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普京政权的左翼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①] 

素侠云雪  译

译按:在此译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六大决议,其中提及的很多状况与现实有相似之处,因此值得参考。

原文按:在此重申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2016年5月8到9日,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的正式决议于5月12日在该党的网站发布,并附有如下声明:“这是我们对当前不断演进的普京主义(爱国主义共识)社会经济道路、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和社会动乱的恐惧,并且分析了反普京政权力量的状态。”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RSD)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已经陷入历史性的绝境中。此前那种无法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导致了宪法秩序1993年的破裂。接下来几十年,这些情况带来的结果便是社会倒退与曾经组织了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机构被摧毁。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维护新的社会结构,同时为了遏止社会动荡,普京政权努力地在进一步向市场统治转型与加强国家作用二者之间进行折衷。

一、弗拉基米尔·普京2012年3月总统大选取得的胜利,标志着俄罗斯政权的保守转向,重新形成围绕总统形象的共识。对基辅独立广场运动的粗暴反应、吞并克里米亚,为改变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对东乌克兰地区发动“混合性”干涉,(在保守化意义上)发生在2014年的这些事件,印证了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格言:“(在另一层意义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自那以后,支持现政权不再是一种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而是公民的义务,就像爱国者要忠于国家一样。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可以简便地由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的话来概括:“有普京就有俄罗斯,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这种拟人化的表述充分表明:普京作为“父亲”的形象已经高于日常政治。你可以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民族主义者,可以赞同由国家掌控经济或是支持自由市场,不过都需要顺从于政府、部长或州长,但“普京=克里米亚=俄罗斯”这一逻辑是不可受到质疑或争辩的。如果谁不能从根本上认同这点,就意味着要将自己排除在俄罗斯政治光谱的范围之外,并沦为“卖国贼”。

在此逻辑下,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和新自由主义的“反危机”措施的不良后果的责任,就要由除了总统以外的每个人、每个你喜欢的人来承担。即使现在,当有关克里米亚“回归”的宣传已明显开始减弱时,对普京的个人评价依旧很高。支持现政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且成了公民的义务。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完全替换了“谁掌控了我们的祖国”的问题。

二、在俄罗斯政权结构内部意识形态的变化背景下,国家杜马九月选举的准备工作正在展开。在整个普京时代,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是部分相同的政治周期:庆祝“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也就是庆祝并确保普京取得更大的胜利。2011年12月,这个宣传机制失败了:大规模舞弊地支持统一俄罗斯党的行径,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示威者表达了他们对俄罗斯整个政治体制的不满。

今天,普京“第三时期”的新政治逻辑旨在打破这一循环。在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急剧下降之际,2015年夏季,克里姆林宫决定将国家杜马选举时间从2016年12月提前到9月,并将总统选举时间推迟到2018年3月,从而将总统的任期延长到六年。这种操纵的意思很明显:从现在起,总统和国家杜马选举必须不再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是要包装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事业。在第一阶段(国家杜马选举),仅有的几个合法政党奏响了“爱国主义共识”的交响乐,它们将批评对手,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争取群众异议者的支持;到了第二阶段(总统选举),利用有机的爱国本能,支持普京成为总统候选人。

到今天,作为“官方反对派”政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把它们的精力集中于对政府的严厉批评,甚至希望政府辞职。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控制着这两个党,把它们作为可以容忍的批评限度的晴雨表。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和谢尔盖·米罗诺夫(Sergei Mironov)支持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所有重要政治举措:从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新镇压法到在军事上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同时,他们假借政治光谱中的左翼来说话,传播了普京共识(允许批评一些不受欢迎的决定)当中的很多内容。“统一俄罗斯党”不仅领导着政府,而且控制着多数联邦主体的领导人职位。在社会对统一俄罗斯党的不满(主要仍是被动的)日渐增长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成为仪式上的“替罪羊”。

然而,在克里姆林宫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可预测到的情形,也可以被另一种情形替代,这和日渐强化的军事与警察机构,以及军事机构与警察机构日益加剧的竞争有关:国民警卫队的创建及其重要性的提升,各个权力部门都必须从事自我推销,不仅要提醒人民注意它们的存在,而且要向敌对部门展现自己在抗击潜在威胁方面独特的、无可超越的战斗力。

例如,亚历山大·巴斯特里金(Alexander Bastrykin)[2]在最近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建议取消选举制,因为它们可能太危险了。他直言应停止“玩弄民主闹剧”,并且“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给予敌人“严肃的、充分的、对等的回应……”在塔蒂亚娜·莫斯卡尔科娃(Tatiana Moskalkova)被任命为俄罗斯人权专员[3]后,似乎连至今依然保持中立的人权调解人机构都要转入反对阴谋的新斗争堡垒了。

