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泥潭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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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德·布哈胡（Jad Bouharoun） 著
2019年4月18日
译注：为避免个人水平有限所导致的翻译失真，在人名、法案名称以及术语后，均以括号形式附上原文。另外，在left一词的翻译上，以实际上持中间偏右甚至右翼立场的法国社会党、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均译为“左派”（这也是国内媒体的习惯话语），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均译为“左翼”（国内媒体惯称它们为略带贬义的“极左”），“极左翼”在本文的语境中不带有贬义的色彩。
在自由主义媒体所谓的“法兰西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对于在其它国家已是大势所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我国民众竟如此抵触”、“僵化的法国劳动力市场与劳工法律，恐怕是阻挠社会经济进步的元凶”的说法中，“懒汉”一词几乎被用烂了。这种所谓“顽固不化的、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人”的论调，并非是盎格鲁—撒克逊媒体的专属用语，反而经常占据法国舆论的榜首：从雅克·希拉克到尼古拉斯·萨科齐、弗朗西斯·奥朗德、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再到“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它是强大的雇主联盟）的那些喉舌们，更别提各大主流媒体了。因此自然而然，在过去数年遭受被社会广泛关注的罢工与示威抗议困扰的情形下，突然闯入公众视野的“黄背心”运动使得这种论调更是日嚣尘上，让人好奇法国这种不受现代政治经济规律制约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实现了GDP的五倍增长的。只不过，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法国奇迹”。正如Chris Howell所提醒的：任何对法国情形的严肃评价，都能够得出如下结论——“法国经济各方面都一直经历着大规模的自由化（私有化、供给侧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与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化），其所导致的结果是持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及民众缺乏安全感。”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法国资本与劳动力
法国经济自由化的历史路径与牵涉领域，大约是法国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区别所在，后者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所鼓吹的野蛮地且系统化地粉碎工会活动的成功经验为代表作。而和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化情形不同，法国选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抬出了一位左派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密特朗与法共联手试图挽救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幅度提高社会工资总体水平、刺激消费与制造业生产以应对制度危机。但是当资产阶级通过撤出投资（investment strike）、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及攻击国有财产等方式来表示拒斥时，密特朗政府转而在1983年3月宣布推行财政紧缩政策，这意味着要着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
依照Tariq Ali的说法，法国特色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中间派”（extreme neoliberal centre）由此形成。但他们并非如撒切尔主义者那样公开与工人阶级劲敌决裂，而是利用法国左派人士渴望讨好资本的心态，来推行温水煮青蛙式的背叛。在政治上，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由来自对立政治集团的成员分别担任法国总统或总理，以实施所谓的政坛合作，法国的左派与右派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上逐渐达成共识：在看似变幻无常的大选中，要么是由左派的人担任总统，而让右派掌握议会绝对多数，要么反过来操作。以私有化为例，无论总统与总理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私有化一直都在稳步推进（详见表格1）。
表格1：法国右派或左派政府领导下的多轮私有化（1986—2005年）
资料来源：Poingt，2018
接连几届法国政府所推行的私有化，必然意味着抛弃：在以往长达30年的大繁荣时期，主宰了法国资本命运的国家所有制之“统制”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法国政府持中间偏右立场）。与大卫·哈维的时髦表述“通过剥夺来实现资本积聚”的说法相反，私有化并不必然为资本积聚开辟新的经济部门。以法国为例，已被私有化或半私有化的企业（包括原料制造商圣戈班集团、石油巨头埃尔夫·阿基坦石油公司、雷诺、法国电信及法国航空）在之前仍属国家所有制时，就已经处于竞争性的资本积聚环境中。
为了通过追溯法国资本的漫长发展轨迹及其削减劳工工资之渴望来考察私有化，我们或可采纳本·菲拿（Ben Fine）的观点： “私有化是重构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在这点上，橘子电信（Orange，前身是法国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局的命运尤其具有启发性。这两家企业的属性都是先从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国有企业，后又改制为合股公司，以便引入冷酷的工资压制政策。这种做法引发了员工神经衰弱、抑郁以及其他神经功能病例的灾难性激增，其中不少人因而自杀。近年来，在雷诺或是医疗卫生等各个部门，员工自杀事件也很普遍。这体现了在工作节奏加快的背景下，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风险的长期增长；因为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雇主都希望工人“干得更多，拿得更少”。
私有化与公共服务的紧缩政策，构成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双重打击：不仅恶化了工作场所的劳动条件，而且降低了工人阶级与贫民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最大受惠群体）。这里只消举一些例子：自1989年起法国2/3的产科病房被陆续撤销，2013-17年间有7%的公立医院被关停，自2005年起国内1/3的邮局被裁撤；在过去20年，公共养老院的财政支出本已经不断被削减，但在2017年又再次被削减，就连马克龙派的议员们也因为目睹养老服务建设的“不体面”现状而尴尬不已。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表明：法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对缓解社会不平等助益甚微。法国新自由主义对农村地区人口以及聚居于市郊的黑人工人阶级（the banlieues）的祸害比其他群体所忍受的要严重得多。Mathieu Rigouste认为：“所谓的新型‘低端城市人口’被隔离在市郊，那里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包括削减社会公共支出、让法国国家机器专注于维护统治稳定的职能”。
