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托洛茨基  著

王凡西  译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是在对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和倾向的分析上最终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就被禁止了。相关的官方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己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部分被磨平棱角,然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致命路线中的主要论点,它正式表示赞同。用咬文嚼字的手法对破产的路线进行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填补这个空白。

1. 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纲领草案说:“〔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只有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是可以容许的。”

这个公式虽然是故意作为一个“附带论点”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纲领草案的主要论点之一,至少对东方各国说来是如此。不言而喻,主要论点谈的是“〔使工人和农民〕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并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政治上,特别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的。因此我们说,主要论点在这里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论点却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整个说来,这个公式是为东方无产阶级安排的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圈套。

这里所说的“暂时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或许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纯粹属于实用范围的协议吧?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事先拒绝经过严加界定的、严格属于实用范围的、每次为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服务的协议。例如为了举行一次反帝示威游行而和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学生达成协议,或者为了使中国商人援助租界内的罢工者而达成协议,等等。即使在中国,将来也不能根本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举出“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一般的政治条件呢?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的反帝斗争,或至少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纲领草案开出来的那种条件。相反,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话,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充当律师,并想方设法与后者建立某种亲戚关系。

通过这个预先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荒谬条件,纲领草案(尽管它的提法具有外交辞令和附带的性质)肯定而明确地说明这里牵涉到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出于实际理由、严格限于实用目的而达成的、仅适用于特定时机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资产阶级“真正”进行斗争并且“不要妨碍”工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向资产阶级本身提出这些条件,要求它公开作出诺言呢?资产阶级会作出你所需要的任何诺言,它甚至会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参加农民国际,作为一个“外围支部”依附于共产国际,并想法钻入红色工会国际。简单地说,它会在口头上作出任何诺言,只要这种诺言使它有机会(在我们的帮助下)欺骗工人和农民,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更轻易地、更彻底地蒙蔽他们的眼睛——直到开始出现上海所提供的那种机会为止。1

但是,这里涉及的或许并不是要资产阶级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吧?我们再说一遍,为了把我们变成它在劳动群众面前的保证人,资产阶级是会立刻同意承担这种义务的。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对某一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仿佛是由专家用演绎方法对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妨碍作出“社会学”预测的问题吧?可悲的是;正如最新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演绎式的预测总是使“专家”也受到愚弄。如果这里仅仅涉及专家的话,问题倒不会这样糟……

毫无疑问,纲领草案谈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如果把偶然为实用目的达成协议的问题包括在纲领中,那完全是多此一举。就这个目的来说,通过一个《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的实事求是的战术性决议就够了。这里涉及的是问题,是当权派在为过去对待国民党的“统战”方针进行辩护并以纲领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这个方针已经使中国第二次革命遭到毁灭,并且有可能使将来的革命也遭到毁灭。

根据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提出的概念,一切赌注正是押在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总评价上,殖民地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阻挠(工农的反帝斗争),不是由它自己发誓加以证明,而是以严格的“社会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无数适合机会主义目的的学究式的概念——加以证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头看看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在列举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内容”和(莫名其妙地)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布哈林宣称:

“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期中,起了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然后它的作用就耗尽了。这并不完全是属于一九○五年俄国自由主义革命那种类型的‘二十四小时’短命鬼。”

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列宁事实上曾经教导我们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例如我们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样一场战争就和其它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没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后的布哈林现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提出过,也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来说,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个大杂烩,但谁敢说中国的自由派或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比它们的俄国原型水平更高,或者更为革命?

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说法,是在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后者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

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政策问题决定于一个发生革命斗争的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结构,决定于这个斗争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程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运动联系的状况。

一个民主或民族解放运动也许会给本土资产阶级提供机会来加深和扩大剥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独立干预则有使资产阶级完全丧失剥削可能性的危险。

让我们比较深入地看看某些事实吧。

共产国际现在的当红理论家们毫不倦怠地反复指出:蒋介石进行了“反帝”斗争,而克伦斯基则和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对克伦斯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对蒋介石则必须给予支持。

克伦斯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无可争论的。人们甚至可以追溯更远些,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庇佑下“废去”尼古拉二世的王位的。不仅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支持劳合·乔治——庞卡莱的战争,劳合·乔治庞卡莱也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革命”——起初是支持他们反对沙皇,后来又支持他们反对工人和农民。这是绝对无可争论的。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这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事件,虽然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参预下完成的。孙逸仙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组织如何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法国或美国——的“支持”。 一九一八年,孙逸仙向协约国各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拟订的计画。如果说克伦斯基在一九一七年还在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那末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如此具有“民族”性、如此“革命”和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资产阶级,则公开支持美国的参战决定,希望协约国能解放中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反清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比反沙皇斗争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了更高的革命品质,或者断言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蒋介石和克伦斯基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尽管如此,蒋介石的确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辩解是在极其粗暴地掩盖现实。蒋介石对某些中国军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代理人——进行过战争,这和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谭平山也懂得这一点。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底)作报告时,他谈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特点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际政策方面,它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它倾向于仅仅对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它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妥协。”2

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革命的,而完全是在搞投机。它力图粉碎和孤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以便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条件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或者是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问题的中心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草案中)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能就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态度来衡量,必须就这个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当前的革命历史任务的态度来衡量。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在旧俄是一项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在中国是一项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以及对待农民的态度,并不比俄国资产阶级对待沙皇制度和对待俄国各革命阶级的态度更革命,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倒是更为恶劣、更为反动。这才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准确提法。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它对世界帝国主义本性了解的程度都足以使它懂得,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就要使革命群众来一次首先将对资产阶级本身造成威胁的大变革。如果说反清斗争是一个比推翻沙皇制度规模较小的历史任务,那末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任务;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教导俄国工人不要相信自由派准备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摧毁封建主义,也不要相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能力这样做,那末我们就应当作出同样的努力,使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充满同样的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颁布的绝对错误的新理论,声称殖民地资产阶级带有某种“固有的”革命精神,实质上是把孟什维主义翻译成中国的政治语言。这种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把中国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变成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内部政治因素,格外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份量,而相对降低了遭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份量。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我们说,蒋介石的北伐在工农群众当中激起了一个强大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1917年3月自由派代表到彼得格勒去“逼宫”(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个事实不是也起了革命作用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是把全国最受践踏、最筋疲力竭、最怕事的阶层也激发起来了吗?昨天的民粹派律师克伦斯基变成了总理和总司令,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士兵群众,使他们纷纷集会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农民,使他们起而反对地主吗?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广泛些。难道资本主义的整个活动不曾激发群众,把他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从愚昧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曾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吗?但是,我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某些行动的历史评价,能够代替我们对待资本主义或者对待资产阶级的行动所应采取的积极的阶级革命的态度吗?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辩证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为依据。相反地,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说:在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保持独立性,越是拒绝迎合资产阶级,越是拒绝美化资产阶级,越是拒绝过高估计它的革命精神及其准备建立“联合阵线”和进行反帝斗争的意愿,那末,资产阶级由于它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或那个进步行动所带来的革命后果将会更加充实,更具有决定意义,更无庸怀疑,而且更坚定。

