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

埃内斯特·曼德尔 著
南灿 译

【1968年5月9日晚上(即街垒之夜前一天),革共青米地阿里德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演说,提出革命派学生运动的战略路线。以下是他的演说词全文,转译自英译文(原载纽约《五洲新闻》)】


  凡是分析大学生的造反运动,必须从一个基本的考虑事项开始,即大学爆炸。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其根源在于新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于新资本主义认为是它最主要成就的一切:较高的生活程度,技术和舆情媒介方面的进步,还有自动化的需要。现在美国有六百万大学生,西欧有二百五十万,日本也超过一百万。事实证明:不可能把这个集团和目前西欧、美国、或日本那样的新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学生们在大学里没有得到学业所必要的物质设备。他们没有得到所希望的那种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们毕业离校的时候,越来越难以找到适当的职业——如他们进入大学时所正当地希望的那种。

现在我要答复某个自称代表社会党青年团的人的见解。这人前几天在世界报《自由论坛》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社会是“富裕的社会”,在这社会中现在“人人”都有保障充分就业,而且生活程度不断提高。

他阅读西欧失业统计的时候没有戴上眼镜。他没有看见:在最近的两个冬季里西欧有三百万人失业。这大批失业者里面年轻人所占的巨大数目——更不必说这些统计资料所没有计入的更大的数字了。他没有看见:在美国黑人区中,青年失业的比率超过了百分之二十——这足以说明许多事情。

简单说来,他和无数新资本主义的信徒一样,所看不见的是:这个制度远远未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连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那些基本的弊病都未能补救,一面却增加了一连串越来越显得无法解决的新矛盾。

这个新资本主义使青年学生面对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不但是在大学里,而且是在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个社会正处于永久性的危机中。

有些人谈到大学的不够,而且像善良的改良主义者那样,要求大学改良。因此,当学生掉头不顾这种资产阶级大学的改良的时候,他们就责备学生拒绝对话。其实,造反的学生所拒绝的,是在预先确立了而且假定为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在西欧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政府范围内的对话。

学生们听说:“财政预算不够保证你们全体都得到你们所要求立即得到的大学校舍、教授和助教、食堂、宿舍、尤其是质量优良的教育。你们不得不满足于渐进地改变现状——现状令人不满意,这点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学生听见这些话,有一千倍的理由回答:“不要再说这些关于公共机关的教育预算和财源的废话。拿社会所有的经济资源来谈吧。应该承认:虽然没有足够的金钱拨给大学,却有超过足够的金钱用来做广告和那些多余的小玩意。应该承认:你们无法弄到那若干亿法郎来建立一个适合二十世纪的大学制度,是因为你们浪费了若干亿法郎于建立你们的‘核武器打击力量’。应该承认:你们把巨大的生产、技术、文化和智慧的力量在萌芽时期扼杀了,因为你们宁可建立毁灭的力量。”

学生造反在远为广大的社会和历史范围上所代表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书中所预见的那种生产力的庞大改造:脑力劳动重新归入生产劳动,人的智慧能力变成社会上最主要的生产力。

这改造尚在萌芽阶段,而且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可能实现,但已露出强有力的预兆了。在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谈到科学革命的时候,许多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马克思派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预感到这个改造。不过他们关于脑力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一定得出明显的社会性的结论罢了。

有些伪马克思主义者以藐视的口吻说大学生是“资产阶级青年”和“未来的资产者”,我们看出这是三重的错误。

首先,他们没有了解大学爆炸——它致令“资产阶级青年”成为大学生世界中小小的少数(同样地,在今天,工人子女也还是个微小的少数)。其次,他们不了解:由于知识份子职业上的深刻改变的结果,多数的大学毕业生不会成为主管,或自由职业者,或甚至专门负监督责任的主管直接代理人,而要成为国家或产业的白领雇员,因而成为受薪工人广大群众的一部份。最后,他们不懂得大学生社会圈的特殊性质: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层,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常被它同化,与家庭环境的联系破裂了,但并不归入他们未来职业的社会环境中。

这三重错误的根源,是他们不愿意了解或不愿接受一个基本事实——人的主要生产力将是他创造性的智慧力量。这个智慧力量在今天只有潜在的生产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压制它,摧毁它,恰像压制体力工人的个性和创造欲一样。

所以,在大学生造反的根底处,有一种新的高度自觉,这是新资本主义附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所造成的古典式的劳动疏远化(即异化)上面去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脑力劳动力在今天是双重革命性和生产性的。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它可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财富,这样巨大的财富可以使我们迅速达到没有阶级的社会,达到富足。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不公平、以及野蛮性,又因为它如此觉悟的结果是富于深刻革命性的。

这种觉悟首先在大学生之中发生,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工人运动的传统组织是根深蒂固地官僚主义化了,而且早已被增选到资产阶级社会里去了。工人运动不竖起多重障碍物来阻挡资产阶级意识透入工人阶级的时候,多数的工人,至少是在“正常”情况下,就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屈服——马克思和列宁一向都这样说的。

