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反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与未来

保罗·勒布朗 著

陈普劳 译

宋治德 校

:下面的内容,来自2013年6月8日,保罗·勒布郎(Paul Le Blanc)在“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Organizing for 21st century socialism)悉尼研讨会上的发言,这场研讨会由“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主办。

我的报告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解释为什么列宁主义仍然值得讨论,这不只是为了了解过去的历史,就在此时此刻的21世纪,这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改造当下的世界。我也将说明,当我使用“列宁主义”这个词时,究竟在指什么。接着,我会谈及一些历史争议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当能启发我们如何在今日的政治活动中运用列宁主义思想传统。在报告第二部分,我将提供一些想法,关乎我们在今后应该如何在实际政治中运用列宁主义,并对这一思想传统做出贡献。

列宁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个骚动不安的激昂时代,社会运动者忙于梳理自己的经验,一方面从实际经历中扩大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从革命先辈那里吸收值得学习的想法与例子。因此,严肃地了解列宁主义传统,也将变得不可或缺。

这并不是因为逝去已久的革命者会告诉我们所有必需的知识:如何建立政治组织、发起运动与一系列抗争,最终导向革命。列宁与他的同志生活的时代与当今非常不同,不论是在政治、科技还是文化方面,都与我们的时代有极大差异;况且,列宁当然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过错误,而我们不能再重蹈他的覆辙!

对严肃的社会运动者来说,之所以有必要认真学习列宁主义,是因为:列宁与他的同志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毁灭与暴力时,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与经验曾经有力地帮助劳动者与被压迫者赢得大大小小的胜利。然而如今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劳动阶级仍未消亡,资本主义带来的形形色色的压迫、破坏与暴力依然在发生。这正是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反财政紧缩以及其它群众性抗争运动所关注的。因此,有必要思考列宁主义传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部分左翼习惯于将列宁本人的思想与所谓“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会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来解释。

当然,“列宁主义”并不只有一种阐释版本。斯大林(Stalin)在成书于1924年的、广泛流传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里写道:“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于列宁说过的话,你就不能质疑而只许接受。这种唯我独尊式的表述,值得和列宁的三位重要同志的阐释作比较,这三位分别是布哈林(Bukharin)、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托洛茨基(Trotsky)。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在他那本杰出的斯大林传记里指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恢复,或将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俄国现实的一种尝试。托洛茨基更是提出了警告。按照塔克的总结,托洛茨基提醒道:“任何将列宁主义教条化的举动,都与列宁主义本身非教条的、富于创造力的、极具批判性思维的本质格格不入。”相反,斯大林提出的“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公式,却将列宁的思想钦定为真正的、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塔克恰当地指出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口授教义的风格与独断的口吻”将这种钦定进行系统化的浓缩。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篇名为《斯大林、列宁与“列宁主义”》(Stalin, Lenin and “Leninism”)的精彩文章,作者瓦伦蒂诺·格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是一名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Gramsci)有着杰出研究成果的学者。在这篇写于1977年的文章里,作者强调:“当列宁活着的时候”,尽管他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品质“使他具备巨大的个人影响力,但他从未被视为权威的”。作为权威化身的“列宁主义”主要是由斯大林以一种极具毁灭性的手段人为建构出来的。这种“列宁主义”不仅不允许受到质疑,而且还让宣称代表它的人获得巨大的权力。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以“列宁主义”为旗号成功地消灭了列宁主义。格拉塔纳转述了对斯大林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共产主义者马特米扬·柳廷(M.N. Riutin)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写下的话:

将列宁的思想矮化为体系化、浓缩化的形式,并建构出一套看上去大致完备的理论体系,不仅排斥了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被认为是偶然产生的内容,而且只看到了列宁最终的思想成果,而没有让人们了解到对列宁的思想历程至关重要的因素,包括他的彷徨动摇、无十足把握的判断、错误与后来的修正。再者,我们必须认知到这个事实,列宁的思想历程始终处于进行时,而且往往在他遇到深刻的思想紧张时被打断,这时列宁往往在苦心孤诣地思考着新的前进方向。因此,他的后继者们对所谓“列宁主义”的人为建构,其实都是骗人的把戏。

