冷艳转移。只要迎合了不断保守化的社会情绪,在理智上看来再荒诞的论据论证也会被民众认真对待。

我们注意到一直以来被“新疆人”身份所连累的新疆汉族群众借此次事件表达自身的愤懑。在同情他们之余,应谨记新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非几个个体的现身说法就 能拼凑出轮廓。事实上,他们所表现的愤懑很难说是针对民族仇恨本身,反而是针对民族仇恨的不精确。这些夹带民族偏见私货的现身说法有助于汉民族主义摆脱目 前的区域性(中东部),而后者或因减少了对“自己人的误伤”而变得更加自信且肆无忌惮。包括打着“我来告诉你真实的新疆”为旗号的少数汉化维民的现身说法,也不过是在用维族中上层民众生活的一角来抹杀其整个民族的命运,完全无助于民族和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由汉族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使各民族的命运分属于不同轨道。汉族传统本位思维加上个人奋斗主义迷信的泛滥,使少数族裔在融入这一经济体系中所面临的困难无法被大民族知晓理解。从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被捕,我们丝毫看不到新疆的社会矛盾有哪怕是停止恶化的势头。相反,民族隔膜在喋血后急剧膨胀,配合朝廷新一轮铁腕治疆,将助长这一势头。配合逆流到来的将是维民更深邃的绝望、更普遍的不满与更频繁的反抗。届时,对“主流”与“极少数”的简单划定会在经验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不是说只有极少数坏分子吗,为什么袭击越来越频繁?”)。种族主义则会得意地宣布“勿谓言之不预也!”,在惊慌失措的民众中招兵买马。

那么是不是顺从种族主义的主张,断定某一民族/宗教具有原罪才合理?不,根本问题在于,纠缠 “险恶分子”在民族/信徒中所占比例的“多”与“少”,已经是落入种族主义设定的圈套中。理应坚持阶级本位的共分子若以民族性、宗教性作为劳动群众“可否 救药”的判断标志,岂不可笑?!但我们必须看到少数族裔与信徒的同情者大多本着“政治正确”的标准或曰“人道主义”的情怀,在对西域社会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看待维族与穆斯林——其中可能还夹带着大民族的自以为是。然而民族怒火愈演愈烈之际,廉价呆板地重复民族团结说教,势必遭致(双方面的)最野蛮露骨的民族复仇情绪的反弹——此两者其实互为表里,彼此推诿责任的同时分饰红脸黑脸,依统治集团需要配合出击。基于“政治正确”或“情怀”的反种族主义无法掩盖其自身立足点的飘渺与脆弱,它还很可能因为经验事实的积压而急速地倒退。

自满于政治正确,还是做些什么?

民族隔阂的实质性消融只有在共同命运下才有可能。然而既往的共同命运感在汉族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下早已支离破碎,但在现有秩序下,它仍可以通过一道争取政治自由和劳动者权益的共同斗争重新铸就——淡化民族对立、建立民族互信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在同一个阶级的战壕中并肩作战。这注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悲观地看,还需要更血腥的民族冲突作为前置,方能使根深蒂固的敌视被各族民众中的部分所质疑。但悲观不等于无所作为、听之任之。非得如此才能抛弃幻想,为最黑暗的未来去准备。

的确,当前立足于阶级立场的共分子少之又少,但这不意味可就此妄自菲薄或撒手不 管。社会氛围的变迁自有其规律,在势单力薄、人微言轻之际,共分子无力扭转每况愈下的民族矛盾与民族隔阂,甚至还必须考虑收敛锋芒、度过必将袭来的白色恐怖。因此,应当从长计议,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施加在日后种族主义思潮的统治地位开始松动之时。至少,当民众的视线从民族仇恨片刻转移之时,我们得拿得出充分的材料,推动他们的反思质疑、往理解社会矛盾和认识民族差异方向上去。在这一任务中,尤其要重视有西域-穆斯林背景的左分子的意见,以抑制长期以来大 民族左分子包办代替心态造成的自以为是——具体来说可以有几个方面:

  • 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现实。
  • 毛时代少数族裔处境的巨大提升与干群间存在的问题。
  • 改革开放初期,民族政策全面倒退的和各方反应。
  • 对宗教作为维族民族性重要组成部分的介绍。
  • 对各种恶毒传言、偏见的澄清。
  • 对各种似是而非、自以为是的民族问题解决方案的驳斥。

当然,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它需要不断扩充完善、需要鸟瞰白描兼有的内容、需要明了生动的形式。但关键在于着手准备、现在就做。只有务实、团结、担当,我们才能为必将到来的午夜作好准备,至少不是不战而降。

声辩驳斥还是埋头准备?

3·1 事件发生后,民间自发地鼓动起民族仇恨,赶制着各式论据论证以巩固理论自信。与此同时,呼吁民族团结的主旋律显得做作、廉价、苍白又无力。种族主义者因为 有了“进一步确凿证据”顾盼自雄起来,轻蔑地辱骂少数族裔及信徒的同情者。此外,普通民众受愤怒情绪趋势、以严惩恐怖分子为名排斥对3·1背后社会根源的 追问(“追问=为恐怖分子洗地”),也随处可见。来自丑恶言论的刺激和挑衅比比皆是,但同情者的有限情绪、精力是否应该耗散在无谓的论战中?

