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尼加拉瓜的争论：资本主义改良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发表于2018年8月）
杰夫·迈克勒 著
素侠云雪 译
田七 校
在当今的世界帝国主义干预与战争时代，真正的革命很难创造，甚至难以维持，且有时难以界定其演变与退化。当今正在尼加拉瓜展开的关于反战运动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我们建议从过去挑战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1979年，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在尼加拉瓜领导了一场推翻美国支持的、屠杀了5万人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独裁统治的革命。二十年前，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游击战，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残暴的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
在委内瑞拉，乌戈·查维斯的玻利瓦尔革命通过议会选举打败了旧政权，相同的例子还有巴西的路易斯·因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的劳工党领导的选举胜利。在过去十年里，相似的拉丁美洲的议会选举胜利在“粉红色浪潮”背景下，导致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乌拉圭与洪都拉斯的左翼或激进力量获得政权。
与此类似，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ANC）通过选举获得政权，促使前政权同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同意进行大选以确保建立黑人占多数的政治统治。在南非，之前的种族隔离政权也是武装起来的，并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曼德拉本人甚至在当选很长时间后都还在美国的恐怖主义名单上。
俄国革命的例子
在俄国，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10月25日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资本主义联合政府，并迎来了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出于本次讨论的目的，10月25日具有指导性意义。事实上，上述每个事件都有其决定性时刻和转折点。在10月25日两周前，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就已经开始了这场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全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最后一个词“多数派”，译成俄语就是bolshinstvo或“Bolshevik”。这个细节很重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分裂的结果是列宁派成为多数派。列宁旨在组织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党，他在14年后的中心目标是通过工人与贫农的革命动员夺取政权，取消封建主义残余，废除资本主义，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以立即开始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最后一句话的每个字都与我们目前要讲的内容有关。
考虑到这点，让我们回到1917年10月25日两周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直言不讳地提议，要在两周内，在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在占这个星球六分之一陆地的国家里夺取政权。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正集中精力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拥有沙皇政权下经验丰富的将军们领导的庞大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曾存在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与日本结成同盟。
列宁的建议让党的中央委员会惊诧。掌握政权这个纯粹概念看起来更像是狂热主义、冒险主义与完全脱离现实的最终表现。但列宁的建议被会议通过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被指派去组织10月24日的起义。一些布尔什维克重要领导人，包括列夫·加米涅夫、格利高里·季诺维也夫担心这样他们会全部被捕，因而反对列宁的建议，他们吹响对革命的嘘声，并在非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反对列宁建议的文字。
但在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通过袭击政府设在彼得格勒的前沙皇的冬宫的办工总部，并逮捕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克伦斯基除外，他逃脱了——，成功掌握了政权。估计有六人或八人在那天丧生。
旧政府实质上是在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倒台的。它实际上只需要关键时刻的一次决定性推动，以便在历史记事中简要提及它。除了市内穿着华丽服饰的资产阶级的破落游行，及责骂并威胁要逮捕布尔什维克的士兵与工人，称克伦斯基政府很快会重掌政权的声音外，没有人出来保卫旧政府。
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那个呼喊着要解决问题的时刻。他们赢得了广大士兵，实际上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农民起义（反抗与全国资产阶级结盟的封建专制阶级）的支持。。这些封建专制阶级坚持追求沙皇帝国的战争，其目的是牺牲数百万俄罗斯入伍军人的生命。
