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晚期的美国工人

吉姆·穆迪（Kim Moody）著

离火译

素侠云雪校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在美国及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经历的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危机、地理“调整”（spatial “fixes” ）和持续性的重构，让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无所适从。

压力，转变，希望

然而，也是自那时起，在盈利与竞争上不断遇到的问题，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工人阶级，从而为新的阶级斗争奠定基础。因为工会积极分子、非工会工人、“不安分的”移民和城市低收入工人日益面临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劳动力开始在美国城市周边集聚。

5月3日（就在几天前，数万移民工人进行了罢工与游行），数百名铁路工人在全国各地的铁路站场举行集会，要求签订公平的劳动合同，维护医疗福利，并且倡导实施“单一支付者医疗卫生系统”（national single-payer health care）。这是由于此前的有关谈判停滞了数月之久，而在代表铁路工人的几个工会当中，多数领导人都不愿采取行动，因此有着4万名成员的“道路养护同业工会卡车司机分会”（Brotherhood of Maintenance of Way Employees Division of the Teamsters）率先在公司辖下的几个主要铁路站场召集了集会。在上世纪90年代，这批人数不多、种族多元化的铁路工人在一些工会分会进行了一次基层改革运动，这场改革仍影响着如今的卡车司机分会。在卡车司机工会2017届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卡车司机团结起来”（Teamsters United）以3：2的票数胜选。 “卡车司机团结起来” 的对手是霍法领导层（Hoffa），他们推举的候选人是弗雷德·祖克曼（Fred Zuckerman）。这一不同寻常的铁路同业工会支持 “单一支付者医疗卫生系统” ，并曾在去年的大选公开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bders）。

五月三日集会的参与者，亦有来自其它铁路工会的，包括另一个卡车司机分会。“机车工程师司机与乘务员同业工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and Trainmen）的成员也以3:2的票数支持来自其卡车司机分会工会的改革者。将这些来自不同工会的斗争者团结在一起的，是由基层工人组成的、跨行业的“铁路工人联盟”（Railroad Workers United）。该组织成立于2008年，旨在联络13个工会当中将近15万名铁路工人，促进他们的团结与联合，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同时终结妥协性的谈判方式。 “铁路工人联盟” 还反对将“单一员工操作制”（single-worker crews, 这是铁路老板青睐的精益生产方式）引入北美货运铁路。不足为奇的是，“铁路工人联盟”（RWU）的一些成员也是“争取工会民主的卡车司机”组织（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的成员，到目前已经有两个铁路工会隶属于该组织。“铁路工人联盟”、上述集会、倡导实施“单一支付者医疗卫生系统”的运动，都是当代工人阶级自主行动的实例，不过主流商业媒体却鲜有报道。

既然在美国有着更大影响力的罢工行动（“国际妇女节”女性罢工、4月16日与”国际劳动节“的移民罢工），为什么本文仍以这些影响相对较小的事件来开头呢？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考察在广为人知的基层工人运动与那些尚不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来思考有没有可能导向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尽管上述”国际妇女节“女性罢工和移民罢工已经见诸报刊（但也还没有收获应有的关注度），但至今仍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报道过铁路工人（黑人、棕色人种与白人）的行动。这些工人震撼了北美新兴的实时数字化驱动（just-in-time, digitally driven）物流网络的关键节点，甚至在芝加哥的一个站场面对了警察的恐吓。

当然还有其它许多不引人注目的工人运动或工人行动，但是，铁路工人的行动，表明了这些参加了工会的铁路工人和数以十万计物流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物流工人大多是移民、非裔美国人、妇女。物流网络将生产、运输、快递、服务、信息技术、电话呼叫中心、电子商务、零售等多个领域统合为一种即时响应的供应网络（just-in-time supply networks）。在评估这种情形可能给工人运动带来的推动力之前，首先须对有组织的劳工正在面临的严峻状况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反差：一切照旧的工联主义

