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命运是由生理决定的吗?

伊芙琳·里德 著

赤心 译

译注:刊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2卷,第11期,1971年12月。1972年由美国探路者出版社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从先天的能力来看,女性并没有在什么方面是比不上男性的……在父权制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从生理学角度对女性的污蔑成为了意识形态正统……以便一直让女性成为被奴役的对象。”

解放运动中的女性,尤其是那些研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女性,已经开始意识到妇女的地位低下与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社会。她们相当准确地发明了“性别歧视的”(sexist)一词来描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歧视女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阶级社会的最终阶段)。

然而女性还不能确定的是:她们的生理特征是否促使她们沦为”劣等性别”或“第二性”。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这种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是由拥护现状的人书写的,而且所有科学都被这些人把持住了。生物学与人类学这两门科学是理解女性及女性史的两门至关重要的学科,但它们都严重地偏袒男性,去掩盖而不是去揭示关于女性的真相。

对所谓“妇女劣等性”的最恶毒的伪科学宣传,大概是以生物学的名义作出的。据生物学领域内的杜撰者说:女性拥有的生育器官与生育功能,使得她们在生理上是有能力限制的。据说雌性的能力缺陷可以一直追溯至动物世界,它造成了女性的低能,使女性不得不依靠强大的男性来养育妇幼。大自然被说成是迫使女性永远处于劣等地位的推手。

显然,女人与男人有着生理上的差异,这个区别仅在于:女性拥有生育的器官与功能。但是认为大自然应当为女性的受压迫负责这一说法是不对的;在阶级分化的父权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低下纯粹是人为体制与法律的产物。在原始无阶级社会与动物世界里都没有这种现象。

不难看出为何这种歪曲大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观点会得到传播。它为性别歧视的社会开脱,以女性的生理构造为借口,去论证女人的受压迫是理所应当的。这种做法的内涵很明显:既然女性的不幸来源于她们的基因构成,那为什么女性还要反抗她们遭受的压迫呢,为什么她们要追求解放呢?不去改变女性的生理构造,而只想着改变社会,这能有什么效果呢?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灌输这种论调,我们被训诫要去相信戴着科学家高帽的大男子主义者的话:女人的命运是由生理决定的,她们最好还是认命吧。

实际上,“女人的命运由生理决定”这一说法的荒谬,不亚于“男人的命运也是由其生理决定的”这一说法。这类说法把人当成是动物:如果女人只是生育工具,那男人就只能是种马了。这种误解没有考虑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决定性区别。自从人类离开了自己的动物祖先与原始的生存环境后,人就一直是并且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要理解性别之间的区别,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因为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人成为独特的全新物种。

人:一个独特的物种

自从达尔文证明了人类起源于某一支高等猿类,许多研究已表明了人与动物之间有着多种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人与动物之间有着非常之多的区别,这些区别造就了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使我们超越了一切的动物。

马克思主义者准确地指出了人类独特性的主要根源,即人从事劳动活动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没有一个物种能这么做。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第一次指出阐释人类起源的这种“劳动理论”。

今天,考古学与人类学界的泰斗例如舍伍德·沃什伯恩、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肯尼斯·奥克利、V. 戈登·柴尔德等人都将能否制造工具视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准。沃什伯恩对此总结说,“最简单的工具被制造出来,开启了人类进化的整个趋势,形成了如今的文明。”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60.) 戈登·柴尔德支持恩格斯的论断,他认为,“史前考古学表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 27.)

轻视劳动活动的人往往认为,类人猿也将天然物体当作工具来使用,因此劳动不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诞生的基本因素。但问题是,不管灵长类动物多么灵巧地使用它的双手(在人工驯养的条件下,它们能学会做许多事情),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包括灵长类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灵长类动物没有劳动的性别分工,在人类诞生以前也没有哪类物种为求得生存而依赖于成体系的劳动活动。E. 阿达姆松·霍伯说道:“双手能摘东西,手臂能将抢来的食物送到嘴里。这就是我们的类人亲属的本事。”(E. Adamson Hoebel, Man in the Primitive World, p. 98.)

