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怀念的国际共运史学者

林致良(读者来稿)

高放,1927年2月生,2018年5月30日去世。

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著名的老一辈学者。

 

我年轻时已经留意他的著作,看过他一些文章和演讲记录,以及198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印象中该书是同类著作中较少官话套话的,而且考证研究认真,颇多新见解,但总体上还是不够开放。最明显是论述托派的一节,基本上是没什么根据的指责和嘲讽。不过,该节引用了英文和法文托派书刊资料,也提到法国托派组织「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内部不同派系,令我印象深刻。

 

他后来思想却是愈来愈开放,1988年曾当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提出在当时体制内而言相对进步的见解,例如主张党政分家、权力下放、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等。翌年下半年后他自然不得不回到书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公开讨论也被迫终止。

 

2000年后来访美探亲半年多,听说他在美国见了老友刘*宾*雁先生,可能受刘先生的影响(那时候刘先生已经跟定居英国的中国托派老人王凡西通信多年),加上自己经历了苏联东欧事变以及中国的剧变,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思考苏联斯大林模式,重新评价托洛茨基和托派运动。他甚至写信到香港,希望跟我们交流思想和书刊。在我看来,高放这样一位学者重新评价托派,是一件难得的具政治意义的事,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上的新动态。

 

他回国后,应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唐宝林邀请,在内部刊物《陈独秀研究动态》上发表访谈《访美归来话托派》(第23期,2001年2月出版),表示「过去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一言以蔽之,其实很不符合实际。」,「我过去以为托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缺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学生。其实他们主要在工人中活动,成员也主要是工人,纲领宗旨也是为工人谋利益,为工人说话。」他最后总结说:「总之,托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它代表贫苦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我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善于同托派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化解积怨,增进合作。」。该访谈已收入2002年公开出版的《高放文集–纵览世界风云》中。

 

高放更在他主编的大学教科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中重写介绍托派的一章,肯定托派是「代表一部份贫苦工人的另一类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

 

2003年,李慎之离世。在一本纪念李慎之的学术论文集中,高放表示不能同意自由主义,他仍然对社会主义抱有希望。不过他认为需要真正的民主改革,才能让社会主义重生。

 

2007年,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一阵热议。高放撰文不同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

 

大概十年前,他推荐他的朋友、中央编译局老学者彭卓吾的书稿《斯大林害死列宁真相》,希望能在香港出版。我负责书稿编辑出版工作,颇感为难,因为书稿虽然揭露斯大林与列宁的政治分歧,但同时又说毛的情况跟斯大林截然不同。斯大林残酷清除异己的做法不会在某大国发生。我建议彭老先生最好删去这些段落。实在没有必要买这种保险。彭老先生始终没有同意。彼此相持不下,刚好高放来香港大学访问,我去港大宾馆看望他,顺便问他意见。他说,全部删掉即可。运用编辑权力,不必有顾虑。

 

三年前我最后一次到他北京的老宅拜访,那时候他精神已不如前,而且我觉得他有些地方思想还不够放开(他告诉我,他前两天刚参加第一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担当主要报告人之一,谈新领导班子的社会主义创新理念。我心想:真的需要这样吗?),但彼此十分友善。临别握手时他的手仍是柔软的。

 

毋庸讳言,高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跟马恩列托卢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同。人们称誉他是「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可我在他身上同时看到他瞻前顾后、未能彻底冲出框框的一面。他有点像是上世纪苏联解体前后的知名作家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而不是已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罗高文(Vadim Rogovin)。但是,高放教授曾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挑战传统保守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并且愿意客观评价托派的理论和政治遗产,是值得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者念记的。

2018年5月31日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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