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是经不住批判的,无论是理论批判、历史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纲领草案正力图把这一评价奉为圣典。

一个未予揭露和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另一错误铺平道路。

昨天中国资产阶级还被宣布为革命联合阵线的成员,今天它却已经“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要揭露这种种耍嘴皮子的江湖把式是多么没有根据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全是以纯粹命令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资产阶级参加革命阵营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轻率,而是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压力。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由于害怕群众,资产阶级后来会拋弃革命,或者公开显示它对革命的仇恨。但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通过革命或以其它方式(例如俾斯麦“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也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有必要重新“支持”革命,至少是不再有必要和革命调情。让我们回顾一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历史吧。让我们回顾这一事实: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断然地背弃一九○五年革命,只是因为革命使它得到了国家杜马,也就是说,它得到了可以藉以对官僚机构直接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尽管如此,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说明“现代化”的政权仍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再次转向革命,而这次转变比一九○五年的转变更为急骤。

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至少已经部分地满足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呢?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一九二五年以前一样,距离真正的民族统一和关税自主还远得很。与此同时,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保护这个市场,使它不受廉价外国货的侵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它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统治基础的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和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保持中国的殖民地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自主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仍然会出现一些“左倾”。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好者来说,将来是不会缺乏引诱的。如果今天告诉中共党人,说他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底和资产阶级结盟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现在这个联盟没什么用了,这就等于在形势发生客观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左倾”的时候,再次解除中共党人的思想武装。蒋介石仅用一个继续北伐,就完全推翻了纲领草案作者的机械概念。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原则错误会显得更为突出、更有说服力、更无可争辩。这个事实就是:沙皇俄国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综合物,即大俄罗斯人和“外族人”的结合,许多“外族人”完全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列宁不仅要求对沙皇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且(和布哈林等相反)宣布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的斗争,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义务。但是党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资产阶级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进步、更激进、更革命呢?历史经验证明,波兰资产阶级——虽然它既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受民族压迫――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反动;在国家杜马中,它总是倾向保守派(十月党人),而不是倾向改良派(立宪民主党人),鞑靼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犹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更为反动而且更为恶劣。或许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或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要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革命?我们这些过来人怎么能这样轻易就忘掉那些血的历史教训呢!

同崩得分子、Dashnak分子、PPS分子3、以及格鲁吉亚和其它孟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布尔什维克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俄境内一切殖民地民族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阶级组织,不仅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毅然决然地断绝一切组织上的联系,在反对这些政党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且通过工人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以争取对农民的影响。今天,我们或许应当事后承认这样做是错误的吧?我们在这里不是犯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 的错误吗?在有关这些被压迫、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的问题上,我们不是跳越了和国民党相应的发展阶段吗?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理论,把PPS、Dashnak-Tsutiun、崩得等等说成是各个阶级在反专制和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的跨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这真不费吹灰之力!这种历史教训怎么能够忘掉呢?

甚至在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应该清楚知道——作为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资本家和自由派归根结蒂甚至要比他们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在1898年的建党宣言中,我们党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4。这个历史“规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来自取消派阵营的一钱不值的政客们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诺言,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器。”5

这个列宁主义的论点对整个东方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纲领无论如何必须给这个论点一席地位。

2. 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四阶级联盟”这个招牌下实行统治的时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表现为“左派”汪精卫的汉口政府(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进行 “独立”统治的一种试验。俄国的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给他们那种短命的“专政”赋予了一种公开的双重政权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由于历史一般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除了一九二五年以来国民党实行的那种专政以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它的“民主专政”。无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统一状态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无论中国是否会重新四分五裂,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使尽其它一切办法以后——明确无误地把领导城乡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提出了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口号。广州起义就是对这个公式的回答。这次起义尽管很不成熟,尽管它的领导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的帷幕,说得正确些,是揭开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帷幕,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

在去年年底,为了竭力显示自己跟得上形势(以掩盖过去的罪行),莫斯科荒谬地以强迫手段加快了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了广州起义的流产。但是,即使是一次流产也能够使我们学到许多关于母亲的机体和妊娠过程的知识。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从理论上说是真正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和政治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试验。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吸收教训。

根据《真理报》(第三十一号)的报导,广州起义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号被扯下来放在脚下践踏。但是,即使在蒋介石“叛变”以及后来的汪精卫“叛变”(不是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是背叛了我们的……幻想)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庄严地宣誓说:“我们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的工人已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宣布国民党的一切内部派系都是敌人。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根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一个党或一个派系,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它一起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把贫苦农民的运动争取过来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直接就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为了真正解决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就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真理报》刊载了下述报导:

“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维埃发布命令,实现……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的控制……把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接着,又提到这样一些措施: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大资产阶级的一切住宅实行没收……”

由此可知,当权的是广州工人,而且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的纲领不仅包括一般地没收广东可能存在的一切封建财产,不仅包括实现工人控制生产,而且包括把大工业、银行和运输业收归国有,甚至包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没收资产阶级的住宅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尽管广州比上海、汉口和中国其它工业中心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针对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最初采取的步骤中,发现整个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进的措施。这个事实看起来虽然荒谬,然而却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革命的整个发展十分合乎道理的结果。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地产 (正如中国普通存在的那种地产),多数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城市资本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不存在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通、最受人憎恨的剥削者是富农兼高利贷者,是城市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实际上将不会出现我们的十月革命曾经出现过的第一阶段,即富农同中农和贫农一起、常常带头反对地主的阶段。中国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而且以后仍然会意味着是一场不仅反对少数真正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是一场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的起义。在我国,只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一八年年中)才出现贫农委员会,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只要土地运动一恢复,贫农委员会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反对富农的斗争将是中国的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然而土地革命并不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无偿分配土地(共产党对这件事自然要支持到底),本身并不能提供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出路。中国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更正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的垄断。这意味着要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仍然是它所能看到的不仅使它发财致富、而且使它真正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源泉,是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明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防止内部爆炸的安全活塞。正是这种情况,预先决定了中国群众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规模和极端尖锐性。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斗争的一切参加者都已经探测出并感觉到这个斗争潮流的深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起的巨大作用,及其直接依赖本国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掠夺方式,使工人控制生产的改良计画在中国甚至比在沙俄更难以实现。斗争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在起义胜利以后的那一天,就有必要首先直接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剥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曾经在俄国革命中预先决定“十月”成果的那些客观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以更为强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民族里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甚至比俄国的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更加不可调和。中国资产阶级直接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机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纽带,从数字上说,中国农民是一个甚至比俄国农民更占压倒优势的群体,但是,由于世界矛盾的挤压而苦难重重的中国农民 (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些矛盾会以何种方式解决),甚至比俄国农民更不能扮演革命领导角色。现在这已经不再是理论预测,而是在一切方面均已得到证实的事实。

第三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根本的、同时也是无可争论的社会政治前提,不仅说明民主专政的公式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过时公式,而且说明尽管(更正确地说是正因为)和俄国比较起来中国极为落后,第三次中国革命不会出现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曾经有过的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时期也不会有;相反地,这次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最坚决地扫荡和取消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