相反,人类完全依赖劳动活动。人类一旦失去生产的能力,就会很快走向灭绝。因此,劳动活动给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我们不仅是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者,也是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

人类的生产活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体现出了生产的重要性。动物本质上是自然的奴隶,服从于自身无法控制的生物法则和过程。人类则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人类通过劳动活动影响了自然。换句话说,人类这个物种不仅从生物本性的直接控制下解脱出来,甚至反过来控制了大自然。正如人们有时表达的那样:动物的历史是“天定的”,唯独人类能够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人类不仅征服了自然界,也开始培育新的需求,这是动物世界缺乏的另外一种特征。动物只要能满足自己对食物与繁殖的需求,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但人类除了这些需求之外,还发展出了一系列无尽的新需求。至少从这些需求变得更为复杂的角度,这些都是较高的文化需求。

举技术领域的几个例子:从第一把手握斧子中产生出了对带柄斧子的需求;从挖掘用的粗制棍子中产生了锹的发明需求;从简单的织布机与纺纱机中孕育出复杂的纺织工业;人们对建筑的需求并未止步于茅草屋,而是扩展到了工厂与摩天大楼的建造。工业革命产生了火车、摩托车、喷气式飞机、宇宙飞船,对快速交通的需求淘汰了牛车。

教育,艺术,科学等多种文化需求,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活动与新关系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甚至是人类对食物与性的基本生理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人不需要像动物那样进食,交配,繁殖,而是依据自己改变的文化标准来做这些事情。就如马克思写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人类给外部自然界与生存环境带来巨变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内在造成了同样巨大的改变。从人的外表来看,人类褪去了早期的类人猿特征,包括浓密的毛发。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排除了以前的动物习性,代之以人性化的社会属性。今天,我们几乎丧失了祖先们的一切动物本能,而以习得行为取而代之。

以上对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作了简短的回顾,驳斥了那种认为人“只不过是”具有一些特殊技巧的动物的论断。说得更确切些,虽然人类仍然有某些与动物相同的生物学特征,但已经超越了动物的有限状态。人类的劳动活动与社会关系塑造并改变了人类本身,因此我们不再是自身生物构成的奴隶。

正如密歇根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斯林观点:“人类社会从生物本性的直接控制下的解放,是一种伟大的进化力量……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由文化决定的,而非由生物本能决定的。”(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60, p. 77.)从这个论断出发,我们可以拆穿“女人的命运是由生理决定的”的神话。我们从这一谣言的核心论断出发,来审视如下理论,我称之为——

雌性处于劣势的“子宫理论”

生物学与人类学都是年轻的学科,在有着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问题上,这两门学科都充斥着诸般误解、肤浅论断与彻头彻尾的谎言。由于许多生物学家与人类学家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揭露女性问题的真相无疑是很困难的。他们认为:由于女人生来就有子宫,所以她们无法从生物本性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因此会永远是生育的工具。

从认为女人处于劣势的“子宫理论”出发,可以推导出认为男人处于优势的“阴茎理论”。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古怪理由,子宫与阴茎作为生殖工具,被认为决定了男女的其它一切能力。一方面,由于女性子宫的功能,她们被说成是低能的,无法开发她们的大脑与天赋,无法发展高级的文化能力;另一方面,男人据说拥有良好的性能量,没有可耻的子宫,所以能够开发他的智力及相关能力。这两种观点都是子虚乌有,而非科学。

实际上,在动物世界里,有生理缺陷的是雄性,而非雌性。这是由于在自然界,雄性的性活动具有破坏性的特征。证据表明,为了获得与雌性的交配权,雄性之间的竞争会很激烈。尽管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吃醋”,但实际上远非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占有某位特定女性的欲望。相反,这是一种残酷的、好斗的本能,远非任何个人偏好与憎恶所能改变。在这种本能的主导下,雄性动物会寻求与任何雌性交配。在某些物种的雄性之间,斗争仅仅是为了在交配领域找到立足之地;另外一些物种的雄性甚至在雌性并不在场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打斗。正如索利·朱克曼爵士所言:“发情动物的好斗性是他们生理现象的表达,不一定总是要在雌性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Sir Solly Zuckerman, The Social Life of Monkeys and Apes, p. 69.)