尽管数百万民众发起示威游行，反对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而一些更为民主、立场更为进步的工会也公开支持”国际劳动节“的罢工行动，但一些工会上层领导人仍然选择妥协，特朗普自然乐于讨好这些劳工领导人。特朗普最先讨好的是建筑业工会的领导人，当中一些人早已和亿万身家的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在一起。特朗普承诺通过基建项目来提供数万个工作岗位，来蛊惑这些工会领导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分支“北美建筑业工会”（North America’s Building Trades Unions）的负责人肖恩·麦克加维（Sean McGarvey）在谈及他与特朗普的会谈时说道：“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美国“劳工党”（the Labors）的负责人特兰斯·欧苏利凡（Terrance O’Sullivan）热情洋溢地说：“美国工人阶级终于要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了。”尽管大多数工会上层领导人怀疑或反对特朗普的大多数政策与倡议，但某些工会领导人（例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丹尼斯·威廉姆斯(Dennis Williams)）却被特朗普关于重新修订国际贸易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承诺吸引了。在为数不多的工会成员的支持下，威廉姆斯更进一步提出要发起新的“购买国货”运动（Buy American），尽管美国国内的汽车与卡车产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稍后我们将会讨论：这种视险恶为机遇的幻想，是劳工运动的常见弱点。

诚然，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工人运动发生了变化。曾经在由“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SEIU）领导的”变革—胜利“联盟（Change to Win federation）和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 （AFL-CIO，即”劳联—产联“）之间的争斗已成为历史。”劳联—产联“将”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New York Taxi Workers Alliance）纳入其中，并让其在美国各地成立工会组织，从而将一些“另类劳工组织”（alt-labor）吸收进来。从整体来看，“劳联—产联”意识到“工人中心”（Worker center，一种非营利的社区调解组织）对工人力量的增强，起到实际上的和潜在性的作用。护士工会开辟了新的激进政治运动，人们也正在用推陈出新的方式将仓库工人组织起来。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曾一度动摇了劳工的政治惯例，并给许多工人和地方上的工会活动者展现了新的愿景。不过，从总体来看，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继续走下坡路的却不思反省的工联主义。

无论如何，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且在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雇员受到不断增加的政治攻击的情形下，这种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工会成员数量再次下降，在2015至2016的两年时间内直降25万人，到如今的1460万人。自2010年以来，公务员一直遭受到恶意攻击，导致其工会流失了50多万成员。正式罢工活动的数量继续下降，2016年已降到112场——至少三家保持记录的政府机构统计数据的如此。实际工资仍然低于1973年的水平，经工会的谈判，私营企业的年度工资平均上涨2.7%——避免了由于近期消费价格指数暴跌而导致的实际工资进一步下降的风险。调查显示，在2016年，节约成本的调整被强加进了劳工合同涵盖的79%健康保险计划和24%的养恤金计划中。当然，也有一些胜利，比如威瑞森39000名通讯工作者的罢工和过去几年中众多的护士罢工，还有2012年芝加哥的教师罢工。

经济状况并未对工人起到任何帮助作用。2008至2009大衰退以来的经济复苏异常迟缓，增长不到1%。到2014年，私营企业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就业仅达到2007年的9570万人，在2016年最终达到1亿人。尽管失业人数在减少，但劳动力后备大军仍然居高不下，劳动力参与率从1994年的66.6%跌至2014年的63%，而且“黄金年龄”劳动力（25—54岁）在过去的几年里从84.4%跌至80.9%。

超越精益化生产方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新自由主义时代见证了工人阶级、大部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在这一时期，虽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几百万，其产出却增加了，以致到2010年制造业生产工人的产出是20世纪50年代的4倍、1983年产量的2倍。虽然进口冲击了某些行业，但四次重大的经济衰退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才是导致大多数工作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数百万的“服务”岗位是作为资本对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的需求而创造的，而对大量扩张的人工环境和运输动脉的维护产生了低收入工人大军——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移民。总的来说，今天在大多数职业中工人阶级的种族多样化远远超过新自由主义萌芽时期的。如今，在从事生产、运输、搬运、维修和建筑等行业的三千万工人中，约40%是黑人、拉丁裔或亚洲人——这个比例是1980年的两倍多，而在生产服务业中甚至超过40%。

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新兴的和传统的职业中大多数都陆续进行了精益化生产方式重组，由六标准差（Six-Sigma）^[1]、统计过程控制、全面质量管理等程序进行测量和强化，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新技术来实现的。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些技术被新的电子和生物识别手段补充或取代，用来监督工人和测量工作，并且现在已经超越工厂，被医院、仓库、旅馆、超市等更多的行业所使用。有67%的雇主电子监控员工，而一份评估报告显示80%的美国工人受到监控。在服务业和商品生产业的劳动力中，从事半专业和非技术工作的工人见证了他们每天的休息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的3.12小时下降到21世纪初的1.92小时，“填满了工作日的每个时间缝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当这些变化综合到一起，他们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作强度——远远超过了现在奇怪的泰勒主义模式