诚然,这个前景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究式的、直觉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错乱”不能由“托洛茨基主义”负责,而必须由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负责。这个规律特别适用于这一具体情况。

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统治阶级瓦解的程度都完全足以提供这种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类的人作为特使派到莫斯科去,并且通过胡汉民之流来敲共产国际的门,正是因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它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力图得到保障。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会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硬逼着他们那样干的话。倘若共产国际奉行多多少少算是正确的政策,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的结果事先就可以确定的——中国无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人,而农民战争本来也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支持。

如果在北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组织苏维埃 (群众出于本能是一心一意希望这样做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取得必要的基础和一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开端,使农村的零星起义者团结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队,瓦解敌人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的适当领导下在这些不平凡的年月中成熟起来,并取得政权——即使不是立刻在整个中国,至少是在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政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党。

但是,正是在领导方面出现了荒谬绝伦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灾难。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权威,所有这一切代表的力量先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然后又支持汪精卫充当土地革命的“领袖”。在践踏了列宁主义政策的根本基础和折断了年轻的中共的脊骨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确保了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将战胜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米留可夫将战胜中国的克伦斯基,而英日帝国主义将战胜中国的米留可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中国发生的情况,其意义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

3. 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一次全会怎样评价(包括广州起义的经验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呢?它概括出什么进一步的前景呢? (一九二八年)二月全会的决议是了解纲领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应部分的关键。在中国革命方面,决议说:

“把这场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在把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的同时〔?〕,又想跳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种预向是一个错误,其性质类似托洛茨基在一九零五年〔?〕所犯的错误。”

自从列宁不再领导共产国际以后,即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思想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对“不断革命”进行斗争。那末,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官方代表——一个带着特别指令被派去的领导人——碰巧都犯了(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因之被放逐下狱的)同样的“错误”呢?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斗争己激烈进行两年半左右。当反对派指出中共中央旧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下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评价被宣布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宣布为无可指责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一致赞同下宣称: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一致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6

但是,尽管“成就非凡”,当事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逻辑暴露出来,使革命遭到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甚至更可怕的失败时,过去毫无瑕疵的中共领导层就被重新评价,被称为孟什维克,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被撤销了职务。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新的命令,说新的领导层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刚刚出现一次新的严重考验,立刻就发现新的中共中央犯了(正如我们不是在言词方面而是在行动方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倒向所谓“不断革命”立场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代表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实在费解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革命的真正发展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细谈为了混水摸鱼而在一九二四年炮制的关于一九○五年“不断革命”论的神话。我们仅限于考察一下这个神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破产的情况。

二月决议的第一段话——前面引用的一段话是从这里来的——说明它之所以对所谓“不断革命”采取否定态度是出于下述动机:

“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论从经济观点(土地革命和废除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建立民族独立)、还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

关于动机的这一陈述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矛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说过,中国革命必须使中国有机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这个目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革命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方面,而是继续开展,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要继续毫无间歇地(即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把中国引导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不断革命”这个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一方面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却否认革命的不断性呢?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坚持说——,无论是从土地革命的观点、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因此,决议得出了“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结论。事实上,“当前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疑是想要说明:中国革命的重新抬头(也就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即使作了这种修改,这种推理仍然是建筑在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完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导致革命的一切国内和国际问题全都没有解决——农村的农奴制度,旧的官僚制度,战争问题,以及经济崩溃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不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且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力图向列宁证明“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竭力反对后者在一九一七年进行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从它的基本考虑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仅仅是抄袭了机会主义者针对列宁的革命倡议提出的反对意见。

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不仅从经济和民族观点来看,而且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都尚未完成。这只能意味着,即只要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来掌握舵盘,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指示说明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府。

最近两年当中,苏维埃的口号被认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是只有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容许建立苏维埃 (斯大林的“理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但是,当广州的苏维埃革命爆发时,当这次革命的参加者作出结论,认为这正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的时候,他们却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难道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党吗?难道这是帮助它解决最重要任务的方式吗?

为了摆脱绝望的境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仓猝万分地提出了最后一个论据——取自帝国主义的论据。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似乎“……更〔!〕具有危害性,因为这种提法取消了〔?〕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

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将由某种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予以推翻。然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把“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拖出来是为了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涂脂抹粉。这个论据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意义。但是这个唯一的“意义”,我们已经在《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一章中充分加以考察,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个题目。

为了取消最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奴役形式、取得民族解放、统一全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一场广泛的、艰苦的、流血的、持久的斗争。但是,正如事态发展已经说明的那样,恰恰是这种情况使将来的革命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甚至半领导地位。中国的统一和解放在今天是一项国际任务,其国际性程度不下于苏联的生存。这项任务要得到解决,就只有由被践踏的、饥饿的、受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决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理机构,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走卒在内。而这正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别的道路。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列宁就向那些指责他采取了“不断革命”立场的反对人士解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双重政权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来他又解释说:在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个专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时期里,全体农民和工人一起实行了土地革命,而工人阶级则尚未着手没收工厂企业,只是试行了工人监督。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专政”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一切页献——使双重政权流产。至于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十分健壮的婴儿,但是起产婆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被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实际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又分解开来。半政权性质的空壳暂时被委托给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而土地——民主革命的真正核心则属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这种辩证分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不理解的。他们机械地谴责任何“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做法,力图用决议来指导历史过程,从而把自己赶入了政治死胡同。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理解为通过“民主专政”实现土地革命,那末十月革命本身正是大胆地“跳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岂不是应当因此对十月革命加以谴责吗?

那末,在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高表现、事物的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为什么在中国就必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呢?毫无疑问,这同把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之流的理论——布尔什锥主义二十年来在俄国不断与之斗争的理论——宣布为适合中国情况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但是,是否根本不能把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呢?我们的答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纯粹按照模拟(俄国)的方法(为中国)订出来的,但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模拟,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模拟。如果我们找到适当的门径,拿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就曾经很好地使用过这种对比法。不仅如此,列宁并不是事后而是事前这样做的,仿佛他已经预见到这些不肖子弟将来的错误。在无数场合下,列宁不得不为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尚未解决、却胆敢夺取政权!)进行辩护。列宁回答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尚未解决),所以要这样做(夺取政权)。在反对夺取政权时,博学的先生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尚不成熟。对于列宁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7。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他针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写道:

“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8

年轻的无产阶级在自己成长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拿起扫帚,把封建野蛮和一切垃圾从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清除掉。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列宁看到了使俄国和东方各国更接近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要以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列宁式对比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必须说,从“国家的政治性质”的观点来看,在中国通过民主专政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都被尝试过了:首先是在孙中山的广州;其次是在从广州到上海的北伐道路上,而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为结束;接着是武汉,那里的国民党左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成是土地革命组织者,实际上它是土地革命的刽子手。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它属于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初阶段。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派”的作用已经受到彻底考验以后,在“民主派”将会(在未来的阶级战斗中)起比过去更大的工农刽子手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经无可争辩以后,现在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过是为了替国民党的新变种(民族统一战线?)留条后路创造条件,也就是为无产阶级准备新的绞索。

