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俄国革命
比安奇（Alvaro Bianchi）、穆西（Daniela Mussi） 著
宋治德 译
译按：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为纪念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的专案而推出一系列相关讨论文章，并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合作将它们翻译为中文版本，而本文为该系列的文章之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文虽然在中国国内已有中译版本，可惜错译之处不少，因此，“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认为需要重译和委托本人负责此事。
作者阿尔瓦罗·比安奇（Alvaro Bianchi）为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的政治学教授，丹妮拉·穆西（Daniela Mussi）为巴西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 of São Paulo）的博士后研究员。一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当中包括有自称左翼的）会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霸权理论）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两者对立起来，甚至硬说葛兰西在狱中的思考最后是放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对这种说法提出驳斥，指出在葛兰西的写作里，俄国革命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和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参照，这点直到他去世从没改变。
另外，本文作者引述葛兰西文章的一些引文，与原英译版本有所出入，译者参考了英译版本而相应作出修缮。
80年前，1937年4月27日，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法西斯政权的监狱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十年之后，撒手人寰。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理论工作闻名于世，但他对政治所产生的作用，早在一战期间当他还是一个年经的都灵大学语言学的学生时，便已经开始了。甚至那时，他在社会主义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其不仅对战争、还包括对意大利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文化提出了质疑。
1917年初，葛兰西在都灵当地的一份社会主义报纸《人民呼声报》（Il Grido del Popolo）从事记者的工作，并且参与皮埃蒙特版（Piedmont edition）的《前进报》（Avanti!）的协作。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意大利仍然缺少这方面的消息，它们大部份局限于来自伦敦和巴黎的通讯社的文章翻炒。在《前进报》通常以笔名“小辈”（Junior）发表的一些俄国的报导，是来自一位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流亡者苏卓安林（Vasilij Vasilevich Suchomlin）。
为了向意大利的社会党人提供可靠的讯息，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向身处海牙的代表莫尔加里（Oddino Morgari）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前去彼得格勒与革命者取得联系。但莫尔加里这次旅程中断了，于7月回到意大利。4月2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份由葛兰西撰写的有关国会议员试图前往彼得格勒之行的记录报导，称呼莫尔加里为“红色大使”，他对俄国事态发展的热情是显而见的。葛兰西在这一点上，认为正在面对战争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潜力，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实力具有直接关联。他认为在俄国爆发的革命，会根本扭转一切的国际关系。
世界大战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军事动员深深地影响了意大利人民。葛兰西的朋友塔斯卡（Angelo Tasca）、泰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和陶里阿蒂（Palmiro Togliatti）被征召入伍往前线，葛兰西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得以免役。新闻事业成为了他的“前线”。在刊载于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关于莫尔加里的文章中，葛兰西赞赏地引用一份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声明，其呼吁欧洲所有政府对于德国的攻势只采取防御的策略，放弃对德国的进攻。这是在4月份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大多数通过的“革命护国主义”（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立场。数日后的《前进报》，刊出了由“小辈”翻译了这次大会的决议。
但是，随着新的消息传来，葛兰西对于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发展他自己的诠释。1917年4月下旬，他在《人民呼声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记俄国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与当时大多数社会党人将俄国事件分析为一个新的法国大革命相反，葛兰西称它为一个会引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行动”。