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自然而然地就被煽动起来，以便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失败开脱；而围绕所谓的“敏感社区”和多元化融合（integration）的问题而展开的系列讨论，粉饰了法国警察的罪行和移民后代经济边缘化的社会现象。由此，正如许多人所反复谈论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导致后来“黄背心”运动兴起的贫困与财务焦虑就已经成为黑人打工者社区挥之不去的噩梦。
不稳定雇佣的状况也在蔓延：分包、固定期限合同、临时工中介以及弹性化政策（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营企业）都让雇主得以无视有利于工人的集体谈判协议，同时还可离间能够签无限期合同的工会工人与其余工人的关系（原文注释：这尤其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在过去15年，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人数占全体工薪者的比例从10%略微提高到12%；然而，合同的平均有效期限倒是缩短了一半以上（从112天缩减至46天）。这意味着：一个人数占比相对较少的工人群体要在更短的固定期限合同下工作，本就不稳定的雇佣状况因而更加不稳定，而女工与年轻工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广大的法国工人阶级都被卷入私有化与紧缩政策的魔掌之中，但法国统治阶级并未满足于他们已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他们曾多次错失将撒切尔主义的匕首捅进有组织的法国工人阶级心脏的良机——尤其是在1995年，当时一场自196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法罢工，迫使上任不久的右翼总统雅克·希拉克放弃对养老金的全面攻势。这次失败鲜明地暴露了希拉克的执政成效：2007年，他“碌碌无为的任期”告终时，法国资产阶级或多或少把他比作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译注：意指无法有效推动改革）。
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法国工资水平保持着小幅度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法国资本家的对手（比如说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资本家）则“有本事”削减他们雇员的工资。研究表明：法国工资水平的增长在经济危机发生后一直加速；整体而言，无论在制造业部门还是商业部门，尽管失业率依然高企，工资增长率都要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再次强调这是在和德国的工资水平作比较，在这同一时期，德国的工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德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详见图示1）。
图示1：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状况（1998—2014年）
数据来源：Berger and Wolff, 2017.所有变量都以1998年的水平为基准。
对于法国持续的高工资水平，有一种解释是：在法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企业主需要借此留住一定数量的熟练工人，并让他们满足于固定期限合同或临时工合同。最近一次制造业用工需求的剧烈增长也揭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有着260万存量的法国“劳动力后备军”竟无法为企业主们提供迫切所需的足够多的熟练工人。
高频率的罢工行动也推动了工资上涨。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整合的数据表明：法国企业所面临的停工事件数目居全欧之最——从2005至2014年，每年每千名工人的停工时长合计为132天，是同时期英国平均水平的五倍有余；而在非经营性的公共部门（包括教育与医疗卫生），停工则更为频繁——在2011年，每千名工人的停工时长达到329天。
对2005至2016年更为详尽的回顾（见图示2），揭示了经营性部门劳工斗争的波动。2005至2009年在右翼政府（先是希拉克，从2007年后是萨科齐）执政下，高频率的劳工斗争成为常态，并在2010年一场反对萨科齐养老金改革的全国性运动中达到高潮；而在之后连续数年所谓的左派政府执政下，劳动斗争的热度明显平复下来；但到了2016年，反对新劳动法（El Khomri法案）的社会动员重新激起了劳工斗争的热度。如果我们观察2015年与2016年的情况，就会发现经营性部门的罢工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与2016年（当时反对El Khomri法案的全国性罢工运动占据主导地位）不同的是，2015年是以地区性的或行业性的劳工纷争为主导的，而且参与者大多任职于合作联营的企业（在2016年他们则在全国层面动员起来）。不出意料的是，发生劳工纷争的都是工人与工会活动者相结合了的大企业。（原文注释：根据Dares Résultats 于去年发布的统计报告，在2015年，法国经营性部门中有1.3%的公司遭遇罢工或停工，而它们的雇员人数占法国就业人数的24.4%；而到了2016年，这俩数字分别攀升至1.7%与26%）
图示2：每年每千名工人的罢工天数（经营性部门）
Source: Dares Résultats, 2018.
法国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最为明显的吊诡是：一方面是如此可观的斗争成就，另一方面却是低水平的力量团结。加入工会者占法国工人总数的比例不到11%，但却有9/10的工人成功签订了集体劳动协议。这也是法国全国性的高工资水平的另一个解释：无论地方工会的力量如何，所有企业都必须至少满足由全国或行业集体劳动协议确定的工资额及劳动条件。由于在无须招收工人入会的情况下，工会仍然能够动员劳工的力量，因此没有直接的动力去大规模地吸纳工人加入；但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组织的工会活动者仍有足够的能力去引发罢工。
奥朗德：危机在加速蔓延
2014年，在信口开河地向反紧缩势力抛出橄榄枝后，奥朗德转而任命内政部长曼纽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为法国总理。此举表明他急剧地转向了右翼立场。
瓦尔斯从不掩饰其对“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的喜爱，固执于不惜一切代价地降低“劳动成本”。他发起了由国家财政补贴企业的大规模计划，而“法国企业运动联盟”的皮埃尔·加塔（Pierre Gattaz）则在一次媒体外出巡游中承诺将会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来报答当局的这些补贴计划。根据法国总工会（CGT）的统计：在2017年，法国企业共收到1720亿欧元的补贴。总理办公室委托起草的一份报告揭示了这些补贴资金“主要被用于提振企业的净利率，而很少用于增加工人的工资，因而无法大规模地提振就业率。而且我们尚未看到补贴资金对刺激投资有任何显著效果。”
在2015年11月恐怖袭击后，奥朗德曾试图以国家主义的煽动性言论来实现所谓的“国家团结”（尤其是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共和主义反恐游行”），目的是要全力支持法国统治阶级。正如Ugo Palheta反复强调的：“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奥朗德政府反复炒作恐袭事件，以求广泛推广专制主义的统治，而这契合了法国各主要政党的共识。”
警察国家的阴霾仿佛突然压在法国民众头上，大国沙文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的思潮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奥朗德借助El Khomri劳动法发动了对工人阶级的猛烈攻势。在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看来，此时发动攻势恰逢其时，因为 “在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崛起，以及2015年恐袭发生后安保措施日渐强化的背景下，连工会活动者也被反对El Khomri劳动法的社会运动的爆发规模所震惊”。