为了完整起见,让我们追叙一下列宁对相关话题发表的看法。当1917年某些布尔什维克时坚持以所谓“真正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联合执政经验对抗时,列宁曾简洁地说道:

“现在谁只是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就是脱离了生活,从而在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作为革命古董送到博物馆去(可考虑起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档案馆)。”9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今天说的。

当然,我们绝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现在立刻起义夺取政权。步调完全取决于环境。1927年惨败的后果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消除的。现在,革命正在退潮。无数人民正在遭到处决、商业和工业危机在中国猖獗一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那些半吞半吐的决议和关于革命攻势迫在眉睫的吵嚷只能是罪恶的轻率行为,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在三次重大失败以后,一场经济危机并不会激发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是使无产阶级意气消沉——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已被压榨到油尽灯灭的程度了——,而反革命政府的屠杀政策正在摧毁这个政治上被削弱的党。在中国,我们正进入一个退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在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扎根,用批判的方法教育自己,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建立和巩固坚强的组织联系,在农村建立组织,领导和统一工人和农村贫民进行的局部的、起初是防御性而后是进攻性的战斗。

什么东西将会扭转群众运动的局面呢?什么情况会使站在千百万群众前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必要的革命推动呢?这是无法预言的。未来将表明仅仅依靠内部的变化过程是否就够了,是否有必要增加外来的推动力。

现在有足够的根据设想,由于领导直接错误造成的中国革命被粉碎,将使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克服目前在中国猖獗一时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将以工农遭受更沉重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这个“稳定”局面将使工人再次聚集起来,熔铸为一体,恢复他们的阶级自信心,从而在后来使他们和敌人发生更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在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势出现新的高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谈论土地革命的前景。

不能排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可能以一种大为压缩和修改的形式重新再现已经过去的几个阶段,举例来说,可能出现某种新的、仿效“民族统一战线”的东西。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将仅足以使共产党有一个机会向人民大众提出和宣布自己的“四月”提纲,即自己夺取政权的纲领和策略。

然而纲领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怎样说的呢?

“在这里(中国)只有在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以后,只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的结果,才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换句话说,过去经历过的一切“阶段”都不算数。纲领草案预见到的仍然是那些已经被拋在后面的东西。所谓尾巴主义的提法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它为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敞开了大门。由此可知,掩饰旧的错误必然会为新的错误铺平道路。

如果我们带着已经过时的“民主专政”蓝图,进入以比前次高涨大得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新的高涨时期,那末,毫无疑问,第三次中国革命就会和第二次革命一样被导向毁灭。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的同一决议的第二段说道:

“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口号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革命运动的许多中心,它是以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一般革命干部遭到肉体上的消灭而宣告结束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当“浪潮”高涨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整个运动完全处在国民党旗帜下和领导下,国民党甚至取代了苏维埃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共产党才被置于从属国民党的地位。这正是革命运动以“最沉重的失败”作为结束的原因。现在,当这些失败已得到承认时,人们却企图把国民党从过去一笔抹掉,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仿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曾把国民党的旗帜宣布为自己的旗帜。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过去都不曾有过失败;有的只是革命“向一个较高阶段”的过渡——这就是我们一直得到的教导。现在,整个过渡突然被宣布为“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然而,为了多少掩饰一下(这些预言和估计所遭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破产,决议在最后一段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均有义务对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谓中国革命已被取消〔?〕的诬蔑进行斗争。”

决议的第一段告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中国革命不断论,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在从资产阶级阶段生长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最后一段得知,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法,“中国革命已被取消。”一场“已被取消”的革命怎么能够是一场不断的革命呢?只有完全不负责任、恣意妄为,才会出现这种彻底腐蚀一切革命思想的矛盾。

如果我们把革命的“取消”理解为工农的攻势已被击退并淹没在血泊中,理解为群众处在后撤和衰退的状态中,理解为在另一次进攻以前,除了其它许多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群众的形成分子的过程(moIecular process),而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其长短无法预先确定——如果对“取消”作这样的理解,那末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被迫承认的“最沉重的失败”就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否应当从字面来理解取消,认为取消意味着真正铲除了中国革命、也就是铲除了中国革命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够严肃地谈论这种前景而不造成混乱——假设中国注定会遭到分割和彻底消灭 (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或者假设中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它自己的不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那些直接把共产党驱入资产阶级枷锁之下的、主张“四阶级联盟”的理论家,现在不是力图把最后那种说法推到我们头上来吗?

历史是会重演的,那些不理解一九二三年失败规模的政治盲人,曾经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指责我们对德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然而,即使这个(曾使共产国际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也没有能使他们学到任何东西。现在他们又在使用那个旧的橡皮图章了,不过这次是用中国代替了德国。诚然,他们今天比四年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取消派”,因为这一次情况是清楚得无以复加的:如果真有任何人“取消”第二次中国革命,那就是“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者。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够预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能够指出,经验已经绝对证明了他们的预测:起初是关于整个国民党,其后是关于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最后是关于第三次革命的“保证”即广州起义。关于理论上的正确性,还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呢?

通过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己经使革命在最初两个阶段遭到最沉重的失败。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三个阶段又“发展”成为冒险袭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从而使失败无可挽回。

如果领导机构不是急于匆忙地跳过它自己造成的失败,就应当首先向中国共产党解释:胜利不是一举可得的;在通向武装起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进行紧张的、不断的、残酷的斗争以争取对工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时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说:

“今天的报纸报导,革命至已经占领汕头。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已经向前挺进了好几个星期。《真理报》把这些军队称为革命军……但是,我问你们:占领汕头的革命军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什么前景呢?这个运动的口号是什么?纲领是什么?应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七月间《真理报》曾提过一次的中国苏维埃的口号怎么样了呢?”

不首先用共产党来对抗整个国民党,没有党在群众当中进行的建立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府的鼓动,不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独立地动员群众,没有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创立、扩大和加强,那末,贺龙和叶挺的起义,即使不谈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必然也只能是一次孤立的冒险,一个冒充共产党的马赫诺10式的成就;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而它已经覆灭了。

广州起义是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重复了贺龙和叶挺的冒险,只是其结果要更为悲惨得多。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月决议表示反对中共党内的盲动情绪、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倾向。但是,它并没有指出这些倾向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反应,是来自上级的纯粹命令主义的指示(即转变工作方向的指示)的必然后果。这个指示没有对过去所作的一切予以评价,没有对策略基础进行公开的重新估计,没有明确的前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盲动主义的温床。

真正消除盲动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毒素的唯一办法,是明确地认识这一真理:领导工人和贫农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的责任,今后会完全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如果后者彻底认识到这一前景,它就不会倾向于仓猝从事对城市发动军事袭击或在敌人包围中举行武装起义,正如它不会卑躬屈节地追随敌人的旗帜一样。

在以最抽象的方式讨论不容许跳越阶段问题和盲动主义的危害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完全忽视了广州起义和这次起义建立的短命的苏维埃政权所具有的阶级内容。仅仅这个事实就使决议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我们左翼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莫斯科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一次冒险,其发展也得符合由社会环境的结构决定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广州起义找到中国革命未来阶段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我们在广州起义以前作出的理论分析。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既然认为广州起义是斗争锁链中一个正确的、正常的环节,它就更应当明确说明广州起义的阶级特点。可是,尽管它是在广州事件以后立刻举行全会的,它的决议却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这难道不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由于顽固地奉行错误政策,不得不就一九○五年和其它年代的假想错误(托洛茨基主义)大做文章,而不敢去碰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问题。因为单是一场广州起义,就把纲领草案制定的东方革命蓝图完全被推翻了!