列宁受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他更多地属于拉尔斯·立(Lars Lih)所说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杰出人物”。而以“列宁主义”为名的封闭的、看上去大致完备的教条体系,却与列宁本人对待政治的整套方法背道而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列宁推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政治方法与思想体系——为了讨论上的方便,不妨称之为“真正的列宁主义”。

列宁和马克思、考茨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都坚持这样一个出发点,即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和工人阶级与劳工运动紧密相连。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能完全做到捍卫自身的真正利益与反抗压迫的。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指建立一种经济体制,经济由社会所有(socially owned),并且得到民主的管理,以便为满足全体民众的需求而进行生产。

这便是列宁大多数观点的基本指向,这些观点构成了列宁的“列宁主义”。我在编纂标题为《革命、民主、社会主义》(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的列宁文选时,曾经试着呈现列宁政治思想的广度。列宁的政治思想涉及到劳工运动的方方面面:阶级意识与文化、工会、社会改良运动、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选举斗争、党建的动力学、联合阵线、跨阶级联盟(尤其是工农联盟)、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斗争的相互作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方式,等等。

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与当时一些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相比,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已经有所不同。与其它许多派别不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拒绝和资本家阶级或工会官僚妥协,并决心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正如在列宁在他的著作中表达的)贯彻到底。说到底,这表明在列宁及其同志在俄国建立的政党和考茨基所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两种政党类型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区别。尼尔·哈丁(Neil Harding)、拉尔斯·立(Lars Lih)和奥古斯特·尼米兹(August Nimtz)等学者都强调在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深刻的一致性,从这一脉络出发去理解列宁的思想,会有很丰富的收获。就连德国社民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Bernstein)也曾对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说过:“你知道吗?马克思本人就有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倾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只有考虑到列宁的同志与其他思想同行,方可充分地了解列宁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将列宁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表,而不是平等地视之为集体智慧的一员,既违背了列宁自身的方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当然可以说列宁是同志当中的佼佼者,但绝对不应该把他的同志矮化为一群应声虫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许多人很个糟糕的思想习惯,那就是将列宁以外的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都当作庸才,认为他们误解了列宁的思想,认为他们没能像“导师”列宁那样保持卓越的才智。

以为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理解一场革命,或相信可以用这样一种模式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都是很有问题的。

对那些希望将列宁捧上神坛的人而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是两个很好的箭靶。其他人则反对排斥列宁的这两位亲密同志。拉尔斯·立是反对者中的代表。在与班·刘易斯(Ben Lewis)合编的《季诺维也夫与马尔托夫:赫勒大会的激辩》(Zinoviev and Martov: Head to Head in Halle)中,拉尔斯·立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季诺维也夫,但也认为:“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 (Lunacharsky)的两段评论在我看来说得很对。他称季诺维也夫‘是一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有深入理解的人’,同时更是一位将‘满腔热情’奉献给党的人。”拉尔斯补充道:季诺维也夫“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信不疑,尽管他仍怀有部分民粹派信念。”这并不意味着季诺维也夫不曾犯下重大的错误,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安格里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等许多与季诺维也夫共事的革命者都指出过他的错误。但是,季诺维也夫仍是一位革命者,而非一位屡屡犯错的糊涂蛋。

拉尔斯·立也为加米涅夫打抱不平,在1917年,加米涅夫一度是被列宁严厉批评的对象,当时他被斥为食古不化的“老布尔什维主义”。几年前,拉尔斯·立在《俄国历史期刊》(Russian History)发表了一篇挑战主流想法的文章,题为《老布尔什维主义讽刺的胜利:1917年4月的争论及其脉络》,拉尔斯·立不认为列宁在1917年4月时就顺利地将党导向为十月革命做准备的路线,他写道“当时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自己在这场争论中胜过了列宁”,而且拉尔斯·立认为事实与加米涅夫的看法相符。一个人无论同不同意拉尔斯·立这种解读,不会影响评价加米涅夫为革命带来了正面的贡献。