由于雄性动物性活动的这种好斗性,所以它们都是过着利己的、相互区隔的生活,无法形成互相协作的组织。在较为了乐观的条件下,雄性动物至多能够在觅食或繁殖的行动中容忍其它同性同类的在场。在某些物种里,比如大型食肉动物,雄性习惯于单独觅食。雄性动物本质上无法与其它同类动物进行协作,这严重阻碍了群体关系的发展。

另一方面,雌性由于自身的生育功能,并不会有这种窒碍。她们和自己母亲与子女聚在一起,群体内存在协作关系,子女关系也得以有机会发展。在某些物种中(例如灵长类,或甚至是在一群母狮子中),雌性及其后代也结合在了一个较大的群体里。

此外,雄性动物在生存斗争中只顾及到自己,而雌性由于自身的生殖功能,必须养育保护她们的后代和她自己。在群体功能的长期实践中,雌性通常更为聪明、远见、灵巧与能干,而雄性则没有这些优点。有些猎人认为雌性动物(尤其是有幼崽的)更具危险性,所以面对雌性动物,猎人意识到必须要采取适当的防护。在高级哺乳动物的雌性中,由于它们的生殖功能与幼崽养育行为更为持久,上述更为敏锐的能力也发展到了高级的阶段,并在灵长类雌性动物身上达到了巅峰。即使是罗伯特·阿德里这样狂热的男性优越论拥护者也承认:“随着动物等级的提高,雌性的权力也同样得到了提高……男性在思想上的混沌是造成女性长期拥有权力的原因。”(Robert Ardrey, African Genesis, p. 125.)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更坦率地认为雄性动物要比雌性动物愚蠢。

这些意见表明:在自然界中,雌性劣势论或“子宫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雌性是自然界的宠儿,因为雌性决定了物种能否繁衍不息。生育功能赋予了雌性在生存斗争中的优势,使得我们这一支类人猿能够从生存的自然模式进化到人类劳动活动的生存模式。在从猿向人转变的过程中,领路的是雌性而非雄性。雌性的本领与协作能力得到了更高级的发展,正是女性开启了富有创造性的生活,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人类种群。

这就是为什么从动物世界的雌性群体中产生了远古人类世界中的母系氏族或“母权制”。只有到了父权制阶级社会出现后(此时距离人类诞生,已经过了数百万年时间了),女性才因此被贬低到了类似动物的地位,迫使她们以生育为首任,而无法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创造更高的人类价值。在一个以私有财产、家庭制度和男性至上为基础的社会里,自然界对女性的馈赠(子宫和母性功能),竟使她们陷入如今正在忍受的剥削与压迫链条。但造成这种情形的责任在于人,而不在于自然。

那些认同“子宫理论”的人,往往试图用“男性永远优越”这种同样错误的理论,来佐证他们关于妇女的错误论断。他们将生物学当成是科幻小说,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权制家庭的现象投射到了对动物世界的理解中。在他们看来,动物的“家庭”与人类的家庭一样,都是由雄性领头的;雄性为依赖它的妻儿提供食物与庇护,从而获得高于雌性的地位。

这类动物界的英雄通常被称为“雄性霸主”。在科幻小说家的笔下,它们是父权制社会中丈夫与父亲在动物界的翻版。更为荒唐的是,一些人甚至将这种雄性动物描写成某种尊贵的统治者,妻妾与侍女成群簇拥,甘愿它来主宰她们的生活与命运。这种幻想究竟掩盖了怎样的真相呢?

(未完待续)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reed-evelyn/1971/biology-destiny.htm

作者简介:

伊芙琳·里德(Evelyn Reed,1905—1979),妇女运动活动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1939年投身革命运动,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毕生致力于用人类学的成果去探索和解释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著有《妇女解放问题》、《妇女的进化:从母系氏族制到父系家庭制》、《性别歧视与科学》等。

伊芙琳·里德(Evelyn Reed,1905—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