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利亚重建时的裙带资本主义与联邦主义
约瑟夫·达希尔、凯蒂·阿哈耶克 著
伯尔尼库斯 译
素侠云雪 校
凯迪·阿哈耶克：最近你发表了一篇名为《民兵与裙带资本主义阻碍叙利亚重建》。在这样的背景下你是怎么去定义“裙带资本主义”的？它给未来叙利亚重建的过程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约瑟夫·达希尔：裙带资本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大公司的所有者利用他们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来去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中东与北非，裙带资本主义被政治、军事与经济为一家人与其派系所控制的国家世袭制本性所加强，就像在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
在叙利亚的世袭政权中，在前几十年，裙带资本主义的发展被一群政治寻租的政治掮客（以阿萨德母亲的家族为首）与支持政权的资产阶级所控制。换而言之就是与统治家族相近的圈子利用他们的优势来去积攒相当的财富。在起义前叙利亚的主要经济产业是被与政权有直接关系的商人所控制的。这种裙带或者黑手党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机会与对政权的忠诚相关——排斥并且边缘化了与政权无关的资产阶级，并且因此而没有产生一个支持政权的强大群体。如果没有裙带资本家们与政府的联系，交易或者大的商业冒险就不可能。
巴沙尔·阿萨德的表兄弟拉米·马克洛夫（Rami Makhlouf）代表着政权领导下的私有化的黑手党式过程。他的经济帝国十分庞大，包括了电子通信产业、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建筑业、银行业、航空公司、零售业等等。马克洛夫也同时是卡姆控股公司（Cham Holding Company），这个全国第二大控股公司的股东，还拥有着超过300家大型国际公司的代理商凭证。拉米·马克洛夫的个人财富被估计接近于60亿美金。在2011年开始，英国的《世界金融杂志》夸奖了马克洛夫有预见性的领导力与他对叙利亚经济做出的杰出贡献，称其为让国家向好的方向前进的标志人物。从不同的来源来看，因为其复杂的持股网络，他直接间接控制了叙利亚将近60%的经济。
裙带资本家一直是政权联盟的核心与主要支持者。在起义开始时，裙带资本家们首先动员人们去为了政权而去示威，他们控制的私营媒体也试图从起义的一开始利用对示威行动的抹黑与对政权宣传的提倡去破坏示威者的信息。而且，他们出资去组建了支持政权的民兵，以补充缺乏人力的政府军。
重建的“生意”，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别的经济产业没有什么区别：主要的合同将会惠及与政权有关的商人，并且将会奖励帮助他们的外国盟友的市场份额。重建与别的经济产业中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例子。
重建进程将会帮助政权与裙带资本家巩固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并且将会奖励帮助他们的盟友可观的市场份额。从这个角度出发，重建将会巩固甚至加强国家的世袭性。
在2012年9月实行的第六十六条法令允许政府“在违建房屋与非正规住宅区（贫民窟）进行重建”。这样的政策允许对私人公司与政权裙带无税的资产转移。这也同时提供了法律与金融的重建框架，来允许对国家大部分区域的拆迁与征用，及合法驱赶群众。还有，只要在叙利亚有了征用项目，赔偿金都会特别得低。这是对公共资产无税地对私人公司的转移，并且这极大提升政权的裙带网。第二，重建的过程将会帮助政权去压迫在特定地区的持异议者。例如在大马士革的两个大型非正规住宅区（第一个在泽赫区，第二个从柴达木区延展到了达拉亚区）与临近霍姆斯的巴巴阿姆罗（Baba Amro）发生的事情：当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在国外或者在国内其他地区时，它们被重建了。在这两个例子中，最可能的结局是把这些敌对的逊尼派敌对选区更换成拥有着包括逊尼派的，有着不同宗教背景，由中产与富有的不那么反对政府的上层阶层所组成的选区。
更普遍的，政权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持续性的政策会加强全国社会与地区不平等，恶化在2011开始的起义前就暴露的发展性问题。我们可以把没有独立的工会与缺少去保护工人自己的民主权利包括到导致重建过程中剥削、违规行为与缺少良好的工作地点设施的原因中。对私人裙带资本家与外国势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加强的依赖会加强这些问题。因此，起义根源的问题，缺乏民主与社会公正在当前依然普遍，且更为恶化。
不幸的是，就像我在文章中说过的那样，缺少一个一个成组织的，独立民主的、广泛的与社会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要能够动员民众阶层与独立工会这样的社会行动者，这种情况使各种斗争难以聚齐成有联系的、有组织的，能够从全国层面挑战政权的政治斗争。
凯迪·阿哈耶克：在您的文章里，您指出在叙利亚的重建措施需要巨额外资。您提到伊朗、俄罗斯与中国的资本可能都不够。您对叙利亚外国资本的未来是怎么看的，还有您认为西方国家与海湾地区的王国们会不会更多参与到地区与国际的政治改变中来？
约瑟夫·达希尔：与阿萨德政权结盟的国家肯定会得利，特别是伊朗、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巴西也可能会从重建中获得利益。阿萨德与叙利亚官员们一再重复宣称会给来自盟国的公司奖励，而欧洲与美国的公司需要他们的政府对支持反对派的事情道歉后再获得利益。同时，大马士革也用相同的立场对待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土耳其。在阿萨德2017年8月的演讲中，他甚至声称当局不会“让敌人、对手与恐怖分子通过政治获得他们在战场上与通过恐怖主义没有获得东西”。
