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到卡斯特罗：个人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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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诺瓦克 著
连正炎 译
龚义哲 校
原载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季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28卷第1期，1965年冬季刊，后收入历史哲学论文集《理解历史》（探路者出版社，1980）。
I
在托洛茨基传记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第三章《革命家兼历史学家》中，多依彻用富有启发性的文字探讨了个人在造就社会事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牵涉到托洛茨基对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地位的评价。
多依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两种彼此矛盾的立场之间来回摇摆。在《俄国革命史》中，在写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以及后来的《流亡日记》中，托洛茨基坚称，列宁是十月革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列宁，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多依彻写道，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又回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即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相对于更客观的因素而言，领袖的品质是次要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否摇摆不定呢？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天才，多么意志顽强、高屋建瓴，都无法改变由超越个人的环境和力量所造就的历史发展的主要进程。因此，多依彻推论出，即使列宁因意外不在场，其他领袖也能领导1917年革命获得胜利。托洛茨基本人，或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团队可以填补列宁的位置。
多依彻推测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进行殊死的政治斗争时，为了对抗斯大林的独裁，在心理上需要夸大个人领导的作用，出于这种动机，他在主观上几乎陷入了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他引用普列汉诺夫的经典著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试图纠正托洛茨基。这是一篇针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说的论战文章，该派将英雄人物抬高到能够自主创造历史的地步，贬低群众和阶级斗争的其他客观决定因素。普列汉诺夫反对这样的论断，即只有某个杰出人物能满足对领导层的集体需求，他指出被捧到最高权威的人阻碍了其他可能承担和履行（尽管会以不同的方式）这同一任务的人。替代者的消失造就了这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人物。如果客观先决条件成熟了，历史需求足够强烈，一群人能够完成必要的领导任务。多依彻写道，中国和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了高涨的革命可以利用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水平低的人物来夺取政权。阶级斗争可以遴选手头现有的人材资源来完成它的目标[2]。
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托洛茨基对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意义的判断，也超过了多依彻对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矛盾性的指摘。在历史过程中，主客观因素的互相作用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实践的关键所在。
就像多依彻所强调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阶级关系在历史形成中的地位等客观因素置于首位。但这里要讨论的不只是这个问题。
相对关系
首先，社会现象划分成彼此对立的范畴，它们只有相对的客观性或主观性。它们的状态依据确切的关系而改变。如果世界环境对于隶属于其中的国家来说是客观的，那可以说，这个国家对构成其社会结构的阶级来说，也是客观的。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客观的。代表某个阶级利益、促进其目的的党对于这个阶级来说，是主观的，而团体、思想流派和派别组织以及它们的联合体对包含着它们的运动或党来说，也是主观的。最后，尽管个人在与其他个人的关系中只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与所有其它这些因素的关系中，个人处于主观的地位。
其次，在任何历史进程中，多种因素都不会，也的确不可能有着同时且均等的发展。一些因素不仅会比其它因素更早成熟，而且，某些因素可能到了关键时刻、甚至是在任何时刻都未能获得充分发展。在重大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在“例外”或“偶然”的情况下，产生某一具体结果所必需的各种因素全部同时具备的情形才会出现，只有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才是必然会发生的。
集体型和个人型的领导体现了历史中的自觉成分。在决定事件的走向时，个人的作用既能小到可忽略不计，又能大到可影响全局。他的行动产生的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历史条件发展的阶段、社会力量的互相关系、以及个人在特定关头与这些因素的确切关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意志最顽强的革命家，也无法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完全无法改变事态的走向。另一方面，俗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3]。
个人的行动，大体上处于这两端之间。人的作为（或不作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的主线的速度与某些特定方面。
