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加拉瓜：一场被中断的革命的动力学
杰夫·迈克勒 著
素侠云雪 译
三个月来在尼加拉瓜所发生的事件为社会主义者与反战活动者提出两个关键问题：在美帝国主义干涉的关键问题上，我们站在哪边；还有在仍在持续的对抗状态中我们要站在哪边？
不应否认，美帝国主义当前干涉尼加拉瓜来反对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的资产阶级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政府。特朗普总统公开威胁说会派出美国军队。在过去三年里，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公开向各种NGO和其他反桑解阵团体提供了数百万美元，准确讲是410万美元[①]。
[①] 我们在这里强调，近年来，美国的NGO和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所纵容的资产阶级的项目，甚至还公开资助桑解阵的“公民社会”项目，当然如果不受欢迎的资助就不会公开。
当前每一份美国的主流报纸都经常强烈谴责尼加拉瓜政府，妖魔化奥尔特加，并广泛引用源自尼加拉瓜天主教会、高级私营企业委员会（COSEP）、部分尼加拉瓜资产阶级主导的正义与民主公民联盟（Alianza Cívica por la Justicia y la Democracia）的学生成员的消息。其中正义与民主公民联盟最近访问了一些最恶毒的传教基金会反动分子。这些反动分子包括反古巴革命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泰德·克鲁斯（Ted Cruz）与伊莲娜·罗斯—雷廷宁（Ileana Ros-Lehtinen），他们最近正促使两党共同努力敦促国会对尼加拉瓜进行制裁。同样，公民联盟的学生在萨尔瓦多会见了曾长期执政的政治行刑队民族主义共和联盟（Alianza Republicana Nacionalista，ARENA）的代表举行会谈。
这些事情同美国在尼加拉瓜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一样，都不新鲜。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战争每年的预算要超过一万亿美元，或许数额会更大，因为在统计时未将中情局和其他秘密政府机构的秘密行动的花费算在其中，而这些机构是可以以任何必要手段来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
依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形，美国干涉会采用多种形式。与公然战争这种直接干涉不同的其他干涉形式，在当前有像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尔、索马里、利比亚与也门（《纽约时报》，2018年3月15日）的特种作战。后者的范围在2015年9月24日的由尼克·土耳斯（Nick Turse）所写的一篇揭露文章《 TomDispatch.com》中有报道。尼克是国家研究所的研究会员，曾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国家》（The Nation）等撰稿。
土尔斯称：“据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的肯麦格劳所说，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已经部署到135个国家。大约占地球上70%的国家。事实上，美国最精锐的部队每天都在80到90个国家执行任务，进行夜间突袭，有时指挥他们投入实战，进行狙击训练或有时确实从远处击毙敌人。作为除南极洲外的每个大洲都进行的无休止的秘密行动的全球决战战略的一部分，其行动数量与范围已经超过了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冲突的高峰时的数量与范围。”
土尔斯总结了他所举的事例，展示了这个复杂而前所未有的美国秘密战争机器的范围：“在布什政府的最后一段时间，有报道称特种作战部队（SOF）仅部署在世界上60个国家。到2010年时（奥巴马执政时期——引者注），据《华盛顿邮报》称，这个数量已经膨胀到了75。三年后，这个数字跃升到了134个国家，去年时滑动到133个国家，今年夏天时又达到了新纪录，升到了135个国家。”（强调符号为作者所加。）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的数字也一样。对于这些更隐蔽的美国干涉与战争形式，我们必须再加上美国强加的禁运、封锁与制裁，以及现在常规的和致命的隐形无人机战争。
我引用上述资料只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反对他们在尼加拉瓜及事实上在地球上所有地方感觉到的“敌人”的干涉，是一种规则——不会有例外。为了回应，且两三倍地回应以上所述美帝的干涉，那么为贫穷和受压迫的民族考虑，美国反战运动必须毫不含糊并无条件地反对所有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美国放手！立刻退出！尼加拉瓜和所有其他贫穷与受压迫的国家都应自决！这些要求是所有严肃要创建美国反战运动的先决条件，这种反战运动能够挑战并击败美国的战争机器及其大规模谋杀、破坏、剥削与征服的纪录。
社会主义者不是空洞的清谈家
