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三)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于《惊雷》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较长,故分三次推送。希望读者理解。


3、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和无知者的无畏

在《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3卷之间还有第2卷。我们的理论家认为自己有责任对第2卷施加行政暴力。斯大林急需躲避对今天的强行集体化政策的批评。由于在经济物质条件中没有必须的理由,他就在权威的书中去找,而且每一次都命里注定找不对页码。

整个资本主义经验都证明大型经济对小型经济的优势,农业经济也包括在内。大型集体经济对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可能的优势在马克思之前就由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确定了,他们的论据基本上仍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领域中,乌托邦主义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乌托邦主义是从集体化的历史道路开始的。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一起指明了方向。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进行分析和综合。第2卷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制进行考查。这一卷的数学公式表明,以固定资本形式结晶的生产资料,以可变资本形式出现的工资,此后形成附加固定资本和附加可变资本的源头的剩余价值。这又可以使人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最一般和抽象形式的扩大再生产的螺旋线就是这样。

为了表明经济过程的各种物质要素、商品在这个无法调整的整体内部彼此相遇,更确切地说, 在生产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以什么方式在工业各个部门中达到必要的平衡,马克思把扩大的再生产的过程肢解为相辅相成的两部分:一方面是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另一方面是所有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第一类企业应该用机器、原料和次要物资保障自己和所有第二类企业。而第二类企业又应该既满足自己和第一类企业的消费品的需求。马克思提示达到这个平衡的总体机制,它形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动态平衡的基础。 ①这样一来,在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中的农业问题完全在另一个层面上。看来,斯大林干脆把消费品的生产与农业混为一谈。然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生产原料,自然落入第一类企业之中;作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它仍在第二类企业中, ——在两种情况下都与工厂交织在一起。由于农耕生产有其使它与整个工业对立的特殊性,在第3卷中开始对这些特殊性进行考察。

在现实中,扩大的再生产的完成不仅靠由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还通过从外部——从前资本主义的农村、落后国家、殖民地等等——涌入的新物资。从农村和殖民地得到剩余价值,也只是在不等价交换或是在强行收取(主要是通过征税)的形式下,最后是在借贷(储蓄所、借贷等)形式下才是可能的。在历史上,所有这些剥削形式以不同的比例交织在一起,它们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对“纯粹的” 剩余价值的压榨;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化总是与它的扩大齐头并进的。但是,马克思使我们感兴趣的公式严格地肢解活生生的经济发展过程,把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形式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剔除,它们伴随和滋养它,它靠它们而扩展。马克思的公式构造的是化学般纯粹的资本主义,以前,这样的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存在,现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正是因此,它们提示了所有资本主义——但正是资本主义,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

对每一个对《资本论》有所了解的人来说,都十分清楚,无论在第1卷、还是第2卷、还是第3卷中,都不可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即无产阶级专政怎样、什么时候、以什么速度将农民经济集体化。所有这些问题像其他几十个问题一样,实质上是不能在一本书中解决的。 ②实质上,斯大林与那个想在马克思的最简单的公式——钱——商品——钱——中找他什么时候买卖,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的商人毫无区别。斯大林干脆把理论总结与实践处方混淆起来,且不说马克思的理论总结是对完全不同的问题做的。

说实在的,斯大林为什么需要诉诸他显然不理解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呢?斯大林本人对这点的解释是如此难以模仿,我们只好引他的原话: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教导说,现代(?)社会不一年一年地积累就不能发展,而没有一年一年地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积累。这是清楚的,可以理解的。 ” 不可能再清楚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教导的,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成果,它的精华。 “积累” 作为“现代社会” 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已经植根于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思想,它被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的因素中清除掉的。斯大林用如此华丽的词藻建议“从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汲取” 的理论是一个共同之处,它不仅把亚当·斯密和巴师夏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后者与美国总统胡佛联系起来。斯大林用“现代社会” ——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现代的” ——是为了让马克思的公式扩展到“现代” 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继续说: “这是清楚的,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型的社会主义工业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有其自己的积累,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 ”工业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不朽的公式! ——就像燕麦根据黑格尔辩证地生长一样。对官僚来说,理论是行政的公式。但问题的最精确的实质仍不在这里。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而斯大林说的则是苏联工业,他认为它是没有任何局限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样一来,根据斯大林的说法, “社会主义工业” 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发展。我们看到,斯大林在把手伸向“马克思主义宝库” 时是多么不谨慎。如果无政府的和计划的两个经济过程可以用同一个建立在无政府生产的规律性上的再生产理论囊括的话,这将把计划的、即社会主义的因素化为零。但是,这还仅仅是花,果还在后面。

