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公民觉醒的呼吁 ——和一份生态社会主义的回应

艾伦·戴维斯[1]

别惹蚂蚁 译

吕杨鹏 校

 

这份决议是作为生态委员会文本《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的替代方案提交给世界大会的。

“农民之路”的国际会议

世界正面临着气候危机。在136年的记录里,17个气候最暖的年份中,有16个在2001年之后。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气候最暖的一年。科学家一直认为,假如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C(我们已经处于0.99°C并且正在上升),将会引发不可逆转的后果,使全球气候系统超出人类控制。巴黎气候大会认为2°C的上限是不够的,并采取了更严格的1.5°C限制目标。即使这样,也足以融化世界上大部分的冰盖,继而开启全球无冰化的自然过程。随着冰川消融,海平面会急剧上升,全球将有数以千计的岛屿和沿海地区被淹没。南极西部冰盖的不稳定化使得海平面的上升可能达到六米,甚至七米。极端的天气事件(干旱、风暴、洪水和野火)将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最穷的人将受到最大的伤害。

现在海洋中的酸性含量比工业化前时代高出30%,其主要原因为海洋对大气中碳的吸收。所有进入大气的二氧化碳有三分之一被海洋吸收。珊瑚礁正在死亡;依靠钙化作为壳结构的海洋无脊椎动物面临着一个黯淡的未来;很多鱼类的繁殖周期也受到影响,这些鱼类往往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

当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比历史或“背景”速度快1000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2016年生命星球报告”——在热带和温带地区监测了超过10000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类活动对自然栖息地造成的破坏,超过了这个星球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除了很多重要的科学结论,该报告尤其指出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即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的最大灭绝事件。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把这个星球当成一个大垃圾堆来对待。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的城镇居民人均垃圾产生量现在是每人每天2.6磅,预计这一数字还将迅速增加,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垃圾产生量增长最为显著。再加上能源生产、工业制造和农业产生的废物,人类每天产生的废物比地球上70亿居民的总重量还重!

不久,海洋中的塑料就会比鱼更多。90%的海鸟身体中含有塑料。首次对所有大量生产的塑料进行的全球分析——所有塑料的生产,使用和去向——由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并于2017年7月出版。分析发现,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塑料生产以来,总共已经生产了83亿吨不可降解塑料——其中大多数流向了垃圾填埋场或海洋。2015年产生的近70亿吨塑料垃圾中,只有9%得到回收利用,12%焚烧掉,其余的都进入了自然环境(主要是海洋),并且将以多种形式持续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事实是清楚无情的。现在的人类,“智人”,我们自己,将在现在(21世纪)的过程中,决定我们所居住的、生活着数百万其他物种的星球,是否仍然能是一个可居住的空间。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不能继续以大多数人现有的破坏性方式生活,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围绕能源所爆发的战争和冲突已经越来越频繁。逃离沙漠化、洪水或火灾的人们与国家移民管制产生冲突,要面对没好气的警察和移民官员。联合国估计,大约有五千万人是“环境难民”,在干旱,洪水,水土流失和扩大出口导向型农业之后被迫离开原籍。这一新的现实变故,危及着数亿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并可能导致人类物种的彻底崩溃。

资本主义、现代人和这个星球

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对利润和增长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具环境破坏性的社会制度。它把人类剥离了环境,也剥离了劳动的结果。 在剥夺人权、公民权利和经济剥削方面,这是世界上所见过的最具社会分化性的制度。左翼对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每天都在与资本主义斗争。

但是,仍然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具有生态破坏性,而是环境和气候危机是否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的作用——如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环保主义者经常写的那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毕竟,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的建构。它是现代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进化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希望它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不是“物种特性”,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说,这是客观现实。基于剥削和阶级分化的社会现实,并非与人类建构毫不相干。

无论如何(正如委员会的文案所指出的那样),当世界的一些主要部分因为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的存在而逃离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生态破坏却可能更加突出。

因此,现在我们应该接受的是,尽管资本主义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能力,但它并不是这个星球遇到的在环境方面的唯一挑战。现代人类,“智人”——即我们自己,也参与其中,并将继续发挥可怕的破坏作用。事实上,这两个因素最终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最终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建构。它只是现代人在地球上的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构(或者社会组织形式)之一。

