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社会主义激进政治
大卫·史密斯（David N. Smith）[1] 著
吕杨鹏 译
今天（2018年6月25日）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诞辰115周年。他作为明晰、诚实的楷模被后世铭记，但他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的认真态度也不应被我们忘却。
乔治·奥威尔是以一种认真的态度看待政治的。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84》（Nineteen Eighty-Four）中的极权主义思想控制，已经变为政治上的试金石，形成了流行的“奥威尔式”叙事。但是，奥威尔在现实中对激进政治浪潮的参与却往往被忽视了。大部分的论述都集中于赞美奥威尔独特的朴实语言，和他自由开放的思想，将他浓缩为一个无教条、甚至是反教条思想的符号。
乔治·奥威尔最负盛名的小说《动物农场》，是一本三十多页的小册子，其内容好像一个托洛茨基式知识分子写就的对“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愤怒批判。奥威尔与他的作品往往被用于说明那种堂吉诃德式天真的社会主义，一种道德的而非理论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社会主义。
然而，历史事实要复杂得多。
奥威尔是在社会主义传统内反对偶像崇拜，而不是置身其外。他对意识形态暴行绘声绘色的描述与讽刺，正是因为他不论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或是理论上，都深刻地了解这些暴行本身。
通过1986至1998年陆续出版的《奥威尔全集》（Complete Works），我们现在知道了奥威尔与左翼政治间的密切联系。譬如，他在1945年斥责亲苏联作家夸大了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的功绩时，出人意料地引用了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ff, 1876-1951）作为例子。李维诺夫1930至1939年在斯大林手下任外交部长，继而出任苏联驻美国大使，二战结束后返回苏联外交部工作。
奥威尔写道：“我面前放着一本极其珍稀的小册子。出版于1918年，作者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回顾了刚刚发生的俄国革命。此书对斯大林只字未提，却给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高度的赞扬。”
哪怕是粗略翻阅，读者也不难发现《1984》中的戈德斯坦（Goldstein）与《动物农场》中的雪球（Snowball）都是以列昂·托洛茨基作为原型。即便如此，他们在看到奥威尔的书信和散文中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讨论，那种未经审查的、异端邪说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时，仍然会感到惊讶不已。1945年于“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 （Notes on Nationalism）一文中，奥威尔在常见的对政治思潮的分类外，加入了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节。他评论说，“这个词常被宽泛地用于指代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是自由主义者，而我在此仅指那些恪守教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敌视斯大林政权的人。”
接着，奥威尔警告要避免将这种主义和它的名称混同起来：“了解托洛茨基主义最好的途径，是阅读那些冷门的小册子和诸如《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一类的报纸，而不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因为托本人的思想从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外，他对其它的很多大小派系也都保有浓厚的兴趣。
这并非是一种怪癖。奥威尔对任何左翼组织都没有浪漫化的想象，即便是那些他所欣赏的也不例外，如英国的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的民兵组织（他曾加入并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但是，他尊重分歧，并深知建设一支不管多么弱小的反对力量，都称得上是一项成就。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后来回忆两人于1946年决定共同创立一个人权组织时，奥威尔对这份工作表现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热情”。