针对新劳动法的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不同的社会群体投身到这场斗争中。部分自下而上地形成的罢工与示威抗议行动，推动了高中生与大学生的运动。与此同时，早在重量级的工会联合会在战略性行业发起罢工前，自2016年3月起，“长夜漫漫”运动（法语为Nuit Debout，英语为“night on our feet”）就激发了陆续多起占领广场行动。虽然这些抗争运动都遭受了法国警察的野蛮镇压，但依然凝聚了“反对新劳动法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形态”的大规模示威力量。从此，由数以百计的激进左翼组成的“先头部队”站在了公开示威行动的最前头，力图直接对抗法国警察。
法国清洁工们的劳动条件比El Khomri劳动法所波及的所有工种的都要恶劣，他们的罢工一直保持高热，在酒店、医院和火车站等工作场所取得了规模虽小但引人瞩目的胜利。法国清洁行业以黑人与女性雇工为主，而且该行业的组织松散性是出了名的，因此，这些胜利是意义非凡的进展。
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些抗争运动并未吸引足以迫使法国当局屈服的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一方面是法国警方与司法部门对罢工工人、罢工纠察线和游行示威进行令人震惊的镇压，另一方面是战斗性的工会活动者最终未能在经营性部门进行有效的组织。2016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尽管人们提出了“发动总罢工”的口号（这表明工人阶级的客观力量得到了认可），而且总罢工对于“长夜漫漫”这样的“新兴社会运动”来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别指望能依靠全国工会的领导层去落实这一口号。
法国统治阶级虽然在劳动法的斗争上取胜，但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严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演变成自杀式的行动，为此奥朗德不仅牺牲了他自己的社会支持率，而且还把社会党拖下了水。工人阶级与穷苦民众（译注：作为社会党的传统票仓）从背后捅了社会党一刀。于是，马克龙看到了上位的希望。
马克龙的崛起
仕途顺风顺水的前公务员、后来的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马克龙在法国统治阶级（从雇主联盟、政客群体到高级公务人员）当中成功地获得了坚实的好口碑，并很快成为了法国媒体的宠儿。他在自己身边拉拢了一批公关顾问，并成立了旨在打造“候选人马克龙”形象品牌的“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LREM)）。马克龙机智地看准时机，踢开了行将覆没的“奥朗德—瓦尔斯”政权（这对组合最终无力角逐后来的总统选举）,并宣布自己将要竞选总统职位。
与此，保守的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简称LR；前身是作为希拉克及萨科齐竞选班子的“人民运动联盟”（UMP））以令人惊异的党内绝对多数票，推举前萨科齐政府的总理弗朗索瓦·菲永作为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从意识形态上看，菲永代表了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立场的、反穆斯林的、反同性恋的法国资产阶级群体的利益。他有关恐伊斯兰、恐同的公开言论以及对法国殖民帝国的追忆可以说是非常极端：在狂喜的“法国企业运动联盟”成员面前发言时，菲永承诺会以“闪电战”的形式推行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消几个月的时间便可改造法国的经济。（原文注释：是在2016年3月9日，一场由法国“和谐基金会”（Fondation Concorde）组织的企业高管会晤发表的讲话）
菲永之被共和党任命为总统候选人，不过表明了法国国家机器战略性的、无可避免的右转。但这位擅长说教的天主教徒的竞选活动最终夭折，因为他被曝光将接近一百万欧元的公共资金转移给他的妻子，而她并未将这笔资金用于某项本该落实的项目。菲永遭受媒体及其党内高层接二连三的猛烈抨击（要求他撤回竞选申请），但仍孤注一掷地寻求他的保守主义支持者们的支持，以求平息事态。他的竞选纲领变得更加右倾，却导致更多选民倒向了法国媒体的新宠儿马克龙。因此，尽管菲永得到总的来说还算令人瞩目的占比20%的票数，但这位前法国总理甚至未能挺过第一轮投票。
如果说菲永的竞选纲领对顽固的保守主义势力来说更有吸引力，那么马克龙则更受法国资产阶级光谱上另一端的群体——住在城市里的担任行政主管或经理职位的年轻富裕一代，他们用领英上（Linkedln）的洗脑的夸夸奇谈（要在法国政坛上掀起风浪，打造一个“创业型国家”）来掩饰自己的弱智——的青睐。马克龙以其滑稽演员的功底来迎合这些人；据我们所知，他的怪诞演讲所带有的糟糕“金句”时常能得到千篇一律的掌声。
马克龙的迅猛崛起令主流媒体目眩神迷，它们热切地从这位年轻政客的个人形象上探求其成功秘诀。但是，很难去设想还有谁比马克龙更能消极地表现出法国政治的混乱；马克龙并没有“创造历史”，他不过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动力的产物，他不过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名配角。
实际上，一方面社会党甘愿拿自身为资本献祭，另一方面法国主流右翼陷入危机（菲永的丑闻不过是危机的催化剂之一），加上玛莉莲·勒庞的崛起（有足够多的感受到威胁的左派选民因此倒向了法媒的宠儿马克龙），以及空前的弃票率，法国统治阶级面临的这些内部危机症候，让“候选人马克龙”得以风生水起。这就是一位狡诈的机会主义者成为重要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赢得眼光闪烁的蠢材们雷鸣般的掌声的上位史。
在胜选后不久，马克龙就很利落地卸下了他那副新创企业销售经理的装扮，而改换上略为严肃但同样可笑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行头。幼稚的“共和国前进”党让位于握有实权的法国军队。
马克龙全力推进奥朗德时代的政策：一方面，他强化了法国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尤其是针对移民和难民）；另一方面，他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的财政改革与劳动改革措施。马克龙发动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攻坚战：宣布将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私有化，并取消铁路工人辛苦争取得来的劳动合同条款与工作条件。尽管持续了三个月的铁路工人罢工并未强势到足以令马克龙政权让步，但它引发的社会反应与反El Khomri劳动法运动所引起的相类似：一场占据了大小报刊版面的全国性大罢工，高中生与大学生发起的猛烈斗争，以及崛起中的移民与反种族主义运动。人们在街道上组织起来、聚集起来，对付法国警方不断升级的镇压。这些现象一致表明：左翼激进力量克服了过去几年法国劳工运动之挫败的打击，正在积聚自身的力量。
然而，除非法国左翼力量成功地掌握了政权，否则社会各界不会轻易与其团结。激进力量的左转，受到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极右翼势力的制衡；极右翼尤其青睐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2018年改名为“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它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了1100万张选票。
法国极右势力：共和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滋养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核心
对于许多评论家而言：在漫长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下，“国民阵线”这个法国最主要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似乎很成功地甩掉了法西斯主义的身份，转变为一个“共和主义”政党。在这语境下，“共和主义”通常是指争取在法国代议民主制中取得合法身份（democratically legitimate）。放弃对国民阵线进行有效抵制的几乎所有主流资产阶级政党，都可以用这种视角来为自己洗白。例如，马克龙同意于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与玛莉娜·勒庞展开电视辩论；反观在2002年，希拉克（虽然很难说他是反法西斯者）拒绝与当时的竞选对手让·马里·勒庞（玛莉娜的父亲）展开类似的辩论。