随着全球科学界提议将当前的地质年代从全新世(Holocene,自上个冰河时代至今)修改为“人类世”(Anthropocene),一个由现代人类对地球及其生物圈所造成的影响来定义的地质年代,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已得到世人的极大关注。我们全力支持这样的发展与改变,这有助于弄清现实情况、促进斗争。

现代人类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有了,之后仍将一样继续影响下去。由于他们(我们)在十八万年前在非洲出现,我们基于自己的智力、狩猎技巧、组织和语言能力以及探索的动力,一直对其他物种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除非刻意下决心(或能够)不这样做,否则,我们会是唯一侵略了地球上每一片栖息地、并且可以多次毁灭地球和生物圈的物种——通过生态退化或者核战争。只有我们能有意识地(而非本能地)行动、理解我们自己的存在以及我们自己行为后果,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个事实及其对地球和地球上其他生物造成的影响。

现代人类一直以来对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负有责任,这些大型哺乳动物没有其他的掠食者,但对于现代人类来说却很脆弱。随着航海能力的增强,水手们将许多独特而脆弱的物种赶尽杀绝,如渡渡鸟,巨型的乌龟,和一些在没有天敌的环境中演化的鸟类。这类物种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繁盛走向灭绝。在白令海的指挥官群岛附近,体型巨大而移动缓慢的大海牛在被人类发现的27年内遭猎杀殆尽。一万二千年前我们发明了农业,更加促进了粮食生产和人口数量的飞跃。

面对生态危机时,我们怎么能无视这些现状呢?为此拒绝承担责任也是不行的。最富有的人理应承担最大的责任,但最终却是我们的地球独自吞下了苦果。

激进左翼存在的问题

就地球生态问题而言,激进左翼走过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二十世纪——所以在运动的其余部分中,需要表现出一些谦逊的态度。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组织——无论是来自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仅在大多数生态环境问题的斗争上缺席,而且支持生产至上,继续拥抱资本主义逻辑中更坏的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不久,在北半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来自激进的左派或传统托派人物,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但他们作为少数个体,无法扭转整体的方向。我们在此仅提及几位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先驱者,如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斯科特·尼尔林(Scott Nearing)和巴里·康莫尔(Barry Commoner),他们都有着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背景。

在南半球,生态危机的影响最大,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更强大的动力,特别是在原住民和农民运动中。巴西的社会主义者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印度的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生态环境活动家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等等人物。还有一些重要的群众运动,如雨果·布兰科(Hugo Blanco)领导的秘鲁农民运动,不接受这些条条框框。

然而,尽管有这些杰出的贡献,但绝大多数将自己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组织并没有参与进来。他们认为生态斗争至多是中产阶级的支流,并且站在了从1930年到1990年代的斗争之外。今天的我们不能再装作正在觉醒,并且对所有问题都有了答案。抱持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对人与地球生态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生产主义展开深刻而有力的省思,因此也无法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21世纪重新焕发活力。

生态社会主义

想要在21世纪重装上阵,我们必须加深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在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上致力于此。地球是我们自己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共享的生存空间,生态社会主义关乎地球的生存,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短短几十年了。这意味着生态斗争不能再被视为我们所从事斗争的其他方面的补充,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这意味着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态概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威廉·莫里斯在19世纪下半叶所发展和阐述的那样。有一种方法将革命过程本身与生态学理解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在20世纪初丢失的遗产,但近几十年来已重新建立起来,其中不仅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还有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2014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

这意味着20世纪讨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对于今天的任务来说是不够的,即使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怪胎忽略不计也依然如此。即使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拒绝斯大林主义的人讨论的模式,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理解的一点是,尽管后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态危机,但这并不会自动解决它。这意味着必须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后,环境可持续性的斗争将不得不继续下去。