我更倾向于列宁优秀的革命同志兼亲密伴侣克鲁普斯卡亚(Krupskaya)——她本身也是敏锐的革命家——对列宁的诠释。在她根据亲身经历写下的回忆录《回忆列宁》(Reminiscences of Lenin)里,可以看出列宁在1917年初的想法:“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革命会是场无产阶级革命,用更精准的话来说,是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未来事态的演变,势必让人们看清两件事,第一,只有严酷的斗争和内战,才能把人性尊严从资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第二,只有阶级意识明确的无产阶级,才能够领导被压迫的穷苦大众。”

克鲁普斯卡亚这样形容四月提纲的发表:“列宁耐心地解释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列宁在他所写的提纲中评估了情势,明确了须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为达目标应采取的方法。其它同志们此时仍然有些落后,许多人认为伊里奇(译者按:指列宁)的态度过于顽强,而且现在远不是谈论社会革命的时候。”她还记述了当时列宁的提纲登载在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真理报》(Pravda)上的情形,在文章下面紧接着加米涅夫的文字,“声明他并不同意这份提纲,加米涅夫的文章强调这份提纲只是列宁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真理报》或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加米涅夫声称,当时列宁的提纲并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的党代表们接受,党代表们接受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克鲁普斯卡亚总结道:“一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部斗争开始了,但它并没有持续很久。”一个礼拜后,列宁的立场在布尔什维克当中赢得了多数支持。这个版本的说法与其它许多见证者所述一致,这些人包括孟什维克尼古拉·苏哈诺夫(Nikolai Sukhanovc),拉裴尔·阿布拉莫维奇(Raphael Abramovitch),立场由孟什维克转向布尔什维克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以及立场由布尔什维克转向孟什维克的伏丁斯基(W. S. Woytinsky)。

按照拉尔斯·立对这场争论的叙述,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值得多加注意。第一,当列宁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与党的领导集团相冲突时,他不会感到被“民主集中制”某种僵硬的观念限制自己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对列宁来说,坚持革命原则永远比维护组织内部的和谐重要,这是他对民主集中制和革命组织的概念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同志彼此之间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就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这在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而言,绝对不陌生。在拉尔斯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布尔什维克组织者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Vladimir Nevsky)所写的1925年布尔什维克党史,这些文件告诉我们,民主集中制代表“完全的民主”,里面还写到党在1917年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生活充满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气息”,且“可以畅所欲言,生气勃勃地交换各种意见”,一切都在“没有任何官僚态度的情形下做事,总之,全部成员都积极参与组织内所有事务。”

第三,加米涅夫为之辩护的“老布尔什维主义”,是全党集体发展出来的既定路线,虽然列宁现在反对它,但这个路线过去是列宁和其它同志们共同的立场。不论是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一翼的俄国社会主义,都认为等待着俄国的将会是场“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阶段。但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更多地建基于进击的阶级斗争路线上,朝向组成不与资本家阶级妥协的工农联盟,与倾向和资本家阶级结盟的孟什维克越来越水火不容。不论是列宁的四月提纲还是“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其实两者都是从全党过去多年不断成长的集体政治之下而形成的共识,不是建基于对革命领袖权威的盲目服从,正因为列宁的意见符合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路线的转变,所以在1917年迅速赢得在党内的辩论。

共产国际

今日各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们在谈到列宁主义时,会对它的某个方面抱有负面的看法,认为列宁与他的同志在建立共产国际之时的中心思想包含了极端排他的宗派主义。季诺维也夫在1919-1926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主席,在这一时期批评者习惯将列宁主义斥为“季诺维也夫主义”。但平心而论,有些饱受批评的内容其实是列宁提出的,尤其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

这份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的文件,起首有个重要的说明。由于俄国革命成功带来的声望,共产国际在越发激进的各国劳动阶级之间广受欢迎,因此吸引了许多其实不认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这些政党中尤其有些仍受到与第二国际相联系的改良或半改良主义的领导的羁绊。对共产国际而言,这代表有“被立场摇摆、三心二意的政党冲淡革命色彩的危险,上述政党尚未跟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决裂。”而正是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导致向帝国主义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和对革命者镇压的投降。

为了避免被这种改良主义有害的意识形态削弱自身领导,共产国际订下了非常严格的加入条件,排除了著名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们,坚持加入的政党必须严守组织纪律,且不得与第二国际领导下的政党与工会有所牵连。