和其它所有政治组织一样，作为活生生的有机体，法西斯政党同样要服从社会演化的规律，换句话说，要适应其所处的具体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当直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并不存在的时候）。例如，“国民阵线”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不仅是为了团结一些小型的纳粹组织，而且是为了让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代议制下的合法性。尽管“国民阵线”经历了许多次危机与转型，但它从未背离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国民阵线（以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作详细回顾，但不妨考察它当前的情形：在玛莉莲·勒庞的领导下，“国民阵线”是作为法国法西斯主义力量核心的极右合法组织。在过去的十年，勒庞采用改版过的种族主义（将反伊斯兰主义置于反犹主义之前），一直试图扩大国民阵线的社会影响力与选民支持率。如此这般使国民阵线“无害化”的操作，使其在资产阶级评论家与政客眼中染上了共和主义的玫瑰色——这也表明了法国主流政治已然多么右转。事实上，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得到了法国当局、各主流政党和一大帮学者、教授及记者（他们一直把（煽动）伊斯兰恐惧症作为自己的上位手段）的认可，这被勒庞拿来吹嘘国民阵线“已经赢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勒庞只需调整国民阵线的宣传口，打造新版的“伊斯兰主义”稻草人（译注：指丑化穆斯林的形象，歪曲伊斯兰教的观点），“吸纳前瓦尔斯政府中的右翼分子”来构建“能够与法国共和党和平共处”的种族主义阵线。
“国民阵线”自然也能从长期蔓延的经济危机及其直接影响（失业、社会不平等及紧缩政策）得益，忽悠一些认为自己被主流政党（无论是右翼还是左派）的口头支票所哄骗的工人阶级与穷人群体中的选民。但是，在经济议题上玩弄的把戏，并不会掩盖“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面貌：“一些左翼自认为玛莉莲·勒庞所讲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体现了……‘国民阵线’的资本主义本质”，以致忽略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而种族主义才是“国民阵线”的力量源泉及其意识形态的养料。正如丹尼斯·戈达尔（Denis Godard）所言：“国民阵线的发家史充斥着两面派的做法：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使国民阵线合法化的事物（议会工作、媒体曝光率、和右派群体打成一片）扩大其社会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公开地宣扬与推行种族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来巩固并发展其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这一策略是让·马里·勒庞发明的，她的女儿玛莉莲则分别在2012年与2017年两次总统大选中用来巩固且美化本党的法西斯主义与反犹主义内核。（原文注释：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勒庞任命一位否认大屠杀的人继任党魁，并宣称法国当局无须为1942年的维尔迪夫事件（Vel’ d’Hiv roundup”）负责。在这起事件中，数以千计的法国犹太人被法国警察围捕并关押在维尔迪夫，随后被绑架至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内核呢！一个已然过于膨胀的“党内安保机构”，从曾经为法国的帝国主义军事冒险效力的老兵中招募人手，并在国会开展活动（实际上是与许多纳粹小组织联合）。这一安保机构是一批小型的安保服务提供商，它们的名单念起来就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法国极右势力在街头的械斗, 令人不舒服地联想到纳粹主义与司空见惯的反犹主义……国民阵线依然无可争议地是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Vanina Giudicelli认为玛莉莲·勒庞代表了两种观点的平衡：“一种是认为夺权时机已到，应当着手行动；另一种则认为自身尚缺乏群众运动的支持。换言之，仅仅在法国国家机器内部受欢迎（国民阵线在法国警察与军队中非常有人气）是不够的，因为要将他们这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政治计划落实到行动上，还需要一个能在街头上决胜的运动。” 。
在过去数年，法国社会经济危机的蔓延一直有利于纳粹街头组织（例如Génération Identitaire和Bastion Social）的势力扩张。这些组织利用反犹主义的、恐同的与伊斯兰恐惧症的蛊惑言论与阴谋论（例如说穆斯林移民正“大规模地取代”欧洲白种人）吸引了大量信众，并成功网罗了数以百计的活跃的战斗分子；这些人被部署在里昂、马赛、巴黎及南特等地，从事反移民运动、街头行刺、攻击左翼运动者和占领运动中的学生。这些都是从老一辈纳粹组织中继承下来的伎俩。尽管它们并非正式地隶属于“国民阵线”，然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对这些纳粹组织的暗访，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反法西斯主义左翼人士长期以来的警告：“意识形态上的活动与组织上的行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国纳粹组织Génération Identitaire的一名成员甚至声称：“国民阵线负责搞政治，而我们则负责在街头行动。”这种半遮半掩而又形成了默契的分工很明显地体现在极右势力对“黄背心”运动的渗透规律中。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黄背心”运动者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2018年11月17日之后的几周时间内，关于“黄背心”运动者何许人也的问题折磨着法国左派（当中有头有面的公众人物早已玩火式地向右翼势力献媚）的神经。一个反对“环保税”的运动，独立于左派、工会与常用的社交媒体网络，发展起来了，且在国民阵线强力控制的小市镇与农村地区扎下根基。在“黄背心”运动爆发之始，无论所持的依据合理与否，法国左翼普遍担忧这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群众运动。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担心最终被证明是杞人忧天的。
“黄背心”运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它是在工作场所以外组织起来的，并且独立于现存的工人阶级组织（例如工会、工人阶级政党等团体）。研究表明许多在职工人与失业者公开地支持这场运动。另一项研究表明62%的“黄背心”到了每个月底都要面临入不敷出的生活困境。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包括退休者与失业者）的“黄背心”按照地域组织起来，其最初的关注点是涉及面广泛的一系列财政要求：取消对巨富群体的减税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降低对养老金及生活必需品的征税率，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人们可以看到在关于国家机器与税收的问题上，小资产阶级对“黄背心”运动的影响。事实上，在运动早期，确实有些小企业主加入进来，它们尤其是在企业税与工资税等问题上吐苦水。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各地以民主的方式（译注：区别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民主）组织起来的“黄背心”代表大会上，人们所提出的数百项涉及不同方面的诉求，主要是工人阶级关注的失业、公共服务、住房与养老以及女工的贫困等问题；而关于小企业的税负问题则已很少甚至没有提及了。