一天后，10月25日，行动得到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的压倒性认可，在会上布尔什维克成为多数派。这一士兵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工人的机构由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他们的同僚们民主选举产生，成为了俄国新的革命政府。在几分钟的起立鼓掌后，列宁向649名代表着全俄318个省与地方苏维埃的代表们宣布：“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而且他们做到了！而且立刻做到了！
[①] 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三十三卷，第3页。
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会）批准并实施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法令。它将全俄土地国有化，并授权农民苏维埃向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分配土地；其法令承认沙俄统治下被征服与受威迫的民族有自决权，包括分离的权利；它下令立即结束俄国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意图，并在几个月内履行了这一承诺；它在全国的工厂建立了工人监督，作为正式国有化的前奏；它将所有资本主义的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国有化，并建立了对外贸易垄断。
它放弃了之前的政府强迫其他国家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它废除了所有歧视妇女的法律，并在建立免费托儿所的同时，承认离婚与堕胎的绝对权利；它废止了所有因人们的性与性别倾向而压迫人民的歧视性法律；它在基层、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机构，以作为新国家的正式管理机构，其所有代表均可立即召回，所有代表的收入均不高于其职业中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
最重要的是，它号召世界的革命战士跟随俄国榜样，在各地建立革命党，共同建设一个新的世界革命党。不到一年后，共产国际就成立了，它包括了来自整个世界的最革命战士和他们的新党。
古巴革命的例子
40多年后，古巴走了相近的一条路。他们在1958—1959年打败巴蒂斯塔军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废除了资本主义。在古巴中央领导人的早期会议上，据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这样问：“这里有没有经济学家的经验？”
一个年轻的阿根廷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举起手并接受任务。当后来被问及他的经济学家资格时，切这名训练有素的药学专业医生回答道：“我认为菲德尔是要求一名有经验的共产主义者。”切开始领导古巴早期努力的实施，将国有化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一种理性的、民主的与综合的生产体系，以满足人的需求，而非最大化追求资本主义利润。
通过逐步实施赋予群众权力并争取他们对社会主义未来与革命政府的信心，古巴继续深化他们的革命。它邀请拉美最革命的战士到哈瓦那来参加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将古巴的榜样推广到各地。
直到今天，受到骚扰、禁运、封锁、制裁、入侵，并挫败二十多起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承认与推动的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古巴继续为各地革命者树立一个典型榜样。
俄国与古巴革命提供了榜样，这对过去几十年和今天而言都同样重要：二者均以废除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其生存的先决条件，它们致力于实现人类对于一个平等与社会公平世界的最高愿望。它们基于一个基本命题，即只有正式废除带来无尽的战争、掠夺、剥削与人类堕落的庞大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建立新社会奠定基础。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被改良。无论在斗争中赢得什么临时的“改良”，都将被翻转，直到野兽本身被各国绝大多数人所猎杀。
拉丁美洲的“粉红色革命”
今天，关于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当前进程与所有其他“粉红色革命”的争论为严肃的革命者与社会正义活动者提供了教训。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美帝国主义的致命之手仍在发挥效用，寻找一切机会来削弱与打败反叛运动与以任何方式挑战资本主义特权的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任何低估帝国主义巨人及其所有政党的最坏的情况的做法，说得再好这也是幼稚，是危险的错误。
革命的俄国与古巴通过巩固冲天革命的绝大多数人的忠诚来计划最坏的情况，首先是同少数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决裂，并实施优先考虑人类需求的计划经济。这包括旨在消灭体制化的种族主义与民族压迫的运动，全国扫盲运动及建立高质量的免费教育与医疗体制。人民被武装起来，他们有权保留自己的武器并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观点的核心是国际主义，他们向世界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并为他们的斗争而扩大团结。
在尼加拉瓜，当决定性的时刻白送给他们自己时，即1979年政府——民族重建委员会（JGRN）——最初的五名成员中两名主要资本家阿方索·罗贝洛（Alfonse Robelo）与奥莱塔·查摩罗（Violetta Chamorro）于1981年辞职时，桑解阵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为他们的回归开放或保留其职务，或代之以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代表。一份向世界公开的声明称，不管他们是否辞职，桑解阵对资本主义的承诺不会改变。罗贝洛继续参与或组建了一系列反对派资产阶级政党，最终于1987年帮助组建了代表凶残的康特拉（Contras）的全国抵抗运动（National Resistance）——以洪都拉斯为基地的武装，受到美国的武器和财政支援，共夺去了15000多名尼加拉瓜人的生命。