5. 苏维埃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决议认为共产国际代表“N同志等人”要对“广州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作为起义机构”(着重体是原有的)的情况负责。这个指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承认。

根据第一手文件,《真理报》(第三十一号)报导说,广州曾经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但是,它没有谈到任何东西来说明广州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苏维埃——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呢?我们从决议上知道了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实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告诉我们,要实行武装起义就必须有一个苏维埃,但决不是在此以前,可是,瞧吧!当起义的日子确定时,还没有苏维埃。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非易举。群众必须从经验中懂得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了解苏维埃的形式,并且在过去就有了某些知识,使他们习惯于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当时在中国,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因为正是在苏维埃应当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苏维埃口号被宣布为“托派口号”了。但是,当大人们仓皇失措地为起义规定了一个日子以便跳过自己的失败时,他们同时就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错误,苏维埃的口号就可能变成一根扼杀革命的绞索。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向孟什维克解释说,苏维埃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取得胜利后的那一天成为这个政权的机构。不肖门生——而不是门徒——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宣布起义开始的钟声己经敲响时才能组织苏维埃,列宁的广泛概括,被他们在事后变成了一个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而是危害革命的简单处方。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夺得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已经存在了九个月。十二年前,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几十个城市里就存在过第一批革命苏维埃。一九○五年的苏维埃最终涵盖了大批首都的工厂企业,在这之前,莫斯科在罢工期间曾建立过一个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在这以前好几个月,即一九○五年五月,伊万诺沃-沃兹列先斯克的一次群众罢工建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包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切基本特点。从成立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最初试验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规模庞大的试验,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以上。当然,绝不是所有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工人能够在那个官僚开列的“苏维埃处方”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那就是用无济于事的、啰嗦的咬文嚼字代替革命行动的辩证法。苏维埃决不能等到起义前夕、在立刻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群众准备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其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准备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这样一来,苏维埃问题就成了一个次要问题,被降低为一个组织技术或仅仅是名称的问题。苏维埃的任务不仅仅是发出起义的号召或实行起义,而且要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起义。在开始时,苏维埃不是把群众集合在武装起义的口号下,而是把他们集合在局部性口号下,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把群众引向起义的口号,而不至把他们拋在路上,使先锋队脱离阶级而孤立。苏维埃通常主要是在罢工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具有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在当时仅限于经济上的要求。群众必须在行动中感觉到并懂得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是一个调配力量进行斗争、抵抗、自卫和进攻的组织。他们能够感觉和懂得这一点,不是从仅仅一天的行动、一般说来也不是从任何一件行动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间断或不间断的经验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国家正在经历革命动乱的时期,当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面临夺取政权的前景——即使这是属于以后某一阶段的前景,即使在一定时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只有蜕化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会约束日益觉醒和日益敢于行动的群众,不让他们建立苏维埃。这一向是我们关于苏维埃的概念。我们认为苏维埃是这样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在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刚刚觉醒起来的群众所能达到的,是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无论在某一具体时期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那一部分工人有多少。

难道真需要任何文件证据吗?举例来说,列宁在谈到第一次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在当时的名称〕在出现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涨的时刻,从来不拒绝利用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一类的某些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巩固社会民主工人运动。”11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列举这种文字上和历史上的证明。但是,没有这些证明,人们也能够想象到,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

与此相反,不肖之徒却把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检阅时用的制服似的组织,党只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夕才给无产阶级穿上这种制服。是时候承认不能为了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直接目的,而通过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临时拼凑苏维埃的!这种试验必然会具有虚假的性质,虚有其表的苏维埃制度会掩盖缺乏为夺取政权所最必需的条件的事实。这就是广州发生的情况。在那里,为了遵守仪式就简单地指派了一个苏维埃!

在苏共党内讨论中国事件的论战中,反对派受到指责,据说他们有着下述的所谓“触目惊心的自我矛盾”:从一九二六年起,反对派就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反对派的代表却发言反对为德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学究式的政治思想在任何其它问题上或许都没有像在这种指责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的,当革命浪潮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曾经要求在中国及时开始建立苏维埃,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苏维埃的主要意义是使工农同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相对抗。在中国,苏维埃的口号首先意味着和自杀性的、名誉扫地的“四阶级联盟”断绝关系,意味着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此,重点不在于单纯的组织形式,而在于阶级路线。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德国,这只是组织形式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被动、落后和迟缓,因此错过了及时发出组织苏维埃的号召的时刻,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工厂委员会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自己的要求,已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了苏维埃的地位。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大胆的政策,苏维埃本来是可能在工人运动里占上风的。在此期间,紧张的局势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再丧失任何时间就肯定意味着错过革命形势,起义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所剩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迂腐愚蠢到极点。苏维埃并不是万能的救命符。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中,匆匆忙忙地建立苏维埃只会和工厂委员会重叠。那样做就必须剥夺后者的革命职能,把这些职能转交给新建立的、还完全缺乏权威的苏维埃。而且,在每一天时间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办这件事呢?这样做就意昧着用最有害的、玩弄廉价的组织花样的把戏来代替革命行动。

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可能非常重要,这是无可争论的;但只有在这种组织形式及时反映正确的政治路线时才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幻象、一个偶像或者是一种小玩意,那末它就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否定意义。如果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建立德国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并不会增加任何政治份量,只会造成组织上的混乱。广州发生的情况甚至更糟。为了遵守“规矩”而匆匆建立的苏维埃只是冒险主义暴动的一个幌子,因此我们事后发现,广州的苏维埃就好象只是画在纸上的一条中国古代的龙(似乎耀武扬威,其实并不存在)。在幕后瞎操纵、玩弄纸龙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反对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在德国草草建立苏维埃,我们赞成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反对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牌苏维埃。这里不存在矛盾。相反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运动的力学概念及其组织形式的深刻统一。

被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搞得歪曲、混乱和面目不清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纲领草案中没有得到丝毫的阐明。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和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人们违背历史要求的错误也会重演,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所谓“中国尚未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反对意见。这种提法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因为,就俄国本身来说,它是否已经成熟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呢?据列宁说:没有!它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刻不容援的民族改良任务的唯一方法,但是,整个专政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倒是预先假设——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工农联盟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全面适应本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适应世界发展的趋势,这对中国也完全适用。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列宁证明俄国的特点是沿着东方各国特殊发展的路线发展的,他断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述论据是“极为表面化”的,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12但是列宁嘲笑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认为俄国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是因为他认为,和学究们和市侩们的想法不同,缺乏为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些前提根本得不出拒绝夺取政权的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百零一次地、甚至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诡辩说:“这个无可争辩的道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评价我国革命并无决定意义”。13这就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关于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和俄国一样不成熟——当然,中国比俄国更不成熟——的论点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都要求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夺取政权。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中国是否已经在经济上成熟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应归结为中国在政治上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存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话,或许倒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回事。这个规律正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充分适用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那末,是不是说中国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呢?只有斗争的经验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同样地,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真正的统一、解放和复兴。任何人如果说中国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那就是宣布第三次中国革命还得推迟许多年。