有些批评者以此攻击列宁和共产国际,将他们当作极权的化身。这种忽略当时历史脉络的态度,完全无视“二十一个条件”产生的背景,以及共产国际草创时期诸多革命者的奋斗。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和他的同事们对此进行了工程浩大的研究,这些研究包含了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如何与其它党派建立联合阵线,为克服宗派主义做出了贡献。这证明上述对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批评是肤浅的。

我并不是说二十一个条件是完全正确不可批评的。为了给予它正确的评价,无论如何也必须认真看待当初那些条件被采用的理由,而在历史的那个当下,这些条件可能比反对者所认为的更有合理性。

最重要的是,不论是共产国际、第二国际甚至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当时所面对的具体情况已经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超前它们许多,但在另外一些相当重要的地方,这三个过去的社会主义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更胜我们。我们仍然可以从列宁主义的传统中学到很多。但必须以富批判精神和创造力的方式将它应用在我们所面对的特定情况。这种态度是列宁政治方法的核心。

当今时代的国际主义

现在我将进入报告的第二部分,一些为了在21世纪建立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运用列宁主义并对其做出贡献的想法。

去年我在伦敦做了一个简报,内容是关于如何在美国推动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我仍然认为我当时表达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当时有一名女同志做出了非常好的批评。我当时的想法,关注的是美国的具体情况,我还是觉得运动须以当地活动和各国国情为依归,但同志的批评也很正确,我的分析缺乏国际层次的面向,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很大的弱点。我是有谈到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但也仅止于此而已。

对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际主义不光在理论或口号上宣称支持其它国家的工人和被压迫者,它意味着当我们在分析每个国家的政治问题,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是个全球体系,且我们在行动上也应该尝试更多有创意的方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互动,一同反抗压迫和追求经济公义,不论胜利或挫败,发生在一个地方的抗争都会为世界上其它地方带来冲击。从一个地方学到的教训,能够为其它地方的抗争带来非常有用的助力。来自别处的经验,不但能够激励我们,更能够提供我们洞见,以便拟定我们面对自身问题的对策。在里德尔和他的同事对共产国际草创时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国际主义原则在列宁时代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下和可见的未来,劳动阶级的跨国组织和团结必将成为击退资本霸权、并终结它的关键策略。

近来,澳洲的革命者们对国际主义的发展的贡献走在前沿,比方说组织了今天的讨论会,以及架设了“连结:社会主义复兴国际期刊”(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这个网站。早期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也在全球群众运动高涨的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透过因特网,来自世界各地的讯息互相传递,通讯更加快捷,助长了更多信息的生产。我认为,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们,应该更积极地寻找方法,促成各种网络或面对面的合作、交流,让分散各处却互相关联的运动能互相合作。革命国际主义不能只是口号,它应该成为我们活动的重心。

从政治小团体向群众政党的转变

如何让社会主义小团体发展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和运动,是许多革命者面对的挑战。我们当中为数不少的人都认为,将自己的小团体当作群众革命政党的核心或雏型,这种心态是很糟糕的。当群众政党形成时,势必纳入来自广泛阶层的成员,而不是靠少数几个团体结合就能够产生,这些来源广泛的人们,可能从未隶属任何团体,过去也不曾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这些群众政党的新血,将成形于无数的斗争经验,以及结合劳工文化和激进政治传统的想法、讨论和创意行动。一个真正的、符合列宁构想的革命政党要建立起来,只有当劳动阶级中存在一个有实质影响力、有阶级意识的先锋阶层时,才是可能的。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我们所能,透过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与其它进步人士真诚合作,唯有如此才能促进这个先锋阶层的形成,为将来建立一个群众革命政党创造条件。

很显然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小团体应该尽可能彼此合作,以求共同整合为一个更大的革命组织。有时候不同团体间的原则差异不大,此时整合就是个很自然的过程,以便将来在为建立真正的群众革命政党创造条件时更有力量。但也有时候团体间的差异之大,使得融合困难重重甚至根本不可能,团体之间可能对创建革命政党的方式和时机有不同意见,也可能对与资本家阶级政治力量的联系的看法有分歧,甚至对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认知不一。这些基本方针的差别,都意味着组织上的统一不太可能,纵使在这种情形下,不同团体间却仍然有列宁所谓“团结战斗”的可能,有时也可以直接采取联合阵线的形式。

