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纳萨尔巴里道路”
古纳尔·查托帕台（Kunal Chattopadhyay）【1】 著
素侠云雪 译
译按：“纳萨尔巴里运动”指印度共产党（马列）于1967年至1971年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因最初的起义发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村，所以以“纳萨尔巴里”代指这场运动，有时也代指后来印度毛主义者领导的其他农民武装斗争及这种武装斗争路线。本文主要论述纳萨尔巴里道路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介绍了印度毛主义的起源、成就、理论与实践的缺陷，也涉及对继承印共（马列）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路线的批判。
原文按：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60—70年代的印度原始毛主义运动，不是集中于叙事【2】，而是关注该运动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了解印度共产主义历史的一次分裂。“密拉特密谋案”（Meerut Conspiracy Case）给新兴的印度共产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印共重新恢复元气时，共产国际已完全处在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操控之下，并对印度共产党产生了有害影响。【3】这并不是说印共毫无成就，但这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在许多关键方面被扭曲了，而且后来印度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冲突只能局限在斯大林主义的范围内。我认为在西孟加拉邦，另一个组成部分是革命民族主义的传统。在狱中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许多革命民族主义者（“恐怖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某些政治思想（仅仅是政治独立，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等等）和哲学观点（唯物主义、无神论），但也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很多偏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反对甘地主义，是基于暴力与非暴力的二元对立观念，因此他们有时会把“革命=暴力”这种认识延续下去。同样重要的还有革命团体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与斯大林主义无缝结合起来，且为斯大林主义的先锋队主义提供了本土基础，取代了列宁的真正的先锋队概念。列宁认为应通过与工人群众的持续交流来形成先锋队，列宁形象地将之描述为自上而下传达指令或说明、并自下而上付诸实施的传送带。
一、古典马克思主义
人们可以从古典马克思主义【4】中学到很多东西。然而为了评估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我们需要首先考虑核心政治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5】。这是他们的政治核心内容。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的章程中，他认为工人协会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6】。正如马里克（Marik）指出的那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反对教育者从外部教育群众的理念，指出任何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教育者，都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来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换言之，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变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只能通过也可以通过改变物质环境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7】
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概念，意味着革命不是一种由少数聪明人主导群众并决定什么对群众有利的过程。然而这种错误的观点却是当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派别的主要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则由于突破了这一传统而崭露头角。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观念，自然地引申出革命党的性质与作用。这并不是说他们拿着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说法夸夸其谈，忽视建立革命政党的需要。相反，他们认为革命政党应由工人阶级中最有斗志与觉悟的一批人组成。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其他阶级成分的作用，但他们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主要由其他阶级构成。当然，我在这里的概括，远未能体现马恩观点的复杂性。马恩一方面通过继续分析具体形势，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来明确自己的立场。因此在批判主张阴谋与暴动的理论家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阴谋行动只会使工人群体疏远革命者，但不会使革命者能够摆脱警察。在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论中，他们把 阴谋与暴动的拥护者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相反，马恩强调两个关键点，一是要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包括工人阶级参加大选），二是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内宣传与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在1850年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由专业密谋家领导的秘密组织无法吸引广大的工人加入。
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更富理论性的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8】
因此，马克思明确主张一种要求建立共产党的科学理论，这种政党不仅有解释理论的能力，而且能够组织无产阶级开展斗争，来替代那种倡导包办替代主义的“炼金术”党，这种党轻视发展真正的阶级意识。【9】