当然,如果封建残余真像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断言的那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事情就简直毫无希望了。幸运的是,残余一般说来是不能起统治作用的。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也没有纠正已犯的错误,而是以一种委婉曲折、含糊其辞的方式重新予以肯定。纲领草案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中世纪的封建关系都占优势……”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占优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涉及的人数呢?还是指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上所占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呢?在商业和银行资本所起的无所不包的作用的基础上,本国工业异常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所起的巨大而且日益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全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有无条件的优势,进行着直接的统治。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社会关系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这些关系部分地渊源于封建时期;它们也部分地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这就是说,是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迟缓、农村存在剩余人口、商业和高利货资本活跃等等的基础上的复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正确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所占的这种统治地位,我们才能认真谈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否则就谈不上首尾相符了。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少数人口时(或者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少数人口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方面来,但是这些群众始终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14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在未来几年中,这种作用只会进一步增加。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中本来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官方领导奉行的整个路线一直在反对让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

纲领草案说,“只有在得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党在俄国问题上一直承认的原则,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但是,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内部力量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根据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中国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是如此。或许苏联的存在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刚刚相反的解决吧: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技术不仅足以在苏联,而且足以在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经济上最落后的、人口合计达六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或许中国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存在” 的,因为这个专政将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锁链中,从而不仅成为这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成为它的推动力?但是,这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根本提法,这次革命的“特点”正符合东方各国发展的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一九二五年发展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在讨论每一个新的重大革命问题时是如何歪曲和混淆事实的。

纲领草案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它把中国和印度同“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以及波兰等国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具有“足以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工业”的国家,或者说(正如在其它地方更明确、因此也就更错误地说过的那样)是具有“必需和足够的物质前提……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玩弄列宁说过的“必需和足够的”前提的辞句;这是一种骗人的、不能容许的把戏,因为列宁明确地列举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前提,包括技术上、文化上和国际上的前提在内。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既然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秩序之间进行不间断的世界斗争的问题,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经济基础又弱小得多,怎么能够用推理的方法确定足以建成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经济杠杆,我们苏联掌握的杠杆显然比世界资本主义的杠杆短得多。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更是这样。然而整个问题要由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在政治斗争中,杠杆的长端是在我们这边;更正确些说,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它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在我们手中。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在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后,接着又说,“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15为什么谁也说不出呢?因为这个 问题决定于斗争,决定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纲领草案完全背弃了列宁从问题的本质中得出的这个思想,断言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恰好具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从而也就具有为此必需的文化。草案的作者们企图在纲领中说出用演绎方法“谁也说不出”的东西。

当整个问题要由国际动力学来解决时,想找出民族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范围内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能容许的、不可能的、荒谬的。这种错误的、专断的、孤立的民族标准是政治上的民族狭隘性的理论基础,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前提条件。

7. 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经典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不列颠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政治领导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

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印度已经犯了不少错误。条件还不容许这些错误以在中国的那种规模暴露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希望中国事件的教训将使在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路线得到更及时的纠正。

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党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性问题。这条道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东方各国组织所谓“工农党”。

作为公开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若干根本论点的一年,一九二四年将会载诸史册。从一九二四年起,斯大林提出了“为东方国家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公式。这个公式的基础是共产国际曾经在东方用来掩盖自身机会主义的民族压迫因素,正如“资本主义稳定”曾经在西方起这一作用,来自印度以及来自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的汇报,近来都频繁地提到各地的“工农党”的活动,把它们说成是同共产国际接近和友好的组织,仿佛它们和我们“自己的”组织差不多,然而没有对它们的政治面貌作任何具体说明;一句话,写到和谈到它们的方式和不久以前对待国民党的方式一样。

早在一九二四年,《真理报》就报导说:“迹象表明,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正逐步以创立工农党的形式出现。”16

在此期间,斯大林在给东方共产党人讲话时说:

“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为执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党的形式,类似国民党……”17

后面就共产党的独立 (显然是和先知约拿在鲸鱼腹中一样的“独立”18)问题所作的小小保留只是一个幌子。我们深信;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指出:在这方面任何一点点含糊其辞都是致命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里的问题是,在党以及党同本阶级和其它阶级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一种绝对新鲜的、完全错误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必要性辩护提出的理由是:在社会成分上,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国民党的十分之九——这个比例曾经被反复指出过千百次——都属于革命派,都愿意和共产党携手前进。但是,在上海和武汉政变期间和以后,国民党的这个革命的十分之九好象变戏法一样无影无踪了。谁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阶级合作的理论家(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甚至不解释一下国民党十分之九的成员——十分之九的工人和农民、革命家、同情者、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们——都怎样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斯大林鼓吹的所有这些“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命运,如果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不仅把我们远远拋在一九一九年俄共纲领后面、而且把我们远远拋在一八四七年 《共产党宣言》后面的概念本身,那末回答这个问题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我们了解下列两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弄清楚著名的十分之九究竟消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第一,同时表达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双重组合 (即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农民党,即表现农民的利益、同时又独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外的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一直教导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也承认并教导说,农民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把它们的利益视为一体都是错误的;一个农民只有从财产观点上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参加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联盟并没有推翻这个论点,而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况下证实了这个论点。如果不存在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阶级,那就连联盟也谈不上了,这种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定范围内才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专政之所以和农民同盟之类组织的存在不能并立,正是因为企图解决一切民族政治问题的任何一个“独立”农民组织,到头来不可避免会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里自己标榜为农民政党的那些组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变种。每个农民,如果没有采取无产阶级立场,并拋弃自己的有产者心理,在碰到根本政治问题时必然会追随资产阶级。当然,每一个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农民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披上伪装,也就是说,涂上两三种适当的颜色。著名的“工农党”的思想似乎是特别为了掩盖那些被迫寻求农民的支持、而且愿意把工人吸收到它们队伍中去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创造的。国民党就是作为这种政党的一个典型而永载史册的。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家徒四壁、心怀不满的、受欺骗的群众在底层,而心满意足的骗子手则留在顶层。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也就是说,如果它拥有一定的群众支持)的话,都是按照同一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剥削者、骗子手和暴君在阶级社会中是少数。因此,每个资本主义政党都不得不在它的内部关系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现和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每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下层成员要比顶层成员更民主,更“左”一些。这种情况适用于德国的中派,法国的激进党人,特别适用于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经常抱怨上层人士不能反映“左”派国民党普通党员、“绝大多数人”,“十分之九的人”等等的情绪。这些抱怨之所以如此天真、如此不可原宥,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他们的古怪的抱怨中,被他们说成是可以通过组织措施、指令和通告等方法予以消灭的一种暂时的、不愉快的误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特点。