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模式,这个模式不仅要以经济和社会公正为基础,而且还要建立在生态可持续性和保持这种状态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并彻底转向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结束生产主义和计划报废,并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而生产。这意味着结束工厂化农业种植和大量减少肉类消费。这意味着考虑地球人口状况的变化,并转向与我们的唯一星球的生物圈兼容的人口规模和结构。这意味着发展与自然的良好关系,基于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发生冲突,并以冲突为我们存在的代价。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

环保左翼激进派认越来越认识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上个世纪斯大林主义国家产生的无休止的增长和生产主义都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如果它继续下去的话,它将摧毁地球上的生物圈。要么是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到枯竭的地步,要么是因为更多的废弃物被倾倒到生态系统中,超出了其自我净化的能力,从而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失效或崩溃。目前全球每年增长3%的速度将在本世纪中使世界经济增长16倍,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期间增长250倍。

我们不能再回避人口议题了:即人口增长,它与经济增长不可分割的,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过去的60年里,地球上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倍,从1952年我离开学校时的25亿,到今天的72亿。虽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绝对增长数量仍在增加,为每年7千万到8千万。过去50年一直如此,并没有显示出减少的迹象。这相当于每年将一个德国的人口增加到地球上。

据联合国估计,到本世纪中叶,非洲人口可能翻一番还多,从现在的11亿增加到2050年的24亿,到2100年可能达到42亿。尼日利亚的人口预计将在世纪中叶之前超过美国。尼日利亚将作为世界第二人口最多的国家挑战中国。到2100年,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人口可能超过2亿,即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尼日尔。在同一时期,发达地区的人口将保持在13亿左右基本不变。

稳定地球人口状况的关键是赋予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力,并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性人口控制。赋权意味着通过向妇女免费提供避孕和堕胎服务,使妇女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使她们脱贫,从而使妇女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育。这意味着挑战那些否认她们有选择权的宗教、父权制或是公共压力的影响。

出生率最高,碳足迹最低的是南半球的贫困国家。超过2.2亿妇女无法获得基本生育服务——这可能是(而且往往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异。全球每年有8,000万例意外怀孕——这等同于全球人口增长。由于非正规流产失败,每年有7.4万名妇女死亡——而南半球的妇女死亡人数更是不成比例。每年约有288,000名妇女死于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可预防因素——其中99%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是一项帮助南半球妇女同时也帮助地球的政策——它又是双赢的。

无论如何,说南半球的妇女们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她们当中许多人如今都生活着的大型家庭(或允许她们的丈夫坚持这种家庭模式),都是不令人信服的。一些人会,但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频繁的多次怀孕会对母亲的健康和预期寿命造成严重损害。

食物生产

关于食物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能养活72亿人,或本世纪中叶将会出现的90亿、100亿人。问题是,在养活那么多人的同时,是否能不破坏地球的生态圈:即不进一步的推广集约化农业,减少依靠用量日益增加的化肥、杀虫剂、激素、抗生素和单作技术。

农业是全球迄今为止对淡水消耗最大的,而淡水正越来越稀缺。全球对淡水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由降雨或融雪补充的现有可再生水资源。传统的水源(以含水层的形式)已麻烦重重。要么根本不更新,要么以远低于更替水平的速度更新。水资源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一些地区供应相对充足,而另一些地区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干旱和盐碱化。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干净的水要么是极其难遇,要么需要艰苦的劳动或大投资才能获得。据联合国统计,上个世纪对水的需求增速是人口的两倍以上。到2025年,估计有18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

关于食物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能足量生产来养活72亿人,或本世纪中叶将会出现的90亿、100亿人。问题是,在养活那么多人的同时,是否能不破坏地球的生态圈,是否能不把水源耗竭?是否能不进一步的推广集约化农业,减少依靠用量日益增加的化肥、杀虫剂、激素、抗生素和单作技术?