在讨论落后国家（对印度尤其感兴趣）的革命战略时，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观察德国来论证资产阶级完全无法领导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如果资产阶级占得上风，它将和地主及半绝对主义君主达成和解协议。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建立由工人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的联盟，并且要确保工人阶级在联盟里的领导权【10】。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可以看到这种思路的概况（作者谈到了“不断革命”）。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一项重要附加条件经常遭到忽视，即他们主张的革命战略包含了争取永续民主的斗争，这意味着马恩并不否认自由民主派取得的成就，只是他们认为要突破自由主义者的成就局限，扩大民主的范围。【11】
二、印度的共产主义和毛主义革命者
在了解了上述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后，我们就可知晓印度共产主义与之完全不同。他们误解了列宁的本意，因此把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误解为一种由党领导的包办替代主义【12】。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共产国际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将各国共产党变成了保卫苏联外交政策的组织。莫斯科主宰着触发器，在1928—1934年还推行极左路线，一转眼便改为打着联合反帝旗号的阶级合作路线（例见由Rajni Palme Dutt与Ben Bradley撰写的The Anti-Imperialist People’s Front In India，通常被称为Dutt-Bradley thesis）。而且“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意味着要各国革命者强行接受“两阶段革命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必须建立与资产阶级“进步派”的联盟。
尽管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解散了，但莫斯科的操控与影响仍在很长时间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51-1964年印度共产党的内部争论中，无论是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路线的党员，还是支持”人民民主革命“路线的党员，都是想在国大党内部或外部寻找资产阶级盟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1964年后的演变证实了这点【13】。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很多斗争者认为：印共（马）的领导人支持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并且主张”人民民主革命“，因此他们才是革命者。所以这些斗争者支持印共（马）。这也意味着很多激进人士把斯大林视为革命的堡垒，而非官僚政治反革命的罪魁祸首。因此，印共（马）是由主张阶级合作论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及融入斯大林主义的毛主义激进人士组成的。1966—1969年，印共（马）的左翼改良主义很快就暴露出来了。群众的激进运动被利用来获得更多选举成果。1967年，印共（马）就和印共一样，想在西孟加拉邦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正是由于这件事，坚持革命立场的人决定与改良主义者分道扬镳。革命者脱离改良主义阵营的速度与策略各有不同（例如，纳基·雷迪（Nagi Reddy）的做法就与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的做法有冲突）。但到了印度共产党（马列）成立时，两种选项被视作了共产主义战略的两极。该党的纲领草案称：“为了推翻上述提到的人民公敌的统治，印共（马列）要带领民众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14】纲领草案完全把议会工作视为一种投机，并予以全盘的否定。【15】“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是参考了林彪的道路，即依靠农民，建设根据地，不断发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占领城市。在中国由于城市运动失败而被迫采取的路线，在印度则成为一种自愿接受的战略。【16】
我们稍后会回过头来谈这份纲领草案的根本缺陷，因为我想先从草案内容的积极意义谈起。无论是印共（马列）的文件、党内当时几位重要领导人的著作，还是党的报纸（如Deshabrati（孟加拉语）和Liberation），都体现了阶级斗争概念的重新回归。自1957年喀拉拉邦政府被解职以来，印共党内争论的重点是：“进步资产阶级”存在于国大党内部，还是存在于资产阶级反对党内部；为了组建政府，印共要以谁为盟友？当然，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主流斯大林主义左派反复争论的议题。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17】的”第三阵线“试图将地方势力拼凑成一个集团，来对抗其他人倡导的路线（如索盘拉尔·达塔·古普塔（Sobhanlal Datta Gupta）提出的占主流的路线）【18】。除却理论的光泽与面纱后，20世纪60年代的毛主义体现了官僚化领导层关于争取物质利益的机会主义斗争的争论。通过提出“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他们使阶级斗争成为现实，尽管这一尝试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同样，是毛主义使国际主义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国家挑起分歧，其实是想获得支持。但是为了对抗莫斯科，中共提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中共似乎狂热地支持斯大林【19】；另一方面，它也高调地反对在莫斯科压力下的阶级合作调和政策（尽管错误地宣称斯大林不用为这种政策负责）。这种混合的意识形态，是为了推动一种更具战斗性的国际主义，比鼓掌欢呼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卫星要更具有战斗性。为了恢复共产党人的旧传统，查鲁·马宗达呼吁推行积极的国际主义，他的声明类似于切·格瓦拉的“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越南”的呼吁。“毛主席的中国可能会遭受侵略——加快印度的革命吧！”这不是以外交手段来”保卫祖国“，往好的方面想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一声明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与毛主义渐行渐远的革命者都是从中开始领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可能只靠一国范围内的行动而得到保障。资本主义无法只在一国范围内正常运转，为了生存它必须把触手延伸到全世界。而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制度自然不可能建立在更差的经济水平上。认为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在低生产力水平上得以建立与维持，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此，不管有意无意，毛主义毕竟给世人带回了世界革命与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