纲领草案作者一般地为一切机会主义联盟——在英国和在中国都是如此——辩解的基本论点,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按照这些论点的说法,和上层人士友善完全是为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大家知道,反对派坚持中共必须撤出国民党:

“问题出现了”,布哈林说,“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摇摆不定吗?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待一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要决定于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呢!”(《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

居然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理由,这在一个革命政党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布哈林问道:“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他们当然是牛马。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从来都是牛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我们来说,群众并不是牛马,不是吗?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驱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用工农政党的幌子把资产阶级伪装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相反,必须随时随地以前者和后者对抗。布哈林以如此冷嘲的口气当作某种次要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谈到的国民党最“高”层,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灵魂,是它的社会本质。当然,资产阶级在党内和在社会里面都只是最“高层”,但是这个最高层拥有强有力的资本、知识和联系:它永远可以退而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它永远可以诉诸真正的政治军事力量,这种力量和国民党本身的领导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最高层制定了反对罢工的法律,扼杀了农民起义,把共产党人推入黑暗的角落,最多只让他们在党内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迫使他们作出把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誓言。普通党员是由这个最高层挑选出来、受其驾驭、和莫斯科一样充当它的“左翼”基础的,正如将军们、买办们和帝国主义者充当着它的右翼基础一样。不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看成是一个中立的、争取群众的角逐场,玩弄所谓左派普通党员占十分之九的字眼来掩盖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的问题,就意味着增加最高层的实力和权力,帮助它把更多的群众变成“牛马”,而且是在最便利它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条件下这样做。斯大林和布哈林根据两个阶级的政党这种反动的思想,幻想共产党人加上“左派”会在国民党内取得多数,从而在国家中取得政权,因为中国的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换句话说,他们幻想通过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的通常选举,权力就会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人们能够想象对“党内民主”——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还可以进行比这更动人、更唯心主义的偶像化吗?因为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肯定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正是由于而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得以掌握执政党的舵盘。只是在左派不败大胆冒犯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最高层”才容忍或者说曾经容忍占“十分之九”的左派(而且只是这种驯良左派)在党内存在。通过这些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最上层不仅使所谓占十分之九的“左派”党员,而且使整个群众都处于从属地位。在这方面,阶级联盟的理论,说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的理论,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当资产阶级后来和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并枪杀群众时,在两种真正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中,甚至连著名的十分之九的废话也听不到了。可怜的民主幻想在阶级斗争的血腥现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为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所起的真正的、唯一可能的政治作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其它的作用。

虽然关于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渊源于民族压迫——据说这种压迫取消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我们却已经听到根本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也有了“工人和农民的”混血儿。然而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并不仅限于东方。“两个阶级”的思想力图具有普遍性。前面提到的美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具有最古怪的特点,它努力支持资产阶级的、“反托拉斯的”参议员拉弗勒特竞选总统,以便用这种方法把美国农民套在社会革命的车上。主张这种策略的理论家佩珀是曾经使匈牙利革命陷于毁灭的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忽视了匈牙利的农民。他极为努力地(无疑是作为一种补偿)用使美国共产党融解于农民之中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党。佩珀的理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把美国无产阶级变成了世界工人贵族,而农业危机却使农民破产,并把他们驱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按照佩珀的概念;一个只有几千成员、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党必须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媒介和农民融为一体,用这种成立“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办法;在受超额利润腐蚀的无产阶级表示消极或中立的情况下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在共产国际的上层领导中找到了支持者和半支持者;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星期悬而未决,最后才对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幕后的评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作出让步。当时,必须给美国共产党套上套索,才能使它和拉弗勒特的“农民党”分开。拉弗勒特的党甚至比它的创办人死得更早。

现代修正主义为东方创造的一切东西后来都搬到西方去了。如果说佩珀曾经在大西洋的一边试图通过两个阶级的政党来催促历史前进,那末,报刊上的最新消息则告诉我们,国民党的经验在意大利找到了模仿者。在意大利,显然有一种企图要用欺骗的方法使我们党接受“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共和议会”这个荒谬绝伦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中,蒋介石的阴魂和希法亭的阴魂拥抱在一起了。我们当真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在结束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只是追叙一下,工农党的思想把反对民粹派的整个斗争都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抹掉了,而没有这场斗争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这场历史斗争的意义何在呢?一九○九年,列宁在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说过下面一段话:

“他们的纲领的基本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性,是根本错误的。”19

换句话说,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中心思想。在农民的俄国,只有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才能发展。

列宁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期坚持不懈地、毫不倦怠地重复指出:

“如果农民作为一种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出现,我们就必须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20(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一九零六年,列宁写道:

“最后一个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小业主,哪怕是极小的业主,或‘劳动的’业主。……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21

这个思想重复出现在列宁数以百计的重要和不重要的著作中。一九○八年,列宁解释说: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解释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同的阶级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严重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争。”22(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对工农政党这个思想,能够进行比这更严厉、更无情、更具有摧毁性的谴责吗?

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教导说:“革命的反帝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23

列宁教导我们,工农联盟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导致政党的合并。然而斯大林对列宁仅仅作了一个让步,据斯大林说,虽然阶级的联盟必须采取一个统一政党的形式”,但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工农党——并不是永远必要的。我们应当感谢他至少作了这个让步。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曾经以同样不可调和的精神提出这个问题。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概括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列宁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重复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有两种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24

然而“工农政党”正是一种创造中间道路的企图。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使自己和农民相抗衡,没有对农民的无孔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无组织状态进行无情的斗争,它就必然会通过社会革命党或其它某个“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媒介而溶解在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而这个政党则必然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为了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这不会是毫无代价的——,首先必须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而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分隔开来。只有以坚定的阶级不可调和性的精神训练无产阶级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越年轻,它和农民的“血缘关系”越近、越直接,农民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那末,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阶级”的政治融合的斗争也就越为重要。在西方,工农党的思想简直是可笑的。在东方,这个思想是致命的。在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思想不仅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誓不两立,而且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最起码的独立也誓不两立。工农政党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基地、屏障和跳板。

在这个对整个东方说来都带根本性的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仅仅重复着革命以前旧的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极为有害的。在十月革命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都认为我党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是错误的。他们坚持不解地主张两党合并,认为对于俄罗斯“东方”,成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完全合适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已经得到的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都绝不能实现。国民党在中国以 “特殊的”中国方式,由共产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而富有成效地起过的一种历史作用,社会革命党曾毫无成效地试图在沙皇俄国发挥出来。社会革命党人的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在我国已经成为、也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不无情地谴责为东方建立工农政党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国际的纲领。

8.  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对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指责的话),就是说反对派“低估”农民。在这一点上,生活也提供了考验,并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作出了判决。每一个事例都说明官方领导人犯了低估无产阶级在和农民的关系上的作用和意义的罪过。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以及在国际上,就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和错误。一九二三年以来国内错误的根源,是低估了无产阶级经营的国有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和农民的联盟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革命遭到了覆灭。

