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棋局

力夫  著

自去年底渐趋热络的乌克兰局势至今仍未收场。围绕着这个国土面积欧洲第三的国家,各路资本利益集团纵横捭阖,其精彩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毫无疑问,乌克兰事件再次改变了苏联解体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加深了自二〇〇八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日趋凝重的全球社会空气。有如冥冥中的定数,世界大战的魔影,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又一次游荡于这个星球……

寡头的棋局

自从摆脱“共产极权”以来,浓郁的寡头气息就是乌克兰“民主政治”的特点之一。这些富商巨贾甚至无需雇几个政客略为掩饰,自己就卷起袖子爬上高位“为国筹谋”了。

乌克兰原本奉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此后在这个原本工业发达、生活充裕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是侵吞倒卖国有财产。这使得原国企大多连起码的设备更新等最基本的再生产活动都无法进行。当国资被瓜分一空之后,这个国家也被资本新贵按照其各自的利益范围进行了划分。农业和轻工业占优、与欧盟经济关系紧密的西部,是亲欧派的领地;而重工业强悍、与俄罗斯相关产业血肉相连的东部,则是亲俄派的禁脔。这自然使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整合无从谈起。苏联解体的第二十一个年头,二〇一二年,乌克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比波黑、安哥拉这些饱经战乱的国度还要低。

这一切并非乌克兰广大民众所乐见,但由于私有化披着的神圣外衣,以及“去工业化”所导致的失业现象的加深,他们的目标难以明确,他们的力量无法汇聚。而传统的左翼政党要么与“主流政治”同流合污,充当某个寡头集团的代言人;要么自囿于“宪政”圈圈,无法提供替代选择。这一切为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温床。

二〇〇四年,早已对现状心怀不满的乌克兰民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橙色革命”把标榜“反腐反寡头”的尤先科送上了总统宝座。可在这位金融翘楚在位的最后一年,该国的腐败程度又回到了“橙色革命”爆发那一年。这个西方的宠儿唯一能“彪炳千秋”的功绩,也许只有乌克兰民族国家的“精神建设”。在其授意之下,为剿灭“赤匪”而转进巴黎的西蒙·彼得留拉[1]的著作付梓出版,他的塑像和祠堂在多地建立起来,他遇刺身亡八十周年的忌日被当局隆重纪念,他的名字刻上了基辅一条街道的路牌。把“乌克兰民族争取独立的事业”与“雅利安民族的复兴大业”联系起来的斯捷潘·班德拉[2],则在二〇一〇年一月获封“乌克兰英雄”(事隔仅一年,二〇一一年一月,继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取消了班德拉的这一称号)。就在二〇一四年一月,乌克兰中西部多地还大搞火炬游行,以庆其冥诞。“二月革命”后,乌克兰代表还在联合国为他鸣冤叫屈[3]

继承上述这些“民族先贤”遗志的“自由党”[4]与“右翼团”[5],在推翻亚努科维奇的运动中崭露头角。随后,他们又加入新建的“国民卫队”,取代难堪大用的乌克兰正规军,和“黑水”[6]佣兵一起为“国家的统一”、“西方的自由”和希特勒而战。

列强的棋局

在我们这个时代,只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研究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啻于闭门造车。乌克兰事件就是这样。

“自由世界”老大哥美国打算将乌克兰拉入西方,借此削弱俄罗斯,掐死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破坏俄罗斯与欧盟——美国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关系。为确保美国继续成为“未来一百年内的世界领袖”,白宫的国师们可谓殚精竭虑,但算盘打得再响,毕竟国势渐颓。因此,美国虽然差不多每次都抢先落子,却也难以获得压倒之势。

尽管武装“收回”克里米亚、鼎力支援乌东武装的强势出手令无数天朝粉丝拜倒在“普大帝”脚下,可有一点毋庸置疑:这并未逆转仰赖资源出口的俄罗斯衰落的趋势。身处战略高度审视这一事件全过程,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自始至终都是被压着打的。如今,正遭受西方一波接一波制裁的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并且只会越来越高。

俄罗斯资源出口的主要对象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如既往的分成了两派。英国与美遥相呼应,却人微言轻;德法则暗通俄国,对美不冷不热。无论乌克兰事件如何收场,一根长钉已经敲在了欧盟的棺木上。