然而在反帝国主义的背景下，任何基于美国的联合阵线、民主、群众行动运动都必须能够自由表达出自己对每个正遭受着美国任何形式干涉的不同的国家内部动态的看法。我说这点是因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包括尼加拉瓜的革命派别，永远都不会成为仅将远景局限在美国政治上的空洞的清淡家。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要在每个国家建设革命社会主义的党。
因此，我现在提出社会主义行动党对当前尼加拉瓜的看法。但首先要注意我们的凭据——我们不仅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而且批判资产阶级的丹尼尔奥尔特加—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的政策。
自1979年7月19日开始，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赢得了反对美国所支持的索莫查独裁统治的革命胜利，而且在美国寻求创建首先要求“不许美国干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强大运动中，社会主义行动派[②]是核心组织。
[②] 当时的“社会主义行动”还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一个派别，还未成为独立政党。
时代利于此类工作。除了打败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在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屠杀了五万名工农）外，格林纳达和萨尔瓦多的工农也在崛起。在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和他领导的新宝石运动（争取福利、教育和解放的联合努力），格林纳达革命者推翻了美国支持的马修·埃里克·盖伊爵士（Sir Mathew Eric Gairy）政权这个杀人的、猫鼬团伙的独裁统治。盖伊被英国上议院授予“爵士”爵位，因他本质上是英国忠诚的“独立”殖民统治者。
在萨尔瓦多，游击队战士在运动中挑战美国的支持与武装的行刑队政权，这个政权谋杀了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和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群来访的修女，以及反对其杀人统治的数千名工人和农民。在格林纳达，革命者挑战美国支持的里奥斯·蒙特（Rios Montt）独裁统治，该政权屠杀了约40万土著人。
在此背景下，在美国，大规模反对美国在越南发动的屠杀了400万越南人的种族灭绝的斗争的动员，使反战运动成为美国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成千上万人定期动员起来反对美国对中美洲的任何干涉威胁，迫使美国国会在1982年通过著名的众议院拨款法案博兰修正案（Boland Amendment），禁止向令人发指的萨尔瓦多的独裁者和力图颠覆当时革命的桑地诺革命政府的尼加拉瓜反革命派（Contras）提供军事援助。
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行动党在日益上升的反战运动的每一方面都非常突出。我们的同志们作为知名嘉宾受到邀请，代表美国反战运动，参在马那瓜和格林纳达召开的国际团结会议。我们是在美国定期举行的全国反战会议的核心，该会议号召在全国发起动员。在会上我们与桑解阵的指挥官，如丹尼尔·奥尔特加、（Jaime Wheelock）、奥马尔·卡贝萨斯（Omar Cabezas）、托马斯·博格（Tomas Borge）（仅举数人）等会面、交换观点，并经常在我们的出版物上发表对他们的采访。
基于我们在创建广泛的格林纳达团结委员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同格林纳达总理毕晓普和其他格林纳达革命者建立了同样的合作关系。我们帮助组织了全美巡回演讲，并承担为革命领导人中的数位筹备演讲的事宜。我们帮助争取到了美国劳工运动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分，包括十几个全美工会，支持非干涉主义立场。在旧金山湾区，在由我们发起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众动员中，有七个湾区中央劳工委员会和一百多个来自该地的工会的发言人和队伍参与其中。
基于我们在尼加拉瓜的直接经验，及定期与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与活动者接触，并获得各种文件、讲话与个人接触，我们可以精确地纪录在进行中的和不断变化中的动态。社会主义行动党写出了两种书和不计其数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于桑解阵优点和缺点的观点：由艾伦·本杰明（Alan Benjamin）于1989年所著《尼加拉瓜：一场未结束的革命的动态》（Nicaragua: Dynamics of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和1987年所著《袭击尼加拉瓜：美国“秘密战争”中不为人知的故事》（Assault on Nicaragu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U.S. ‘Secret War）。
