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序幕——“阿拉伯之春”的前因后果

力夫

 

发轫于三年前的这场阿拉伯政治沙暴,如今似乎正在回归旧路:老独夫走了,他所在的统治集团却留着,只是这些人的老脸上贴了一张“自由”、“民主”的欧美合格证。叙利亚更是成了新老列强你争我夺的屠宰场。剧变的真相在东西方主流媒体插科打诨式的解读中,显得扑朔迷离。然而,只要理清它发生的内外因素,一切皆可了然。

危机的根源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中东地区,处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板块的交汇点上。而以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当地政权,其前资本主义社会因素长期荡涤不尽。冷战后,西方列强独享了中东的主导权。而这个“正义联盟”在当地所结交的朋友,是土豪气味浓厚的酋长和军阀。这些人显然不会对自己散发着木乃伊裹尸布气息的统治基础进行什么认真的社会改革。他们通过自己所垄断的政权横征暴敛;“民主国家”则掠夺资源、倾销商品。

这种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程度如今还赶不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据二〇〇九年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二十二国的年工业产值加起来,也比不上西班牙。在这些国家,失业率长期高达百分之二三十,大量底层民众靠政府与清真寺的救济度日;即使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产小资们以及部分青年学生,也前景黯淡,思想观念亦因此日趋保守化。如突尼斯的一些学生,原本是“未来的专业人员,即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却由于经济停滞、分配不公使其跻身精英阶层希望日趋渺茫,而投身原教旨主义运动。“伊斯兰主义者气愤的不是飞机取代骆驼,而是他们自己坐不上飞机。”

上述社会现象,表明了阿拉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迟缓,预示了教法社会根基犹存,为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这一切,决定了阿拉伯国家卑微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以阿拉伯民族为代表的中东广大民众卑微的社会地位。这场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根本原因也由此显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所动摇的当地政权,民众忍受不了,统治者更维持不了。

政治伊斯兰的黄昏

“阿拉伯之春”使伊斯兰政党粉墨登场。这集中反映了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现实。

这些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低下,民众的普遍贫穷落后,使其缺乏现代阶级及其先进的意识形态,也因此更为认可伊斯兰等传统价值观。比如,皮尤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民调显示,多数埃及人对“原教旨主义者”比“现代化者”更有好感,过半民众希望男女工作分开。

尽管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以教建政”、“政教合一”,充当着伊斯兰国家社会生活的组织者与仲裁人的角色达千百年之久。然而,其现身世界政治舞台,还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家族、部落以及国家机器就在不断侵蚀着它;而在反殖民主义的年代,在阿拉伯国家乃至所有伊斯兰国家唱主角的,大多是标榜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世俗政党;只是当它们表明自己无力组织一场彻底的变革时,伊斯兰政治势力才开始“领一时风骚”。

可惜的是,这场政治剧变,使伊斯兰政党露原形毕露。这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以《古兰经》为纲的政党,看似网罗了社会各阶层,但分析其高层领导人的阶级属性,就会明白,它代表着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买办气息浓厚的中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腰缠万贯的穆兄会副总训导师海拉特·阿里·沙特尔,曾明确提出推行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穆兄会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土豪哈桑·马里克也倡导类似的政策路线。该党上台后,除了在“男女大防”、镇压“妄议教法之徒”等等细枝末节上推行了些“伊斯兰秩序”以外,就是变本加厉大搞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比如减税、取消医保、反对成立工会、维持既有的最低工资水平。至于“驱除美帝”之类的对外“壮举”,更是连影子都没有。这自然使穆兄会在无法忍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民众中的支持率一落千丈。所以,穆兄会乃至各伊斯兰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位西方学者精辟的指出:“伊斯兰主义者在激发起大众苦难的同时,又将其麻痹:它们在帮助民众树起必须有所行动的情绪的同时,又将其带入死胡同;它们将国家引入动荡的同时,又限制与国家真正进行斗争。”而这种矛盾正是源于原教旨主义者领导核心的阶级属性:“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奉行一种属于本阶级的持续而独立的政策。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小商人和小业务)总是在渴望安全的保守倾向,与期待从激烈变革中谋得更多好处的变革期待之间左右徘徊。这种矛盾性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苏丹和其他国家均有体现。

春天之后

显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东地区依旧是列强逐鹿之地,“冒险家的乐园”。

然而,无论当地民众还要遭受多少苦难,“民主”、“文明”的列强,在“专制”、“野蛮”的阿拉伯国家的压榨与争夺的同时,也破坏着当地余威犹存的教法制度,培养着先进的阶级及其意识。他们是不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