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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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  著

庄七 校对

延伸阅读:《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

原载《王凡西选集卷三:晚年札记》(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本文亦曾于《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刊载。兹转 《新文学史料》编者按:

本文谈到的陈其昌,是与鲁迅及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物,文中也对本刊30多年前所刊发的一篇文章有所回应;而30年间,《鲁迅全集》从1981年版到2005年版,其中对陈其昌、对托派的注释,已有较大改动,基本概括了本文提供的情况。本文作者王凡西(1907—2002)。1925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苏联学习时接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成为托派。因此被开除党籍。1931年起成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起流寓海外。所著《双山回忆录》列入东方出版社“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2004年)。本文立场观点自然是与其特殊经历、身份相联系的,但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本文无疑是一份珍责史料。本刊仅规范了个别文字、标点,刊发出来以供研究参考。

王凡西与友人

在数量巨大的鲁迅书简中,他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非常出名。它一发表(1936年6月9日),便在文艺政治两个圈子中激起波澜。往后更发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就信论信,不管从文艺角度或思想角度来看,最客气,都只能说是鲁迅的一篇“失准”之作。它既不能给人“美的享受”,更谈不到予人以“真的启示”。因为是病中口述,文字失掉了鲁迅体常见的光彩,它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笔录者冯雪峰那种拖泥带水的“硬译笔法”。讲到内容,那简直令人惊奇——惊奇于作者对俄国革命历史知识之如此贫乏,更惊奇于他使用论据时的不加选择。说托洛茨基在革命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可见他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曾经两次流放又两次逃脱成功的事实。因为,谁要想从冰天雪地,交通困难,人烟稀少而宪警处处的西伯利亚逃脱成功:岂止要有肯“送一片面包的人”,还必须有普遍的同情与大众的援助。至于说如今某人“不得不”用敌人的金钱,这只能使我深深为这位具有良知的文豪悲哀:一且酱在党派的纠纷中,连平素痛恶的“卢布”武器竟也“不得不”拿来使用了。这,实在是鲁门之玷。

但虽如此,这封信不但出名,而且让人捧上了天。从毛泽东开始,中共的政论家和文艺史家们曾经一再称道和引证这封信。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只因它恰好投合了中共领导者的要求,特別是投合了那个来自莫斯科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必须以任何手段抹黑托洛茨基的形象,必须不顾一切地败坏中国托派的声誉。

鲁迅这封信的此一意义值得详细讨论。不过我不想在此地讨论,有关这方面的种种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说过,而且说得很好。例如一丁著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在我的回忆录中也曾比较详细地说过它们。

这里,我想说的是当年给鲁迅写这封信的人。

到底是谁给鲁迅写这封信的?这在当时,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了人们猜测的一个谜。因为与鲁迅复信一同发表出来的原函,署名“陈××”,不少人便猜度投书人竞是当时被国民党监禁着的陈独秀。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感,无意中给复信增添若干分量,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和兴趣。解放前出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和《鲁迅三十年集》中收入这封信,对这个“陈××”不作任何注解。解放后,鲁迅著作大量出版,鲁迅的这封反托信更是广泛流传,甚至编人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但将投书人的真实姓名公布出来,据我所曾见到的来说,开始于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有关的一条注释中编者说:“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

至于陈仲山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可是陈独秀的化名,并无一言提及。因此,对读者大众来说,这个谜仍然未曾解透。

冯雪峰曾经做过考证:“据说陈仲山是神州国光社的一个小编辑。”(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51页)

1981年新版的《鲁迅全集》注释者对于“陈××”做了较多说明,他说:“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他是当时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这里明白告诉读者:陈仲山不是陈独秀,他是陈其昌。陈其昌不是某家书店的小编辑,而是当时中国托派组织的一个领导人。这比以前的报导充分得多了。不过,陈其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托派,究竟他与鲁迅信中明讥暗讽的那些肮脏行径可有多少相干或相似之处,则注释者仍无一言道及。他宁愿,或只能,让读者自己去猜,自己去作出欢喜的结论。

把陈其昌这个人企图作完整与全面介绍,我只在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见到,文章题为《陈其昌其人其事》,作者:史明。文不长。对事情的看法依旧,但不失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值得欢迎的企图。因为无论如何,作者是想比较详尽与客观地叙述陈其昌的生平的。在以往,把鲁迅斥责的“陈××”划为“民族败类”,已成为中共千百件无可推翻的铁案之一。想把此案稍稍改动,或以任何方式来减轻“民族败类”的形象,都是触犯党禁的。可是史明君的文章不但报导了陈其昌的生平,而且宣布了他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史家在此禁区中所作的一个空前突破。究竟他如何与过去的所说不同,请看如下的几个段落:

