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公社——反巴黎公社的“公社”

素侠云雪 著

 

图: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

 

1967年2月5日到2月19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前身。这一“短暂”的政权常被一些左翼视为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似乎这场风潮真的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表面上看,它似乎真带有些革命的色彩,还将旧的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兼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举推翻了。若不参看整个运动中的力量关系、思想体系及发展进程,还似乎真像是巴黎公社或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又真像是能符合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工人自我组织和自下而上夺取政权的方式。不过,拨开那表面的官样革命辞藻,甚至就直接拿当时的官样文章来看,都可知这人民公社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只不过是个伪公社而已。

一、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过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即于5月25日在北大帖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在6月12日上午,上海的上棉十七厂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署名人中第一位即是王洪文。当然这还不能说王洪文已开始真正登入政治的主流,因为后面还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在等着他们整个造反派组织——当时是“上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随后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11月初,上海十七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串连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推举王洪文为造反总司令。除“工总司”外,另一部分工人(其中很多是上海老工人和劳动模范)组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两派都各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是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组织。且两派互相强迫上海市委承认自己一方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这种争夺正统的派斗终于发展成“康平路事件”。1966年12月28日,“赤卫队”组织上万人在康平路游行,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组织,但第二天,“工总司”调数万人包围康平路,至12月30日凌晨,“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进攻,引发烈的武斗。赤卫队在武斗中败绩,两万多人投降,此外双方有数百人负伤。30日下午,“工总司”还堵截了打算前去北京告状的“赤卫队”成员,双方又一次激烈打斗起来。

经此一番争斗,“工总司”取得了胜利,成为上海占居绝对主导地位的造反派集团。受《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鼓舞,上海造反派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夺权阶段。1月5日,一些“工总司”系统下的造反派在《文汇报》(中共上海市委党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接着,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很多重要成员,如曹荻秋等,被拉出去游街。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算是对上海夺权行为的一种认可和鼓励。这一系列事件即“一月革命”。

很快,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此机构领导人排行如右,排行首位的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第二位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姚文元,第三位是上海“工总司”领导人王洪文。此事报给毛泽东时,毛以事涉政体问题为由,反对命以“人民公社”。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这一名称的改变也常被一些革命左翼认为上海自发的、“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终结和被颠覆。

图:前排从左至右: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

 

二、上海人民公社是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吗?

很多人会将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其理由有: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都要求实行普选制,都取消了官僚特权等,都积极维护工人权益等。不过这种比拟不过是为了给上海人民公社披上神圣的外衣而已。

首先,其成立并非真的全是“自下而上”的。笔者并不否认整个“一月革命”有自下而上的一面,但不是所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就一定是革命的运动,更何况,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直在上海“工总司”的整个造反活动中,在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和“结束”中扮演着幕后指挥者的角色。“工总司”能够在派斗中获胜,所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实行了怎样的革命战略,怎样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重要的是他们被中央领袖选中了,或者说得到了在中央政治斗争中得势一派的支持。如中央文革小组从一开始就支持“工总司”,故而张春桥有在1966年11月13日签字同意“工总司”的诉求,其中就有“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1],和“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1]这两条。而“赤卫队”则找周恩来控诉,以寻找另一靠山。到1月1日,即康平路武斗结束后,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还专门谈到“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外国通讯社都转播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毛泽东一派,赤卫队是反毛泽东一派”[2],即在此给“工总司”打气,也算是表明毛本人对“工总司”的支持,与此同时,并明确定“赤卫队”为反革命组织、“保守派”。即,“工总司”这时已经明确是毛、张、姚一派官僚的政治工具,而没什么真正的自主性可言。另如同时的谈话中还有:“你们总司令部搬到市总工会去,集中起来可以自己搞点警卫队员,不行可找公安人员,到必要时我要向中央提,叫解放军保卫你们,集中就好保卫。”[2]即像由“工总司”控制工会的行为,都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的的的授意而进行的,也得到了他们的安全保卫保证。工总司没能真正踢开党委,事实上是在踢开当地党委的同时,使党(的领袖)对社会的控制更加严密。至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的领导人次序安排,就更足见中共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政个“一月革命”的控制有多深了。

那它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成立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啊!有的人或许会这样想。不过,难道以前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了么?还有是,上海人民公社取代了旧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但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系统,其“取代”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除了一些系统(军队除外,此系统一直为党中央主席所牢牢把控)换了些人外,整个旧系统其实并未取消,“法外”的批斗、抄家等倒是没有什么阻碍了。事实上,上海人民公社因是派斗中成立起来的一个政权,所以它同样还仰赖“旧的”国家暴力机关的保卫。反观巴黎公社的话,从一开始就取消了旧警察和旧军队,而用公社的民兵组织及警卫力量取而代之。