很明显,这一姿态和社会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现实情形有关。不过,目前还没有产生明显的政治后果:没有自发的群众起义,没有全行业罢工(尽管孤立的劳工争议总数在增加)。

减少联邦行政实体的选举机构的作用,为代表行政机关利益的委任官员谋利,是俄罗斯政治制度退化的表现之一。2014年的地方政府改革取消了一些大城市市长的直接选举,剥夺了市议会确定选举城镇与地区领导人的权力,在逻辑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剥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权,并促进地方政治精英与商业社会的媾和。在预算分配权归属联邦中央政府、而且权力集中在终身制的地方领导人(“太子党”,他们不对公众负责)手里的背景下,普京的镇压性政府模式正得到日益广泛的推广。

三、如今,经济危机的社会后果影响到绝大多数人。受“西方阴谋论”影响来判断局势的宣传手段越来越不能为人们信服。国际制裁的实施和始于2014年的油价下跌,加剧了自2012年就出现的生产下滑。此外,在2014年末,当在汇率市场上,卢布的崩溃走向巅峰时,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还没走出2008年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经济的虚弱,而且引起了后苏联时代资本主义整个体制的缓慢崩溃,这导致了军事活动的进一步加强和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化。同样,在过去两年中,石油收入的剧烈下滑,加上俄罗斯银行不再可能在西方自己融资,减少了政府的回旋空间。之前的手腕(在巨额政府储备金的帮助下堵塞漏洞)在当下已显无力。因此,当前经济危机的规模使灾难的情况显得更加真切。

因此,在2015年底,俄罗斯经济下滑,GDP下降了3.7%;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5.5%(于2015年3月达到了最高值,即16.9%)。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俄罗斯的贫困率让人震惊: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从1610万增加到1920万(占总人口的13.4%)。要注意的是,在2015年末,政府设定的贫困线是月收入9452卢布(约为123欧元)。而现在有多少人的收入只是稍微高过这一低微的数字,即刚超过官方的贫困线呢?此外,根据最近的调查,73%的俄罗斯人没能力“未雨绸缪”地留有存款,而是将他们所有的收入花费在了生活必需品上。

在此背景下,失业人数乍一看并不那么糟糕: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5.8%(440万人)。这个数字还包括正积极地在找工作而未在劳动交易所登记的人。同时,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16年的头三个月,声称自己失业的人又增加了七万多。因此,失业人口达到经济活动人口的6%。推行让人们生活水平极速下降的政策(更低的工资和被削减的工作时间),方才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例如,在大型工业企业中,普遍存在长期无薪休假的做法。“维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一点不体现在大城市:在大城市,失业者有可能找到其它收入更低的工作。而在苏联时期,在为了发展某一关键产业而建的所谓“单一工业城镇”,如果这些企业的岗位数量大幅减少,城市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将陷入长期失业,而且那些城市将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地区。

维持就业率(防止人们收入急剧下降)和利用紧缩政策抵消危机影响之间的矛盾,是过去两年里俄罗斯财政政策的基础。在2016年预算案通过期间,总理梅德韦杰夫声称:“我们不能在支出不合理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应像通常那样依靠增加企业负税,而应当减少低效率的花费。”在这些“花费”中,梅德韦杰夫列举了养老金的生活费用指数。因此他建议完全取消工作养老金(有1490万领取者),并使通货膨胀率低于4%(而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已超过10%)。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仍是应对预算赤字最重要的办法之一。然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一措施的施行要拖到国家杜马选举,甚至总统选举以后(现在俄罗斯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有414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私营部门的工资指数化机制并未在俄罗斯的劳动法中得到实质性的完善,而且事实上还带有“建议”的色彩(必须通过集体谈判协议方可实现,而这只存在于最大型的企业中)。在过去的两年里,公共部门的工人并没有从工资指数化中获益。很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政府已经计划在2016年9月增加公共部门从业者的工资,这明显是要在国家杜马选举前为之而造势。

尽管紧缩政策主导了2016年的财政预算基调,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都明显减少了(在预算案通过没几个月后,就减少了10%)。政府收入的关键部分来自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占比已经上升到了70%),意味着将来会继续削减教育与医疗支出。

四、显然,普京的精英集团并没有拯救国家经济的长期计划。例如,“反危机措施”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现状,直到油价再次自然提高。俄罗斯精英们无底线的玩世不恭让人咋舌,他们神秘般地相信“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将拯救经济,这或多或少就像在2000年前时,飙升的油价像是命运钦赐的礼物一样。在2014年11月,仅仅在“黑色星期三”(那天卢布下跌十五点)之后,普京非常诚恳地说:“经济必然会增长,尤其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将改变。”