后者中包括这位作者的一篇文章：《尼加拉瓜/反革命派门：美国反战运动的战略问题》（Nicaragua/Contragate: Strategic Questions for the U.S. Antiwar Movement）。在轰动的伊朗/反革命派国会听证会之前发表出来，揭露了美国通过中情局代理人及其帮凶非法向臭名昭著的尼加拉瓜反革命派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与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著名毒品走私商麦德林·卡特尔（Medellin Cartel）合作。这些可卡因出售的大部分收益随后汇给了尼加拉瓜反革命派（Contras）。中情局通过国家安全顾问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从秘密向伊朗政府出售美国地对空拖曳导弹，以及从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与沙特阿伯君主政权那里获得资金，来补贴尼加拉瓜的反革命派（见丹尼尔·希恩（Daniel Sheehan）：《影子政府内部》（Inside the Shadow Government），1988年）。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行动党在十年里反对美国各种形式干涉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度但重要的全国的和国际的平台，基于我们无条件支持尼加拉瓜自决权的记录，我们试图通过直接与领导尼加拉瓜革命的人接触来影响发生在美国与尼加拉瓜的事件。
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主义批判
我们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立场是什么？虽然我们认为丹尼尔·奥尔特加与桑解阵的核心领导人是“行动上的革命者”，即他们是希望在尼加拉瓜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真诚的革命者，但我们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同尼加拉瓜资产阶级决裂——尼加拉瓜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同天主教会一样，也反对索摩查的独裁统治，但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在这个决定性问题上，我们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最坚定的批判者。
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自1972年发生在马那瓜的那场导致1万人死亡，25万人无家可归的地震时起，就开始同索摩查决裂。资产阶级同天主教会一起，特别反对索摩查盗取美国或其他地方捐助的数百万美元救济金。当他们支持桑解阵领导的1978—1979年起诉时，索摩查的回应是用自己军队的直升机向资产阶级的工厂投了500磅炸弹。
索摩查在1978年谋杀《新闻界》（La Prensa）编辑偑德罗·约阿金·查摩罗（Pedro Joaquin Chamorro）一事，葬送了他的命运。事后，反革命派资产阶级很快与桑解阵建立了一系列政治联盟，其高潮是在1979年6月建立了五人领导的民族重建委员会（Junta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这五人包括丹尼尔·奥尔特加和其他两名亲近桑解阵的人；一名资产阶级领导人阿方索·罗贝罗（Alfonso Robelo），他后来成为反革命派的核心领导人；还有《新闻界》遇害的所有者与编辑的妻子维奥雷达·查摩罗（Violeta Chamorro）。查摩罗创建了联合全国反对派（United National Opposition），后来同样支持反革命派。她在1990年的总统选举中打败了奥尔特加。
民族重建委员会是一个联合资产阶级（多阶级）政府联盟，最初是为了给予尼加拉瓜资本的代表以多数，而由吉米·卡特政府通过其特别大使威廉·鲍德勒（William Bowdler），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巴拿马，再加上两个实实在在的资本家代表共七人共同推动成立的。他们同意，索摩查要带着自己的金库离开，而他的国民警卫队要与桑解阵的战士部队合并——其领导人则由美国来批准。根据所谓的“卡特计划”，在“全国协议政府”召集时，其代表中三分之二的将由资产阶级组成，三分之一的由桑解阵组成。该计划未被桑解阵接受，且经常被称为“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主义”。
索摩查确实离开了，但他领导的将军们仍继续他们的大屠杀，但最终没能成功消灭桑解阵的力量。在这场斗争的最后一个月，桑解阵组织了一场反叛性总罢工，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冲进了马那瓜剩下的索摩查雕堡，并彻底击败了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
1979年7月19日，毫无悬念，在尼加拉瓜群众的支持与认同下，桑解阵建立了政府框架，使自己在新国家的中央机构中占据政治多数。但桑解阵的政治多数从来没有与对前索摩查政权基本经济机构的控制相匹配。在这里，旧的资产阶级逍遥法外，并得到了桑解阵的同意：
- 在7月19日胜利的最初六个月里，新政府18名部长中的15名是资本家。