我们应该提出的一些要求如下:

  • 废除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土地、水、森林、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潮汐能。
  • 社会化的信贷投放,为可再生能源提供长期投资,适应已经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帮助那些在气候问题无法获得公正的人。
  • 保护原住民/当地人民的权利,认识到向他们学习他们与大自然、地球母亲构成的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 结束控制地球食物体系的工业化农业。一小撮大公司控制着食品的大部分生产、加工、分配、市场和零售。这使得大企业能够剔除竞争并为供应商指定苛刻的条款。它迫使农民和消费者陷入贫困和饥饿。
  • 在全球范围大量削减肉类的生产和消费。
  • 大量减少食物浪费。
  • 促进粮食主权,主张生产、分配和消费粮食的人的权利,以控制粮食生产、分配的机制和政策。
  • 通过停止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并禁用转基因食品,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

运动的现状

1、原住民的斗争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有90个国家的3.7亿土著人民,约有7000种语言。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球生态和原野的最有力的捍卫者,也是其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最佳守护者。他们的斗争经常与农民和农村社区的斗争相结合,但与大自然联系的更加直接、具体,并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生态社会主义框架。这与他们对自己土地、领土、资源和自决权的自主斗争相一致。

许多土著人民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地区,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保存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这使他们成为采掘业和土地掠夺的主要目标。他们在反对殖民方面斗争了500多年,并继续与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斗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土著人民一直站在反对修建阿尔伯塔油砂开采管道斗争的前列。五十个土著组织,其中包括因反对北达科他输油管道而倍受瞩目的立岩苏族部落(Standing Rock Sioux tribe),于2016年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反对油砂开采。

“原住民全球峰会”于2009年4月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先于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缔约方大会。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土著人聚会。来自北极、北美、拉丁美洲、非洲、加勒比和俄罗斯的500人,代表80个国家,出席了会议。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COP15)上遭遇失败后,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2010年4月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召开了“气候变化与地球母亲权利全民会议”,为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人发声。尽管冰岛火山喷发阻碍了国际旅行(Eyjafjallajökull火山),使得数千人受阻,但仍有超过35,000人参加了会议。

2、更广泛的斗争

保卫地球、防止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斗争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联盟,这种联盟不仅包括土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力量,还包括已经加强并激进化了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它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中。德国的“愚蠢飞机”(Plane Stupid),“获得权力”(Take the Power)和“在此地结束”运动(Ende Gelände)等组织带动了重要的直接行动。“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汇聚了来自70个国家的2亿多中小型农民、无地者、女性农民、土著居民、移民和农业工人。巴西无地工人运动(MST)是“农民之路”最大的组成部分之一,拥有150万名成员,致力于穷人获得土地和重新分配土地。它领导农村穷人的土地占领运动,迫使巴西政府重新安置千万个家庭。非政府组织和绿党也为这场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长期组织,近年来也发展壮大和激进化,新的组织不断出现,例如“全球行动”(Avaaz)和“38度”已经激进化,特别是在对巴黎施压方面,且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能力。

巴黎第二十一届缔约方会议,尽管有很多缺陷,仍是该运动的一个成果,它首次承认了气候危机的人为性质(与哥本哈根形成鲜明对比),并确定了一个目标,使这个星球表面的平均增温低于1.5°C,这是一个具有过渡性影响的目标。然而,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这是在整个会议期间,由于温度上升超过1.5°C而在海平面上升中将会消失的那些国家坚决战斗的直接结果。由马绍尔群岛领导的一百多个脆弱国家的联盟,组织了他们所称的“高瞻远瞩联盟”来协调他们的竞选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以“1.5℃以活下去”为运动口号,但没有人听取过。这场斗争需要配合真正满足人类需求的世界性政策,这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通过民主讨论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市场异化中解放出来。现在的任务是建立在现有成果上——即,巴黎确立了新的目标和意向,同时努力确保各个国家履行他们就碳减排达成的承诺。

工会参与气候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这样的低潮时期仍然很困难。在初步行动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英国的百万绿色工作运动得到了大多数主要工会和英国工会联合会(TUC)的支持。在国际层面,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正转型”运动(即从化石燃料向绿色工作的社会公正转型)非常重要,尽管它发生在改革主义框架里——当然,就像绝大多数工会运动一样。其他还有“能源民主工会”和“可持续劳动网络”等运动。这些运动在工会中具有威信,因为它们解决了绿色能源转型造成的失业问题。