因此从客观上看，“黄背心”运动的主导力量显然是法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承受着经济危机与过去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带来的苦难。然而这场运动有着两类矛盾的情形：其一、“黄背心”的诉求主要是围绕税收议题；其二、法国国家/法兰西民族的符号在运动中大行其道。
“黄背心”运动在其早期更多地关心税收问题而不是工资问题（这有别于传统的劳工运动），是这场运动诞生在工作场所（通常是小规模的）之外的表现，而这更能直接地吸引失业者与退休者参与进来；这也和“黄背心”运动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地方性工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退却（在有些情形下甚至是消亡），斗争氛围浓厚的大型工作场所对周边社会的推动作用。不过，税收议题仍然突出了阶级诉求：要求恢复富人税、打击大型跨国企业的偷税漏税行为以及有关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都直接针对法国当局主导的资本主义改革。这些改革不断减少地工人阶级的间接工资（indirect wages），从而始终为富人牟利。
而另外一类矛盾情形则更为复杂： “黄背心”运动采用了长久以来一直被法国左翼与工人阶级所拒斥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符号，即法国国旗、马赛曲以及“玛丽安娜”（Marianne，她是拟人化的法国国家象征）。这些符号通常出现在由右翼势力主导的运动（除了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被左派的让-吕克·梅朗雄采用）。既然“黄背心”运动明显不是一场法西斯主义者或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主导的运动（那些拘泥于表面形式的迂腐学究可不这样认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解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黄背心”运动，会采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呢？
在这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葛兰西的观点。葛兰西发挥了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对于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动，都能被解释为制度（structure）的直接表现，对于这样一种幼稚病，应当从理论上予以驳斥。”（the claim that every fluctuation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can be presented and expounded as an immediate expression of the structure, must be contested in theory as primitive infantilism）换言之，我们要对意识形态（及其在民众的日常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具体的研究。
“有凝聚力的团结的法兰西”不过是法国统治阶级用来为统治秩序辩护的“象征物”而已。事实上，它类似于“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共生与并存，它们由国家凝聚力来维系、在文化上熔融出一种‘道德意识’、既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融合”的说法。在“黄背心”运动（对法国统治阶级的不服从）当中，这种“道德意识”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了。在“黄背心”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符号与辞藻的采纳上， 一种经典的历史现象重又出现。反叛者利用统治者惯用的道德伦理符号与言论，来反杀统治者。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以“真正”的基督教为名号来反对罗马教皇，而“黄背心”则使用在英雄主义的十八世纪里法国资产阶级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如今这些资产阶级的保守的、明显是怯懦的后辈们，却视这些口号为累赘），以及革命气息甚浓的民族主义颂歌《马赛曲》，来反对当今的法国统治阶级。“黄背心”借此表明当前的法国统治阶级早已背叛了自身的“道德意识”，借此表明自己才是“公民”，才是“真正的法兰西”（上述“道德意识”的真正化身）的捍卫者。
当然，这样的法国从未存在过。尽管从本质上看，“黄背心”运动既不是种族主义的、也不是反动的，但对民族主义符号的采用却揭示了这场运动的弱点与局限性。首先，法国国旗与《马赛曲》不仅吸引了此前从未在任何政党的组织下游行的工人阶级群众，也吸引了那些低俗丑恶的、有组织的极右势力。
其次，高举法国国旗、唱法国国歌以及充斥着以“法兰西”为名的言论，这些都暴露了“黄背心”运动的改良主义，及其与阶级社会秩序寻求和解的意向。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价值观，以及已是老生常谈但却正在被消解的“法国社会体系”，能够被那些既希望富人与穷人之间达成和解、又希望能够缓和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对立的人利用。在这里，“法兰西”被视为一种可以超越法国所有社会阶级差异、凌驾于法国历史发展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抽象概念。
一个成长中的社会运动
从“黄背心”运动的发展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民众的思想是会改变的。当人们投身运动后，曾被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常识”就得接受实践的检验了，他们曾秉持的信念（例如：存在对于全体法国人而言的共同利益，警察和司法部门是“中立的”）就会受到现实真相的挑战。
社会学家Benoît Coquard提醒我们注意：在农村地区（“黄背心”运动早期的中心）的日常生活中，会产生一种“模糊了阶级差异”的思想倾向。很多在小企业上班的工人，会对他们的老板有一种明显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甚至可能会蔓延到工作场所以外的休闲时间及文化生活。但是，在设置了“限流式路障”（filtering roadblocks，在农村地区的工作场所以外出现的、类似纠察线的事物）的公路现场，这种亲切感发生了转变。在那里，“黄背心”鼓动与说服来往的司机参加运动，示威者们感受到：“当看到一辆又一辆车驶过路障和环岛时，我们渐渐发现眼前浮现出一种对立的现象：一边是我们的“同情者”（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另一边则是富人（那些肥头大耳的、瞧不起“黄背心”运动的资本家）”。
“富得流油而肥头大耳的资本家”及其喉舌在质疑、歇斯底里与听天由命之间徘徊——尤其是当2018年12月，“黄背心”运动者在巴黎市中心掀起了起义式的阵势，其影响冲击到世界各地之际。法国哲学家及前教育部长吕克·费里（Luc Ferry）敦促法国警方“使用武力一次性解决问题”，而主管性别平等事务的部长马琳·夏帕（Marlène Schiappa，女权主义者、马克龙派的自由主义门面担当）要求干涉民众支持克里斯托夫·德廷格（Christophe Dettinger）的众筹行动，她要求列出全部9000位捐款人的黑名单。德廷格是“支持‘共同汇报标准’（即CRS，用于打击富人的追税令）的斗士”（原文注释：德廷格确实是一位斗士，一位职业拳击手，有视频拍到他在2019年1月5日的巴黎“黄背心”示威抗议中，赤手空拳地与法国防暴警察周旋）