服务岗位，比如制造业中的一些岗位，随着全国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资本变得更加密集。与商品生产领域工人不同的是，服务领域的工人平均更加集中，拥有500个及以上的工厂的地区工人数量从1986年的1650万增加到2008年的2470万人，而有1000及以上工厂的地区的工人数量在此期间从1070万增长到1650万人。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工作是低技能和低薪的工作，而据劳工统计局预计至2024年将有70%的非管理性和非专业性的工作将向这个方向转型。这是一支劳动大军，他们在转型为现代工厂的各职业中生产服务商品，领着和农业大军差不多的工资。

即时供应链集团的成立

更近的就是最近20年来的“物流革命”。供应链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货物从生产到生产商、生产商到零售商和服务供应者之间的流动被高效化和数字化跟踪，并以即时（JIT）为指导原则，由多式联运系统沿着升级的铁路、公路、水路和空中“走廊”通过高技术交叉对接仓库从一个“节点”运往下一个“节点”。时间成为竞争的核心。讽刺的是，今天国家的基础设施——这往往是政治机会主义的关注点——正处于土崩瓦解中，美国五大主要铁路货运运营商却花费数十亿去升级跨大陆铁路走廊。这些改进目的在于在北美主要的“陆地桥梁”沿线

搭建一个国产和外国制造的铁路双层集装箱平台——大部分的铁路系统都是由我们上面提到的公路养护工人兄弟会卡车司机分会（BMWED）成员修建和维护的。

就像精细化生产的即时节奏一样，这些经过改造的供应链在整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制造出了残酷的工作节奏，并成为资本的新的精简后的供应链集团的基础。但是这些供应链现在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工人们的行动打破。在过去的20年里，时间限制的特点和竞争中输送速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只会让这些供应链更加脆弱。

在生产和流通这一支柱中，那些主要的“节点”不仅是货物转运的关键节点，也是大量工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如果在今天商品和服务的快速流动带来的压力能成为工人奋起抵抗的诱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鼓动工人有效行动的手段，那么在大规模的“物流集群”中，工人们新的集中地就可能成为重大运动的潜在场所。在美国大约有60家物流集团，每家都集中了数千名蓝领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据估计，目前有320万人受雇于这些集团，还不包括那些铁路、公路、通讯工人和那些在全国各地服务并连接起这些集团的工人。

其中最大的是临近芝加哥的集团，有15到20万工人，多数是蓝领工人；洛杉矶和纽约—新泽西港口每家至少也有10万人；位于路易斯维尔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世界港”（UPS’s “Worldport”）雇佣了55000工人，而位于孟菲斯的联邦快递中心直接雇佣了15000工人，加上其周围的集团总共达到22万工人。这些集团作为供应链在各城市延伸的节点，吸引了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来到这些城市，他们相当于今天的底特律、加里和匹茨堡。这些城市中心是那些今年两次罢工的移民的家，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积极分子和千千万万现工会会员的家，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可以被调动起来组建新的无产阶级中心——如果工会领导人和工会成员不会满眼满脑子地指望自己幻想的“他者”。

铁路工人、卡车司机、机械师和IT专家——他们大多是白人，工资相对较高，有工会组织但也时常遭受攻击——正是在这些庞大的工人聚集地才能和在工厂般的大型仓库间进进出出搬运货物的工人群体汇聚，目前这些工人群体的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中大多是拉丁裔美国人和黑人，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妇女，他们的工资都非常低，没有参加任何工会并且往往受雇于劳动力供应机构（劳务派遣公司）。所以组织千千万万名工人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种族、族裔和移民阶层间的隔离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在特朗普获选后会变得更加明显。所以应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将是组织和团结不同工人群体的关键，在这方面，公司—工会意识形态和惯例的遗留在工人运动有所起色的机会上再添一重困难。

