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宾在英国大选中崛起的意义

克劳迪娅·卡内蒂  著

田七  译

五叶  校

英国脱欧的谈判在即，而近期英国大选的结果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局面。特蕾莎·梅的挫败和科尔宾的崛起对英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6月8日大选的结果颠覆了以往选举的惯常逻辑。虽然保守党确实赢得了大选，但同时他们的候选人，即现任首相特蕾莎·梅，却可以说是输掉了选举。托利党损失了13个席位，从而丢掉了下议院的绝对多数^[1]。能跟这场选举灾难相提并论的，只有一年前由梅的前任大卫·卡梅隆不经意造成的脱欧公投胜利。

对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尔宾而言却恰恰相反：他以微弱劣势败选，但明显是本次大选的最大赢家。工党获得了32个额外的席位，这是自从工党在汤尼·布莱尔的带领下重新成为执政党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虽然科尔宾尚不会取代特蕾莎·梅的首相职位，但他在受到工党内右翼分子的广泛质疑后重新巩固了他的党内领导权。工党右翼分子期望科尔宾在大选中遭受工党史上最惨烈的失败，并藉此机会一劳永逸地甩掉科尔宾。

在4月18日，特蕾莎·梅要求提前选举。此时，她的党占有20个席位的议会多数，同时她的任期还剩下三年，但这位托利党领袖希望将她的首相委任^[2]合法化，而（取得）一个更可靠的多数看起来是用铁腕进行与欧盟的“分离过程”的最符合逻辑的步骤，该策略被称为“硬脱欧”。

看起来这是万事俱备的时刻：民意调查极其明显地偏向于特蕾莎·梅，显示她比科尔宾领先20个百分点。然而，梅的运气经不起她的竞选纲领发表后随之而来的猛攻，这份纲领表明保守党会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和推行更严厉的紧缩政策。压死保守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所谓的“痴呆税”^[3]，这一愚蠢的提案要求个人财产超过10万英镑的退休者要自费支付他们的社会护理服务。梅在提出该项议案后不久就将之撤回，但这项提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挽回的。

相反，科尔宾提出了一个令人回忆起老工党的、具有强烈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竞选纲领，它包括免费的高等教育、特定产业的国有化、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废除“零工时”合同^[4]，提高富人的征税额等等改革措施。尽管这些要求只属于最低限度的改革，却唤醒了数十万选民（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期待。在这点上看，“科尔宾现象”极其类似于大西洋彼岸的“桑德斯现象”。

发生在曼彻斯特和伦敦的残酷的恐怖袭击在这一次并未像以往那样助长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移民权利的声调，后者曾经在脱欧公投胜利时占据舆论上风口。相反，它支持了科尔宾的反战立场，他聪明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反对英国对中东的军事干预。

与此同时，科尔宾以谴责梅削减英国警力——她的紧缩计划的副产物——采取了右倾方针。在伦敦和曼彻斯特恐袭发生后，科尔宾把他的竞选活动集中在削减警力的问题上，并且毫不隐晦地暗示说英国的警力如能得到充分保障，这两起恐袭案本是可以避免的。科尔宾的这一右转很可能赢得了许多原本支持特蕾莎·梅的选民的支持。

简而言之，右派并未能正确分析局势。他们低估了民众对紧缩政策的反对程度，尤其是把工党（更准确地说：工党左翼）用作一个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的青年政治力量。因此，媒体们现在谈论着“青年运动（youthquake）”并非巧合。

到目前为止，特蕾莎·梅表明她会尝试借助来自民主统一党——一个由最堕落、反动、民族主义，主要目标是把北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内的新教徒组成的党——的10个议席来组建一个少数政府。尽管从技术上讲，这种联合会给予特蕾莎·梅所需的议会席位，但她的政府或会因此变得不稳定和脆弱，以及短命。正如一些匿名的保守党成员所言，梅能够留住她的首相职位，但她没有清晰的方向去领导英国脱欧，或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可能的后果。

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发展，英国的不稳定因素在滋长。存在着许多可能性，包括更温和的、协商的脱欧方式（即“软脱欧”）。然而，不能忽视单边脱欧，以及重新进行一次决定英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全民公投的可能性。

乍看之下这场选举可能给人一种恢复了两党统治的印象。不低于84%的选票被投给了英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其中，43%的选票投给了保守党，41%的选票投给了工党）。

政治立场处于中间位置、被称为Lib-Dems的自由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它最重要的代表却丢失了他在众议院的席位。总的来说，该党仍在为曾和卡梅隆的保守党政府联合执政而支付代价。