巴黎公社是普选制的,这没错,巴黎公社委员会就是在普选的基础上成立的。至于上海人民公社,有人说同巴黎公社一样是坚持普选原则的,或许持这样观点的人可以举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的话来印证:“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而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只是在“工总司”及其他少数造反派组织,及军队代表和一些原先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干部共同经中央文革小组“协调”的基础上成立的,如其《宣言》中所写“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3],期间根本无真正意味上的普选可言。或许会有人质疑:“那在特殊情况下不经选举而单独经‘革命组织’”协调而组织临时政权,难道不可以吗?”当然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真要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如因战争而无法进行选举,而上海当时有这样的紧张状态吗?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政权,如俄国的苏维埃,倒是一开始就是经工、农、兵选举而产生的,各政党在选举时还有角逐和竞争。那时的俄国还正在进行对外战争呢。而巴黎公社则是在被围城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而且《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口口声声说要“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3](关于所谓“地、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并非剥削阶级这点,在此不详谈。而且,即使真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乱说”,只要没有号召武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又何须镇压?)在这里,他们已经将社会中很大一批人打成政治贱民,这些人绝大多数并非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作威作福的人,如“右派”更是从反右运动起就备受政治迫害。这种情况下,即使上海人民公社真的再多维持些时日,依其宣言中所讲来行“普选”,又能做到怎样一种“普”选呢?

至于说官僚特权,这里不否认一些新上台的造反派领导人仍领过去做工人时的工资,并没有像旧的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一样享受那么多的经济特权,不过,问题是等级工资制并未真正取消,而整个文革期间实行的基本是冻结工资的政策,劳动者工资一般只会降不会升,干部即使被“打倒”,多数情况下工资水平不变。难道张春桥、姚文元两位中央大员就真的只领取不超过上海市熟练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工资么?

至于说真正的工人利益,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来讲,就是要反对的。在上海的话,在文革刚开始兴起时,中央文革就开始极力反对和打压一些工人群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活动了。文革开始时,因社会较混乱,上海一些工人维权组织也开始出现,如一些住房待困户成立了“住房困难革命造反司令部”,一些夫妻分居职工成立了“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没有上海市市民户口的一些人组织了“常住临时戶口革命造反司令部”,60年代初为应对经济困难而被遣返回乡的人组成了“回乡职工造反司令部”。他们的诉求基本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待遇上,而不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号召的“夺权”。他们起初在维权活动中获得了一些成就,如“由于经济主义的引诱,临时工、外包工把矛头指向经济问题。此日在华东局,张承宗、于永实同华东局负责同志在临时工大会上签署六条,同意五月十六日以后所辞退的临时工在两周内都复工。”[4]不过这样一些零星的维权组织,很快就被中共的领袖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打为“经济主义妖风”。直到1月11日时,《人民日报》、《红旗》还发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共中央在同日发出《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在上海,1月16日时,“工总司”、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会)等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无视一些困难工人基本诉求的这些造反派大头们,如何可说是代表工人利益呢?由他们为主干组建的上海人民公社,又如何可以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权呢?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仍代表着官僚集团的利益,所以标语会如此写:“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革命不是为了钱”,“当你拿到补发钞票时,你就上当了”[4]。实际意思不过就是饿着肚子,承受着不公,也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政治挂帅的真实含义)呵!为此,上海人民公社在成立宣言中还强调“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至于反“经济主义”还有借之整陈丕显、曹荻秋的官僚内斗这种应有之义,在此就不详述了。

三、上海市人民公社是文革期间党政一元化的开端

谈到巴黎公社的民主,很多人局限在一个“普选”上。如前所述,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普选,虽然普选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特色,这只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应该从资产阶级民主制那里继承的一些东西而已。

接下来还要谈一下巴黎公社民主的另一个方面,即不同政治派别/政党的问题。巴黎公社成立时,法国还没有什么政党政治,巴黎公社中也还谈不上政党在起什么影响,不过政治派别和集团是存在的。当时选入巴黎公社委员会的政治派别主要有普鲁东派、新雅各宾派、布朗基派,此外还有少数几个人属第一国际派,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各派在具体主张上自然会有不少分歧,基本理念的分歧就更大了。不过各派仍积极为此工人政权而共同合作,也没有哪个派别想过要自己独霸巴黎公社委员会,将其他派别消灭,或完全排斥其他派别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且巴黎公社整个存在期间也没有一条法令说不许劳动群众成立其他的政治组织或派别。巴黎公社中不占主导地位的派别也并未受到大派别的打压。

不过上海人民公社并没有真正允许群众有自由组织政治组织与派别的自由,更何况政党了。从造反派组织来看,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工总司”就打败了另一支造反派组织“赤卫队”。不过这时仍有不少造反派间有着矛盾,于是,又有了“革命派”间大联合的呼吁,如张春桥在1967年1月11日上海造反派的座谈会中就强调,“中央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联合,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问题。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央给我们这样高的估价,这样大的希望,才能达到上海市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5]即,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进行联合。也足见到这时的“大联合”阶段,仍是由中共中央(事实上已经不是其中央委员会)促成的,至于说巴黎公社时不同派别的不同思想倾向共存的状况,在这里其实并不存在,上海各造反派那里只有“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工总司”已经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所谓的大联合只不过是以“工总司”为主干和核心,对其他造反派组织的收编而已。然后在这种联合的基础上,再联合解放军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公社。