然而,在大学生的社会圈里,正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智力地位比工人优越,所以就有较多的少数人能够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解放出来,不受那替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庞大塑造舆论工具的不断操纵和心理调节。

毫无疑问,反对在越南进行的帝国主义肮脏战争的造反运动是由美国学生和青年开始的。是这些美国学生和年轻人发动了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这个战争,最后把成年的黑种工人群众吸引进去,而现在又开始对白种工人发生影响了。

基本上同样的过程也在西欧和日本发生。从这些学生和青年之中出现了最强有力的反越战群众动员,这行动一开始就超过了“争取越南和平”或“争取谈判”那种绝对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运动阶段。我们看见了数以万计的青年革命者,在巴黎、柏林、伦敦、哥本哈根、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走上街头,喊出那唯一有效的口号——完全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口号,争取越南革命胜利的口号。

在反对资产阶级大学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中,学生先锋已经开始觉悟到必须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在他们正在从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觉悟的发展中抽出革命社会主义的逻辑结论: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因为,不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在西欧是如此,在帝国主义世界的任何地方也是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到另外一点。“革命”这个概念,根据无产阶级亦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定包含着另外一点意思,即“国际主义”。在这时代,身为阿根廷人的戚•格瓦拉为了古巴革命的胜利而走上最前线作战,然后又为了玻利维亚革命的胜利而死,在这时代,连专家政治主义者都在谈论着欧洲统一的需要,这时有个法国共产党的书记,竟敢把我们的朋友康边迪说成一个“德国的无政府派”,那么我就要说,代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是康边迪,而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化身的是那个法共书记。

边赛同志对我们说了三二二运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他的描写应该令在这里的同志们想起一个显然类似的例子,即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怎样在古巴开始组织武装斗争。他们一样在开始的时候这样说:“我们打算把革命运动内部各派之间战术性的分歧放在一边。只要我们同意了那主要的东西,同意了所要发动的行动,同意了怎样去打破传统运动的停滞性和落后性,同意了走武装道路去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古巴寡头统治的斗争,我们就会一点一滴地开创一个过程,这过程会逐渐由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加速推进,它会让我们能够根据经验把不同的派别分类并且再分类。”

这种态度,在一切想摆脱那为害甚大的空谈主义的人们看起来,是完全健康的。在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只有经过行动,运动才能有进展,而没有行动就会使它陷于毫无成就和不断分裂。

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同志都已说过,有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就是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重新结合起来。不错,工人运动必须把学生运动争取回来,最主要是因为学生也是工人。但这个对学生的重新获得不能经过传统工人组织的硬化了而且官僚主义化了的机构来实现。只有在工人阶级内部,当工人阶级起来自发地进行反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建立它自己新的领导、它自己的委员会的时候,这个重新获得才会实现。这要经过行动并且是在行动之中,这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最高利益。

根据今天正在兴起的宏伟的新青年革命先锋的精神看起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新结合不会在传统组织之内实现。我们争取这个重新统一,我们争取这个联盟,争取学生造反运动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汇合,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学生既不能靠他们的人数,也不能靠他们今天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来单独地推翻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他们能够起一种信管的作用,也必须起这个作用。他们在工人阶级之内起这个作用,尤其是通过年轻工人的媒介来起这作用,就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的巨大力量,向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挑战。

今天我们看见全世界范围上反帝国主义并反资本主义的势力的兴起,这是真正的世界革命运动新的向上发展。

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古巴革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勇敢的游击战士的斗争,以及美国黑人群众争取种族解放的斗争,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斗争。

而这个斗争——这个最受压迫的群众、第三世界各国的群众、以及美国黑人群众的斗争,今天正开始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得到意义深长的反响。这就是这些国家里反对肮脏的越南战争的群众动员;这就是学生运动的群众动员;这就是年轻工人在很吃力的罢工和示威中的群众动员——在勒芒、卡昂、都灵,以及在不来梅和埃森的反斯普灵格的运动中。

这个斗争还有一个构成部分,就是东欧和苏联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学生和知识份子先锋的斗争。我们要特别亲切地向这个斗争先锋中的学生和工人致敬。

因为,等于我们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支持它们同帝国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任何对抗一样,我们也站在库伦(Kuron)和莫则列夫斯基(Modzelewski)方面,站在华沙和波兰英勇的工人和学生先锋份子方面,支持他们反对官僚统治而争取真正苏维埃民主制的斗争,这种民主制只能够是委员会的民主制,是以工人、学生、和贫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制,恰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

等到这个已经在进展中的世界性的斗争可能把成年的工人吸引进来,反对(限制)收入(的)政策,反对“节约协议”(工会与政府所订限制工资的协议),反对失业现象的复活,反对职业的不安定,反对工会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反对在西欧各国都越来越显着的趋向极权化“坚强国家”的发展,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大西洋公约,争取工人运动的复兴,并转变成为工人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挑战的斗争,那时我们就能够把今天的先锋队变成为强大的革命党,领导群众前进了。

于是,同时,我们就成为不可征服的了。于是,同时,我们就会完成五十年前由十月革命开始的伟大工作,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文章摘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680509.htm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长期招收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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