陈其昌,又名陈清晨,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住在上海。1929年他参加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所组织的“无产者社”,并与以陈独秀为首的六十一人曾签名向党中央提出过意见书,因此被开除党籍。他一家三口,以卖文为生,经常向北新书局出版的《学生界》投稿。他的妻子有时为人帮佣,生活相当艰苦。


  1931年5月,当时四个托派小组织……联合组成‘‘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8月和次年10月,陈独秀……等先后遭到国民党逮捕……陈其昌在那个时候是幸免于难的一个。在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被捕后,他先后找到赵济和蒋振东……想设法找到那些未被捕的人……形成一个临时组织来维持残局,徐图发展,但是他们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不过他还是进行一些个别活动,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的热潮中,上海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陈其昌和赵济都參加过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工作。1936年春,……陈其昌窥测出鲁迅先生与“左联”一些领导人之间有矛盾,便想乘机写信给鲁迅先生,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这就引出鲁迅先生写出上述那封义正辞严的回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上海后,即大肆搜捕,陈其昌惨遭杀害。这就是陈其昌的最后结局。

史明君这里首先告诉大家,陈其昌原来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主义者,他一向拥护陈独秀,后来随陈独秀转向中共的左派反对派(托派),被开除党籍。文章又说他生活艰苦,却竭カ维持托派组织,参加抗日工作。这些话,过去的中共史家是不曾报导也不肯报导的。至于陈其昌的“最后结局”,即他被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捕去杀害,那更是中共史家所讳言的。因为,这是陈其昌对鲁迅的指责最后亦是最有力的答复——“我以我血荐轩辕”。

史明君的文章竟敢把这个足以“美化”托派的历史真实公布出来,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从这里,我希望反映出来的不单单是作者个人的“科学良心”,而更是国内人们近年来努力争取,必须还历史以真实的那个巨大的斗争。

我热烈赞成这个斗争,我衷心欢迎每一个寻求真实的企图。这不但为了陈其昌个人的缘故,不但为了他清白身世得以恢复,而且为了中国整个革命事业的缘故。因为任意抹杀或颠倒历史真实,随便给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者加上罪名,乃是任何一个革命组织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堕落的标志,也是它们堕落的一个原因。中共想从“信任危机”中真正解脱出来,首先,我以为必须在历史求真方面容许人们继续努力。

陈其昌是我的老同学。自从1926年缔交开始,直到他于1942年被日帝杀害为止,他与我在许多年中朝夕相处,甘苦共尝的。对于他的生平,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自信知道得比较清楚,了解得比较深刻,把它们如实地写出来,是我这个后死者的责任。

史明君写这篇简传所站的基本立场,显然还是中共的正统。不过同样明显,他没有为要维护这个立场而故意歪曲或捏造事实。不错,文章里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叙述,但它们显系由于作者根据不甚可靠的史料之故。这些错误,我将在我的叙述中顺便指出。

陈其昌年长我七岁,在大学里高我三级。但他与我相识,却不是因为同学而是由于同志关系。他加入中共比我早,我在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参加组织时,他已经是北京大学党支部的一个领导人——支部干事。当李大钊等被捕与被杀的时候,他正担任着中共北京东城区区委(当时不叫区委,叫部委)。因为年龄、班级以及工作岗位上的差別,当时我和其昌虽然相识,但彼此间的关系和了解,却不及我和王实味之间的那么亲切。他和我成为朋友,即从普通的同志进而为知己朋友,那是在四年之后,在上海一起干中共左派反对派活动时候开始的。

在反革命高奏凯歌,力图巩固其统治的头几年(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中,大批共产党员退出了党,又有大批党员成了烈士。陈其昌与我既不曾走上走上懦弱或屈辱的路子,又有幸逃过不少惊险,尚未丢掉性命。

我们都留在党内继续斗争。只因为工作的地方不同,部门不同,彼此不相问闻。他与我重新聚首,是我们不约而同的成为中共内部反对派以后的事。陈独秀起草了一个《政治意见书》,赞成苏联共党内反对派的主张。有八十一名(不是史文所说的“六十一名”)中共老干部在那上面签名。陈其昌是其中之一。结果,他与其他所有的“陈独秀派”一起给中央开除了。我在一年前早已是反对派,此时因拒绝放弃托派主张,也被逐于中央。当时上海有四个反对派组织,其昌与我不属一派。在四派协商统一时期,我和他才再次见面。