“大型项目”的逻辑是普京主义的特征。“大型项目”集中了官僚机构的资源与精力,是由个人负责并限制时间的优先项目(例如:举办索契冬季奥运会、干涉并兼并克里米亚、建设东方港(Vostochny)航天发射场等等)。2005以来,大型建筑项目频繁上马,并要求巨额预算支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工程来消耗过剩的石油利润:每个工程都会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这些大型工程的多数利润都归于大公司了,它们接受国家订单和银行担保;至于创造“工作”机会,很快就证明这对工人来讲不过是陷阱,工人在他们的雇主与国家官僚机器的压制下,无法保障他们自己的劳动权利。在索契冬奥会和东方港航天发射场建设期间,这些建设工程以特别明显的手段欺骗工人。

东方港航空发射场工程

简而言之,在俄罗斯政府那里,“大型项目”的概念代表着本可惠泽人民的石油收入,却通过所谓的“再分配”,去到了让人民掏腰包来使自己快速增加财富的极少数精英手中。国家宣传人员仍致力于宣传这些工程的“成功”(感谢主要赞助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威),并无视他们那些灾难性的罪恶。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普京在在2018年重新当选的愿望,决定着政府的“反危机”行为。但现在呢?目前看很少有人对此表示关心。

同时,另一种逻辑得以在上述一切的幕后清晰地体现出来,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利用经济衰退和民众的贫困来推动“结构性改革”,迅速减少给予劳工的社会支出与劳工的消费。因此,根据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专家们的估计,据不完全统计,继续下降的民众收入意味着:到2017—2018年,利润总额的占比将超过收入占比,这样一来,俄罗斯官方将能再次吸引投资者。

这和国有大型公共资产(例如:铁路或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是否可以私有化的讨论有关。在仍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起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盛赞俄罗斯政府的“反危机”道路,这绝不是巧合。最近任命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加入总统的经济理事会,就是这一动向的表现之一。

五、在经济社会危机深化与油气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国家强调要寻求新的经济资源,这将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军事化,同时还会造就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在过去几里,政府的优先项目之一是大规模地投资武器生产。到2016年,军事预算已达到GDP的4%(比去年高0.8%)。对叙利亚的干涉行动,除了实现外交政策上的目标外,显然还帮助宣传了最近宣传俄罗斯军事方面的创新——不久后,印度、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向俄罗斯订购了70亿美元的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对乌克兰的“混杂”侵略和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不只和地域政治策略及明确反对西方的俄罗斯立场有关。这些行动还和俄罗斯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直接相关。选择军事化的道路,也有助于强化现政府在国内(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精英心目中)的合法性。

六、直到最近,“爱国主义共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给表达种种政治不满与社会异议的人定罪。自2014年初以来,官方媒体充斥着大规模的反乌克兰宣传,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大规模抗议必然导致混乱和贫穷。在刚一开始,俄罗斯政府就采用经典的保守说法“ 社会转变毫无意义”[4]来满足群众的愿望,不过这终将只会导致社会局势的恶化。这种保守说法的另一面是谴责社会冲突的外部因素,声称所有这些冲突背后,都隐藏着蓄谋破坏国内稳定局势的外国势力,其最终目的是要颠覆政权,而这将对国家独立造成灾难性后果。一旦发生罢工或社会运动,他们就立即声称这是在“组织一场新的独立广场运动”。此外,克里姆林宫新的“后克里米亚”修辞巩固了地方国有企业老板的地位。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只需要谴责任何政治竞争对手是颠覆性的反动势力代理人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可看到,仅仅到2015年末,这些宣传方案就开始丧失其蛊惑力量。

与不同的危机事件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有关的社会抗议越来越多,尽管抗议者不仅远远未能制定自己的替代方案,而且未能组织起全国范围的协调行动。

近来最有影响的抗议行动是开始于2015年11月的卡车司机抗议[5]。一开始,政府就明确表示不会就此问题让步,不会修订税率。强大的政治压力,加上缺乏能在困难的形势中协调抗议行动的强大的卡车司机组织,使这次运动逐渐停息。

自2015年以来,工人发动的抗议增加了(有自发的行动,也有自主工会组织的行动),其抗议内容有压制工作、降低工资、延迟支付工资等。因此,相比于2014年,去年的抗议数量增加了40%。那些参加罢工(一日罢工或怠工)的工人既有大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人,也有公共部门的职员(医院、市政部门的员工),他们大多在服务部门工作,有的甚至还在军工厂工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公共俄罗斯党支持“爱国主义共识”,这有力地让不同行动的参与者迷失了方向。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现存组织决心参与到斗争中来。因此,斗争者需要寻找拥有政治资源、而且显然能在体制内传达他们需求的政治中介。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就习惯于充当“安全阀”,并越来越得到克里姆林宫的赞赏,并有机地参与到争夺议会议席的竞选闹剧当中。