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极右的英国独立党沉沦了。该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从2015年的13%跌落到如今的区区2%。它的选民被分裂了——一大部分投票给它的人回归到传统右翼，而其余则被工党提议的再分配措施所吸引。

另外一位大输家则是苏格兰民族党，它把大量选票输给了科尔宾，这迫使该党延迟进行第二次独立全民公投。

但事实上这两大传统政党（保守党、工党）各自选票份额的增长，短期来看，并不意味着两党回归到“共识政治”^[5]上去。据一件有名的轶事所讲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被问及她认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就是什么。这位“铁娘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汤尼·布莱尔和新工党^[6]。我们迫使对手去改变他们的思维。”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随着保守党和工党力量对比的变化，6月8日的大选看起来敲响了自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共识的丧钟。

站在右翼立场上看，不仅引进了新自由主义，而且还使英国“欧洲化”了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很难把自己同特蕾莎·梅的政策相区别。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美国共和党人和唐纳德·特朗普身上。

然而，最有趣的事情是发生在科尔宾取得工党领导权后发生的事情。根据大选后的即时分析，科尔宾狠狠地打击了保守党人：工党在18到24岁的年轻选民中的得票率高达66%，远超保守党18%的得票率。其中，低于35岁的选民有2/3的比例投票给了工党。当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大选中签名投票并参与到Momentum中去（由工党内外科尔宾同情者组建的组织），这一倾向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从地理位置上看，他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这些地方集中了许多年轻人、处境艰难的工人和国外移民。

令我们感到鼓舞的并非改良主义政党在这场大选中的胜利，无论它们是有将近100年历史的工党，抑或是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7]或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8]那样的新兴势力。这些政党或新兴的领袖们仅仅是想重建昔日的社会民主主义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而这种做法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激进左翼联盟”唱着“反紧缩的政府”的允诺走马上任。在六个月后，“激进左翼联盟”反而屈从于由欧洲“三驾马车”^[9]提出的紧缩方案。

对于处在革命左翼阵营的我们的同志而言，真正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青年开始成为新的政治力量。这些青年从更为激进的立场拒斥了传统党派，同时又被伯尔尼·桑德斯、杰米·科尔宾等领袖们的“激进”演说和“社会主义”言论吸引住。

鼓励对这些改良主义领袖（或是跟他们差不多的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者）的幻想，只会给新的挫折铺平道路。而这正是国际上部分左翼人士的做法。相反，我们的任务是把年轻人、工人和其他被剥削者的能量凝聚成一股足以终止剥削制度的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

原文网址为：http://www.leftvoice.org/The-Significance-of-Corbyn-s-Rise-in-the-British-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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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分为650个“议会选区”（其中英格兰有533个，苏格兰59个，威尔士40个，北爱尔兰18个），每个选区都有代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争夺下议院的一个议席。能够赢得下议院650个席位中的326个的政党，可作为议会多数党获得下届政府组阁权。

[2] 特蕾莎·梅是在大卫·卡梅隆辞职后由执政党保守党、而非经由下院选举由多数党推选上台的。

[3] 据《星岛环球网》2017年5月29日报道，英国现行的长者护理政策是：总资产超过二万三千英镑（约合二十万人民币）的长者，要为护理服务付全费。若他们入住养老院或护理中心，其总资产计算须包括房产，在家中护理则不计房产。保守党提出的改革是，所有要求护理服务的长者，总资产计算都包括房产在内，超过十万英镑便需支付全费。但英国国民平均拥有房产的价值达到十三万五千英镑，意味几乎所有拥有物业的长者都要付全费。他们可以先在政府记帐，去世后从遗产中扣除这笔费用，以致长者拥有的房产可能无法留给其子女，即变相“卖屋换护理”。这项改革议案被反对派嘲讽为向老人征收“痴呆税”。

[4] 签订“零工时合同”的雇员须根据雇主的需要唤随到，其工作量、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均不固定，并且没有任何劳动权益保障。雇员按临时工时数领取薪酬。签订“零工时合同”的工人主要分布在餐饮、连锁电影院、零售商店等服务业。

[5] 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间曾形成“共识政治”：工党以实现福利国家为满足，放弃“社会主义纲领”，保守党认可福利制度，承认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

[6] 即“布莱尔主义”。

[7] 关于SYRIZA的讨论，可参见希腊专题的相关文章。

[8] “我们能”党（Pozemos），西班牙新兴政党，成立于2014年1月。思想上倾向于左翼民粹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因该党的主张代表了西班牙人民要求摆脱危机和紧缩政策，且对传统政党不信任的诉求，所以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是西班牙最大的党之一。该党组织架构松散，但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掌握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9] 指欧盟（EU）、欧洲央行（ECB）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