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

凯文·墨菲(Kevin Murphy)【1】著

朱奥托 译

继轲 校

校订者按:这篇书评从托洛茨基将苏联视为波拿巴主义政权的角度浏览了托洛茨基思想的演变。然而书评亦有不足之处:虽然一方面指出苏联成为波拿巴主义国家并非是由于虚构了“富农阶级”的存在同其进行斗争的需要,却没有看到是由于国家内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在生产和阶级斗争当中占据优势地位,因而让官僚特权阶层高踞于各社会阶级之上,用官僚自己的方法维护着国有财产制度(同时又不断削弱它)。而苏联工人民主政权何以蜕变成官僚专政,是需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当中去寻找的:“最后分析起来,苏联拿破仑主义是由于世界革命之延迟而产生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同一原因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结论,它初看起来出人意外,而其实是必不可免的,即是:苏维埃民主制为全能的官僚所压倒,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为法西斯主义所扑灭,二者实出于同一个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在解决历史给它提出的问题时,太过于迟缓了。”(《被背叛的革命》)工人国家的波拿巴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危机时代的政治现象。

凯文·墨菲(Kevin Murphy)评托马斯·特维斯(Thomas Twiss)的专书《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Trotsky and the Problem of Soviet Bureaucracy,美国干草市场出版社Haymarket Books ,2015年出版)

《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平装本封面

学术界从来不曾善待里昂·托洛茨基。作为其妖魔化整个革命的计划的一部分,极权主义学派(totalitarian school)从一开始就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描绘成和斯大林差不了多少的角色。目前所谓的“学术研究”表明,近来对他的评价仍然不是很好。杰弗里·斯温(Geoffrey Swain)断言,托洛茨基,这位在其同时代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权威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完全不了解欧洲政治”【2】。在伦敦发行托洛茨基传记时,作者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宣称:“如果托洛茨基这个魔鬼还活着的话,冰镐没能要了他的命,那我希望由我来解决了他。”同样的,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他的斯大林传记中哀叹道,“本来两发子弹就可以阻止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这句话直指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了矮化托洛茨基的形象,科特金不仅声称斯大林用智慧击败托洛茨基,而且据说他在党内是“被称作最受欢迎的人”的【3】。

美国学者托马斯·特维斯(Thomas Twiss)在他的著作《托洛茨基和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中反对这种反托洛茨基的潮流。这是一部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很详实细致的作品。特维斯意在“介绍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官僚体制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虽特维斯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体制上,但他并没有将其与斯大林体制的政治经济方面割裂开来。这也许是到现在为止关于托洛茨基的频繁变化和动态分析的最系统的作品。虽然特维斯显然同情托洛茨基,但他经常对托洛茨基的立场提出异议,并竭力避免受最新的俄罗斯研究风尚的影响,它使学者成了自己课题无力的辩护者。

特维斯的很多分析都基于对现在已知的斯大林体制各个方面的巧妙整合。他一再批评托洛茨基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宣传的真实性,比如1928年在沙赫蒂(Shakhty)对工程师的和1931年的对孟什维克的公审表演。当托洛茨基在1936年发表对莫斯科审判的见解时,特维斯评论说,没有证据显示“镇压行动的支持者”比“它的受害者”更积极地看待资本主义复辟的前景。他还质疑托洛茨基荒谬的说法,即这些审判是官僚体制对第四国际的胜利的一种回应。的确,特维斯反复批评托洛茨基夸大反对派的力量,托洛茨基认为正是这种力量迫使苏联政权走上了“左翼的”工业化道路,直到1936年,他仍然宣称自己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

特维斯对托洛茨基的分析的最主要的批评是关于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富农问题(指富有的农民)。他指出,托洛茨基接受了斯大林关于1928年的一次“富农罢工”的宣传,以及当局频繁地“把‘富农’或‘具有富农思想’的标签贴在抵制集体化的中农甚至贫农身上’”的行为。特维斯着重强调了托洛茨基在支持集体化时所犯的关键错误,即“托洛茨基基本上接受了领导层把集体化描述为农民自发运动的说法。”托洛茨基直到1935年才承认“惊恐的的农民”是在“在皮鞭下”被赶进了集体农场;而直到1939年,尽管特维斯没有提到,托洛茨基才不得不承认乌克兰集体化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人力浪费。