大分流：公司—工会意识形态中的进口、移民和良性管理

许多工人、工会成员和工会官员都被特朗普拒绝移民、进口和离岸外包的仇外承诺所吸引的原因在于几十年来，官方工会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工人失业的解释只聚焦在进口和离岸外包上。这个解释当然受到新自由主义时代各种持“自由贸易”思想群体的鼓舞，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已失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仍生效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等规则制定机构。劳工们应该反对这些政策和体系，因为它们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对实现工业化、发展国内市场并增加国民收入的干预，而且这些贸易协定还要求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支出和削弱发达经济体中劳工的权利，但是劳工领袖的许多言论却呼吁民族主义和反外交情绪等基本形式。然而，虽然进口和离岸外包的确夺走了一些工作，他们并不是造成制造业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近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作岗位增加缓慢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资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赢利能力的问题。

全球化、利润下降和新自由主义的补救措施带来的系统性不稳定，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重衰退、90年代初期和21世纪初期较小的衰退和2008年的大衰退，也摧毁了数百万的加工制造业岗位。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力在提高，因为新技术的运用和工作强度的加大，并保证了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产量增加的时候，却不会有新的制造业岗位增加。这里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大多数工会领导人不仅只关注偶尔幻想出来的自由贸易结果（有时是真实的），而且他们还顺从甚至鼓励伴随精益化生产和生产力提高出现的各种妥协和劳动管理合作计划，这些才是造成工作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在这段时期内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主要原因。接着谈谈如何两次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这一解释和做法的影响在于它不仅会误导工人们将关注点放在进口上，让他们自愿妥协以期通过让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来挽留工作，而且助长了一种劳动力民族主义——一种狭隘的观点，将移民视为窃取工作岗位的“外国人”。当工作在国外时，“他们”偷了你的工作；当他们移民到这里时，也偷了你的工作。当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自共和国诞生以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官方对外来事物的关注只会加强这些主义并通过全球化的口号使它们合法化。虽然大对数工会的高层领袖在移民问题上不再采取这一路线，并且大多数工会实际上、确实、必须试图招募移民工人，但“购买国货”的影响已根深蒂固，距“让美国再次强大”仅一步之遥。

除了“购买国货”在20世纪70和80代在纺织品、服装和汽车行业的失败已是事实外，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和其他一些人对它的复兴确实是给白宫首席仇外者的一个礼物。它还可能助长反移民情绪，因为“购买国货”和“美国的工作只提供给美国人”二者“风雨同舟”。

既然美国工人生产处的汽车和卡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所用的劳动力却越来越少，那么去斗争那些不断裁员的汽车工厂的条件，以及组织中西部的非工会供应商和南部的“移置”不是更加合理吗？国际主义，在国内与供应商工厂中的移民工人结盟，在国外和汽车工人面临着相同工作条件、岗位竞争和不友善的雇主，会提供一个更加长久的未来吗?

劳动力民族主义和劳动管理合作的双重骗局为资本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内，所有者的收入份额在迅速增长。正是通过精益和后精益方法从工作中榨取的资本增值额（即剩余价值）的巨大增长，而不是税收政策或金融（虚拟的）资本，才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在他的巨著《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最终取决于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即在增值的基本分配上。”（谢克2016，55，加粗为原著中所有。）

我们为有因为非常罕见的工会领导人查克·琼斯（Chuck Jones）感到振奋，他是印第安纳州联合钢铁工人工会1999（Steelworkers Local 1999）开利（Carrier）工厂分会的主席，特朗普曾在那里冒充救世主。琼斯不仅质疑特朗普在这个岗位大迁移事件中的诚意——特朗普试图让印第安纳州贿赂开利（Carrier）公司以避免大量工作岗位被迁往墨西哥，他还坚持告诫他的工会成员们不是墨西哥的工人，而是像开利（Carrier）这样贪婪的公司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终于有一个来自基因·德布斯（Gene Debs）家乡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啦，太好了，迈克·彭斯（Mike Pence）。

从视觉盲区进入大众视线

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抗议的铁路工人一样，在如今的明显单一化和官僚化的工会内部的冲突和运动热潮不会受到媒体的任何关注。要想了解这些内部冲突，你得去翻阅《劳工笔记》（Labor Notes）、《联合民主评论》(Union Democracy Review)或者一些左翼的报刊。然而，改变却在暗流涌动，并得到媒体的关注。大多数工会中的基层运动都要求真正的民主，反对劳动—管理合作，拒绝妥协而支持更大的斗争，并且试图借鉴许多工会中日益增加的种族和性别多样化，最终普遍地超越公司—工会主义模式。