- 尼加拉瓜破产的银行与相关的金融机构被“国有化”了，但仅是为了保证将索摩查政府所欠的多数债务随着时间推移转嫁给各个国际银行机构。全国重建委员会的声明称：“必须负担由私营部门承担的国际义务来维护我国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声誉。”这包括同100多个商业银行进行谈判，以分期还清索摩查政府的16亿美元债务。
- 尼加拉瓜主要的农业出口作物是该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仍维持在资产阶级手中。
- 在土地改革方面，桑解阵政府仅仅将索摩查的土地国有化，这些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20%。其余的大多数土地留在资本家手中。简而言之，令人震惊的是，在桑地诺主义者执政的头十年里，从来没有进行过重大的土地改革，且一直到今天都如此。大部分耕地今天仍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 由反索摩查精英所建立的主要与强大的资本家联盟——私营企业高级委员会（COSEP）至今仍在，且是尼加拉瓜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
- 桑解阵在7月19日获得政权后不到一个月，全国重建委员会就声称，所有原属于非索摩查所有的资本家拥有，而被起义的农民“非法”占用的土地和财产，都必须归还原所有者。
- 在桑解阵执政后，这个反索摩查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尼加拉瓜经济的至高点——特别是农业出口行业。1982年，73%的生产活动掌握在私人手中。在农业中，1982年时约70%的出口，86%的生产性资产掌握在私人手中。今天尼加拉瓜的经济事实与1979年桑解阵建立的经济事实只有很小的区别，无论桑解阵是否正式执政。
上述数字并非偶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们反映了桑解阵领导人所考虑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控制尼加拉瓜土地、银行、金融机构与外贸的私有财产所有者组成的精英统治阶级支配着社会——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唯一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制度。
古巴与尼加拉瓜：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改良
在丹尼尔·奥尔特加于1990年总统大选败给维奥莱塔·查摩罗（Violeta Chamorro）几年后，我访问了革命的古巴并有机会同古巴领导人讨论尼加拉瓜的局势。这些人中包括古巴共产党干部学校的领导人，十年来一直注视着古巴在整个拉美传播古巴革命理念的努力。当切·格瓦拉被派往玻利维亚参加该国的游击队活动时，他是古巴与切之间的联络人。他对奥尔特加在大选中败给查摩罗的联合全国反对派（UNO）的精辟评论至今仍在，他说：“革命不可半途而止。”
他提到的是1959年古巴与资本主义作革命性决裂，并将古巴的土地广泛地分配给无地农民，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则保留尼加拉瓜的资本主义基础不变，包括保留尼加拉瓜之前的寡头和超级富豪的土地私有制。菲德尔·卡斯特罗关于这个关键点评论道：“我们将古巴资产阶级国有化，一直国有化到他们靴子背后的趾甲。”[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桑解阵的发言人如此谈论此问题：
指挥官托马斯·博格（Tomas Borge）在《新左翼评论》（1987年7—8月）上说：“[在尼加拉瓜]，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定义一个像古巴那样的意识形态项目……[尼加拉瓜]资产阶级获得如此多的资助，甚至比工人获得的还多，并非偶然；我们自己更专注于给资产阶级经济机会，而非回应工人阶级的诉求。作为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为了经济而牺牲了工人阶级。”
[③] 关于古巴对尼加拉瓜革命的看法，我们应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篇文章出现在美国的《卫报》中，该文章警告桑解阵不要走古巴道路。但这是另一个时代的主题。
桑解阵的最高经济顾问弗朗西欺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第四国际的法语刊物《国际观点》（Inprecor）（1987年7/8月，总第185期）上写道：走古巴社会主义道路“对尼加拉瓜的情况而言，既幼稚，又极不负责任……一项征用土地、工业和商业的深刻计划……对于一个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占有很高比重，且在农村，在工业和商业中是贫困的原子化的国家中，将是一场灾难。”
桑解阵国防部长温贝托·奥尔特加称（引自弗朗西斯·皮桑尼（Francis Pisani）的《Le Volca Nicaraguayan》）：“我们不能同时解决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完成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阶段。”