种族主义影响普通群众的法则之一在于牢牢抓住他们对意识形态说教(“别和我谈什么主义!”)的疲劳。通过选择性极强的摆事实,配合受众狭隘的经验和保守的心 理土壤,使纳粹思想自然而然地植入受众的脑海中。假设论战不可避免,应注意到它们其实并未超出前人的话题范围。因此,与其手工作坊式点对点驳斥(很不幸, 其中已然掺杂了诸如比烂、矮化对方、空谈“主义”、在不了解西域情况下硬着头皮胡说等不尽人意的现象),不如认真去整理一批说服力强、具有典型性的驳斥 (可以前人经验为主),并对常见纳粹言论立此存照进行批驳,以资重复使用。

同情者往往会因“上火”而将纳粹倾向视作(至少是口头上)智障脑瘫、素质低劣的产物。这种近乎儿戏的认识回避了该倾向滋生的社会恶土,实为主流所鼓励、纵容。非但不使对方有所损 失,还自我瓦解警惕性。在一个群运(更罔论左翼工运)尚未登场的国度里,在一个长期保守消极的社会氛围中,谈“战略上蔑视法西斯”纯属自欺欺人。民众中的相当部分陷于消沉不可自拔、其活跃部分不可逆转地纳粹化——这是比多数民众自发抵制法西斯苗头更为可能的未来。如果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论还不足以印证 这一潜流,那么国家主义思潮的甚嚣尘上以及自命左翼者普遍存在的北一辉气质都在预示着肃杀。

我们不能苛求日常秩序下一盘散沙、忙于生存挣扎的普通民众天然地不自满于狭隘视野与陋习成见。事实上,明哲保身的本位思维主导了3·1事件后的民间舆论,它为沉渣泛起提供了心理基础。 这点在自命左翼者中体现地最为戏剧性,于是有了这样一出丑剧:平日里言必称马列革命、却对现实中工农权益不闻不问的左派此时却大为紧张地关心起社会和谐、 民族兴衰、同胞福祉来——仿佛平日里备受欺凌的工农早已经被“炎黄子孙”们开除,今天又突然间被叫回来凑人数,和“炎黄子孙”们一同遭了灾!

显然,作为安逸生活的调剂谈资,马列革命大可畅谈、工农权益操心起来费时无趣;但民族仇恨的怒火一旦烧到自己头上,那么连循规蹈矩的奴隶生活也过不稳了。因此,暴跳如雷、喊打喊杀、满口马列辞藻为种族灭绝作辩护、辛勤散布各式针对少数族裔与信徒的恶毒流言、急不可待欲达成血腥报复的共识,便是理所当然的表现。

不过,明哲保身的本位思维在饱读书有修养的左翼那里未必露骨。他们为暴力机器的加速运转喝彩,一口咬定有司对恐怖分子的严惩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生怕此时 被挤下“就事论事”“黑白分明”的道德制高点,被好容易聚拢起来的左翼小清新所唾弃;又或者,在对当地情况知之不多的情况下,煞有介事地与左派、与自由派 争夺起所谓“民族自决权”的解释权,玩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游戏。只要立场超然,既免于双手沾满鲜血,又可在有司严惩“执行失当”时义正言辞,稳赚不赔地 保持政治正确,多么精妙的打算!

国家以中立面目把持社会共同事务,只是源于群众尚未自我组织起而干 预,仅此而已。针对普通群众面临的无差别恐怖袭击,共分子主张诉诸阶级组织自卫,即便眼下无法实现,也拒绝为有司背书。掌握暴力机器的统治阶级在司法实践 中有能力贯彻本利益集团的意志、滥施淫威、粗暴打压使劳动阶层处境更为恶化。在美国即便是自由派也质疑当局借反恐为名不断侵蚀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在 3·1事件后,共分子更有理由质疑有司所谓的“依法严惩”和“调整民族政策”、质疑它们在落地时不可避免要遵循朝廷言行不一、火上浇油的惯例,而这一过程 很可能得到深陷盲目仇恨的普通民众的默许、支持。因此,摆一副“就事论事”的姿态,在暴力机器的本质上做天真无邪状,无非是消极版的明哲保身罢了。

对有志于工人权益的日常自卫与历史出路的共分子来说,所应遵循的原则千条万条,为首两条便在于捍卫独立阶级立场与支持群众自我解放。换言之,即凡事皆以群众 力量自行解决为出发点,拒不相信有产秩序的任何组分,并警惕群运内部一切的包办代替苗头。因此决不应停留在民族矛盾的表面、停留于情怀、停留于政治正确,而要追问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捕捉一切群众自我组织的迹象并结合实际予以帮助。在共分子看来,阶级自卫与历史出路的解决方案决不比仰仗当局改良更渺茫。人们尽可指摘这是极左空谈、不自量力、痴心妄想、不切实际……但这是两百年来国际工人斗争薪火相传的传统,是由十月革命的正反教训所证明了的出路。只要左翼仍对群众自我组织嗤之以鼻、廉价地自命为阶级先锋、对有产秩序跪着造反,那么共分子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光荣的红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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