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在何时何地能发挥最大的价值，成为决定斗争结局的关键因素？只有当事物漫长的演化过程发展到了顶点，其它更加客观的因素都已齐备时，在这时候介入，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天时地利为他的决定性作用创造了条件，为贯彻他所代表的运动的目标和纲领提供了手段。
在任何领域内帮助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伟人，是在所有条件都已具备、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才作为最后一个环节而出现的。我们都知道压垮骆驼的稻草，或是溢出杯子的水滴。在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个人起到了沉淀剂的作用，引发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事物的性质。
然而，他必须在发展的转折关头作出有决定性影响的干预行动。这样的幸运时机往往不依赖于他自己的意识，可以让他成为一系列累积起来的条件（决定结局所必须的因素）中的最后因子。
历史跨度的变化
多依彻发现，托洛茨基的观察中存在着矛盾：没有列宁，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是，历史客观规律的力量，又远比历史主角本人身上的特点强大得多。多依彻认为这种矛盾可以用短期历史与长期历史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概率论能应用于自然事件，也能应用于人类历史。长远来看，如果有足够的机会，那么代表社会进步的客观必然性的力量就会冲破一切障碍，比保卫旧秩序的力量显得更为强大。但这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阶段或任何情况都可套用的真理。在由当前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真正的各种前景中，哪一种能够实现，取决于领导层的素质。
意识因素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意义，与在其中某个特定的阶段或环节中的意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当互相敌对的各种社会势力在争夺世界—历史范围内的领导权时，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诸如领导层的素质——就会相互抵消与中和。历史的根本必然性会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体现出来，并凌驾于那些能够决定某一特殊的小战斗结局的、较为肤浅与较为偶然的因素之上。此外，从长远来看，处于上升中的阶级能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中得到比它的对手更多的好处，因为衰退中的阶级抵挡与克服力量关系中微小变化的潜力越来越少。一方的总资产在增加，而另一方的却在流失。
在彼此斗争的社会势力的冲突中，时间是首要因素。事件朝着任一方向转变时，不确定的阶段不会持续太久。必须要以最快的方法解决社会关系危机。此时，起领导作用的个人、团体、党派和群众的积极行动或消极无为，将会决定事件的走向。只有当卷入其中的所有其它力量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时，个人才能作为终极因素踏入历史决定的总过程。这时他所施加的分量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几乎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或其他人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曾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即可用于生活中的小事，也能用于重大事件。就像选举主席时，如果双方票数相当，那么最后一票就能决定胜负；而当历史的发展陷入僵局时，伟人的杰出品质就能显示出它的作用。这对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同样有效。希特勒是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将德国带进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但他无法将德国或世界历史带到一条全新的道路上去。他仅仅是帮助书写了垂死呻吟的资本主义的更加可怕的一章。
列宁的不朽贡献，便在于他帮助开辟了一条在俄国和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路，从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崭新开端。
可能性的问题
这又使得我们重返多依彻讨论的那个特殊问题。他不怀疑在1917年革命的实际过程中，列宁充当了十月胜利的最终原因。多依彻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在于历史可能性中的难以确定的领域。列宁的位置，究竟能否被其他革命家（比如托洛茨基）、或一整个革命家团队所取代？
托洛茨基略显不由分说地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多依彻反驳说：如果在场的其他人不能承担起同样的领导工作，那就得抛弃事件的发展取决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则的立场。要么客观因素起着决定作用，要么是主观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两者只能选择其一。
依我之见，多依彻在历史决定论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过于狭隘片面的立场，而托洛茨基则基于互相对立的范畴关系，采用了一种更加灵活全面的解释。在俄国革命的相连的各个阶段中，意识因素的重要性深刻明晰地表现了出来，在这些阶段中，他先在实践中、然后在理论中检验了自己的观点。
结合经验进行分析
在1917年的两场革命中，领导的类型全然不同。二月革命并没有经过事先策划，也没有受到自上而下的领导。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的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暴动？》中指出：“领导了二月革命的，主要是受了列宁党的教育的那些觉悟的与经过锻炼的工人们。[4]”列宁作为这些工人骨干的教育家和组织者，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他是二月起义所必需的人物，即使他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在二月至十月这段时间里，从四月份转变了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思路开始，直到十月份他坚决主张起义，他在一系列紧要关头中都表现得坚定果断而富有远见，从而使他发挥了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依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被复制。这并不单单是因为他的个人天赋，更因为他在布尔什维克党这个主要由他所创立的党内的特殊地位。