桑解阵的农业部长海梅·威罗克（Jaime Wheelock）称（见海梅·威罗克：《伟大的挑战》（El Gran Desafio），马那瓜：《新尼加拉瓜社论》（Editorial Nueva Nicaragua），1983年，第101页）：“重要的是，要理解社会主义模式只是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解决矛盾的方法……尽管我们有社会主义纪律，但我们无法通过社会化生产资料来影响我们社会的转型。这不会带来社会主义，相反，这只会导致我们社会的毁灭和瓦解。”
事实上，尽管美国支持的反对桑解阵政府的战争造成的恐怖事件夺却了15000人的生命，但桑解阵没能将“土地分配给耕作者”与没能更广泛地将资产阶级财产国有化这两点，对尼加拉瓜群众产生着更深远的影响。1990年，当桑解阵自己组织了选举进程的各个方面时，它还是另人震惊地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由高级私营企业委员会（COSEP）、天主教会和美国政府支持的力量。
虽然桑解阵将政权让给了其竞争对手，但在1990年败选与新政府成立的短暂空隙里，桑解阵在臭名昭著的皮纳塔事务（Piñata Affair）中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抓住机会，通过占用公共建筑与大型酒店来养肥自己，并形成了对主要的伐木、农业—工业运营和一些银行机构的控制。很快，领导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者变成了资产阶级！
在1996年和2001年，奥尔特加在第二次与第三次总统竞选失败，但在2006年、2011年、2016年大选中又获得总统职位。然而，在这整个时期里，尼加拉瓜经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尼加拉瓜仍是西半球排行第二的最贫穷的国家。
确实，桑解阵在早期，并在古巴的帮助与影响下，曾试图引入一些关键改革，包括全国扫盲运动，建立重要的妇女与学生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并改善医疗保健。在最近几十年里——仅依靠委内瑞拉的石油资金援助，而非牺牲尼加拉瓜资本家——桑解阵引入一些旨在向穷人提供直接援助的社会项目。（由于委内瑞拉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援助主义”正在减少。）但与拉美其他所有“粉红色革命”相同，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仍完好无损，很快使群众陷入穷困与糟糕的生活。
尼加拉瓜的收入水平在拉美是最低的；自由经济区内外国投资的血汗加工厂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大多数人趺入经济的“非正规部门”工作，即在街头和其他地方出售小饰品和其他小商品与食品，以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水平。
尼加拉瓜罪恶滔天的法律正式禁止堕胎，并对违犯者判处六年徒刑。这是桑解阵与极右翼的天主教会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当代表天主教会的政党将反堕胎立法引入国民议会时，桑解阵将其议会代表从党的纪律中解脱出来。这就允许有足够的桑解阵的议员投“赞成”票，以通过这项反动的法律，这项世界上最落后的法律之一——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违规而入狱。
我还要补充一点，桑解阵投票支持禁止堕胎的法案，为其在2006年同天主教会及其主教领导人，红衣主教米格尔·奥本多（Miguel Obando）与布拉沃（Bravo）的选举联盟铺平了道路。这个联盟促使奥尔特加重返总统职位。奥本多几十年前曾前往美国，去游说国会为推翻桑解阵政府而给反革命派提供援助，而现在变成了桑解阵的支持者。他还主持了奥尔特加与现在的副总统罗萨里奥·穆里略（Rosario Murillo）的婚礼。“我是个基督徒”，奥尔特加在最近于马拉瓜举行的旨在增加对他那陷入困境的政府的支持的大规模桑解阵集会上称，并称可能的话，会再一次建立起桑解阵同天主教会的联盟。
我们在这里的观点再次证明了自1979年革命以来迄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策一直都同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精英进行联合管理。近些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气节的门面也全都消失了，尽管偶尔会有言论涉及“社会主义”这个词。
拉丁美洲“粉红潮”的失败
可悲的是，我们必须对全拉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粉红色革命”说同样的话。巴西的卢拉政府、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阿根廷的基什内尔政府、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府、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和委内瑞拉的查维斯—马杜罗政府，抛开他们的言辞，他们在获得政权后从来没有打算同资本主义作革命性决裂。