但说话最直白、最不拐弯抹角的是另一位前任部长格扎维埃·贝特朗（Xavier Bertrand），他感叹道：“萨科齐未能连任，奥朗德甚至没办法参加换届竞选，现如今真不知马克龙可否顺利过完他的总统任期。”正当马克龙在税收问题上开始让步与公开妥协时，一些不敢在自己的选区抛头露面的马克龙派议员，不断试图通过攻击法国财政部的高级公务人员，把他们当作马克龙税收政策的替罪羊，来转移公众的视线。法国《世界报》的一系列文章揭示了法国政府部长班子的混乱：“ ‘黄背心’运动的诉求之所以在财政部的官员中掀起如此大的声浪，那是因为他们曾经认为马克龙的当选意味着他们终于能迈上各自的人生巅峰。一位此前在经济与财务部上班的督察竟然也能入主香榭丽舍，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一位政府官员还解释道：‘马克龙与我们很投缘，他能理解我们。’”
在法国各大城市开展传统的星期六示威抗议前，“黄背心”运动者轮番设置了路障和延伸到路边的纠察线。警察的野蛮暴力与司法官员变本加厉的苛刻手段、从媒体评论员与编辑部文章中喷涌而出的蔑视、巨富们及他们的专家团队的怨恨，以及民众眼中“黄背心”运动初期的不成熟，都暴露出法国社会的阴暗面。许多人在现场领教了法国警方的镇压，数以百万计的“黄背心”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目睹了法国警方的暴行，民众的政治意识因而有所提升。去年12月发布的一个视频使法国社会舆论发生了转折：在巴黎市郊的芒特拉若利（Mantes-la-Jolie），在法国警察的淫威下，数百名高中生被逼跪在地上长达数个小时，并一直遭到警察的嘲讽。这些学生因为在校外封锁道路而被全数逮捕。在通常情况下，在种族主义旗号下，法国国家机器日常的暴力行为主要针对的是学生群体中的黑人和穆斯林。但这起事件却非同寻常：尽管部长们以及他们的媒体跟班依旧重复他们那一套“郊区恶棍”的种族主义污蔑之词，但法国各地的“黄背心”示威者并不买账——他们在警察设置的警戒线前集体跪下，以表明与芒特拉若利的伙伴们团结在一起。（原文注释：正如一位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圣丹尼斯的一次集会上所惊呼的：“这年头是怎么了！谁会想到这些举着法国国旗的示威者，竟然会与郊区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去对抗警察呢？”）
具体形势的发展将关于阶级、警察暴行与国家机器的角色等问题推到了社会辩论的中心，对激进左翼而言这使得“黄背心”运动拥有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然，如果没有一支战斗力量，就算拥有天时地利，也难以成事。踊跃地介入“黄背心”运动的，并不是政治冷漠的传统极左翼组织，而是新近成立的反法西斯主义组织“阿达玛委员会”（Comité Adama）。“阿达玛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当时，法国警察在巴黎市郊杀害了黑人青年阿达玛·查奥尔（Adama Traoré）），并一直致力于抗击制度性的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与警察暴行。正如阿达玛的姐姐阿斯·查奥尔（Assa Traoré）所言：“在贫困与失业问题上，谁又能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郊区的人更有发言权呢？当下这些将‘黄背心’运动者打到遍体鳞伤的法国警察，在过去数十年里将（生活在郊区里的）黑人与阿拉伯青年视作给他们练手的人肉沙包。” 她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学究们对“黄背心”运动的“真实性质”的讨论：“我们能否获得公正的对待就看‘黄背心’运动的成败了。我们要么加入到这场运动中，要么坐视这场运动在将来被极右翼势力控制，而调转头来攻击我们。”（原文注释：她是在2018年12月6日于圣丹尼斯劳工联合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以上讲话的）。因此在2018年12月1日的巴黎“街垒战”上，数千名来自不同团体的极左翼联同“阿玛达委员会”及其亲密盟友（尤其是Collectif intergare，它是在2017年罢工中，由一群激进的铁路工人组建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独立组织），和包括“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在内的更为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一起加入到“黄背心”运动中。
法国极左翼在巴黎的公开介入（在法国各地得到响应）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与此同时，法国极右翼也试图夺取“黄背心”运动的领导权。乍看起来，“黄背心”运动的早期特点（以贫穷的农村人口为主体），似乎符合“国民阵线”描述的“大城市之外的被遗忘的法国人”的形象。“黄背心”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参与者（以及与其纠缠不清的有着亿万身家的银行家们，和可怜兮兮的被视为“寄生者”的“逐利投机商”们）当中也不乏法西斯主义观点的响应者。早先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参与到“黄背心”运动中的人里，此前投票给勒庞的选民与投票给梅朗雄的选民在人数上不相上下（尽管更多人是投弃权票或投空白票的）。在“黄背心”运动的一些场合里，出现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行径：一些“黄背心”拦下载有（非法）移民的卡车，并要求警察上车搜查；还有些人围堵了一家据称“胆敢把工作机会给了三个移民而非当地人”的公司。
因此，种族主义者和勒庞的选民集结起来了，但这背后的“推动力”依然是社会性诉求。这就把勒庞推向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公开支持“黄背心”运动去反对所谓“精英阶层”；但另一方面，勒庞所领导的“国民阵线”却无法兑现“黄背心”运动提出的社会性诉求。勒庞时刻不忘“国民阵线”的小资产阶级根基，因此不断公开地反对以任何形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去年12月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发生恐袭案后，她还宣称：“我认为‘黄背心’运动必须立即解散。”在其后接受极右刊物Causeur的一次访谈时，勒庞感到有必要提醒读者：“要知道，在公路现场，有人已经开始讨论移民问题了。”这清楚地表明了“黄背心”运动的社会性诉求并非是能让种族主义销声匿迹的万金油；相反，前文提到的“黄背心”社会诉求的主导性，以及民众对警方日益深厚的不满，已经让“国民阵线”的话语权遭到削弱。要知道“国民阵线”在哪里招摇过市地支持“黄背心”运动（例如之前在法国北部的矿区。“国民阵线”在当地有四个议员席位，并领导了一个市议会），那么那里的运动势头就会走向衰退。
极右翼势力对“黄背心”运动的其它干涉，则来自于一些主打街头行动的法西斯主义小组织。它们表现得很想“平息”运动中的暴力问题：与法国警方合作，在运动中推行所谓的“秩序维护服务”（Service d’Ordre）。一般来说，它们是想借此道德高位，利用 “黄背心”运动“政治中立”的自我要求，把工会活动者踢出运动。然而，这些法西斯小组织却引火烧身，因为许多化身成独立参与者而去开展所谓“秩序维护服务”的人，都被媒体（在激进左翼运动者的协助下）曝光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真实身份。因此，更受这些法西斯主义者青睐的干涉方式是直接的行动。例如在里昂、南特、图卢兹、马赛、波尔多，当然还有巴黎，对极左翼运动者进行人身伤害（例如在2019年1月27日，针对参与“黄背心”运动的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党员）。
几乎在每次周六示威行动中，在法西斯主义者与（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反法西斯主义组织之间，都会爆发严重的街头斗争，而双方都是在过去几年的斗争与加速蔓延的危机中壮大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固然必须被踢出“黄背心”运动，但同时这些独立行动的反法西斯主义组织却习惯了行动的保密，这意味着他们很少为自己的直接行动提供任何政治保护。因此，“黄背心”运动确实能为实现联合阵线策略提供了大好机会：通过“向民众广泛地宣传反种族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向每一位‘黄背心’运动者揭露这些纳粹组织的真面目，解释为何要想尽办法将这些纳粹组织清扫出去”，来将街头的动手对峙与政治力量的动员相结合。但是，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传统的组织却顽固不化，只会大发陈腔滥调，却没有后续的切实行动；这意味着独立开展斗争的组织依然是法国左翼中唯一重要的力量，只有它们能提出应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一揽子策略。