对于葛兰西，俄国革命与被视为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模式，截然不同。在诠释彼得格勒事件，葛兰西揭示了一个属于未来的政治纲领。为了继续推进运动而迈向一个工人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确地与雅各宾模式——系统地使用暴力和文化活动的薄弱——作出决裂。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葛兰西很快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边，这个立场同样表达在他认同意大利社会党内更为激进和反战的一些派系。在7月28日《俄国的最高纲领派》（I massimalisti russi）的文章中，葛兰西表示全力支持列宁和他称之为的“最高纲领主义”政治。据他意见，最高纲领派代表“革命的延续，革命的节奏，因此是革命的自身”。他们对过去没有任何包袱而体现了“竭尽全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葛兰西坚持革命不能被中断，和应该战胜资产阶级的世界。对于这个《人民呼声报》的记者来说，所有革命面对的最大危险——尤其在俄国——就是认为这个发展的过程已经到达终点。最高纲领派是反对革命中断的力量，因此他们与这个“革命进程成为最终的逻辑联系”。在葛兰西的推论中，整个革命进程相互扣连，并在运动中——由最坚强和最具决心的人们推动最软弱和最犹豫的人们——被推动向前。
8月5日，一个俄国苏维埃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格伦贝格（Josif Goldemberg）和斯米尔诺夫（Aleksandr Smirnov）——抵达都灵。这次行程获得意大利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希望俄国新政府会参与反对德国的战争。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与俄国代表会面后，对于在俄国苏维埃之中仍然盛行的想法表示困惑，8月11日《人民呼声报》的编辑质疑道：
当我们听到俄国苏维埃代表团说到为了革命的名义而要继续战争时，我们急切地问，这不啻意味着接受或甚至希望继续战争以保障俄罗斯资本家至高无上的利益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挺进吗？
尽管如此，苏维埃代表团的访问是一个借助宣传俄国革命而在意大利也进行革命鼓动的机会，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抓住了这个时机。代表团到过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米兰后，回到了都灵。自从大战爆发以来，这城市首次有公开游行，有4万多群众参与欢迎俄国革命的诞生，他们齐集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译按：当时意大利社会党的总部）所在地。在“人民之家”大楼的阳台上，当时意大利社会党内最高纲领一派的领导人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是对这场战争的坚定反对者，他翻译了格伦贝格的讲话。当代表团发言时，塞拉蒂一边便说俄罗斯人希望立即终止战争，最后高喊“意大利革命万岁！”来总结他的“翻译”，群众随即喊起“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作为回应。
葛兰西在《人民呼声报》，热情地报导了这个欢迎俄国革命代表团的集会。他认为这场集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与革命俄国团结一起的真实的壮丽场面”。数日之后，这个场面再次出现在都灵的街头。
8月22日早上，由于战争引起的长期粮食供应的危机，都灵已没有更多的面包供应。在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们开始停工。下午5点，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群众开始在市内游行，抢夺面包店和大型零售商店。这场没有任何人号召的自发起义，席卷整个城市。即使面包供应恢复亦没法停止这场运动，它很快具有政治性质（译按：反战的性质）。
翌日下午，城市的控制权已被转至军队手上，军队接管了都灵市中心。抢夺和在市郊筑起街垒继续发生。在社会党的据点波哥圣保罗（Borgo San Paolo）地区，示威者掠夺和放火烧毁圣柏纳迪诺（San Bernardino）教堂（译按：因为教堂的神甫一般囤积不少粮食）。警察向人群开枪。8月24日冲突加剧。早上，示威者尝试进入市中心但不成功。数小时后，他们面对军队的机关枪和装甲车的开火。最后，一连串的破坏造成24人死亡和超过1500人被投进监狱。罢工在翌日早上继续，但街垒已被清除。20多名社会党领导被拘捕。自发性的起义结束。
《人民呼声报》在这段日子没有发行。9月1日，报章在葛兰西的领导下恢复运作，他代替了被捕的社会主义者领导朱迪斯（Maria Giudice）。国家新闻审查不容许任何提及起义的报导。葛兰西借此机会简要提及列宁：“克伦斯基代表在历史上的注定失败，但列宁确实是代表社会主义的生成，我们全心全意地与他一起。”这是意有所指俄国7月份发生的事件，布尔什维克党人被政治迫害，列宁被迫到芬兰避难。
数日之后，9月15日，当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率领部队前往彼得格勒镇压革命以恢复秩序时，葛兰西再次提到“革命是凭着良心行事”。9月29日，列宁再被视为“良心的鼓动者，沉睡灵魂的警醒之钟”。在意大利收到有关俄国的讯息仍然不可靠，且经过在《前进报》“小辈”翻译的过滤（译按：选取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有利的报导）。虽然如此，葛兰西还是认为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译按：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最后堕落成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葛兰西当时对他存有幻想）是“一个有具体行动纲领的人，其纲领是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不承认阶级合作的纲领，因为它颠覆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原则而不为资产阶级所接受，它最终是社会革命的开始。”