毛主义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批判“进步”的本质。这个话题涉及某些重大的过度简化。但是，这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话语转变。因为毛主义者质问：假如说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么共产主义者是否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20】这再度冲击了主流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间日益增长的共识：即如果资本家是进步的，或者说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发挥了进步的作用，那么共产党人就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当然，很少会有政党在文章中写得如此露骨。但这恰恰是毛主义者的成就，他们（尽管用冗长的言辞）揭露了线性的、非辩证的“进步”观念及其造成的阶级合作调和路线，包括支持印度当局的“进步”外交政策。
三、毛主义的矛盾
印度毛主义的关键矛盾在于它无法突破斯大林主义的包办替代主义的束缚。谁将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一般而言，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首先答道：工人阶级。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工人阶级的唯一作用就是定期给党的候选人投票。对斯大林主义者而言，党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任何实用目的而言，党的声音就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改良主义者”，具有斯大林主义倾向的党都认为：党就是工人阶级中的自觉成分，并不是通过时常吸收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具战斗性的群体来补充自己的力量，并且始终维护无产阶级在党内的领导权，而是通过自吹自擂说党本来就是阶级的先锋队。印度共产党（马列）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追随其后赞美斯大林，也面临着同样的错误。印共（马列）的纲领称：“工人阶级可以并且将会通过自己的党（指印共（马列））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21】这暗示了工人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并且暗示了工人阶级不会有其它组织平台来表达自身的观点。当读到这样的表述，说工人阶级为了发挥先锋作用，将会派具备阶级意识的先锋队伍去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时【22】，我们的疑虑就更强了。换言之，该党的核心任务是组织土地武装革命。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的工人阶级史的地区，印度共产主义者已经花费了数十年开展了耐心的工人工作，工会也颇有发展，因此“土地武装革命”路线是极具破坏性的。关于城市，查鲁·马宗达只有模糊的愿景，并没有提出政治战略。印共（马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组织的报告称：建党的过程击败了修正主义。这里所指“修正主义路线”的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为了经济斗争的需要形成群众运动与建立群众性组织。【23】此外，这份报告还声称农民的武装斗争鼓舞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24】换言之，工人阶级的所谓领导作用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顶礼膜拜。马宗达在演讲中称，党的建立意味着阶级武装斗争的发展。【25】（错过“武装起来”的时机，等同于堕落。）在谈到城市工作的作用时，马宗达只是希望革命浪潮不仅在加尔各答，而且在印度各地的工人群体中出现【26】。他完全没有解释：在从群众运动与群众性组织中撤出革命干部的情况下，还怎么能够引发革命的浪潮？反对放弃工会工作的党员发现自己被忽略了，随后又被党开除出去。孟加拉邦的巴里马尔·达斯古普塔（Parimal Dasgupta）、南比哈尔邦（如今的贾坎德邦）的普尔南都·马宗达（Purnendu Majumdar）等人不得不走自己的道路。马宗达的其它文章揭示他的战略的真实内容。《关于游击行动的几点想法》（A Few Words About Guerilla Action）揭示了这实际上是一场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与工人阶级的领导无关。【27】马宗达的另一篇文章《致工人阶级》宣称总罢工是没有效果的，并且以反修正主义为名拒绝经济斗争，并以此规劝工人投身农民的武装斗争。【28】事实上，马宗达认为工人不可能通过组建工会来保护自己，所以党没必要建立工会或关心工会方面的事情，只需要在工人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29】他设想了流血的冲突与街垒战，但没有考虑能够真正提高工人阶级意识的斗争——除非阅读毛主席的语录和“与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也算作是提高工人阶级意识的斗争行动。
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要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为什么他们认为工人要通过参与具体的斗争来进行长时间的学习锻炼呢？【30】原因有两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战略，即“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而不应交给一群自封的革命者，即便这些人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往自己脸上贴金。
但为什么是工人阶级？马克思的回答是：资本主义依靠对异化劳动的剥削来延续下去。工人斗争的历史倾向远远强于农民的斗争倾向。农民，即便是最贫穷的一员，想要的不过是一小块土地和一个空间（不过这在现行制度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人意识到现行制度给予他们的只有工资。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只能通过生产的社会化、通过工人对财富的集体管理来克服。此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占据了集中地位，他们可以阻止经济的运行。最后，从客观上看，作为集体生产者，工人阶级有力量创建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印共（马列）拒绝接受这点，意味着大批加入这个新党与新团体的干部的革命热情，将会白白地被浪费掉。
四、20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神话