在2018年11月17日傍晚，“黄背心”行动的第一天，法国总工会（CGT）的总书记菲利普·马丁内斯（Philippe Martinez）与“黄背心”运动公开划清界限，声称“无法想象法国总工会与‘国民阵线’的人并肩前行”，还指责“黄背心”运动是企业主操控的一场反征税动员。他的言论（间接地）反映出：激进左翼与劳工运动者，在面对这么一场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外集结起来的运动时，自身的焦虑感，以及受到社交媒体的误导，认为“黄背心”与极右翼势力勾结在一起。这反过来导致不少“黄背心”运动者对工会组织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担忧这场“公民运动”会被任何组织操控。
因此，最初的联合不得不自下而上地、谨慎而渐进地进行。在2018年11月22日，炼油厂工人参加了全国性罢工，以便在年度工资协商期间向他们的老板施压。在罗讷河口省南部，罢工者加入到当地的“黄背心”队伍，后者已经在工人们所在的道达尔（Total）炼油厂外，设置了一日一夜的“限流式路障”。这标志着工会活动者与“黄背心”运动者之间第一次开诚布公的联合。据一位记者报道：“双方最初是各自观望着，互相派出通讯员来寻求合作。”港口市镇圣纳泽尔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老堡垒。2018年11月，“黄背心”运动者在当地占领了一间空置的建筑物，将之改造为“人民之家”。当市议会派法警去要求占领者们撤离时，码头工会威胁说（要是市议会坚持己见）他们将发动罢工；因此，“圣纳泽尔人民之家”（la Maison du Peuple de St-Nazaire）至今仍是当地“黄背心”运动者的总部。工人们来到这里，一起设想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
“我和参加Zone d’aménagement différée（直译为“从缓开发区”，是反对在南特附近建立新机场的一个激进运动）的年轻人走在一起。我未能确切地理解他们具体的斗争内容，不得不说到目前我还是理解不了。但我们会聚在一起，一起辩论，我们既会吵得很凶，也会相互拥抱。在我们之间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团结，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种生活。”
有迹象表明法国政府也担心反对力量的大规模集结。例如当卡车司机工会在去年12月宣布将要举行罢工，抗议雇主拖欠加班费时，法国劳工部长很快出面支持工人的诉求，以避免罢工的发生（及可能引发的连锁社会反应）。
在12月13日，一封由法国总工会的数十名基层工人代表共同发表的公开信提到：
“我们的朋友与同事穿上了黄色背心。他们大多是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人，在远离大城市的小公司里上班，有的还失业了。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生计艰难的工人。我们从未能争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加入到我们的工会中，加入到我们日常的斗争中，在我们的口号下行动。我们难道不该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吗？”
这反映了工会活动者中某种（反思的、激进化的）情绪在逐渐增强，尤其当人们了解到在巴黎一次特别喧闹的周六动员后，暂时处于弱势的马克龙与全国工会领导层进行了会面。马克龙试图说服工会领导层，和他一起发表声明“谴责‘黄背心’运动的暴行”。
菲利普·马丁内斯陷入了工会官僚层的经典困局。他在作为负责与政府对接的可靠代表和作为目前法国最大的战斗性工会的领导人之间首鼠两端。尽管马丁内斯最终采取了相比其前任更具对抗性的立场（鉴于过去几年当局对工会运动的攻势），但他仍然对发动一场无限期的运动心存疑虑，因为他知道法国总工会无力一直驾驭这类运动的势头。事实上，法国另一个大型工联“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支持法国当局）指责了马丁内斯，说在呼吁中止2019年2月5日—3月19日举行罢工运动的问题上，马丁内斯采取了令人遗憾的消极态度。
然而，尽管（法国工运中的）当权者摇摆不定，但是“黄背心”运动仍激发起法国的政治热潮，并为关乎民众日常生计的地方性罢工创造了有利的行动环境。在2018年12月巴黎发生骚乱后的一次演讲上，马克龙鼓励老板们为工人发放年终奖，每笔年终奖（作为津贴的形式）将享有最高额为1000欧元的税收豁免。几乎所有的法国大型跨国企业主都焦躁不安地拿钱去支援被迫让步的马克龙，去响应他的号召；但仍有一些企业主拒绝了。这激起了所谓的“马克龙年终奖”地区性罢工，工会在其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德希斯堡（法国空客公司的转包商）的工人以“愤怒工人的集结”为名，发动了罢工，并在稍后得到了当地一个工会的协助。而另外两个工会则站在老板们那边，斥责德希斯堡的工人“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行动”——理由是站在他们的罢工纠察线内的，更多是“黄背心”运动者而不是工会成员。此时苹果零售店的工人出乎意料地在“平安夜”加入到罢工，这使得这场地方性的工会行动重获胜算，最终工人们不仅争取到了年终奖，而且还获得了永久有效的加薪。
这些零星的、地区性的斗争为法国劳工运动接下来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参考方向。当El Khomri劳动法正式推行时，雇主们三步并作两步地对工人的薪水与工作条件下狠手（特别是在工会组织无力抗衡的情况下），这时就需要在各地组织起抵抗力量。工会必须严肃地对待抵抗行动的组织工作，勇于迎接困难与挑战。幸而“马克龙年终奖”罢工的诸多案例表明：法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总体好转，会激发起大量的地区性斗争，而这正为工会壮大提供了必需的养分。
领导权的危机
“黄背心”运动是法国统治阶级长期面临的制度性危机的最近表现。葛兰西将制度性危机（organic crisis）描述为统治阶级无力解决的长期经济危机，危机的影响逐渐蔓延到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政治领域，并削弱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
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葛兰西最为系统地驳斥了将国家机器的概念矮化为“由武装人员（警察、军队、监狱，等等）组成的特殊机体”的观点，并指出了资产阶级有哪些具体方式，可以去赢得各下层阶级（起码是其中的大部分人）的认可。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宣称它的统治能够以各种方式实现“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泛的合法性。领导权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国家机器的学说，但它认为国家“不再仅仅是强制性的力量，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强加其意志的工具。如今，国家机器是一种整合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用来产生社会认同，将各下层阶级收编进统治集团的历史性扩张计划。”