斯大林从宝库中汲取的最好的珍珠,是我们在上面加上重点号的小小的副词“因为” : 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工业理论发展, “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有它的积累,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 。 不幸的理论!倒霉的宝库!不幸的马克思!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专门为了论证每年、而且以巨人的步伐的增长的必要性而创造的似的。那资本主义以“乌龟爬” 的速度发展的阶段呢?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的理论显然会被废除。但须知,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地扩大,经过高涨到危机;这意味着它不仅仅以巨人步伐或别的步伐前进,而且还有停滞不前和倒退的时候。结论是马克思的公式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它是为之说明后者才创立的,却完全符合以“巨人的” 步伐前进的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斯大林不限于说明恩格斯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说法,而且同时彻底纠正马克思,他至少是以“巨人的步伐” 前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论》的公式像希腊的核桃一样在鞋后跟下喀喀地裂开了。

但是,斯大林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呢?困惑不解的读者问道。哎哟!我们不能超越阶段,更何况我们勉强跟在我们的理论家后面。稍稍耐心点儿,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在我们分析过的地方之后,斯大林直接接着说:“但是,我们的大型工业不能囊括全部国民经济,相反,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是否能说,我们的小农经济也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发展呢?不,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小农经济……不总是有可能实现哪怕是简单的再生产。在这种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能否以不断加快的速度继续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不能。 ” 接下来是结论:必须全面集体化。

这一段比前一段更精彩。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老生常谈中,时而有壮了胆的无知的爆竹的爆炸。农民经济即简单的商品经济是否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展呢?不,我们的理论家令人敬畏地说。很明显:农村不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活的。斯大林在其报告中企图推翻认为农民经济稳定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然而,他却困在马克思的公式的这张网中,给予这些理论以高度概括的表述。事实上,据马克思的观点,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可以囊括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是工业,而且还有农业,只不过是纯粹资本主义式的,即没有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却把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放在一边,提出问题: “是否能说,我们的小农经济也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发展呢? ” 他回答说: “不,不能这么说。 ” 换言之,斯大林只是以最概括的形式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农业经济不是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原则” 发展的断言。在此之后沉默不语不是更好吗?要知道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沉默地听着这对马克思学说的可耻嘲弄的。然而应该说出的最柔和的答复是:马上从讲台上下来,别对你一无所知的问题信口雌黄!

但是,我们不学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我们不沉默。用权力武装起来的无知,像手拿剃须刀的疯子一样危险。

马克思第2卷的公式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令性“原则” , 而是对资本主义过程的客观总结。这些从土地耕作中抽象出来的公式不仅与它的发展没有矛盾,而且完全把作为资本主义耕作包括在内。

在第2卷公式的范围内,关于农业经济唯一可以说的就是,这些公式以它满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充足的农业原料和农业消费品为前提。而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像在英国一样?或是像在美国一样?这两种类型都可以纳入马克思公式的框架中。英国进口消费品和原料。美国则出口这些东西。这与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没有任何矛盾,它们根本就不局限于民族的框架,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更不属于一国社会主义。

如果人类走到合成食品和合成原料这一步,农业就会完全消失,被新的化学工业部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会怎样呢?只要生产和分配的资本主义方式仍然存在,它们就能保持自己的全部效力。

资产阶级俄国的农业,在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仅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的需求,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出口的可能性。

富农上层的巩固和农民下层的削弱以及他们的无产阶级化伴随着这些过程。这样一来,尽管有其特殊性,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农业经济是在马克思用以概括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式的框架之内发展的。

斯大林想得出那个结论,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在最大型的社会主义联合工业的基础上,在最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事实上,他证明的是某种恰恰相反的东西。如果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同样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即用于一般的“现代社会” ——就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在城乡矛盾的基础上经济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高得多的水平。在美国,巨型工业托拉斯与农业经济的农场制度并肩发展。农场经济创造了美国工业的基础。顺便说说,直到昨天,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还正是公然以美国类型为方向:下面是大型农场,上面是集中的工业。