俄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有两个方面。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工农取得胜利的同时，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他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源自这一事实，即他领导着革命的领导者。
列宁既能影响普通党员，也能同样影响党的高级干部队伍，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要清楚这点。在四月至十月间，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曾多次反对他的正确建议，列宁能够击败他们，使党采纳了自己的正确建议，他的威望对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享有不断累积下来的威望，而其他人——包括在组织上和关系上有着不同历史的托洛茨基——都没有这种威望。托洛茨基就是根据这个客观事实，提出了除非“列宁在场领导”，否则十月革命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观点。
当然，就像多依彻指出、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绝对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上台这段时期内的一切著作中发现他的这个结论，但这不能用“他令人遗憾地陷入过度的主观性”来解释。即使他错了，那也不是因为在原则上出了偏差，或是像多依彻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在政治—心理学的动机影响下，无意识地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只是因为误判了事实。
II
西德尼·胡克从另一端展开了辩论。在1964年5月11日的《新社论》[5]上，胡克发表了一篇评论《流亡的先知》的文章，他出于个人目的，利用了多依彻批评托洛茨基犯了主观主义毛病的话。胡克并没有批判托洛茨基，倒是恭维他摒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事件”归功于列宁出现在俄国这个纯粹个人的和不确定的情况。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是个人行为的偶然结果。胡克在他的《历史上的英雄》一书中又复述了这个观点，说十月革命“与其说是全部俄国以往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有史以来所有划时代性格之一的产物”，多依彻在书中引用了这段话[6]。
多依彻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赋予了客观因素几乎自主独立的地位，低估了列宁所起的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胡克则事实上将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个人因素，而不认可之前的其它决定因素。他看待历史问题的方法还不如那些最开明的自由派历史学者，至少这些学者还一视同仁地看待客观因素和伟人的介入及其思想。
托洛茨基的观点
为了将托洛茨基歪曲成像他自己一样肤浅的实用主义者，胡克不得不歪曲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世界资本主义此前的整个演化过程，俄国的落后，伴之以工业企业与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在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头上的压力，资产阶级的软弱，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以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雄才大略，决定了俄国革命的必然性及其特定结局。
托洛茨基叙述分析了从二月开端到十月高潮中那些大事件的相互关系，借此来描绘决定论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作用。革命中相继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出现的；它们遵循无情的法则，按照由因果关系决定的顺序，逐个展现出来。托洛茨基的理论阐述的目的在于，在实际过程中已证实的事实中，找出由阶级斗争的法则所阐述的客观必然性的作用，这些法则在二十世纪的一个落后大国里得到了运用。托洛茨基在他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中，已经预测和明确解释了这一切。
托洛茨基将布尔什维克党看作历史必然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将列宁看作以这些规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的最自觉的阐释者和最巧妙的实践者。列宁能起到他起的作用并不是纯粹偶然的。“列宁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已发生的历史的产物。[7]”为了能够承担起领导期望中的革命取得胜利的任务，列宁多年来一直在让自己和党为此作准备。
在十月革命所需的所有先决条件——从俄国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到列宁的政治远见及洞察力——当中，并没有哪一条是命中注定的。实践证实了它们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发挥作用。对双方有利或不利的许多偶然情况如果不是同时出现，事件的实际进程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比方说，德国总参谋部出于自己的考量，碰巧准许列宁从瑞士流亡地返回俄国时取道德国，使列宁能够及时调整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在决定性的几个月内，列宁仍然活着并保持活动，这也是历史的偶然；其它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事实上，列宁认为他很有可能遭到暗杀。如果我们相信托洛茨基的看法，那么，万一列宁被暗杀了，在当时的形势中有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结局也许就不会在1917年实现。
这意味着，二十世纪的整个历史——与俄国革命的所有结局密不可分——将会完全不一样。不仅是最广泛的发展脉络会如此，而且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资产阶级敌手之间的必然对抗中某条路线和特征也必然会如此。
多依彻似乎以为，承认这种情况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并非如此。将“本世纪人类的命运”与列宁在1917年的活动联系起来并不是主观主义的想法；事实就是这样。相反，列宁的缺席，很有可能会使胜利所需的全部条件中失去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那样的话，世界革命随后的发展脉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1917年，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一致作用下，工农的斗争取得了应有的结果，这是俄国人民与全人类的巨大财富。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