有些团体，虽然为奥威尔所反对，但仍赢得了他的尊重。在它们遭到迫害时，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公开的场合，奥威尔都会挺身而出为其辩护。战争时期，他尖锐批评那些消极抵制战争的无政府主义者；可当1944年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查抄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时，奥威尔立即在社会主义者的《论坛》（ Tribune）杂志上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强烈谴责。
当维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 1915-2001）和他的同伴们因反对战争而身陷囹圄时，奥威尔应其邀请出任保卫自由委员会（Freedom Defence Committee）的副主席。他们获释之后，奥威尔又帮理查兹和玛丽·刘易斯·贝妮（Marie Louise Berneri, 1918—1949）谋得了摄影师的工作。奥威尔本人刚刚因《动物农场》一书而声名鹊起，他们所拍摄的奥威尔的照片（沉默寡言的作家和他的儿子理查兹 Richard Blair ）也随之具有了商业价值。直到今天，这批照片仍是关于奥威尔的最佳影像。
组织工作需要的是汗水和勇气，奥威尔从不因起点较低而轻视他人的努力。就连最微型团体出版的小册子也在奥威尔的收集范围之内，并会被他认真地阅读。在他列了214页、整整2700项的收藏清单中，有着来自全印大会社会主义党（All-India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牙买加人民民族党（People’s National Party），波兰的劳工地下出版社（ Labour Underground Press）、列宁主义者同盟（Leninist League），法国工会联盟（Groupe Syndical Français），工人之友（Workers’ Friend），自由出版社（Freedom Press），今日俄国（Russia Today），密拉特工会保卫委员会（Meerut Trade Union Defence Committee）,圣公会和平主义者团契（Anglican Pacifist Fellowship）等等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宣传品。
这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奥威尔大相径庭。他的出版商与评论者利用他的早逝捏造出一个坚定反智的先知形象，而他所创作的那些反乌托邦寓言被认为仅仅是出于他敏锐的直觉，或是某种可怜的怪癖。
这些刻板印象无助于我们理解奥威尔。他以一种明晰的风格进行写作，嘲弄那些故弄玄虚的鸡零狗碎，但奥威尔绝非是出于天真或反智。即使是身患结核病、精力衰竭的最后几年，他一边勉力完成《1984》的写作，一边仍在大量地阅读。
这是奥威尔多年的习惯，而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在《奥威尔全集》的最后一卷中，提到他在1949年夏天与路特·费舍（Ruth Fischer, 1895—1961）相识。菲舍尔在1926年同俄国方面决裂前，曾短暂地担任过德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而彼时她的大部头著作，《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4年），刚刚于1948年出版。
1949年4月，奥威尔在致路特·费舍的信中写到：“此刻你肯定已被热情的赞扬所包围，但我依然想告诉你我在阅读《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时的喜悦。”不久后，路特·费舍回信，感谢奥威尔的“评论与鼓励”，并希望在即将开始的英国之行中挤出时间，前往奥威尔在科茨沃尔德疗养地的寓所当面拜访。信中提及她近来重读了奥威尔“极富启发性”的《向加泰隆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期待能和奥威尔聊一聊。
5月23日，路特·费舍再次致信，感谢奥威尔寄来的、比正式出版早了整整两周的《1984》的样书，“今天早上刚收到”。一个月后，奥威尔在和朋友托斯科·费维尔（Tosco Fyvel, 1907-1985）的通信中提及不久前路特·费舍的来访，说“同这样一位与拉狄克、布哈林等有过深交的人见面是很有趣的”。而费维尔正是最初把路特·费舍的著作介绍给奥威尔的人。
七月，奥威尔和路特·费舍互赠礼物，奥威尔的礼物是《缅甸岁月》（Burmese Days），路特·费舍的则是巧克力。另外，奥威尔还就POSSEV杂志的约稿向路特·费舍寻求建议，POSSEV是流亡俄国人在法兰克福创办的一份刊物（路特·费舍也曾短暂到访法兰克福）。
“我以为”，奥威尔问路特·费舍，“这份报纸的编辑都是些真诚的人，并且不是白卫分子？”（指敌视革命俄国的反动势力）。而在另一封给经纪人的信里，奥威尔言及他已拜托路特·费舍向POSSEV杂志提供一些帮助。
以上种种无一不挑动着我的好奇心。路特·费舍如今已没有名气，研究奥威尔的学者大多没有听说过她，甚至连一些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都将她忽视。但路特·费舍个人能力极强，小说家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称赞她“大概是共产主义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性”。而奥威尔的很多朋友同她也有密切交往，除库斯勒之外，还有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弗兰茨·波克瑙（Franz Borkenau, 1900—1957）等人。