公共部门雇员改革运动，如邮政工人和联合捷运工会（Postal Workers and Amalgamated Transit Union）有时战胜国家权力。其他挑战现任工会领导的全国性改革正在逼近，如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或者像国际机械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IAM）那样做出令人尊敬的表现，在投票中排名第三。像机械师工会、卡车司机工会和纽约州公共部门雇员联合会（New York State Public Employees Federation，NYSPEF）中的一些成员在工会执行委员会中获得职位。

更加典型的是地方工人运动。一些工会比如芝加哥教师工会、纽约州护士协会（the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美国通讯业工会1101分会（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Local 1101，CWL1101）或者卡车司机工会各当地工会在当地的大型工会中获胜。在纽约市庞大的教师联合会（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in New York City，UFT）中，教育工作者队伍运动/新行动（the MORE/New Action）横扫了七所高中的席位，这些席位过去经常被反对派占有，但他们却没有打败根基深厚的团结会议（Unity Caucus）。然而，大多数工会既没有明显的胜利，也没有被报道，但他们有所胜利时，可以激励其他的工会。例如，芝加哥教师工会（the Chicago Teachers Union）在全国各地的教师工会中激起了类似的运动，并成立了一个全国性核心小组——教育工作者队伍联合会议（the United Caucuses of Rank-and-File Educators，UCORE），并下辖20个分会。这种基层运动趋势正在上升，但仍然是少数群体并且很大一部分都不为公众、其他工会成员甚至很多政治左翼所知。

这些挑战多数来自以往的活动，如组织反对妥协、不回应或亲公司的领导的挑战、或上文提到的工作场所条件等，例如国际机械师协会（IAM）就部分源自一个墨罗西机械师工会751分会（Rosie’s Machinists 751）的基层运动。这个反对让步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地方运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并且在2014年的挑战中举足轻重，当然偶尔它也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改良主义者接管了纽约的美国通讯业工会1101分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Local 1101）后，他们继续在2016年的威瑞森（Verizon）激进性质的罢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运动或有组织的劳工大体上与我们在2017春季看到的大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有什么关系吗？到目前为止，答案不得不是：关系不大。当然，一些工会特别是那些有改良主义领导层、大批移民成员、或少数有左翼传统的工会，公开支持了五一无移民运动（May 1 Day Without Immigrants，M1WM）。国际沿海与工人工会（the International Longshore and Workers）、、联合电力工人工会（the 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UEW）、全国护士联合（National Nurses United）、美国邮政工人工会（American Postal Workers Union）、合并运输工会（Amalgamated Transit Union）、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西部联合服务业工人工会（SEIU United Service Workers West）和一些地方工会也支持五一。当然5月1日罢工者中很多都是工会成员，但这场罢工却不是有工会或工会领导人组织的。

在4月16日和紧接着的5月1日，成千上万名移民和他们的支持者在美国各地的40个城市进行游行和罢工，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够引人注目是移民—工人组织努力争取到的，这些组织本身和工会内部的公共部门员工运动一样鲜少得到公众和其他工人们的关注。这些组织很多都是以移民为基础的工人中心，比如，开创纽约之路（Make the Road New York）、开创宾西法尼亚之路（Make the Road Pennsylvania）、餐厅机会中心（the 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和其他一些移民权利群体和邻里群体。然而，对这次罢工给予最大支持的似乎还是收获运动（Movimiento Cosecha(Harvest Movement)），其自身也是最近才被媒体关注，科塞查（Cosecha）明确主张只有罢工和不合作策略才是让移民权利在美国成为议题的唯一方法。他们对此的发言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们的社区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为下一任首席移民驱逐者投票，不管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他们都将决定着未来4年到8年内移民政策的发展。每一届选举我们都会得到承诺，如果投票给民主党他们就会进行移民改革。当他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当奥巴马驱逐300万移民的时候，或者当特朗普进一步扩大其权力来驱逐并恐吓我们的社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罢工。

但是罢工不是消亡了吗？它不是和集体谈判一起几近消失了吗？与劳工统计局不同的是，联邦调解服务（FMCS）试图报道所有与合同谈判有关的罢工事件，在2016财政年度仅仅记录了112次，并逐年递减。在2017年的前三个月里，联邦调解服务只报道了20起正在进行或已经结束的罢工事件。当然，经过初步的搜索，我发现联邦调解服务漏掉了2017年初的几场罢工事件和过去两年中的更多场，其中大多是关于自发、申诉或非法劳动行为（ULP）的罢工。一些工人转向了非法劳动行为罢工或者申诉罢工，因为他们不会因此而被永久更换。