在丹尼尔·奥尔特加和桑解阵于1990年总统大选中落败后，这是如下两件事情的影子：康特拉长年在北方的恐怖、破坏、入侵活动中带来的严重的士气低落，及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土地改革与其他主要的破坏资本主义财产的行动——一个致命的现实是，这为康特拉在尼加拉瓜的无地农民与贫穷工人中获得一些支持提供了帮助——这导致了桑解阵内严重的内讧。
奥尔特加之后在两次总统大选的竞争中落败，在准备并赢得2006年的大选时，他变得善于与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精英展开无休止的回旋。在十六年后，奥尔特加作为包含了尼加拉瓜私人企业家最高委员会（COSEP）、天主教会和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政客的选举联盟的候选人重新出现，而基本上不是作为被压迫群众的发言人与积极领导人出现。
委内瑞拉的石油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计划
一些团结活动者在今天宣传桑解阵最近的社会计划，据称这些计划已经将人民的生活与福利水平提到了中美洲的最高水平。这些成就是通过委内瑞拉这个大国实现的，在2007—2016年期间，委内瑞拉出口到尼加拉瓜的石油仅为37亿美元市场价格的一半，并慷慨地将已经半价出售的石油的支付日期再延期至23年，而仅收取2%的利息。桑解阵反过来以市场全价出售石油，并将40%的利润用于这些受欢迎计划，为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以及为穷人提供食品和住房补贴。
委内瑞拉在同一时期的巨额捐款有助于提高尼加拉瓜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是推动其私营部门的增长，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1%。
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与其在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粉红色浪潮”盟友们，及革命的古巴之间签订了相似的慷慨的条款。这也算好事。但这里有一个完全有效的基本问题。在尼加拉瓜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谁负责分配与利用从出售委内瑞拉石油中得来的剩余利润——60%的利润，或者说23亿美元并没有花费在社会计划中？在尼加拉瓜标准下，这些巨额金钱是由工人国家进行民主监督以满足社会需求，还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将人类的需求置于精英的私人利润的控制之下？
我们在此重申一个不言而喻的主张，没有哪位具备阶级本能的资本家——不管多么“认同民主思想”——会心甘情愿地在经营活动中亏本。“进步资本主义”或“非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表述首先看起来就互相矛盾。如我之前的文章《尼加拉瓜：一场未完成的革命的动力学》（发表于8月号《社会主义行动报》上）里揭示的，在尼加拉瓜，自1990年以来（如果还不算以前的话），领导人奥尔特加及其家庭和个人同伙沉溺于各种主要的资本家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虽然这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例外。
今天，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下滑，及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由石油生产所主导的委内瑞拉的经济只能经受沉重打击。毫无疑问，美国实施的严厉的经济制裁与其他旨在破坏该国稳定的帝国主义措施都使该国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但我们不应忽略，与尼加拉瓜一样，委内瑞拉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的工厂、土地与银行机构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精英手中，今天，这些资产阶级精英完全有意再次与帝国主义合作，以破坏甚至推翻任何以轻微方式干扰其利润积累的政府。
同样真实的是巴西。卢拉在第四次参与总统竞选后成为政府领导人。但与他之前参选不同的是，这是他是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PT）与反动右翼的天主教党的联合候选人参选的，派出了自己的主要领导人（百万富翁）作为卢拉的竞选伙伴。为了确保巴西不掉出世界资本主义的链条，并继续偿还其主要财政机构的债务，卢拉首先是在议会通过一项严重削减工人养老金与其他重要社会计划的支出的大型紧缩计划。投票反对卢拉的紧缩措施的劳工党参众两院议员被立即开除出党。
今天，“粉红色浪潮革命”正迅速衰落，在阿根廷、巴西与厄瓜多尔，正通过选举进程转变为反动政权，在资产阶级阴谋集团与企业媒体的诱惑下，工人阶级与穷人中的不满部分毫无疑问在民间调查时表达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委内瑞拉也处于类似的围困状态中——无法解决其深重的经济危机，并在同时维持其对资本主义体制所作的承诺——且洪都拉斯政府在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尼加拉瓜在帝国主义的袭击名单中名列前茅。
这些政府中所有自称“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尽管他们有最好的意图，相信他们可以与魔鬼讨价还价——与阶级敌人共存。所有这些改良主义的资本家政府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若不是因个人腐败而是出于真实想法，如果不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彻底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将必然导致孤立、禁运、中情局煽动的内部颠覆或积极的外部干预——无论是通过军事政变，还是通过美国公开的军事干预与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股票交易）——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