记得那是1930年冬天,其昌特地来找我,约我与陈独秀会面。同时他告诉我他的家眷也在上海,约我去他家吃饭,会会他的家人,叙叙别后种种。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他家作客,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他作“社交式”的往来。为了工作,其昌一人在租界里赁了一个亭子间,我后来和他的全部接触,都是在那个亭子间进行的。他把家人安顿在闸北郊外,每星期大概回去看他们一二次。他一家数口(那时他好像已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其昌后来有二子一女,史文说“一家三口”,不确),住的是一间普通农舍。室内的布置十分简陋,收拾得却非常洁净。一望而知,他们的生活是极其清苦的,但是你看不出一点凄凉景象。短暂相处,来客便感觉到主人家“贫而乐”的气氛,让你留着舒服。夫人与其昌同乡同里,是传统式的结合。她朴实诚挚,给我的印象极好。当时我和主人说了些什么,事隔半个世纪有余,几乎完全记不起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二事比较清晰:一、款待客人的菜肴中有南瓜韭菜;二、他说他在1927年秋天离开北京,在山东工作了一个时期,便来到上海,一直在江苏省委系统下面做工人运动。

此饭之后数月,1931年5月初,中国的托派组织统一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史文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确。这个名称是1935年才采用的)。本来,其昌与我可以一起做事了。可是非常不幸,新组织产生后不到一个月,我和另一些领导同志便让国民党捕去,一去四年。直到1934年冬天出狱回沪,我才能和这位老友再度合作。此后七年,其昌和我是密切地工作在一起的。

陈其昌在这个期间,乃至他在中国托派的整个运动中,究竟前后做了些什么工作,担任过什么职位,我不想在此缕举,也不值得细说。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计较或着眼于世俗的权位——不管在地下的小组织内或掌权的大政党内——其昌正是抱有这样的权位观的。我若历数其“官职”“官衔”以显其重要,对老友将是莫大侮辱。

这里,我只想从我的《回忆录》中摘取如下的几句话: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蒋介石白色恐怖最最猖狂的时期,中国托派的组织一次接着一次地被破坏,而在毎次破坏后作惨淡的重建工作,使组织得有一线存续者,总是我们这位“大哥”。


这样的工作轻而易举、微不足道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对于一个奋斗于极端反动政权之下,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党来说,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要做好这项工作,非具有几项最崇高的品质不可。而陈其昌乃是充分具有这个品质的少数人之一。

陈其昌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后来改攻经济。对于古典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都有心得的。他不搞文学,文章却写得很好,非常尊敬学有专长的学者,也很崇拜妙笔生花的作家(从来特別敬佩鲁迅);但他自己却从不以什么家自命或自许。他短短一生的最多时间与最大精力,都倾注在革命组织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上了。他最讨厌那些徒事空谈的革命者。实干是他的一切。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一方面的陈其昌,曾经一再称赞他能积极工作,能在群众中活动,所以能抓住现实,能不为教条所囿。(见陈独秀1937年11月21日致上海几位朋友的信)

简括地说,陈其昌是列宁所提倡的“职业革命家”的一个典型人物。这种人物曾经造成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人物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国托派的革命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陈其昌这个典型人物却绝不因此而减损其意义或光彩。

当一个革命大党的“职业家”比较容易。因为党有充足经费,可以保证那些以全部时间与全部精力从事革命的党员们的生活,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弱小的革命政党有如中国托派者,其情形却大不相同,它既无国际援助,又无大笔党费。“职业家”们不但无薪资可领,还得设法筹措组织之所需。他们得寻找一些“兼职”,得从事一点“副业”,藉以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同时提供组织活动的经费。在政治反动与经济衰落的环境里,革命者能够找到怎样的“兼职”与“副业”呢?除了卖文之外,几乎别无门路。

确如史明君的文章所说,陈其昌是“以卖文为生”的。不过他经常投稿的杂志我记得不叫《学生界》,而叫《青年界》。他大概每个月用“陈清晨”笔名给这本杂志写一二篇文章,固定地可以拿二十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大约略低于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这关系记得是张友松替他跟北新书局接上的。当时,北大出身的各同学已有不少当了南京政府的高官,但其昌跟他们绝无来住。张友松似乎也是北大出来的,又是与李大钊同遇难的张挹兰之弟。张友松翻译过托洛茨基的《英国住何处去?》,但他不是托派成员,根本不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其昌有深厚的私交。

此外,其昌还给一份小报(记得是《社会日报》)写一点经济分析的文章,毎月所得也是二十元左右。一家五口,就是靠这么一点收入来维持的。不仅藉此养活自己和妻儿,在某些时候,他还要帮助比他更无办法的朋友。譬如,对于王实味,他就经常帮些小忙。当王实味和刘莹生下第二个女孩时,一钱莫名,他曾经将全家所有的“贵重衣物”送进当铺,把钱拿去让这对老同学渡过难关。