当俄国正掀起1905年起义浪潮之时,列宁反对将所有政治团体消弭彼此差异,统合成单一组织的号召。“为了革命,”他写道,“我们的理想决不应当是使一切政党、一切派别汇合成一个革命的混合物。”(《关于战斗的协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九卷,第263页)他认为过去许多“仓促达成的不成熟”的这类团结,试着“把极不相同的分子粘合在”一起,最后往往什么成果也没有,只得到了“相互摩擦和痛苦的绝望。”(同上,第257页)反观之,如果不同的团体之间聚焦在某项争取民主权利或经济公义的具体抗争,并着眼于如何取得确实的成果,那么要在彼此之间就一项实时目标达成共识便没那么困难。只要彼此间在立场上仍有重大差异,列宁坚持“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分进(getrennt marschieren),但是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合击(vereintschlagen),而且现在就可以这样做”(同上,第262页)这场革命风暴之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际运动的经验有可能消除彼此的歧见,这对不同团体之间的整合很有帮助。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就有这样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很多其它的先例。

澳洲今日的情势,让一些团体有可能超越“团结战斗”,尝试走向组织上的统一,这应能加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力量。这是个非常让人振奋的挑战,在众人的热切关注之下,它将为我们带来宝贵的经验,并且为其它国家的革命者提供宝贵经验。

灵活性原则

与上述议题有关,我们还应该提到列宁的方法论另一个重要成分,他对基本原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其明晰性的坚持并将这些基本原则的灵活应用结合一起,即使许多熟识也严厉批评列宁的孟什维克党人,对于列宁极度不愿在他人面前展现其学识、而热衷于向他人学习的性格印象深刻,列宁尤其乐于向同侪革命者、进步人士、工人和农民学习。他深知倾听和学习那些愿意同他人分享看法的人的重要性,知识的发展是具有互动性和集体性的。他甚至向他政治上的对手学习,英国的自由派人士霍布森(J.A. Hobson)的著作,深深影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则影响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持民粹派立场的社会革命党人也让列宁十分激赏,以至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他们的土地纲领,而当1905年革命时,面对有些宁愿唱革命高调却不在乎实际工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列宁这样斥责他们:“真要命,一定要向孟什维克学习!”(《致谢·伊·古谢夫》,《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五卷,第14页)

就许多方面来说,列宁的理论取向都不是封闭的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视理论为行动的指南,而且强调现实跟理论相比,总是更为复杂、变动和色彩斑斓,因此理论必须对应现实不断发展,将实际政治斗争的经验纳入其中。唯有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我们了解当今如此多变的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时时变迁的劳动阶级生活经验。今日的劳动阶级已不像过去那么单纯,在职业种类和工作形态上都有很大的改变,一些过去不被认为属于“劳工”的职业,很多正在日益无产化。阶级的形成与族群、种族、性别、宗教和文化亦脱不了关系。善用列宁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全球化带来的最新动态,以及认知到一般被称为“认同政治”的诸多议题,与阶级政治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下面是一段列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的经典段落,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此提醒自己:

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六卷,第77页)

这段一百多年前写下的话,如今看来依然正确。

民主的核心地位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两年,列宁就在他的著作里强调:民主的核心地位与劳动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契合的。这里也同样值得大幅引用列宁的文字,以便我们更明白该如何在21世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就是说,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把最彻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的每一步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应当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国,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作为一种例外,而且只能表现为某种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形式。我们在依靠已经实现的民主制、揭露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彻底性的同时,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因为这是消灭群众贫困和充分地、全面地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的必要基础。在这些改革中,有一些将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前就开始,有一些要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实行,还有一些则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实行。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会战,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些改革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方式表述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一个国家的工人一项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七卷,第78页)