革命选项
在我们看来还有其他选项，列宁与菲德尔的变形——社会主义革命，动员工人与农民群众来挑战并打败资产阶级政权，在其所有表现形式中，要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并让人民在苏维埃式的机构里民主地组织起来。
在过去十年里，或是这一选项被提上日程之时，整个拉丁美洲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动员让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权力受到质疑，让激进反资本主义理念占据优势。但当时和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各地被压迫者的斗争之中，为共同目标而协调各种努力的国际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
在整个大陆绝大多数人的群众意识中，都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的议程。但当时及现在所缺乏的是意志坚定的、积极乐观的、依靠革命群众之自决能力的革命领导力量。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反复动员以挑战资本主义地位的能力与一个有着革命纲领、纪律并能大规模介入每一次进步斗争的革命党这三者的结合，将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在过去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能见到的从来就不是群众没有斗争的能力，而是缺乏革命领导的深刻危机。桑解阵曾有过英雄事迹，在1979年打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但其领导人脱离了社会主义革命路线，部分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警告他们不要与资本主义决裂，而劝他们代之以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
历史一再表明，这些“一国社会主义”官僚们经常把革命的可能性作为他们与帝国主义的秘密交易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利益与特权。
他们明确指出，如果桑解阵打算挑战资本主义统治，那就别想得到苏联的援助。斯大林主义政权对同样发生于1979年的萨尔瓦多革命也是这种的态度，对由莫里斯·毕肖普（Maurice Bishop）领导的1979年格林纳达革命也是这种态度，毕肖普后来被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伯纳德·科尔德（Bernard Coard）暗杀。
同样得到苏联反革命官僚层支持的力量迫使南非的非国大与其同伴南非共产党同意将非国大政府的黑色面具贴在依旧实行种族分离政策的资产阶级政权的脸上，而不是组织起来将其打倒。这些悲惨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有这些丧失革命机会的原因。关于这些事件的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但相对往日而言，教训更加清晰。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半调子措施与协议是无法打败资本主义的。
今天看来，最近尼加拉瓜大规模动员与反动员的主要参与者有可能再次举行对话，以解决他们间的分歧，但这样的对话中会缺少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声音。
虽然还缺乏明确证据来证明，4月发生的反对政府削减养老金并增加税率的大规模示威中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源头到底在哪方，但桑解阵垄断警察与武装力量，并控制国家机构，这使我们极度怀疑桑解阵否认发动暴力的说辞。在事件中共有约三四百人丧生，受伤者据称至少二千人。但我们也不能对帝国主义之手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团队与挑衅者来参与运动的可能性视而不见。
然而，事实上，关于谁首先开火的事实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众对桑解阵的紧缩政策的反对态度是完全合理的，这同时反映了劳动人民对自己生活与各方面条件均在下降的深刻愤怒。
尼加拉瓜的收入水平是拉美最低的；其外资所有的自由经济区里低收入的血汗工厂满足了帝国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绝大多数人都被赶入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工作，即在街头卖其他小商品或食品来维生。
在美国，反战与社会正义活动家的首要任务是无条件支持尼加拉瓜的自决权，使其不受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干预——从旨在限制尼加拉瓜从国际机构借贷的令人发指的《尼加拉瓜投资制约法案》（NICA Act），到旨在打倒桑地诺地府的美国的制裁与美国出钱支持的NGO与全国民主基金会。
只有尼加拉瓜人民才有权利决定他们的命运，美国放手！
同在地球上每个国家一样，在尼加拉瓜国内，我们是为了组建根深蒂固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类型的党派，这种党派的目的是组织起国内穷人与被压迫者，以同资本主义秩序决裂——这种党要完全独立于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桑解阵资本主义统治及其资产阶级同伙，还要反对由私营企业高级委员会（COSEP）、天主教会和其他反资产阶级反对派势力组织起来的，视美国为自己的救星的持不同政见者。任何严肃反对桑解阵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奋斗。在新世界将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民主权利与决策制定将体制化，破坏环境是非法行为，土著族群的权利与传统会得到尊重，妇女在各方面都获得平等权利——包括允许免费与合法的堕胎，而在当前的尼加拉瓜，堕胎是非法的。
简而言之，同其他国家一样，尼加拉瓜的未来取决于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力量的出现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