从同一立场出发,必须检查和评价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试验——而且是需要极为小心、极为严格地遵守原则的一种试验——的农民国际的整个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农民,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存在的条件,是一切阶级当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通常所谓的民族特点主要来自农民。在农民当中,只有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群众能够被引导上国际主义的道路,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他们。任何走快捷方式的企图都只不过是同各阶级做游戏而已,而这从来都是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游戏。只有在无产阶级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拉开的情况下,只有在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他们的盟友、而且是他们的领袖时,才能把农民吸引到国际主义政治中来。相反地,越过无产阶级,不理会各国共产党,而企图把各国农民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国际团体,这种企图预先注定是要失败的。归根结底,这种企图只能损害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对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的领导权的斗争。

从十六世纪的农民战争开始,甚至在那以前,在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农民的各个阶层就曾经起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农民从来没有起过独立的作用。农民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种政治力量反对另一种政治力量。他们本身从来没有成为能够解决民族政治任务的一种独立力量。在金融资本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些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已大大加快。这意味着农民的比重缩小了,而不是增加了。无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在全国范围——更不用说国际范围——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比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能力要小。今天的美国农民起独立政治作用的能力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甚至在当时他们不能也不曾组织一个独立的全国性政党。

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给欧洲的农业带来了暂时然而尖锐的刺激,从而在“农民党”(即装腔作势地和资产阶级主流政党对立的资产阶级伪农民党)可能起的作用方面产生了幻想。如果说在战后年代农民动乱风起云涌的时期,还可以冒险进行组织农民国际的试验,来考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关系,那末现在就正是为农民国际五年来的试验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作出决算的时候了,是揭露农民国际的严重缺点并努力指出其积极面的时候了。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不可争辩的。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即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民”政党的经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老经验以及国民党的新经验(血犹未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插曲式的试验,特别是拉弗勒特-佩珀在美国的试验——这一切都不庸置疑地证明:在资本主义下降时期甚至比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更没有理由寻求独立的、革命的、反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

“域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将领导农村。”25

在东方的革命中,农民仍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会是领导作用,也不会是独立的作用。湖北、广东或者是孟加拉的贫苦农民不仅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能在国际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只有当他们支持上海、广州、汉口和加尔各答的工人时才能起作用。这是革命农民在国际道路上的唯一出路。企图在湖北的农民、加里西亚或多布鲁贾的农民、埃及的农民和美国农民之间造成直接的联系,是毫无希望的。

按照政治的性质,任何事物不为一种直接目的服务,则必然成为其它目的——常常是和希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目的——的工具。难道我们不曾有过这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例子,这个政党依靠或力图依靠农民,认为必须从农民国际得到长期或短期的保证——如果它不能从共产国际得到这种保证的——,从而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本国共产党的打击,就像在工会方面,柏塞尔通过英俄委员会取得保护一样?如果说拉弗勒特并未试图向农民国际挂个号,那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极其虚弱。他无此必要。尽管他没有这样做,佩珀也不请自来地和他拥抱了。但是,克罗西亚富农的银行家——领袖拉迪奇却发现有必要在他走向内阁的途中给农民国际留下一张名片。国民党更走得令人望尘莫及地远。它不仅在农民国际和反帝同盟中为自己谋得地位,甚至还敲了共产国际的门,在俄共政治局的庇佑下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只是有一票反对。

当赞成取消赤色工会国际的倾向非常强烈 (苏联工会甚至把这个国际的名字从章程中删掉)时,就我们回忆所及,官方报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农民国际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的问题。这非常能够说明近年来的主要政治潮流的特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认真检查农民“国际”的工作。现在正是为这个穷年累月、历时已久的试验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算的时候了。这种决算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现在这个草案对农民国际的“千百万支持者”以至这个国际的存在本身都绝口不提。

结束语

我们对纲领草案某些基本论点进行了批判,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不能对所有问题一一加以讨论。我们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因此,不得不仅限于最迫切的问题,仅限于和最近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党内斗争最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

由于我们过去有过所谓“讨论”的经验,我们事先就知道:断章取义地摘引出来的话和一时的笔误都可能被变成对“托洛茨基主义”大张挞伐的各种新理论的沸腾源泉。最近几年都充满了这种耀武扬威的吠影吠声。但是,我们极为冷静地看待这次也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来的廉价的、理论上的恶毒攻击的前景。

附带说一句,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很可能宁愿对旧的第五十八条作进一步阐述,而不增加新的批判解释的条款。不用说,这种论点对我们更加不适用。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面临着通过一个纲领的任务。我们这里做的全部工作完全是要证明,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精心撰写的草案作为纲领的基础是毫无可能的。

目前是俄共和整个共产国际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最近采取的决定和措施都是证明。这些措施完全不适当,决议是矛盾的,其中某些决议,就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的二月决议,是彻底错误的。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决议都贯穿着一种向左转的倾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过高估计这一点,特则是这一倾向还在打压革命的一翼,而右翼则受到了保护。尽管存在这一切情况,我们一刻也不想忽视由于旧的路线造成的绝境而不得不出现的左转倾向。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促进这些向左迂回的迹象,以尽量不引起党内的困难和震动的方式,把它发展成为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但是,今天我们还离此很远。共产国际目前或许正在经历它最剧烈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的方针远未遭到清算,而新的方针又带来了异己分子的突起。纲领草案反映了这种过渡状况的整体和局部。然而这种时期,就其性质来说,最不利于制定必将决定我们国际党在未来若干年中的活动的文件。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在已经失去这么多时间以后——,虽然这样做可能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让混水澄清下来。混乱必须过去,矛盾必须消除,新的方针才会明确地形成。

代表大会已有四年不曾召开。九年来,共产国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目前唯一的出路在于,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以后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一劳永逸地制止篡夺整个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的企图,重新建立正常的制度,建立一种将容许对纲领草案进行真正的讨论,并且容许我们提出另一个草案,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草案来和这个折衷主义的草案对抗的制度。对于共产国际,对于它的各个支部的会议以及它的报刊,不能有什么不许讨论的问题。在这一年期间,全部土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犁来进行深翻。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劳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党才能获得一个纲领,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将发出穿透一切的可靠的光芒,照亮遥远的未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于阿拉木图

  1. 据英译本注,这里指的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进行的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记录》,第一卷,第406页
  3. 据英译本注:Dashnak(即Dashnak-Tsutiun)和PPS(波兰社会党)是亚美尼亚和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译者注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译者注
  5. 参见《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14页。——译者注
  6. 《记录》,第205页
  7.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8. 同上书,第432页。——译者注
  9. 参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5页。——译者注
  10. 马赫诺是十月革命后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受富农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影响,他领导的游击队曾抗击地主及德国占领军,后来拒绝加入红军,并且经常与红军冲突,最后被红军瓦解。——译者注
  11.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215页。
  12.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3.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4.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6. 《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
  17. 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4页。这个版本中无“类似国民党的”几个字,——译者注
  18. 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一章。亚米太的儿子约拿因违抗耶和华,乘船逃遁,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使船几乎遭到破坏,后来众人将约拿拋在海中,海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译者注
  19. 参见《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04页,——译者注
  20. 参见《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21. 参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3页。——译者注
  22. 参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9页。——译者注
  23. 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5页。〔!〕和〔?〕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24.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33页。——译者注
  25. 参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25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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