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厂社会主义？──记法国五月风暴影响下一次占厂斗争

伊恩·博查尔（Ian Birchall）  著

张维尔  译

季耶  校

伊恩·博查尔评述了《打开大门》（Opening the Gates）一书，关于1970年代位于法国东部贝桑松市（Besançon）的厉溥手表厂（Lip watch factory）内那些历史性的斗争。

现在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贝桑松市厉溥手表厂里的法国工人们的斗争似乎非常遥远，即便有一些书籍和几部电影涉及它，也可能已不为世人知晓了。所以，唐纳德·里德这本《打开大门：厉溥手表厂斗争事件簿，1968-1981》使用大量细节精心载述的书，使我们记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扣人心弦的一页，而值得受到欢迎。

故事开始于1968年5月诸事件的余波中。这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一本根据使人着迷的参与者访谈录写的新书（《五月塑造了我》（May Made M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68 Uprising in France），普卢托出版社，伦敦，2018年2月出版。书讯：https://www.plutobooks.com/9780745336947/may-made-me/ ）里，作者米切尔·阿比多尔（Mitchell Abidor）辩称当年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愿望主要限于学生的环境氛围里，而大多数工人只有纯粹的经济目标。他说得很有力，但依我看有点僵硬。即使工人们最初是受薪资要求驱动，占厂行动的进程（即使是被动地和官僚地组织起来）也给他们开辟了挑战整个社会结构的新念头。

1968年5月的余波正与另一个重大转折点重合：七十年代初见证了光荣三十年的终结——战后经济大繁荣与充分就业的三十个辉煌的年头。

厉溥厂，与大约1200名生产着高品质手表的雇员们一起，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自信心。当一名男工与一名女工夜班期间被抓住在“亲热”并受开除威胁时，工人们进行了罢工，于是他们保住了工作。一名女工面对性骚扰，用垃圾桶砸侵犯者的脑袋作为回敬；遭停工后，她移到了一个新职位而免于解雇。

厉溥在1973年里面临着破产与裁员。工人们并没有乞求工作，而是以声称工厂是他们的工厂，他们汗水与技艺的结晶乃是归他们工人所有。他们占领工厂，暂时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没收手表库存并秘密隐藏（有些手表被友好的教士藏在他们的在教堂和宅邸里）。

这场运动开启了一个工人阶级发挥出非凡创造力的时期。行走在法律边缘的厉溥工人通过出售手上的手表获得资金，同时为他们的事业进行广泛宣传。由此采取了一项决议“将售出所有的手表……降价百分之四十二并于次日派载有扩音器的车辆穿过贝桑松散布此消息”。属左翼的联合社会党（PSU，united socialist party）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销售手表，有“一部产品目录交给所有部门里受命在工会、职工委员会及其它有意团体打开销路的战士们”。法国主要工会之一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已经与传统做法决裂，同包括非工会成员在内的工人举行定期商谈。占领一开始成员大会就每日召开，平均有近一半雇员参加。工人们创办了进行媒体宣传的墙展和一份发布“反新闻”的每日公报。一位社会学家将之形容为一段“逃离异化生活的假期”（vacation from alienated life）。但它却不是如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夏尔·皮亚盖特（Charles Piaget）不聪明地声称的那样，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

这反过来又动摇了工厂里现存的结构体系。尽管以前工人们被限制在工厂中自己的位置上，现在他们可以互相走访各车间了。一个女罢工者报道说：“这会儿，没有哪个车间或办公室里你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工人们换掉了由外来承包商运营的食堂，而且“以明显要低的价格提供相似的饭菜”；不仅如此，食堂成为了“满载讨论、争吵与同志情谊的地方”。

特别对女工来说有巨大的改变。大约一半的雇工是女性，她们中许多属非技术性人员，终日双手沾满油，在炎热与噪音中工作。她们常常还得承受家庭的双重负担，而她们在集会上又不习惯发言。但是通过尝试改变坏境她们也开始改变自己，于是女工的角色迅速变化。先前从来没有过经验的妇女们走遍法国，在公共集会上发言。

运动中并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有些参与进去的人是左翼天主教徒，包括实际领导者夏尔·皮亚盖特。不过也无疑有毛主义的影响，虽然这通常只反映出人们自以为在文化大革命里发生的情况，而不是他们真的认同实际上在中国所发生的事。