事实上,托洛茨基关于集体化和所谓“富农”的观点现在都被大量的的档案证据彻底驳倒了。甚至在档案解禁之前,莫什·勒文(Moshe Lewin)就表明,“富农”是一个宣传术语而非经济术语,经常被施加于中农甚至贫农,这意味着集体化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中所有阶层”进行暴力掠夺是必须的。就像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的首脑主张的那样,“若没有富农,我们只好指派一些充数。”【4】一份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给斯大林的报告的系统性研究显示,在1924年初,秘密警察仍然同情农民的困境,但是越来越怀有敌意的报道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失去了信心,即“富农”变成了农民的同义词,在亚戈达(Yagoda)治下尤其如此。【5】村民会议经常通过提名寡妇、老人,甚至抽签来完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荒谬的“去富农化”指标。对集体化的大规模抵制,特别是来自妇女的抵制,往往遍及整个村庄。甚至连经过歪曲的试图拿“富农”当替罪羊的苏联统计数据也承认,仅仅在1930年一年就有250万农民参与了13754次叛乱,他们大多数不是中农就是贫农。【6】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关苏联历史的标准文本现在都把集体化称作斯大林“对农民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死亡总人数,包括集体化、去富农化、饥荒和在前往古拉格途中或在古拉格死亡的农民,远远超过600万,这其中还包括1937到1938年被处决的70万政治犯中的一半。【7】

虽然特维斯似乎认识到了这一切,但他未能得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不是一个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次要方面的模糊问题。尽管托洛茨基后来有所保留和修正,但他在集体化时的立场使他站在了二十世纪最激烈的农民起义的对立面。

这部著作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详细描述了托洛茨基对苏联官僚体制的不断变化的定义,他将其定义为波拿巴主义政权。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总结了国家作为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作用,但他也引用了恩格斯关于“例外”的论述,即“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譬如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德国的俾斯麦政府以及列宁补充的1917年的克伦斯基政府。早在1928年,托洛茨基就开始把这种理论框架下的政权描述为“克伦斯基主义的翻版”。这种模式清楚地勾勒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思考,因为托洛茨基将在接下来十几年的一百多篇文章和多次采访中提到苏联的波拿巴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托洛茨基在总体上是反复使用波拿巴主义国家的范例的;但是,正如特维斯所描述的,他的态度有时并不一致,他有时赞成“官僚中派主义”一词,有时又将波拿巴主义称作未来资本主义复辟的潜在力量。到1935年初,通过同法兰西第一帝国作具体的比较,他提出了一个更精确的定义,他认为热月政变的政治胜利在十年前就注定了,这是和1924年反对派的失败相伴而行的。然而,托洛茨基认为,正如拿破仑并没有“重建封建主义经济”,“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创造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尽管特维斯提到了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著作的深刻论述,但是他没有提供一个精确的概念来评价托洛茨基的分析。德雷珀详细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向我们表明,在危机时期,由于阶级之间的“和局”,即“未解决的阶级斗争平衡了阶级之间相互争斗的力量”,政权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自主化。之所以把波拿巴主义比作石膏绷带,就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在不产生问题的情况下,避免社会因自杀式的内部冲突而摇摇欲坠。”当没有现存的阶级能够“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力执行这一命令时”,波拿巴主义为“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这种临时秩序孕育着“自我瓦解的种子”,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将开始确认自己的权力,而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将开始丧失其存在的价值。”【8】

试图将托洛茨基的分析应用于该范式会带来许多问题。虽然特维斯承认托洛茨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有关“富农”自说自话的宣传的大部分内容,但他低估了这个虚构的反革命阶级在托洛茨基分析苏联波拿巴主义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一旦脱离了波拿巴主义的范式,就无法解释为为什么托洛茨基的固执地反复提及“富农”。正如托洛茨基在1929年4月写的那样:

“热月政变和波拿巴主义的问题说到底是富农问题。那些回避这个问题,贬低它的重要性,把注意力分散到党政、官僚主义、不公正的辩论法以及其它表面的现象以及解释富农如何对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压力的人,就像一个医生只关注病人的表面症状,却忽视病人内在的功能性紊乱和器质性紊乱。”