这一方面的陈其昌,我曾经在我的《回忆录》中做过如下的“总结”:

全部时间与全部精力从事革命的党员们的生活,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弱小的革命政党有如中国托派者,其情形却大不相同,它既无国际援助,又无大笔党费。“职业家”们不但无薪资可领,还得设法筹措组织之所需。他们得寻找一些“兼职”,得从事一点“副业”,藉以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同时提供组织活动的经费。在政治反动与经济衰落的环境里,革命者能够找到怎样的“兼职”与“副业”呢?除了卖文之外,几乎别无门路。

确如史明君的文章所说,陈其昌是“以卖文为生”的。不过他经常投稿的杂志我记得不叫《学生界》,而叫《青年界》。他大概每个月用“陈清晨”笔名给这本杂志写一二篇文章,固定地可以拿二十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大约略低于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这关系记得是张友松替他跟北新书局接上的。当时,北大出身的各同学已有不少当了南京政府的高官,但其昌跟他们绝无来住。张友松似乎也是北大出来的,又是与李大钊同遇难的张挹兰之弟。张友松翻译过托洛茨基的《英国住何处去?》,但他不是托派成员,根本不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其昌有深厚的私交。

此外,其昌还给一份小报(记得是《社会日报》)写一点经济分析的文章,毎月所得也是二十元左右。一家五口,就是靠这么一点收入来维持的。不仅藉此养活自己和妻儿,在某些时候,他还要帮助比他更无办法的朋友。譬如,对于王实味,他就经常帮些小忙。当王实味和刘莹生下第二个女孩时,一钱莫名,他曾经将全家所有的“贵重衣物”送进当铺,把钱拿去让这对老同学渡过难关。

这一方面的陈其昌,我曾经在我的《回忆录》中做过如下的“总结”:

吃苦安贫,从不懂图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置在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

陈其昌的另一特点,亦即他所以能成一个出色的“职业革命家”,能先后在中共和中托内成为一个出色的秘密工作组织家的另一品格,乃是他的机警、大胆与坚贞。为了省力起见,我这里只想再从我的旧作里摘引几句有关的话:

其昌在秘密工作中非常机警,他的警惕性是永不松弛的。所以不止一次可能发生的组织大破坏,曾因他的事前觉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了的。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他在寒君家的门口被特务追逐,他用尽方法,使自己既脱于难而又把寒君救了出来。

 “职业革命家”成千上方。机警而大胆的大有人在,但又具坚贞者却比较的少见。不少冒险家型的“职业革命家”们,往往机警大胆有余,思想与认识的坚定不足。一旦出事,落入虎穴,这些人极易改变“职业”,由“猎虎人”变作”虎狼”。陈其昌则是三者俱备,所以他的命运亦自不同。

国民党统治时代,它的特务几乎把中国托派的重要分子全部捉去。陈其昌长期间成为他们的缉捕对象,但他始终不曾落网。这,一部分固然由于幸运,而不小部分却由于他的机警与勇敢。在日军铁蹄下,他积极抗日,其工作绝不限于史文所论的加入“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他不但利用笔杆,而且更见之于行动。在文字上,他给组织的地下刊物——《斗争》——按期写作有关日伪经济困难的文章,给亚东图书馆编写小冊子,还曾参加我们的“合法”刊物《动向》的编辑。在实际活动方面,他不但在学生界,而且在上海的部分工人中(主要是法租界的电车工人与纺织工人中),进行了不懈的工作。

如此工作,不管他如何机警,如何勇敢,迟早总会让敌人觉察、追缉而逮住的。真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其昌终于在1942年春天(确切日期我现在已想不起来)给日本宪兵捉去了。这是他的第一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他坚不泄露组织秘密,终为日帝杀害,享年四十二岁。

其昌那种坚贞性格,未经试炼就早已为同志和朋友们所赏识。他一经被捕,大家便都觉得他无生还之望。因为大家都深信他决不会临危变志,决不肯卖友求生的。当时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值得在此一提。其昌曾经给亚东图书馆写过三本书:1、《真理在前进中》(署名江维亮);2、《人口西迁与中国之前途》;3、《海南岛与太平洋》(以上二书均署名陈清晨),与亚东主人汪孟邹先生有相当深的交情,陈出事后,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点准备,以便可以应付日本宪兵的到来,汪老先生却处之坦然,说:“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连累別人,决无问题,决无问题。”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写于: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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