当时存在两个主要工会，一个是法国共产党控制的法国总工会（CGT），一个是原天主教联盟现已世俗化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法国总工会对于工人监督（workers’ control）与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或曰“自我管理”（autogestión））的理念倾向于持怀疑态度，像法国总工会领导人乔治·塞吉（Georges Séguy ）声称的：“相信工人们不需要领头人就能做到，跟相信小孩儿不需要老师教和相信有病不需要医生治一样荒唐。”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的态度则更灵活，而厉溥大部分战斗分子都属于CFDT领导的。

在1968年5月后依然强大的各类激进左翼团体都在支持厉溥工人，但它们没有一个拥有充分的影响力或给得出一份行之有效的战略蓝图。1974年，蓬皮杜之死带来了一场预料之外的总统大选，各路左翼团体合起来想推举皮亚盖特，要他作为“代表了斗争的候选人”竞选，不过最后没什么结果（只有工人斗争党（Lutte Ouvrière）没有掺和进去，它不想放弃自己的竞选计划，它将其看做自身建党的一种锻炼）。

1974年3月，斗争的第一阶段落下帷幕。工厂在新的主人手上重新开张。最后所有原有工人都得到续聘。但1976年4月，企业再次破产。

接着是第二次占领；又一次，手表，还有一些制表机器，被没收并藏起来。但现在很清楚的是事情不能老这样下去。像皮亚盖特说的，“重拾占厂合法性与干脆弃之不顾几乎一样困难。”一度占厂继续而在两条腿走路的基础上，一边是合法的鼓动宣传，另一边是非法的隐藏手表。于是“工人们登上贝桑松至巴黎的火车，到被赶跑前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向乘客们解释他们的意图和把‘厉溥不亡’（ LIP WILL LIVE）的标语贴在车上。”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合作社的形式。但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市场内一直存在。1973年时皮亚盖特曾拒绝了工人合作社的主意，说“资本主义海洋中的一岛绿洲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变得明了了，合作社只能建立在实施传统劳动纪律的基础上。1978年3月“100名工人由于自行减少工时被扣工资；到下月，大约30名多次缺勤的工人再次被扣掉了部分工资。”必须吗？合理吗？或许吧。但是与旧的管理层有什么区别呢？

可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在单独一个企业的范畴内是没有的。于是越来越多向左走的人们考虑到了建立一个左翼政府的前景。法国社会党的密特朗曾与法国共产党结为联盟——即“共同纲领”（Common Programme）——来更有效地把共产党员拧成一股绳。1981年选出来的政府没什么能帮上厉溥的。最终的破产于1987年到来，此时就只剩下95名雇员了。

随着失业开始增加，占厂策略在法国被广泛复制。1974年7月至1975年7月全国大约有二百起占厂行动。其中大概有二十起是“生产性罢工”，即工人们保持生产并售出货物。这是属于试验与想象的时期；但最后都是徒劳——没有什么能挽回光荣三十年。英国也发生了占厂运动，结果好坏参半（参见约翰·迪森的文章《裁员、关门与静坐战术》（John Deason, “Redundancy, Closures and the Sit-in Tactic” ）。网上链接为：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j/1974/no073/deason.htm）。事实上，英国上克莱德造船厂（Upper Clyde Shipbuilders）的“在岗罢工”（work-in）也是厉溥厂斗争的灵感来源之一。（校按：在岗罢工是一种工人直接行动，在这种行动中，工作待遇受到威胁的工人决定留在工作地点并继续无偿地生产。他们的意图通常是表明他们仍具有长期工作能力，或者可以有效地自我管理。）

故事的教训并不令人故舞。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轻松指出这种斗争不可能孤立中存在而不去触及社会秩序的根本改变就成功——在那种改变看起来实在有些遥远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用处。但厉溥工人的活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应当被忘记。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阐述的，它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承认”；关于他们斗争的故事提醒着人们工人们曾经做到过什么以及可能用什么再次惊讶到我们。

2018年6月7日

原载英国“21世纪革命社会主义”网站：https://www.rs21.org.uk/2018/06/06/socialism-in-one-factory/

原文题目：Socialism in One Fa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