然而，事实仍然是工会领导人和成员回避传统的罢工，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人遭受被更换的威胁、大多数现行劳动法不起作用以及资本和其政客反工会的狂热日益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实际上因为生产、投入和供应的即时特点，越来越多的雇主对罢工行动根本无力抵抗。

然而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在工作日示威游行，并转向用罢工武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很难知道今年的移民罢工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各地的福克斯新闻都在4月16日报道：“据估计数千人以抗议和团结拒绝了工作、学校和其他的承诺。”《大西洋报》（2017年4月21日）报道砌砖工人、造船厂工人和油漆生产工人在罢工当天就被解雇，尽管大多数参与者没有遭到报复。

彭博社报道称建筑业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在4月16日受到重创的是餐饮业，随着工人们的离开，美国参议院咖啡店被迫关闭。

五一比2006的一日无移民运动（A Day Without Immigrants，DWI）影响小很多，当天建筑工地、肉类加工厂和繁忙的洛杉矶港口的货运都被迫关闭。但是2017年五一在大多数城市也被称作“没有移民的一天”，意为不向其提供劳动力。关于企业关门的报道很常见，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Reading）市，约四分之三的企业关门了，《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也报道了工人的“旷工”，费城的老师们纷纷在5月1日打电话请病假。不仅是移民为能在美国居住和工作而斗争，妇女们也在3月8日为性别平等和反对特朗普而斗争。争取最低工资15美元斗争（The Fight for 15$）也呼吁罢工行动，虽然有些人质疑过去几年中这些行动是否真的参与了多次罢工，但是必须指出的是15美元最低工资法因为那些努力已经在很多州的很多城市被通过了，并且很多工会也采纳了这个议题。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行动都只局限于一天，其影响必然有限。劳工党历史学家列支敦士登·纳尔逊预测：“我们可能正进入一个政治罢工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工会和其他团体制定好罢工日期和议程，但是许多非工会工人也会参与进来。问题是：我们能否给这些罢工一个任何形式的系统支柱，这样运动取得的任何影响就不会是每次都要重头再来的一次性事件？科塞查用一种更加乐观的语调说到：“我们将从一天的罢工开始，但我们的目标是七天的罢工——一周没有移民工人。”虽然这是一个很难交付的订单但，却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所有的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自1886年5月1日30多万移民工人为8小时工作制举行的罢工后，我们没有在美国看到运用罢工来实现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目标的事情，无论这种运用多么有限。在了解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我们不应忘记和低估这场罢工的重要意义。先前这些未被认可的工人和他们大部分受关注的组织已经重新引入了——如果不完善——大规模的政治—社会罢工运动，并且将他们的斗争引到大众视线中，以致自我审查的媒体也无法忽视。

这会激励更多的工会工人转向罢工并学会利用重组产品和货物、服务流通中的新的脆弱性（经常是相互关联的）吗？这些看似不同的城市中心工人阶级群体和他们周边的数百万人的“物流集群”的重合会导致另一次类似20世纪60、70年代甚至30年代规模的工人热潮吗？工人阶级的斗争会广泛地走进大众视线并为处境艰难的劳工运动带来新的大军吗？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提醒我们，工会数量的增长和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不是像“一个单纯上升的坡”而是像“定期点燃压缩的易燃材料堆”（1964，139）一样到来的。这无疑描述了当今美国甚至全世界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状况。这不是用来预测的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寻求的。借用著名的沃布利（Wobbly，沃布利是世界产盟盟员）的话，“别等了，组织起来!”

作者简介：

吉姆·穆迪（Kim Moody）是《劳工笔记》（Labor Notes）的创立者，著有多部有关美国劳工的书籍，包括《团结：美国的工人阶级组织文集》（In Solidarity: Essays on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和《新地形：资本如何重塑阶级斗争的战场》（干草市场出版社）。他目前（2017年）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访问学者。

2017年8月18日

译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093

[1] 六西格玛是通过确定、消除引起残疵的流程来提高产品品质，降低生产中和商业流程中的变化程度，利用了一套品质管理方法，包括统计方法，创建了组织内人员的一种特殊架构（“黑带”、“绿带”等等）。每个六西格玛项目都是根据具体的步骤，完成具体的财务目标实现的。（引自维基百科——译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