毛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意味着印度的毛主义势力，无论是印共（马列）的党员还是其他革命者，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复杂而错误的认识。对他们而言，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而中国是“社会主义”。他们认同斯大林与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因此他们最终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消灭私有制即意味着建成社会主义，并没有对实现工人民主的任何需要进行严肃的讨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谴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所党内高层的路线就被视为判断某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因素。最后，由于追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印度的毛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本质抱有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态度：上层建筑的腐化据说可以推翻完好无损的经济基础。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在什么地方，决定革命路线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便是如何正确地理解俄国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从资本主义开始的过渡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都会对各地革命运动的未来造成影响。在这点上，毛主义革命者失败了，因为他们无法挑战斯大林主义的基本论点。一党制并未受到质疑。毛主义者认为只有党发生变质，国家才会从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他们忽视了苏维埃或类似机构的作用。毛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将资产阶级时代就取得的有限民主由劳动民众共享，反而是简单粗暴地抵制资产阶级民主成果。
这使得印共（马列）等毛主义组织和印共（马）的区别，仅仅在于干部意愿的不同。如果把“春雷”（“Spring Thunder” ）宣言的发表视为开始的标志，那么革命斗争是从1967年开始的。然而，印度的毛主义者忽视了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而且漠视了印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当时的一些毛主义组织，例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仍抱有这种轻视的态度，这意味者它们脱离了印度的客观现实，并且推行一条幻想色彩浓厚的路线。确实，在现实面前，任何乌托邦的幻想都无济于事。旧中国乃至沙俄缺乏公民社会，它们的统治阶级几乎完全靠暴力来统治。因此，在存在某些形式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国家制定革命战略时，这两个国家的革命经验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同时，一旦将所有党的干部从许多地区撤走，在这些地区建立革命力量领导权的斗争也就成为泡影了。农村武装斗争要取代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的具体斗争。更为甚者，这种想法是出于对列宁《怎么办？》一些文段的严重误解，据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要依靠党从外部灌输，工人阶级靠自己只能发展出资产阶级意识。
认为受剥削越严重的人越具有革命性，受剥削最深重的人最具革命性，这种假设会排除掉有组织的工人群体，这些工人拥有较高的收入或较好的工作条件。这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工人是通过勇敢激进的斗争来获得这些微不足道的收益的，而不是由于被统治阶级收买。
如果说这些错误认知的背后是历史悠久的极左主义（毕竟，早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抵制选举、抵制工会的错误就得到了批判），另外一类错误的根源在于印度毛主义者无法充分地思考斯大林主义版本的“共产主义”的缺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些特殊类型的压迫。即便到了后来，他们也没有时常在理论层面探讨这些压迫。因此，印度毛主义者采取的措施大多是权宜之计。性别、种姓、原住民等都没有得到重视。印共（马列）的纲领只是简单地提到：在人民民主国家，除了别的事情以外，将会“废除种姓制度，彻底消除社会不平等……并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地位。”【31】如果不早在革命运动的实际过程便把社会的这些不平等问题考虑进去，并且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这些不平等问题的存在，那么便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团结。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人，包括革命派，都对女性主义抱有极大的疑虑。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的女权主义就具备了很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印度的许多共产主义者仍然把女权主义当作一种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党及其斗争行动都不重视性别议题。不过与此同时，毛主义运动确实鼓舞了许多女性与男性。【32】正如卡尔班纳·森（Kalpana Sen）指出的那样，毛主义运动的鼓舞是巨大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女子院校还没有直接选举产生的学生会，而是由当局指定女生人选去管理学生会。6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学生—青年激进运动改变了这种情况。女性还参与了围绕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的意识形态交锋。她们在监狱中开展斗争，竖起红旗，同狱卒对峙。此外，“纳萨尔巴里道路”意味着以主流左翼长期未采用的方式来挑战现存的价值观，其中包含了反对印度的秩序与保守主义。用卡尔班纳·森的话来说，那么多年轻女性加入印共（马列）的原因是希望“有机会呼吸自由的空气”。【33】这些女性干部未能意识到父权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这可能会使得她们的努力受到局限。但响应“立即参加革命”的呼吁，使这些女性能够在实践中克服父权制的很多障碍。因此，尽管印共（马列）没有提供所有的解决方案，但它也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力量。
同样，印共（马列）的正式立场只是以抽象的方式来讨论阶级。但在第一阶段结束后，吸引贫农加入斗争运动，意味着进入了新的领域。对无地农民的关注，使得革命者开始承认印度的种姓与阶级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尽管激进左翼（无论是毛派还是托派）在努力理解种姓与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但是主流的斯大林主义者仍然认为种姓只是半封建的残余，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克服种姓问题。直到《曼达尔委员会报告》（Mandal Commission Report）发布后，才促使他们形成对种姓与阶级关系复杂性的认识（尽管局限于选举目的）。【34】