此外,特维斯还引用了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对苏联经济的研究,该研究显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1933年的“大饥荒”,这是“有记录以来,和平时期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最高点”。然而,特维斯坚持把这次国家的攻势描述为“左倾”,但他一直没有解释原因。托洛茨基认为工人阶级将受益于工业化,而斯大林主义则在上层阶级与富农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工厂里,斯大林主义已经把工会变成了生产机构,严重压制异议,利用粮食配给作为惩罚工人的手段,并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反对者。斯大林主义不是提供暂时的稳定来防止相互对抗的阶级撕裂苏联社会,而是以一种残酷混乱的力量来打击苏联的农民和工人,迫使他们为迅速的工业化付出代价。

托洛茨基寻找相互对抗的阶级来适应他的波拿巴主义范式是行不通的。1932年10月,在斯大林发起“去富农化”运动将近三年之后,在乌克兰饥荒的第一份报告发表在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公报》一个月之后,托洛茨基仍然告诫苏维埃政权要警惕“富农的威胁”。正如特维斯所表明的,1935年,托洛茨基对波拿巴主义的精确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场问题上对贫农的让步的推动。此时,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相互对抗的阶级甚至还不存在,农业生产的本质必然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形成这种反动力量。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托洛茨基基本上放弃了关于富农的言辞,把帝国主义和一部分官僚体制视为反革命的右翼复辟力量。

特维斯主张,到1936年,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体制已经从“相对自主”走向“绝对自主”,特维斯还声称,这“意味着一种类似阶级的自主程度”。然而,这种向完全自主的转变否定了波拿巴主义,并象征着一个阶级而非“类阶级”的形成。此外,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多次断言,斯大林体系的崩溃迫在眉睫,这一预言与他的波拿巴主义范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他后来的追随者忽略了这一点。的确,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像特维斯所暗示的那样宣称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但是官僚体制不是在相互对抗的阶级之间摇摆的暂时现象,就是代表了某个阶级的利益,甚至那个阶级就是官僚本身。这正是托洛茨基自己正在走向的方向,尽管特维斯声称在1936年就终止了,他作出了最终论断。特维斯没有回答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一旦相互对抗的阶级和斯大林模式的波拿巴主义临时性质被抛弃,而偏向于官僚体制的“绝对自主”,那么托洛茨基的波拿巴主义范式究竟还剩下什么?

数量庞大的档案证据已经摧毁了斯大林主义通过对苏联农民所施加的残酷战争而创造的神话。以前那些试图保留托洛茨基分析的残余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要么选择接受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斯大林主义宣传,要么选择接受托洛茨基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中的严重缺陷。无论这部著作有什么缺点,托马斯·特维斯都值得称赞,因为他发起了关于斯大林体制本质的更加准确且中立的讨论。

2017年3月7日


注释:

【1】凯文·墨菲博士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教授俄国历史。他的著作《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金属厂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荣获2005年多伊彻纪念奖(艾萨克·多伊彻与塔马拉·多伊彻纪念奖Isaac and Tamara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他目前的研究方向是1917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2】Geoffrey Swain, 《托洛茨基》(Trotsky)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 2006年, 195页。

【3】Stephen Kotkin,《斯大林:权力的悖论》(Stalin: Paradoxes of Power)企鹅出版集团,2015年,223、425页。

【4】Moshe Lewin,《俄罗斯农民与苏联政权:集体化研究》(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美国诺顿出版社,1975年,77、491页。

【5】3.Hugh Hudson,《1924-27农民的富农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农民和解的信念的终结》 (The Kulakization of the Peasantry: The OGPU and the End of Faith in Peasant Reconciliation, 1924-27)东欧历史年鉴(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第一卷,2012年。

【6】3.Lynne Viola,《斯大林统治下的农民起义》(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0-131页。

【7】3.Ronald Suny,《苏联实验》(The Soviet Experiment)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5-250页。

【8】3.Hal Draper,《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第1卷:国家与官僚体制》(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1: State and Bureaucracy)每月评论出版社,1986年,439-463页。


原载《历史唯物主义网站》(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

《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图书讯息: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ook-series/trotsky-and-problem-soviet-bureaucracy

原文题目:Trotsky and the Problem of Soviet Bureaucracy

原文链接: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trotsky-and-problem-soviet-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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