民主的核心地位不只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有关,对社会主义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实践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的《列宁与革命政党》(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以及一些其它的书写里,我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真正涵义做了大量的讨论,列宁曾经以讨论的完全自由和行动的团结一致定义之,许多其它的解释亦是如此。从文件档案的纪录中可以发现,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有充分的内部民主。我们刚刚才说明过,这种内部民主正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被摧毁的。这个悲剧,极大部分应当归因于苏俄在内战中所遭到的孤立和破坏,以及俄国经济的极度落后和贫穷。以上不利的条件导致了对民主的限制,这些原先被视为暂时措施的政策,很不幸的都延续了下来,共产党的内部民主在斯大林集团的铁腕统治下荡然无存。

组织风气和干部培养

在数不胜数的反斯大林主义组织中,虽然他们往往自承以革命社会主义为宗旨,但在“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他们的行事作风往往与列宁在历史上贯彻内部民主的实践背道而驰。这种内部民主的特质,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1917年成为革命力量迈向胜利的原因。许多社会主义小团体中内部民主的不复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这些小团体的自我认知。他们很多以近乎宗派的方式运作,以自己为中心创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自诩为“革命先锋”(或自诩为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精英份子,革命先锋只有在他们的领导下才能形成)。这种对未来的一厢情愿,经常表现为极力维持自身组织的威信,以及对意识形态纯粹性的坚持。这种做法很可能会产生过于严格的规制,并扭曲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尤其是讨论的充分自由)。

如果我们认清现实,承认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哪怕是革命政党的雏形亦不然,因此我们的任务应是为革命政党的诞生创造前提条件,这样的认知会引导组织形成比较健康的内部风气,这种内部风气也会影响我们与团体外人士互动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在同志和进步人士之间激发更多的想法、经验以及创意,只有这样,才能让挑战资本主义的力量得以茁壮。有许多历史数据可以证明,类似这样不自我设限的跨团体互动——成立革命政党前的发展过程,纵使以地下活动的形式,仍然在俄国1890年代和1900年代的诸多革命团体之间存在,这种组织文化有助孕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它的布尔什维克派系)的最终成形。

尤金尼亚·列维茨卡雅(Eugenia Levitskaya),其中一名来自那个年代的革命者,这样回忆道:“我想来想去,在我记忆里每个与我经常来往的同志,不曾有人做过一个不道德的、可卑的行为,或说过一句谎言。当然,彼此之间难免摩擦,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少不了,但也仅止于意见分歧,每个人都以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在革命者所组成的大家庭里,对待彼此也越来越和善、越来越友好。”(同样的场景,我们也可以在数年后另一个不同的脉络下看到,经验老练的革命者坎农(Cannon)这样说:“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秘诀在于,期望那个当下尚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要静待它的实现,要在此时此刻就实践它,在阶级社会的框架下,让我们尽最大可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生活;虽然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但我们仍要用未来社会主义的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摘自《生日快乐,阿纳·斯瓦贝克》Happy Birthday, Arne Swabeck,《战士报》1953年9月23日)

俄国革命者的这种同志情谊,在高尔基(Gorky)写于1906年的小说《母亲》(Mother)里亦有生动的阐述。这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列宁,他在《怎么办》里,谈到1902年时的组织理念:“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六卷,第134页)就算是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最激烈的论战中,列宁引述了当时与他意见冲突的同志托洛茨基语:“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6月中文第三版,第432页)

我认为这种优良风气的重要元素,其实是一种决心在革命组织内克服所有种族、性别、性向的歧视以及其它陈腐观念的努力。这个过程往往并不容易,会产生令人难耐的紧张与冲突。我们需要小心翼翼的对待民主程序,并保持着必要的同理心和敏感度,这些对维持一个组织内部的平等和向心力是必要的,也唯有如此组织才能大步向前迈进取得成果。