不管其中某个政府与其他政府有时在施政上可以区分出怎样的差异，其实质性的改革都可服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所有这些事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制度基本上完好无损。再一次“完好无损”，意味着基本的所有权与国家经济的最高控制权仍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土地与自然资源，关键的银行与金融机构今天仍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即使关于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尽管有时正式“国有化”，但许多传统的“小版图”或与外国资本签订的保证他们利润的假国有化协议，都使这种“国有化”被削弱或失效。
不同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明确同资本主义决裂的1958年到1959年的古巴革命，这些政府没有一个去挑战银行及其领导的金融机构的私有制，没有一个去挑战主流媒体公司的所有权，没有一个从根本上同国际资本主义贸易组织决裂。没有一个建立对外贸易垄断，且没有一个建立任何由劳动群众通过管理他们生活的政治机构进行监督的表面机制。
所有这些“粉红色革命”，随着尼加拉瓜的悲惨演变而变为最幽暗的阴影，证明了它们无法保证为减轻群众在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所遭受的恶劣条件，而这种恶劣条件变得永久和体制化。所有这些改良主义政权都试图与资本主义共存，这项致命的和不可能的方案必然导致他们退却，如果不是分权给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话。尼加拉瓜也不例外。
最近的群众浪潮
在过去三个月来，随着桑解阵撤销相关法令，将养老金支付比例降低5%，并向穷人增税，我们目睹了支持与反对桑解阵政府的大规模动员。多数反桑解阵力量的发言人似乎起源于右翼，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来自社会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他们注视着美国，但之前与桑解阵站在一边。在缺乏明确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的情况下，这无法避免。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桑解阵大规模异化是由于它自己的政策，不仅提出减少养老金和增加税收，而且将很大一部分土地分配作私人利益来推动内洋运河建设，推迟采取决定性措施来阻止一系列肆虐的山火，对最初和平示威的暴力回应，还有绝大多数尼加拉瓜人民的总体贫困。
在这里，我们承认未能准确了解当前示威活动中显著的暴力行为的肇事者是谁。我们从桑解阵支持者与其反对者那里看到了准确的报道，约300人或400人遇害，还有更多的人受枪伤。虽然桑解阵垄断了镇压与暴力机构——军队与警察——但我们目前无法确定任何评估的真实性。但我们毫不怀疑，美国支持的势力以及资本主义的桑解阵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用暴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在此事上并非无动于衷。
再一次，我们站在了所有形式的美国干涉的对立面。美国的干涉不同于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这些工人认为要替换作为革命进步障碍物的政府与机构，且这些工人力量会推进这种替代。“革命权”指绝大多数人有权控制他们的命运，并建立一个仅属于被压迫群众自己的新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了更加了解关于悲惨的枪击事件和谋杀案是如何开始的。但这也从属于对反对势力的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的理解。我们能确定这点。政府与反对派都没有提出旨在挑战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主导和剥削的纲领。不幸的是，双方内部可能都有根本抵制尼加拉瓜资本主义的力量，但迄今为止，即使情况最好，他们可能仍是孤立的，我们大体上仍不知晓他们的纲领观点。
无论是对桑解阵政策极为不满的人，还是认为任何对奥尔特加政府的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倒退的桑解阵的支持者，这两支获得人民支持的领先竞争者，都有能力动员群众力量。
然而，现在，过去三个月里在该国两派激烈的肢体暴力冲突已经消退，而且或许另一轮和解谈判即将到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今天的主要参与者会像过去一样，完全没有能力达成协议，以再次让尼加拉瓜群众的利益服从于资本的统治。除了要求在美国让帝国主义放开尼加拉瓜并停止其血腥外，我们对这类协议没有兴趣。不用说，我们坚决支持在尼加拉瓜建立一个群众性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一个独立组织起来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干涉，反对尼加拉瓜本国资本统治的党。这样的党必须深深根植于尼加拉瓜人民争取一个没有资产阶级掠夺和剥削的社会的正义斗争中。
原文刊发于《社会主义行动报》：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8/08/07/nicaragua-dynamics-of-an-interrupted-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