“人类的历史性危机”
多依彻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俄国，因而大大削弱了他的论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工人阶级在欧洲和亚洲所遭受的失败更明显和更尖锐地突出了列宁和他的党的作用，这些失败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缺乏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品质的集体的和个人的领导层。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十月革命后的各种失败，让一度心存疑虑的托洛茨基坚信：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中，领导层具有关键的作用。他根据这些经验，总结出了第四国际的创立纲领的主旨：“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8]”托洛茨基试图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带出这样的一支领导队伍，他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献给了这个任务，原因便在于此。
在对待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多依彻与托洛茨基意见不一致，对于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后的岁月里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他和托洛茨基也有着分歧，这两者有着直接的关系。托洛茨基断言，建立第四国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它比我在1917年的工作更重要，也比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工作以及其他任何工作都更加重要[9]”，而多依彻却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托洛茨基为托派团体耗费的精力基本都白费了，因为客观条件根本不适合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依他之见，最好还是劝说托洛茨基继续对世界大事进行阐述，而不要妄图通过建立一个与斯大林对抗的国际革命组织，来改变世界大事的进程。
多依彻批评托洛茨基对第四国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J·B·斯图尔特[10]在《世界展望》[11]上对他做了答复[12]。这里没必要重复斯图尔特的论据，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托洛茨基立场背后的真正动机。
多依彻认为，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背道而驰的心理原因，托洛茨基误判了列宁对俄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也误判了他自己在列宁去世后的世界反动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则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其实是出自他对当代革命进程的需求的设想。他认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客观因素总体上已经成熟了，新的十月革命所欠缺的正是1917年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领导层。必须锻造出这样的骨干，才能阻止窃据了各地工人运动领导地位的无能且叛卖成性的官僚阶层，不让他们继续葬送更多的革命机会。因此，他的结论，应该用世界政治的必要性而非个人心理上的必要性来解释。
III
诚如多依彻所指出的，领导革命夺取了中国和南斯拉夫政权的领导层，是在斯大林主义学校里训练出来的，他们根本不符合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标准。第四国际1963年重新统一大会在其决议《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中注意到了这种发展：“落后国家中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他们甚至只有一些非常迟钝的武器也有可能取得政权。[13]”
然而，这份文件又紧接着说道：“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敌人的强大，就要求他们必须使用更为完善的工具。[14]”要想在资本主义的堡垒里夺取政权，以及在堕落的或畸形的工人国家里接管政权，就必须在各国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党，并将它们联合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内，这始终是当前时期的核心战略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
古巴革命
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展示了主客观因素在造就革命中的辩证统一，并对此进行了理论总结。如果说有哪一场历史事件可以被认为是个人的作品，那就是古巴革命。卡斯特罗是它的真正“Líder Máximo”（最高领袖）
卡斯特罗解释过——特别是在他于1961年12月21日所作的关于马列主义的演讲中——七·二六运动的创建者并没有坐等革命胜利的所有客观条件自动出现。他们刻意用战斗来创造出尚未具备的革命条件。他们的游击战产生了推翻巴蒂斯塔暴政所需的道义上的、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变化。切·格瓦拉在他的游击战手册中介绍了他们从反对拉美各国独裁制度的进一步斗争经历中得出的普遍经验：“不需要总是等待有利于革命的所有条件到来；叛乱本身就可以创造它。[15]”
一小群自觉的革命战士的带头行动，就能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进步势力，这戏剧性地体现了主观因素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卡斯特罗也许会第一个出来警告不要犯忽视客观条件的冒险主义毛病，第一个拒绝任何个人崇拜，也会第一个承认：如果没有山区农民的首次响应以及城乡群众的随后响应，他的计划就会流产，他的战士也就会失去战斗力。在革命及其政权的全部发展阶段中，主客观因素会交互影响，古巴领导人对此很敏锐，所以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对列宁党的需求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肯尼迪遇刺