自由主义反对派通常游动在政治体制之外,他们强调激进民主的必要性,不过却脱离了日益积淀的社会愤怒。之所以如此,首先源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本质。在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化改革”后,像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6]和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7]这类的领导人认为:变革的关键在于一些大资本与中级规模的资本越来越不满了。卡西亚诺夫和政治流亡者科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都承认在未来,“自由的俄罗斯”的代表可以是普京当局的“自由主义一翼”,例如前财政部长阿列库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中央银行现任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里纳(Elvira Nabiullina)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日尔曼·克列夫(German Gref)。对激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来说,要把“清除”腐败官员和实现制度民主化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认识到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停止与西方的对抗”。对他们来说,似乎如果要废除个人政权(普京政权)的话,主要应该采取顶层变革的模式,和当今的统治精英合作,议会外的街头运动只能充当施压的手段。

七、既不赞同“爱国主义共识”、也非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激进左翼,必须找到一种和正在增长的社会抗争运动相结合的道路,这在组织上和政治上还没有结构化。然而,问题在于激进左翼力量依然在衰退。一些知名的发言人还在狱中,如谢尔盖·乌达尔佐夫(Sergei Udaltsov)[8]和阿列克谢·加斯卡罗夫(Alexei Gaskarov)[9]。乌克兰事件还导致左翼内部产生了很深的裂痕,部分左翼事实上支持俄罗斯的干涉行动。

在此局势下,我们必须开始发展一项广泛的纲领,这份纲领应以调整当前财产关系的要求为基础。而当前财产关系的根源在于叶利钦与普京推行的私有化。这一调整的最终要求是摧毁1993年的总统制超级宪法产生的整个政治体制,并代之以议会制的共和国。这份纲领应该承认政治民主的价值:政治民主不应是一种工具,而应是人民权力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持续实现社会平等的愿望至为重要。

危机的深化和“爱国主义共识”神话的逐步衰落,为推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当前局势的发展中,左翼的行动策略必须建立在本文提出的分析与战略目标的基础上。

2016年5月8-9日,莫斯科

注释:

[1]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是俄罗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2011年,该党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前进”党(第四国际俄罗斯支部)、“社会主义抵抗”党、革命工人党之一部分合并而成。第四国际支部是其中最大的团体。

[2] 原俄罗斯第一副总检察长、原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委员会主席,自2011年起,他担任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领导人。

[3] 从苏联时期到如今的俄罗斯,塔蒂亚娜·莫斯卡尔科娃始终是一名教师、律师和政客。自2016年4月起,她担任俄罗斯人权专员。莫斯卡尔科娃也是俄罗斯联邦第五届、第六届国家杜马代表。

[4] “ 社会转变毫无意义” 的保守观点,是带偏见地观察社会动荡带来的影响。例如,在乌克兰革命后,由于权力再度被反群众的少数精英攫取,那么类似情况会在未来的任何起义当中重复发生。因此,统治者宣称所有的社会转变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为了证明社会变革是无用的,统治者往往借那些被颠覆的革命运动中举例,但是从来不会提到社会变革的积极影响(随附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发表的决议)。——原注

[5] 这是一场反对里程税的运动,自2015年12月起,12吨以上的卡车每公里要交3.73卢布的税。人们称这项税为“Plato”,即俄语“Platit za Tonu”(每吨货都要交税)的简称,该税由普京一个朋友的儿子伊哥尔卢腾·别尔格(Igor Rotenberg)创立的RT—投资运输系统,和俄罗斯国有公司“俄罗斯工业与科技集团”(Rostec,有九十多万员工)来征集。RT投资运输系统投资了29亿卢布,其中27亿卢布来自普京亲信经营的公营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贷款。——原注

[6] 俄罗斯自由派政治人物,2000年到2004年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

[7] 俄罗斯律师,政治和财政活动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经常常发文批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和普京的专制。2013年,他被以“挪用公款和欺诈”的罪名判刑五年。

[8] 谢尔盖·乌达尔佐夫出生于1977年2月16日,是俄罗斯政治活动者,“红色青年先锋队”的领导人。2014年,他因为在组织2012年5月示威时造成暴力冲突,而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政治观点上,他主张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要实行直接民主,支持东乌克兰的“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9] 阿列克谢·加斯卡罗夫是俄罗斯左翼政治活动者,“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反普京协调委员会的成员。2014年,他被判入狱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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