在纳萨尔巴里左翼的最初道路留下的遗产重，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便是：它拒绝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现实，而且没有意识到需要提出一种适合在已经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中开展革命斗争的新战略。当然，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取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但即使如此，通过提出一些明确的替代方案，革命者是可以争取到群众的支持的。此外，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即对民主集中制的曲解（党的领导层基本不需要向党的基层负责），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外，斯大林主义的遗产还包括了“两阶段革命论”与“人民阵线”理论，即与资产阶级“伙伴”结盟的理论，正如印共（毛）在2009年支持“草根国大党”（Trinamool Congress）那样。最后，如果有工人要求民主，或者有党员围绕思想观点的冲突而结成党内派别，就会被立即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或直接被开除出党。这样，一个本来完整的党就会永久性地分裂成两个党，而这样的两个党却永远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党。【35】实现联合或保持团结的关键不在于“革命权威”，而在于实现工人民主。但是，为了转向革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一方面认可“纳萨尔巴里道路”的革命性影响，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本文译自：http://www.radicalsocialist.in/articles/marxist-theory/246-the-path-of-naxalbari
注释：
【1】古纳尔·查托帕台是印度激进社会主义社（Radical Socialist）的成员，历史学博士，现为印度西孟加拉邦贾达普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教授。——译注
【2】达斯·古普达（Das Gupta, B. ）：《纳萨尔运动》（The Naxalite Movement），加尔各答：Allied Publishers，1974年；J.C.约里（Johri, J.C）：《印度的纳萨尔政治》（Naxalite Politics in India），纽约：宪法和议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stitutional and Parliamentary Studies）；M·拉姆（Ram, M）：《印度毛主义》（Maoism in India），孟买：Vikas Publications，1971年；F.M.弗兰达（Franda, F.M：《西孟加拉邦的激进政治》（Radical Politics in West Bengal），伦敦：The MIT Press，1971年；S.贾瓦伊德（Jawaid, S）：《印度的纳萨尔运动》（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India），新德里：A 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1979年；P.巴苏（Basu, P）：《通向纳萨尔巴里（1953—1967），党内思想斗争综述》（Towards Naxalbari (1953-1967) an account of inner-party ideological struggle），加尔各答：进步出版社（Progressive Publishers），2000年；S.班内杰伊（Banerjee, S.）：《纳萨尔巴里的觉醒：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史》（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a history of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India），加尔各答：Subarnarekha，1980年。
【3】S·达塔·古普达（Datta Gupta, S）：《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主义的命运（1919—1943年）：真实的辩证法与可能的历史》（Comintern and the Destiny of Communism in India : 1919-1943 : Dialectics of Real and a Possible History），加尔各答: Seribaan，2006年。
【4】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传统主要原则的单卷研究，可参考索玛·马里克（Marik, S.）：《重新审视革命民主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话语》（Reinterrogating the Classical Marxist Discourses of Revolutionary Democracy）新德里：Aakar，2008年。马里克的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叙述上的性别化。要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作更多研究，可参考H·德拉普尔（Draper, H.）：《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五卷本）（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5 volumes)），纽约：《每月评论》社（Monthly Review Press），1972—2005年。还可参考保罗·勒·布朗（LeBlanc, P. ）：《马克思、列宁与革命经验：对使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研究》（Marx,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Studies of Communism and Radic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新德里：Aakar，2007年。
【5】可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内容更全面的论述，可参考马里克：《重新审视革命民主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第36—42页。
【7】索玛·马里克（Marik, S.）：《重新审视革命民主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第38页。
【8】K. Marx, ‘Review:Les Conspirateurs, par A. Chenu; 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 Les societes secretes; la pre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La naissance de la Republique en fevrier 1848, par Lucien de la Hodde’, in MECW:10, p. 318
【9】同本文第一条注释。
【10】参考米凯勒·洛威（Lowy, M.）(2005).：《青年马克思的革命理论》（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Young Marx）芝加哥：干草市场（Haymarket），2005年。另见索玛·马里克：《重新审视革命民主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第四章。我的简短评论可见查托巴迪亚伊（Chattopadhyay, K.）的文章：《马克思与不断革命论的起源》（‘Marx and the Origins of Permanent Revolution’），《贾达普大学历史杂志》，1989—1990年，第10期。
【11】当我说到经常忽视时，我一方面是指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反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指斯大林主义者。强调这点的研究有德拉偑尔与马里克、尼姆兹、A.Jr等：《马克思与恩格斯——民主突破的无名英雄》（‘Marx and Engels — 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99年，第63（2）期，203—231页。