理想的等值交换是第2卷抽象公式的基本前提。然而,过渡阶段的计划经济虽然依靠价值规律,但每一步都在破坏它,并在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首先是在不等值交换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相互关系。强制性积累和有计划的分配的强有力的杠杆是国家预算。在进一步的前进发展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作用应该增强。 贷款调整预算中的强制性积累和市场过程——由于它们还保持着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保障苏联扩大再生产的预算贷款,连计划的或半计划的贷款都不能纳入第2卷的公式中,后者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们根本不想知道预算、计划、关税和国家计划的影响的所有形式,从被价值规律所惩戒的市场的盲目力量的游戏中得出必要的规律。只要“解放” 国内市场,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交换就会变得等值得多,农村的积累——当然是富农的、资本主义农场的积累——也将会照常进行,并很快就会表明,马克思的公式是包括农业的。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将在短期内沦为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所依赖的殖民地。

为了论证同一个全面集体化,斯大林学派(有这么一个学派)把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单纯比较引入日常用语之中。像以往一样,最粗暴地进行这一操作的是莫洛托夫。 1929年2月,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州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说: “近几年,农业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工业……近三年,工业品产值增加了50%多,而农产品只增加了7%。 ” 把这两个速度进行比较是经济上的无知。那个被称为农民经济的东西实质上把所有经济部门都包括在自身之中。所有国家的工业发展总是以减少农业的比重为代价完成的。美国钢铁工业的产品几乎与农场经济的产品相等,而在我们这里,它是农业产品的1/18,只要提一下这点就足够了。这表明,尽管近几年的高速度,我们的工业尚未脱离儿童期。为了克服资产阶级发展造成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苏维埃工业应该比资产阶级俄国在更大的程度上预先超过农村。今天国家工业与农民经济之间的断裂不是工业过分超越了农业的产物——工业的先锋状态是进步的世界历史因素和必须条件,而是我们的工业过于落后的产物,即它前进得太少,没有能力把农业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上。克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当然应该是目的。但是克服的道路和方法与拉齐农业和工业的速度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农业机械化,把它的许多部门工业化将伴随着农业本身比重的缩小。我们所允许的机械化的速度是由工业的生产能力决定的。对集体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近几年钢铁工业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几十,而是我们的人均钢铁的数量仍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赖对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改造的集体化的增长,才等于农业本身的增长。但这一改造的速度受到工业今天的比重的限制。集体化的速度应该考虑的是工业的物质资源,而绝不是它的抽象的统计速度。

为了理论的清晰性,需要对所说的一切加以补充,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即把农业生产提高到科学工业的水平上,将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农业公式的胜利,像斯大林想象的那样,而是相反,是它们在工业上的胜利的停止。因为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根据《资本论》的以追逐利润为其动力的公式完成的。但是,所有这些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来说,太复杂了。

在这一章的结束时,我们再重复一遍,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实际任务,而不是扩展它的理论任务。因此,在这里马克思的公式从哪方面都不合适。集体化的实际可能性由大型农业需要的生产技术资源的存在,和农民对从个体经济转入集体经济的情愿程度决定的。这个主观的情愿最终也是由那些生产物质因素决定的:把农民引到社会主义一边的只能是依靠高技术的集体经济的好处。斯大林却想用为农民提供第2卷的公式来代替给他们提供拖拉机。但农民是诚实的,他们不愿意议论他们不明白的东西。

本文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14, стр.24-37


注释:

① 第 2 卷的公式指进入资本主义平衡机制的工商业危机,它们的任务在于表明,在危机或没有危机或不管危机的情况下,平衡是怎么实现的。

② 在十月以后的头几年中,我们不得不只一次地驳斥在马克思那里寻找那些他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天真企图。在这方面,列宁始终支持我。下面是偶然速记下来的两个例子。

列宁说:“我们不怀疑,我们不得不像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那样做实验,我们所从事的这么大规模的事业,在世界上是前无古人的。”(1919 年 3 月 18 日)

过了几个月之后:
“托洛茨基同志说,这在我们认为是指导思想的书籍中没有写过,也不是从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出的,也不是由什么人的经验界定的,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界定,他是完全正确的。”(1919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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