至于党的作用,则整个文革时尚未听说哪里的群众可以有组党的自由。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也是这样,表面看它不同于原来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一样是接受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现在有些革命左翼会认为,中共这时的统治在工人的自发运动前有些削弱,即这时比起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来要更民主一些。这只不过是表象而已,事实上虽然陈丕显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垮了,但上海市各行各业和各地区中共的党组织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非党员的造反派成员也在趁机争取入党。中共中央文革小组那里更是不断给上海的造反派吹气、发号召、派调查员,甚至直接降干部。且如《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所言:“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3]上海人民公社要取代的不仅有作为原上海市政机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不过它不仅是上海市的市政机关,而且是取代原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上海市权力机构(如《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3]),同时,更是中共上海市各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承担原中共上海市委的职能。由于“工总司”在上海人民公社中的核心作用,及工总司本身还掌控了上海市总工会(1967年1月19日,工总司即已经控制上海市总工会,王洪文后来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因而工会的独立性其实更弱了(虽然以前就没什么独立性)。在此基础上,上海人民公社其实是党、政完全一体化的机构,党的作用不是削弱了,更是增强了,作为中共上海市党组织领导机关的上海人民公社,可以同时直接进行各种政务、经济、文化管理。原先的党政不分已经有利于政治集权和官僚专权了,这时的党政一元化,更加集中的权力,难道会比之前十七年时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么?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赢来的不是工人民主政权,而是一个更为专制的官僚制度。

使得上海人民公社决无形成社会主义多党制的一个原因是,运动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被最高领袖所掌控了。对毛有不同意见的上层官僚,下面的一些造反派成员,也一定要挥舞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才能活动。上海市当时的造反派起初就以响应毛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号召而造反的,即使有一些人在主观动机上有争取自己权利和反对旧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官僚作风的一面,在此情况下也被收入毛发起的整个政治斗争的狂潮中了。多数造反派,包括上海的“工总司”和“赤卫队”,在实际行动上不是去真的争取多少工人权益,而是首先卷入整个的上层官僚内斗中。而这种斗争无论怎么走都有利于加强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信。如《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在歌颂毛泽东思想上不遗余力:“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产阶级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3]或者,要向毛泽东表忠心:“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3]其中还有粗劣地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而丝毫没学到这部作品中强烈的批判精神的话:“……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战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荡涤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3]在这种向领袖个人效忠的号召中,哪里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在这种思想的自由不得发挥的情况下,又何谈真正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主性呢?(补充一下,在整个“一月革命”期间,贵州省的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竟然叫“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更见其中关系。)

所以,当毛泽东本人出于国体、政体问题而要改“公社”的名号时,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其改名通告里称:“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6]新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与原来的上海人民公社,除了牌子不同外,内部成员构成并没有大的变动,所辖事务也没什么变动。所以若有人认为上海人民公社被取代是上海市工人自发斗争的一大挫折,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代表的只是一个更加专制和不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开端。

四、结语

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谋求建立工人民主政权,还是要在工人官僚国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都意味着应有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自我组织才行,而且这些自我组织,如工农代表大会等,从一开始就应贯彻真正的民主原则,应允许不同的政党和组织在其中通过选举来竞争,应允许不同的思想自由交锋,应注意不成为官僚集团的尾巴。与此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积极促进先锋政治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因为群众自发的运动,常常要么不达目标而偃旗息鼓,要么被其他势力所利用,要么有真正的革命领导力量在争取得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将运动向前推进。革命的暴力不应简单对准自己的反对面,更不应像文革期间那样对准黑五类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而应面对国家机关的暴力和统治者有组织的暴力。(不正当的暴力,要么根本就不算革命,要么只能是败坏革命的声誉。)斗争的目标应该有实际的针对性,而不是简单扣帽子,如文革期间那样由最高领袖引导向反“走资派”,事实上就只是在迷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也不是说把旧官僚拉出去批斗,关监狱或牛棚就可以解决,相反,只能由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更好发展来解决。工人掌权不是说要靠几个工人出身者当了大官,进了体制就可以实现,相反需要的是劳动者人人成为官僚。以后的工人革命在建立政权的进程中,断然要拒绝任何上海人民公社之路——不管是否有着一个最高领袖在背后操纵着。即使没有,其建立过程中的其他路径也只能将工人运动推向官僚的包办替代和独裁制。

 


注释:

[1] 见《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16.htm

[2] 见:《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摘录》: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29.htm

[3]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可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201/12/19096873_429547496.shtml

[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讨论稿)》:

http://www.xj71.com/2012/0409/614935.shtml

[5] 见《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31-60/32.htm

[6]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http://www.71.cn/2009/0108/5112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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