【12】见拉尔斯·T·李：《重新发现列宁：〈怎么办？〉的背景》，布里尔、莱顿与波士顿：历史唯物主义丛书，2006年；保罗·勒·布朗：《革命、民主、社会主义》（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列宁作品精选》（Selected Writings, V.I. Lenin），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8年。也可参考我对李（Lih）在EPW中所涉及的曲解的评论。
【13】关于这点，可参考古纳尔·查托帕台和索玛·马里克：《左翼阵线与统一进步联盟》（‘The Left Front and the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刊发于2009年7月18日）；古纳尔·查托帕台和索玛·马里克：《印度的大选与左翼政治》（‘The Elections and Left Wing Politics in India’），《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2009年7—8月，第66期，第44—54页。
【14】《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草案》，见苏尼地·库马尔·科什（Suniti Kumar Ghosh）：《历史的转折点：解放文集》第二卷，加尔各答，1993年，第319页。
【15】同上。
【16】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毛主义，都没有认真学习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同第三次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特殊性间的关系。要考察中国第二次革命，可参考伊萨克：《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中国革命一”：《第二次中国革命与毛主义观点的形成》（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aoist Outlook），伦敦：Secker and Warburg. 关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与毛主义间关系的评估较同情毛主义，见皮埃尔鲁塞与“中国革命二”：《毛主义方案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The Maoist Project Tested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与教育机构。
【17】普拉卡什·卡拉特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现任总书记。
【18】S·达塔·古普塔：《左翼的出口：注意所有受到关注的事项》，第52卷，第23册，第33—35页。
【19】对于毛主义复兴斯大林崇拜的做法有很强的批判色彩，但准确度欠佳的分析，可参考T·凯里（Kerry, T.）：《毛主义与新斯大林崇拜》（‘Maoism and the Neo-Stalin Cult’），《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25卷第二期，1964年春，55—59页。更加同情毛主义，不过仍有些批判的内容，可参考L·迈丹：《中国的党、军队和群众》（Party, Army, Masses in China），新泽西：人文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1976年。组织评估，可参考第四国际：《中苏冲突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1965年），《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27卷第二期，1966年春，第76—85页。
【20】S·达塔·古普达（Datta Gupta, S）：《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主义的命运（1919—1943年）：真实的辩证法与可能的历史》
【21】《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引自：S. K. 科什 (Ed.)：《历史的转折点》（The Historic Turning Point）第二卷第十五页。
【22】同上。
【23】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组织报告》，同上，第19页。
【24】同上。
【25】查鲁·马宗达：《政治组织报告》，同上，第23页。
【26】同上，第25页。
【27】查鲁·马宗达：《关于游击队行动的几点说法》（‘A Few Words About Guerilla Actions’），同上，第68—73页。
【28】查鲁·马宗达：《致工人阶级》（‘To the Working Class’），同上，第82—84页。
【29】查鲁·马宗达：《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的任务》（‘Our Party’s Tasks Among the Workers’），同上，第84—88页。
【30】See MECW: 10, pp. 626-29 for a speech by Marx. For a later report by a former supporter of Marx on his strategy, see W. Blumenberg,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ussagen des Peter Gerhardt Ros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9, 1964, pp. 81-122.
【31】《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引自：S·K·科什 (Ed.)：《历史的转折点》（The Historic Turning Point）第二卷第16页。
【32】对于西孟加拉邦而言，其中的复杂性被K·森观察到了：《Paschimbanglay Naxal Andolane Meyera》 2001年。在M. Chattopadhyay (Ed.) (2001). Eso Mukta Karo: Narir Adhikar O Adhikar Andolan Bishayak Probondho Sankalon, Kolkata: Peoples’ Book Society: 159-186.
【33】同上，第166页。
【34】革命共产主义组织（Inquilabi Communist Sangathan，原第四国际印度支部）在V.P.辛格打包提出《曼达尔委员会报告》前就已经预先支持“其他落后阶层”（OBC）了。桑托什·拉纳（Santosh Rana）、瓦斯卡尔·南迪（Vaskar Nandy）等人领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当时分析了种姓的复杂性，并发起支持达利特（贱民）权利的运动，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他“马列主义派”团体也尝试了不同的战略，包括吸收更多达利或“其他落后阶层”入党并进入领导层。与之相反，在西孟加拉邦统治了几十年的主流左翼在贯彻宪法条款或改变种姓问题上的基本阶级力量对比方面乏善可陈。
【35】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宗达牺牲后陷入无限分裂中，到1981年时已分裂为21个党派。虽然2004年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对从印共（马列）中分裂出来的力量进行了一定整合，但总体而言，印共（马列）分裂形成的局面仍未有大的改观。——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