中国则继续“脚踩两只船,闷声发大财”,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穿梭于敌对两方的营垒。北京表面上的“两不得罪”,就是对如今饱受孤立的俄罗斯最大的支持,也打掉了美国“坐收渔利”的图谋。对此莫斯科心知肚明,自然要投桃报李,比如四千亿美元的天然气大单,更多的军购优惠,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协同;乌克兰新政府也不敢开罪中国,献上“将履行所有与中国签署的协议”的承诺,更多的技术转让也提上了议程。天朝一时左右逢源。

博弈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乌克兰局势之中,美国的底线是:即便乌克兰最终不倒向西方,也要使俄欧尽可能久的深陷其中。俄罗斯的底线是:克里米亚“回归”这一既成事实不容改变;乌克兰要么联邦化,要么南奥塞梯化[7]。无论哪方,守住底线的主要前提都是第三方——欧盟与中国——不彻底倒向对方。由于乌东战事相持不下,基辅当局力已不支,欧盟顶梁柱德法不愿为美国火中取栗,中国“允执阙中”,美国更不会与俄直接武斗,局势将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演变。当然,无论局势怎么演变,其结局都只有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此时,东亚某大国,“圣上以夷制夷,中华崛起在望”的喧嚣再度回响在网络论坛上……

 


注释

[1] 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一八七九年五月十日~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乌克兰作家,政治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领导人。

生于沙皇俄国波尔塔瓦省。一八九八年,加入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前身——乌克兰革命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共和国”之后,逐渐成为该政权的核心人物。一九一八年二月,中央拉达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勾结德国,迫使苏俄承认乌克兰独立。但好景不长,德国扶植的斯科罗帕茨基政权强行解散中央拉达,并逮捕彼得留拉。十一月,德国投降。反对斯科罗帕茨基的政治派别结成的“乌克兰民族同盟”组建执政内阁,将尚在狱中的彼得留拉选入领导机构。斯科罗帕茨基很快被赶下了台,但新政权并不稳固。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红军攻入基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迁至文尼察,此后一年之内,“转进”多地。这应该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被叫做“彼得留拉匪帮”的开始。一九二〇年三月,彼得留拉等人与波兰私相授受,以大片领土换取其承认乌克兰独立。随后,联合波兰进攻苏俄,一度占据基辅,但最终被击溃。十月,波苏签署停火协议。撤过兹布鲁奇河的乌军被波兰缴械。彼得留拉匪帮就此宣告终结。彼得留拉本人被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于巴黎。

[2] 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德拉(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

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省。早年即参加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因密谋暗杀波兰内务部长获判死刑,不久被减为终身监禁。一九三九年九月,离开监狱。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积极与纳粹合作。但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被纳粹逮捕并押往柏林;十四日,获释,但被软禁于柏林。一九四二年一月,移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押于重要政治犯的特殊营区。一九四四年九月,获释,与纳粹合作组织乌克兰反苏游击队。战后,流亡西方,继续领导乌克兰独立运动。被克格勃特工毒杀于慕尼黑。

[3]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联合国安理会第三次乌克兰问题紧急会议结束后,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尤里·舍格耶夫搬出二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往事来指责俄罗斯。他声称班德拉在纽伦堡审判中遭到不公正对待。苏联试图迫使西方盟国宣告“班德拉”运动的成员以及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杀人凶手,“纽伦堡审判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事实被人扭曲了,苏联在当时的立场是不公正的。”舍格耶夫强调,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及其分支“乌克兰反抗军”遭到了错误指控,还呼吁不要把所有西部乌克兰人都当作追随班德拉的民族主义者,“乌克兰西部数百万的居民都是普通的欧洲公民”,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党”也是如此。

[4] 全称为“全乌克兰自由同盟”(通译“乌克兰自由党”)。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成立于利沃夫。初名“乌克兰社会民族党”。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注册为政党。二〇〇四年二月,更名为“全乌克兰自由同盟”。

[5] 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下旬,成立于基辅。起初是一个极右准军事组织。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注册为政党。

[6] 著名的美国保安服务公司,为美国政府的海外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雇佣兵。

[7] 一九九〇年九月,正当格鲁吉亚意欲脱离苏联之时,南奥塞梯议会宣布成立忠于苏联政府的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一九九二年一月的全民公投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南奥塞梯人支持独立。从此以后,南奥塞梯问题成为俄罗斯制衡格鲁吉亚的一颗棋子。二〇〇八年,俄罗斯就是为南奥塞梯而出兵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化”成为俄罗斯控制周边国家——尤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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