葛兰西有个著名的隐喻，大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堡垒不仅仅有武装力量的保卫，而且在其四周围绕着重重堑壕以及错综复杂的迷宫，用来迷惑潜在的攻击者，并使它们丧失锐气，同时确保堡垒内部一切如常。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集团获得领导权，并非是因为他们对容易受哄骗的民众施加意识形态的诡计，并非是因为他们通过简单的讨价还价，来避免直接针对国家机器的政治斗争（原文注释：克里斯·哈曼在1977年的文章中写道：“所谓的学者会说自己通过‘理论上的行动’，即 ‘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抗争行动’，来投身阶级斗争，但实际上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学术饭碗分一杯羹）。相反，统治阶级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来确保领导权。“公民社会”是由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政党、工会、中学与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媒体等等组成的网络，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由此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了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发挥。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概念作综合评价，但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当代的统治者是如何维持领导权的，以及它们的领导权又是如何被削弱的。在1977年的文章中，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强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漠不关心’，即群众越来越少地参与政治与文化组织……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集中、群众的原子化——不过极为重要的是，以工作场所为重心的工会组织仍然存在，而传统的政治与文化组织正在衰落。”对此，我们应当补充公共服务以及“福利国家”的作用。一般来说，这两者虽然不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心，但却在物质方面为葛兰西所讲的 “整合性国家机器”（integral state）的意识形态主张，提供了合法性。事实上，尽管法国统治阶级一直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挣脱公共服务与“福利国家”的负担，但直到最近，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宣传来说（“法国社会模式”，“共和主义契约（Republican pact）），国家对公共服务与福利的资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说服力。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原子化”的社会趋势明显加速了。这不仅削弱了大型工会与改良主义政党表达民众不满的能力，而且也诱使社会不满的矛头不去指向国家政权。在这点上看，这使资产阶级拥有免遭灾难性意外毁灭的安全阀。最为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当时法国总工会（CGT）与法共为戴高乐政府作出的重大实质性让步站台，以此去拆除革命火药桶的引信（当时爆发了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总罢工）。
但这种“安全阀”并非仅仅在公开的社会斗争爆发时才发挥作用，即使是在群众继续对政治漠不关心与陷入原子化时，也是很实用的。选举活动成为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看似积极的参与热度，掩盖了民众消极同意的现状。与此同时，改良主义政党在地方上的介入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却经常被忽略的社会抗争温度计）却逐渐式微。
然而，上述这些分析并不意味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会坐等所有意识形态防护都失效后，才出手介入。用葛兰西的话说就是：“在传统的代议制政体中，领导权的‘日常表现’便是一手使用强制力（暴力），一手争取认同。暴力手段不能过分地损害社会认同，在媒体（所谓的‘公共舆论’，但有时候却是大手笔地虚构民意）的帮助下，要让民众相信国家的强制力是为人民大众着想的。”
因此在代议制民主中，民众认可的形成，通常伴随着由少数人所施加的强制性威迫。更准确地说，是以集权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掩护，去统御各类少数群体；即使未能最终赢得大众的认同，那至少也要确保群众对于国家机器的镇压行动保持冷漠的态度。国家机器的种族主义，为镇压少数群体打好了绝佳的掩护，而且分化了工人群体。
然而，不像毫无生命的堑壕与迷宫，公民社会是活生生的有机体，是有着经济基础的社会与政治联系。长期蔓延的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不仅加剧了贫困与失业，而且使社会公共服务缩水，加重了下层阶级的苦难，并最终腐蚀了公民社会的信誉及其遏制社会不满的物质与意识形态手段。因此，“整合性国家机器”越来越突出其镇压的一面，通过加强与扩大镇压职能，来应对社会不满的众多温床。这个新情形在“黄背心”运动兴起后越来越明显。
结论
本文在着重分析马克龙政权的弱点时，立足于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分析：马克龙当选为总统的背景，是法国统治阶级中较为极端的集团，迫切要推行更深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因为相比于国外，法国资本主义是在衰退的）。马克龙肩负这一历史性任务。与此同时，过去数十年法国当局推行的改革，以及法国工人阶级的抵抗，已经使法国统治阶级所依靠的传统政党丧失了信誉，所以它们在2017年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这就使得在政治斗争日益被极右势力与极左翼力量撕裂的情况下，马克龙政权必须施行更为暴力的改革政策。换言之，法国统治阶级虽然已经着手发动对工人阶级与贫困民众的全面攻势，但它在此前的多次社会对抗中，已丧失了实现领导权的传统政治工具。这正是领导权危机的源头。
话说回来，“黄背心”运动的规模、深度以及韧性震惊了所有人，表明普罗大众无比地抵触以傲慢的马克龙为代表的法国统治阶级。无论将来是否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黄背心”运动确实让无数法国工人摆脱了麻木不仁的、原子化的、萎靡不振的状态，并推动他们踏上了创造历史的舞台。“黄背心”运动的社会效应要比极左翼运动者的政治宣传效果要好很多，因为它在实践中向法国民众揭露了法国国家机器、警察以及司法部门丑陋而蛮横的真实面目，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媒体奴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鄙夷与歇斯底里的怨恨。“黄背心”运动还无情地暴露了我们法国左翼阵营的弱点。这真是历史对我们的辛辣讽刺：在如此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全体工人阶级都在寻求（无论是否有意识地）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历史时期，我们却看到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左翼停留在无动于衷及分裂混乱的状态，明摆着是没有本事挺身而出来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
“黄背心”运动反映并加速暴露出的法国中派危机，可被极右翼势力利用。如果他们有办法不再让人们将其视作新法西斯主义，那么不排除“黄背心”运动会被这些极右翼势力成功渗透。这就是为何反法西斯主义的极左翼力量非常有必要介入“黄背心”运动，去努力参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阵线。来对抗“国民阵线”及其它小型的法西斯主义组织。
因此，法国革命者面临着一场重建革命组织、推动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议程的艰苦战斗。但是，这样一场战斗还不至于毫无胜算。尽管2016年反对时任劳工部长库姆里(El-Khomri)的劳动法改革的斗争，以及2018年春的铁路工人罢工，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反对新劳动法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形态”所开启的抗争新时期远未逝去。2016—2018年的社会运动势头，不仅激发了法国左翼对“黄背心”运动的不稳定但却热情的介入，而且在阶级对立日益紧张、政治危机加速蔓延的未来，这一势头会继续壮大。
原文链接：http://isj.org.uk/the-french-quagmire/
作者亚德·布哈胡（Jad Bouharoun）是现居法国的一位中东革命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