近期在距古巴90英里的地方发生的事件，突出了个人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影响的双重性。去年十一月，肯尼迪遭到暗杀，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政府的任何运作，也没有改变它的国内外路线。约翰逊上台后，本质上萧规曹随，只是将哈佛的口音换成了德克萨斯州的牌子[16]。于是，一个极受欢迎、极为强大的人物的突然消失，在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自动运行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铁打的制度，流水的官员。
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掌权者控制的军事力量超过了世界上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人。1964年6月4日，约翰逊夸口说，“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美国”。
总统可以发射核弹，足以摧毁整个人类。当一个人的决定可以结束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时，谁又会质疑个人的绝对重要性呢？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肯尼迪就直面了这种可能性
可以肯定，白宫主人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的行为。他是美国行政机关的首脑、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投机奸商的代理人。他个人的作用大体上与垄断资本家统治的客观必要性相一致；而且，归根到底，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决定着他的政治行为。
但他的代表性作用并不能抹消这个事实，即他被授予最终决定权，能下令按下核按钮。
个人决定是社会决定论的最高表达，也是其因果链上的最后一环。当今世界，社会决定论的实施者分属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出自两个对立的阶级。一个由资产阶级战争贩子控制着，他们在美国的代言人声称：只要有必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核武器。另一个由美国群众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群众所组成，他们害怕这种战争前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会失去一切。
这两种对立的决定论中哪一种会获胜呢？人类命运悬于这个决战之上。要剥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核武狂人，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就必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意志果断的革命运动。光靠个人的力量阻止不了他们。但这场反对核毁灭、争取世界和平的殊死斗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要有无数个人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纵使他们不具有列宁、托洛茨基或卡斯特罗那样的杰出领导才能，但仍然可以依照这些伟人的思想去行动。
1964年6月5日
[1] 此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lekhanov/marxist.org-chinese-Plekhanov-1898.htm
——此注释为校对者所加。
[2] 这一节中介绍的多依彻的观点，出自《流亡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施用勤、张冰、刘虎译，第254—269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prophetoutcast/ProphetOutcast_Trotsky4.htm
[3] 原文直译为：“在事态的潮流中，人若能顺势而行，便可功成名就”。
[4] 《俄国革命史》，第一部《二月革命》，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暴动？》，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2.htm
[5] 《新社论》（New Leader）是美国一家政治与文化杂志，1924年创刊，每月发行两期。它与美国社会党关系密切，持自由主义与反共立场。2006年停刊。
[6] 《流亡的先知》，第262—263页，注释①。
[7] 《俄国革命史》，第一部《二月革命》，第十六章《党的重新武装》，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20.htm
[8] 《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即通称的《过渡纲领》，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80903.htm
[9] 《流亡的先知》，第264页。
[10] J·B·斯图尔特（J. B. Stuart）是萨姆·戈登的笔名。萨姆·戈登（Sam Gordon，1910年5月5日—1982年3月12日）生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移民美国。1928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11] 《世界展望》（World Outlook）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新闻杂志，1963年由皮埃尔·弗朗克（Pierre Frank）、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与瑞芭·汉森（Reba Hansen）在巴黎创办。1968年该刊编辑部从巴黎迁往纽约，改名为《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 Press）。1986年停刊。
[12] 《世界展望》，1964年4月17日、4月24日。
[13] 《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0页。可在此下载：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The_fourth_international/2.pdf
[14] 同上。
[15] 切·格瓦拉，《游击战法》。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guevara/marxist.org-chinese-che-1964.htm
[16] 肯尼迪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而约翰逊曾代表德克萨斯州出任参议员和众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