同时，意大利的政治危机持续。11月12日，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之役（Battle of Caporetto）被击败后（译按：意大利军队被德奥联军打败），由图拉蒂（Filippo Turati）和特雷维斯（Claudio Treves）所领导的社会党议会内的派系，采取了公开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主张保卫“国家”，远离此前所持的“中立主义”立场。图拉蒂和特雷维斯在《社会批判报》（Critica Sociale）（译按：意大利亲社会党的报纸）发表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在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必须作出保卫。
另一方面，在社会党内不妥协的革命派，面对新的形势亦自我组织起来。在11月，该派领导人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我们党的未来方向”。葛兰西在都灵的党支部开始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他作为代表参与了会议。在会议中，他与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立场一致，认为需要采取更为进击的行动，而塞拉蒂和其他人则维持既有的中立主义策略。会议结束时，重申了革命国际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原则，但对于该怎么办没有作出任何实际指导。
葛兰西将8月都灵的事件放在俄国革命的脉络下作出诠释，他在会议结束后返回都灵，相信这个时刻是要采取行动了。他受到这种乐观情绪和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的鼓舞，在12月写了《反对〈资本论〉的革命》（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的文章，他在其中宣告：“布尔什维克革命无疑是俄国人民的总的革命的延续。”
为了防止革命停滞不前，列宁的一派上台后建立起“他们的专政”，以阐述“革命最终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形式，以便和谐地继续发展”。在1917年，葛兰西对俄国革命者之间的所有政治分歧欠缺一个清晰的分析。此外，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核心是个一般的假设：一个连续的运动，“没有暴力的冲突”。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以其深刻的和难以抗拒的文化力量，“包含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据此原因，革命不能被解读为就“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葛兰西继续说，在俄国的情况，《资本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书”。葛兰西这个说法从《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作出引申，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更大的国家，显示出不发达的国家不能跳过“自然阶段”的发展。
孟什维克正是在这个文本的基础上，构述了对俄国社会发展的解读，断定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之前构筑一个充分发展的工业社会。但根据葛兰西，在列宁领导下的革命者，严格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没有拒绝马克思的“内在思想”，但他们“放弃《资本论》的某些说法”，拒绝视它为“一个外在的充满教条和不容争议的说法的学说”。
根据葛兰西，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揭示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测会是正确的——即在正常发展的情况下，通过“漫长的一系列阶级经验”而形成了“人民的集体意志”。但是，战争以难以预计的方式加速了这种时间性，俄国工人在三年内经历了这种激烈的冲击，“饥荒迫在眉睫、饥饿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可能降临每一个人身上。可以一举毁灭数千万人。人民的意志开始的一致是机械的，但在第一次革命以后，便主动地和自觉地一致起来”。
这个人民的集体意志要由社会主义宣传推动的。在一个特殊情况下，容许俄国工人在一瞬之间活在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之中。工人认识到先辈们的努力，从“奴役的枷锁”之中解放自己，迅速发展出“新意识”，成为“见证未来世界的现在”。此外，这种意识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如英国等国家充分发展之基础上而来的，但俄国无产阶级可以迅速达到一个集体主义必要条件的经济成熟水平。
在1917年，尽管对于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了解仍然甚差，但《人民呼声报》的年轻编辑自然地倾向接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范式。葛兰西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体现了一个恢复不间断革命的纲领。一个他同样想在意大利实现的革命。
20年后，葛兰西作为一名囚徒死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之手。这样粗略地回顾葛兰西的一生，他的悲剧命运或会引致我们认为这会令他质疑基于十月革命而看到的巨大希望；或甚至在他的《狱中札记》中会有找寻运用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更温和或改变斗争形式的“新方式”。
葛兰西从没有放弃俄国革命的理想。他在监狱所写的著作中，提出了强制力量和共识并不是各自独立分离的，而国家被构想为是各种强制力量交织的过程的历史结果，这种过程很少为受宰制的群体创造条件。他写道需要在生活各个层面进行斗争，以及会遇到与霸权妥协和堕入政治“演化论”（译按：即改良主义）的风险。他强调知识分子（几乎总是有害的）对普罗民众生活中的作用，和提出了作为一个整全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种实践的哲学。
葛兰西在被囚岁月直到1937年4月逝世，他从未表示会放弃将俄国革命作为工人阶级解放自身的纲领性和历史性的参照，而他对俄国革命的理想常存于心，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