3、第四国际

在2010年举行的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宣布自己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这样,它成为激进左派中唯一这么做的国际流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但这只是第一步。其中最有力的倡导者是南半球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贫困国家,它们碳排放量最少,在气候问题上受到的公正对待最为缺乏。其中一些支部实际上已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了。

2006年,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为第四国际孟加拉国支部)领导下的孟加拉国农民联盟代表在尼泊尔开会。

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的第四国际支部,处在面临日益加剧台风的地区,它长期参与保护其社区免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他们还采用了基于粮食主权原则的农业开发方法,避免使用孟山都等跨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正相反的是,他们正在收获自己的种子,并为当地社区生产有机食品。

在气候变化方面,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脆弱、低洼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已经饱受海平面上升和大片地区盐碱化的困扰,因此第四国际支部深入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各种努力。第四国际分部在主流农民运动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既呼吁应对气候变化,也依循巴西无地工人运动的主旨,呼吁对土地进行再分配。与“农民之路”和其他组织一起,他们正在争取粮食主权、农民生产者的权利和土地再分配。自2011年以来,他们一直积极参与组织气候大篷车(climate caravans),这些活动在孟加拉国各地展开,并进入尼泊尔和印度,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在巴基斯坦,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也一直在气候斗争的最前线。2010年,毁灭性的洪水淹没了该国的五分之一,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0万人受到影响,2000人丧生,1200万人的家园遭到破坏或损毁。他们失去了50万头牲畜,1万所学校被毁。

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阻塞了罕萨河,冲走了房屋,造成19人死亡,五名同志因捍卫村民而被监禁。这个滑坡形成了一个23公里长的湖泊,淹没了三个村庄,造成500人无家可归,25000人被困。七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在监狱里,而要求释放他们的运动也仍在继续。

在巴西,第四国际的同志们参与了保护亚马逊地区的反对灾难性的REDDs条约的运动。在拉丁美洲,第四国际的组织参与了在科恰班巴人民首脑会议周边的动员活动。

在欧洲和北美,第四国际的同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气候问题动员运动之中——无论是围绕哥本哈根和巴黎的缔约方大会,还是更加本土化的斗争——反对英国的液压破碎法、加拿大的油砂开采、或美国和加拿大的重要石油管道。

在欧洲范围内的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已经将自己定义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包括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以及至少是名义上的,法国的高地党。

过渡方案

对于我们捍卫地球生态的斗争,过渡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为结束资本主义和建立经济、社会公平以及生态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总体斗争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委员会文案与更广泛的激进左派的逻辑),今天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内推翻和取代全球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可信度差距”。虽然生态灾难确实即将到来,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全球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走这条路。事实上,如果全球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成为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没有解决全球变暖的方案。

下结论或暗示说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捍卫环境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是同样有问题的,因为到时候就会后悔太晚了。工人阶级将继承一颗死亡或半死亡的星球,并且在死亡的星球上不会有生态社会主义(或工作)。

事实上,对地球生态的成功保护意味着此时此地正在进行的斗争,迫使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这不是不可能的。它违背了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的逻辑,但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而且它正是对立于这种逻辑的。从臭氧层空洞的恢复,到挫败德国的核电计划,再到绿色能源的推进,尽管它们仍然不足以达到最终目标,但都是进步。

我们必须提出给人们希望而不是绝望的要求——而一场革命就能解决问题的政策,希望并不大。

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毫不妥协的方法,而是渐进性的方法。换句话说,结束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也伴随着强迫资本主义采取必要步骤保护地球的生态,例如充分执行巴黎协定的承诺。这是一个在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wy)撰写的委员会文案的结论中描述得非常好的过程,而我正认为这与其他文案不一样。以下是它所说的,我非常同意:

“为了梦想和争取绿色社会主义,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为了太阳系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为具体、紧急的改革而斗争。抛弃对‘绿色资本主义’的任何幻想,我们必须从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开始,争取时间,对现政权施压,采取具体措施应对当前灾难。