上述这种健康的组织风气,有助于我们完成革命政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就是干部的培养。我使用干部这个词,在这里意味有经验的行动者,富政治修养,胸有成竹,精通组织技巧,能够为革命组织招募新的成员并训练之,并且能对广泛的促进社会改变的社会运动产生具体贡献。这意味着了解一些关于阶级斗争以及其它解放运动的历史知识,以及清楚认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懂得如何审酌情势,知道如何与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传递上述知识给他人,善于组织讨论会和抗议行动。我们需要在更多的人群里培养出这种能力,众多坚强干部的产生,对将群众运动导向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斗争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赢得政权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Lukács),在距今九十年之遥以前,就为列宁的思想下了一个精辟的脚注(译者按:卢卡奇的《关于列宁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革命的现实性”,就是列宁能够“把它应用来和用来为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确立稳固的指导路线,无论这些问题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论还是策略,是宣传鼓动还是组织。”换句话说,当列宁在做任何政治思考或行动的时候,他的判断都围绕这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该如何才能赢得政权。绝不是仅在姿态上或理论上如此宣称,而是要真的做到它。

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说服人们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提出抗议、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对统治者形成改良的压力。我们也并不满足于以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对事件提出解释而已。我们的首要目的是颠覆其权力关系,让有组织的、有阶级意识的劳动大众取得政治权力,并由他们自己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以能否促进这个目标作好准备。

一个如同上面引用大段列宁文字所形容的,以革命民主为取向的革命政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究竟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我想再补充两个概念作结。第一,我们必须将每个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运动,整合进最终使劳动阶级赢得政权的战略之中。第二,需要对我们争取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更具体的定义,究竟它是什么的模样,这同样有助于指导我们今后的实际斗争。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早先发展出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战略认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将启动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并为将来可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这个战略思想被概括为三个比较大众化的口号,并以此进行宣传和动员:(一)规范每日最高工时八小时,(二)将土地平分给农民,(三)举行制宪大会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著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三条鲸鱼(支柱)”,这个称号是以俄国民间故事中,整个世界是由三条鲸鱼支撑的传说改编而来的。

属于你们澳洲和我们美国的“三条鲸鱼”又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社会下,要让劳动阶级赢得政权的关键战略是什么?我们又将如何给予这些战略适当的表达,让它们在每一个实际斗争中,与群众内心最深处的愿望相呼应?在21世纪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将是每个国家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挑战。

另一项能够指导我们今后进行斗争的指标来自于,去思考那个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习惯于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这种思考,他们一贯地认为我们不可能为未来社会画出“蓝图”,这必然是种乌托邦,这种批评是有一定合理性。然而,随着今日现实的发展,我认为有必要修正这种看法。

这数十年来,我们不止一次见到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执政时背弃原本的承诺,转而推动所谓“脚踏实地”的政策,以各种方式拯救或维持资本主义。比如说推动社会福利改革,或者另一种情况,废除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那么就有必要好好思考,并且向那些可能的支持者们详细解释,所谓社会主义政策究竟有什么内容。

如果人类有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僵局,并找到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这个体制的模样具体说出来,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模样,而我们将如何达成它。这个社会应当免于贫穷和失业的威胁,且人人可以享有充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足够的公共建设(例如大众运输)也必不可少,空气和水不会受到污染,自然资源应当被珍惜而不是无止尽的滥伐。在这个社会之下,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和公平,个体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包括经济民主:经济生产应当在人民的民主控制之下进行,以确保社会资源被运用在人们需要的地方。

当我们在说明这些目标的可行性时,应当分析社会目前的实际情况,强调在这个基础上它们是能够做到的。这可以为我们当下的运动提供目标,让运动从此时此刻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却能够超越这个框架,引导我们走向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未来。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可以与今天的斗争和明日的胜利结合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方法与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十分相像,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里就描绘过类似的战略:

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年6月中文第二版,第293页)

找到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实际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替代资本主义,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挑战。为了加强群众的意识、让这些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成为现实,建立组织是斗争所必要的。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以现实的态度看待革命,让前仆后继的革命者们长久盼望的新社会,能够在21世纪揭开序幕。

原文链接:Organising for 21st century socialism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Leninism

作者简介: 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1947- ),美国历史学家,激进活动家,拉洛希学院历史政治学教授。曾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主义倾向”,团结社等组织,目前参与美国革命社会主义团体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作为研究列宁与列宁主义的学者曾两度造访武汉。著有《列宁与革命政党》、《从马克思到葛兰西》、《马克思、列宁与革命经验》、《未竟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等书。编著有《革命,民主,社会主义:列宁文选》、《托洛茨基流亡时期的文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