另一边，被称为“叙利亚之友”的集团（西方国家、土耳其、海湾诸王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9月的并行活动中宣称“对叙利亚恢复与重建的支持将会随着一个被大部分叙利亚人民支持的政治转型的可信过程而改变”。欧盟在2017年4月宣布了类似的立场，声称他们只要一个按照联合国安理会2254（2015）号决议与2012年的日内瓦公报，由叙利亚各冲突党派协商而成的一个全面的、真正的与包容的政治转型正在牢牢地进行中，他们就愿意协助叙利亚重建。因此，在近期很难看到或者预判这些国家对重建有大的参与，除非是小规模的、地方性的、不受政权控制与准许的项目。土耳其其实已经在某些被其武装控制的地区这么做了，例如在贾拉布鲁斯与阿尔—巴布；有些西方国家与组织也向叙利亚人民保卫军（PYD）控制的地区或一些其他反对派控制的地区提供了包括对地方管理与修复基本设施所用的资金援助。但是，这些项目是孤立的，受到限制，不能替代广泛的重建进程。
然而，国际与地区政治的改变永远比我们在几个场合所能看到的要快，因此这并不是完全确定下来的。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海湾事务部长塔莫·阿尔萨班在9月19日被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所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一个由库尔德武装的分支——叙利亚人民保卫军——所主导的，包含阿拉伯、库尔德与亚述人的军事联盟）攻克拉卡后来到了这里，去会见在6个月前由自卫队建立的、由当地政要构成的公民委员会，并讨论城市的重建。然而，并没有确定下一个确切的方案。
凯迪·阿哈耶克：去年，你写了一篇讨论联邦主义作为叙利亚政治选项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考虑到目前的政治发展，您认为联邦主义作为叙利亚未来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
约瑟夫·达希尔：文章的目的是在一个进步与世俗化的框架下，为了解决叙利亚内部的特定问题——库尔德问题、社会与地区的不平等与促进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而提倡联邦主义的思想（或者分权主义）。
阿萨德政权与被艾特拉弗所代表的反对派主流是反对联邦主义的；他们更倾向于一个集中的集权国家。
今天在谈判的反对派主体（与艾特拉弗关系大部分有关联）——“叙利亚革命与反对派武装”的最高谈判委员会——已经不能够提供任何民主与包容的信息了，而能够提供的则是相反的信息。在2016年8月，在这篇文章中，一个从作为叙利亚政治解决方案的行政框架出发的视角已然不能提供叙利亚包容性与多元化的公民权：
“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拉伯语也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于拥有着不同种族背景与信仰的所有叙利亚人来说是知识产出与社会关系的沃土，因为大部分的叙利亚人是阿拉伯人与伊斯兰的信仰者；这个文化宽容的信息也明显是温和的。”
这明显把所有的少数民族、信仰少数派与没有这些身份的人排除在外了。我们不应该忘记是艾特拉弗支持过并且支持土耳其反对库尔德人——不仅仅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而在叙利亚作出的干预。
艾特拉弗与其他的与此有关的人同时提倡了一个教派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尤其是针对库尔德人的）与集权的话语与行为。同样，当谈论到女性的时候，艾特拉弗完全无视他们对起义的巨大贡献，仅仅提供给了她们“荣誉性职位”，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决策权。
对于联邦政府的支持是今天挑战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分歧，与重建这些党派信任与自信的关键问题。在叙利亚对联邦制度的需求就是准多数的库尔德政党——尽管他们之间的政治不同与敌对——的要求。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叙利亚反对派（甚至包括一些民主与左翼人士）都拒绝目前大多数库尔德人的要求，或者去把这些问题变为仅仅去提供简单的公民权。
这些问题多端且不幸的事情并不新颖。我们必须牢记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忍受了自从独立以来数十年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遭受了阿萨德政权所强加的阿拉伯化政策与其他压迫性的措施。更不用说大部分的反对派对库尔德在叙利亚2004年的起义沉默不语，并且责怪部分库尔德人为了外国利益去这样做而去削弱叙利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支持叙利亚与其他各地库尔德人的自决权，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创建自己独立的国家，而是说他们应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同样，支持库尔德人民族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对人民保卫军或者其他库尔德政党的政策不加批判。我个人批评叙利亚人民保卫军武装力量践踏平民人权的行为与针对其他库尔德政治活动家的压迫。我同样批评在北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巴尔扎尼专制与腐败的统治。
2017年12月5日
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