这些迫切的生态要求可能有利于激进化进程,因为我们拒绝通过服从资本主义市场或“竞争力”来限制其目标。

每一次小小的胜利,每一次的局部进步,都可以立即带给我们更高、更激进的需求。这些在具体问题上的斗争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局部胜利本身很不错,而且因为它们有助于生态保护和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并促进自下而上的自治和自我组织。这种自治和自我组织是彻底改变世界的必要、决定性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一种只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自我解放才有可能实现的革命转变:工人和农民,妇女,土著社区以及因种族,宗教或国籍而被压迫的所有人。

这个体系中的领导精英们,龟缩在他们的堡垒之中,难以置信地强大,而激进反对派的力量则很小。但是,它们能发展成数量空前的群众运动,是阻止资本主‘增长’的灾难进程的唯一希望,并且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一个建立在尊严、团结、自由和对‘自然母亲’的尊重等价值观之上的新社会。”

今天我们朝生态社会主义前进、逆转气候危机所需的变革并不复杂,即使这意味着许许多多的斗争才能达到。 我们应该呼吁以下几点:

  • 彻底、迅速地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让石油和煤炭留在土地和矿洞里。禁止使用褐煤,沥青砂,液压破碎法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极端能源生产。我们应该呼吁对化石燃料行业进行撤资,并终止对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项目开发的补贴。
  • 一个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紧急计划——可再生能源是社会化能源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大幅减少能源使用量,包括对我们的私人和公共建筑进行保温改造,因为可再生能源不足以取代目前的挥霍消费。
  • 结束核能的使用。
  • 当涉及到能源和水时,我们应该要求高额的累进关税:关税从零开始,随着使用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既能帮助最贫穷的人,也能减少能源和水的使用。
  • 结束浪费性的社会,它生成了大量不必要的商品,以满足资本家对利润和增长的痴迷,以及越来越多的塑料废物的丑闻。我们应该结束计划报废的做法。我们应该终止一次性塑料商品的生产,并控制塑料的使用。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生产的塑料比上一个世纪都多。塑料降解需要500-1000年的时间。几乎每一块生产出来的塑料,都会以某种形状、形式存在着(除了焚烧掉的少量塑料外)。这对生物多样性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 大量减少汽车的使用,特别是私人使用。同时我们需要摆脱内燃机(最急迫是柴油),并向电动汽车转变,在必要的技术上投入大量资金。我们需要大幅减少航空旅行,结束短途航班(支持铁路),并结束机场的扩张。
  • 大幅减少个体碳排放和生态足迹,特别是在北半球。
  • 使用累进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对空运燃料和海运燃料实行征税迫在眉睫。
  • 大幅度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减少工资,化石燃料工人能够公平公正地过渡到绿色的工作岗位上。国际工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初步进展,应得到支持。
  • 为生态/气候灾难的受害者提供难民身份; 充分尊重难民的一般民主权利。
  • 结束对自然世界的屠杀。大象、犀牛因为它们的象牙和角被猎杀至绝迹,老虎因在中医药中使用它们的骨头遭到同样厄运,大量鲨鱼因为非法肉类贸易而被杀戮。与此同时,野味贸易仍然蓬勃发展,以及为宠物贸易捕捉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非洲和南美洲。应该结束体育性的狩猎。

化石燃料的退出策略

虽然上述要求至关重要,但不可避免的现实是,只要化石燃料是最廉价的能源,它们就会被使用。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退出策略,在我们目前拥有的二三十年内,使碳排放量大大减少。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是社会公平、经济再分配以及能够获得大众支持的方法,使化石燃料变得昂贵得多。

在这方面,台面上最好的建议是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的上限和红利命题——或者类似的东西。现在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基于从穷人到富人的大量财富转移作为激励来推动它,为化石燃料的大幅减排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没有其他建议可以做到这一点。汉森的提议不依赖于国际协议,但可以通过每个国家的政治舞台来争取。

正如汉森所认识到的那样,需要一并采取许多其他措施,诸如向可再生能源转换、重大节能计划、抛弃浪费和过时的生产方式等等,以及上述许多要求。

我并不是建议第四国际现在采纳汉森的提案,但我们应该认真考虑采纳汉森的提案或类似的方案。

 

译自《国际观点》第十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专栏。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293.

 

[1] 作者是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成员,来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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