波克瑙和奥威尔的政治立场一直都很接近。奥威尔第一次使用“寡头政治集体主义”（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一词就是在一篇对波克瑙著作的推荐文章中，而波克瑙的其它几部书也都得到了奥威尔的热烈称赞，其中包括波克瑙自1938年以来关于共产国际的批判性的历史著作。1949年3月，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 1912-2001）曾问奥威尔哪位学者能对西班牙内战给出专业的分析，奥威尔首推波克瑙。早在1938年，他就认为波克瑙的《西班牙战场》是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最优秀的著作。过了一个月，当希莉亚·佩吉特（Celia Paget, 1916-2002）问及谁最能在斯大林主义面前有效地捍卫民主，奥威尔再一次提到了波克瑙。
1949年8月，路特·费舍、弗兰茨·波克瑙与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 1920-2004）见面，拉斯基创立的《这个月》（Der Monat）（一份美国赞助的德语杂志）当时正在连载《动物农场》。那次会面安排在德国一家旅馆内，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理念诞生地。当月晚些时候，路特·费舍在致拉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在柏林议会内四处向人推介这一计划，得到很多支持和回应。比如我昨天见到库斯勒时，他就很支持。”
两天后，库斯勒寄给路特·费舍一份关于建立一个人权联盟的倡议书，“这是数年前我、罗素和奥威尔想要建立的组织。其中的词句有些过时，且是基于另一个目的所写，但里面有些构思应该能派上用场。”
这份打字稿是我去年从某个鲜为人知的档案中找到的，1946年初由奥威尔在同库斯勒、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话后写成，姑且称它为“奥威尔宣言”（Orwell’s Manifesto）。该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型的人权组织，为提升每个“新生公民”的“机会平等”、加深并扩大民主、反对经济剥削而奋斗。奥威尔还希望能促进国家间“精神戒备的解除”。
宣言中这些宏大的目标不曾在其它地方出现过，却遵循着奥威尔的一贯风格。一个政治性的奥威尔，其定位永远既是现实的，又是文学的。
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酝酿的紧张关系很快就使奥威尔同他的合作者间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库斯勒和罗素都表现出激烈的恐俄情绪。奥威尔坚信只有允许信息和观点跨越边界自由流通，才能避免核子时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曾经的合作者们却向着另一个更为好战的方向迈进了。
奥威尔于1950年1月去世。此后不久，文化自由大会的成立会议在柏林召开。很难说奥威尔是否会随着库斯勒、罗素和波克瑙一道加入这个尖锐反苏、在冷战中毫不脸红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甚至还秘密接受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资助（后被揭发）的组织。
库斯勒认为奥威尔不太可能会加入他们。在为奥威尔撰写的讣告中，他评价这位亲爱的朋友有着太过顽固的理想主义，以至于他不能淡化自己的社会主义色彩，也无法停止对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这份顽固使得奥威尔最终未能加入美国阵营。库斯勒对此深感惋惜，但他以一种智慧长者的口吻补充说，这种理想主义是特别可爱的，奥威尔正是因此才成其为奥威尔。
库斯勒由此退缩为对奥威尔幼稚的指责，一种绝大多数奥威尔的政治性批判者的惯用套路。他不肯认真对待奥威尔的思想，把奥威尔贬低成一个天真可爱的怪人。
所幸奥威尔的思想仍得到了众多读者的严肃对待。尤其是那些刨根问底的人，在读到他预言小说之外种种冷门的散文和评论之后，立刻就会发觉他的小说来源于对现实政治毫无矫饰的熟稔。在这个假消息满天飞的时代，政治上的清晰和一致显得弥足珍贵。
奥威尔从来都是明晰、诚实的楷模，拥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愿他能觅得更多的知音。
2018年6月25日
原载美国雅各宾（jacobinmag）网站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6/george-orwell-birthday-politics-socialism
[1] 大卫·史密斯（David N. Smith）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作者所著《乔治·奥威尔白描》（George Orwell Illustrated, 2018）和《马克思资本论白描》（Marx’s Capital Illustrated, 2014）均由美国干草场出版社（Haymarket Book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