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二)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于《惊雷》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较长,故分三次推送。希望读者理解。


2、地租或是斯大林深化了恩格斯和马克思 

布哈林在其与“总书记处” 的斗争开始时声明,斯大林的主要野心是迫使别人承认他是“理论家”。布哈林对斯大林相当了解,一方面是他的共产主义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是这个觊觎的全部悲剧性。在马克思主义者—农业工作者的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以理论家的身份发表讲话。除了其他许多东西之外,地租也在他的讲话中吃尽了苦头。

还是不久以前(1925年),斯大林认为巩固农民的小块土地是几十年的事,即在事实上法律上消灭了土地国有化。格鲁吉亚土地人民委员在那时提交了干脆取消土地国有化的法律草案,当然是在斯大林不知情的情况下。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也以这种精神工作。反对派敲响了警钟。它在其政纲中写道: “党应该坚决抵制所有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之一——的倾向。 ” 正如斯大林曾在1922年放弃了损害对外贸易垄断制一样,他在1926年放弃了对土地国有化的损害, 声称“误解了” 他。

在斯大林公布了左倾方针之后,他不仅成了土地国有化的保护者,而且还立即指责反对派不理解这个制度的全部意义。看来,对土地国有化态度的昨天的虚无主义马上被对它的盲目崇拜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具有了新的行政任务:为斯大林的全面集体化辩解。

在此必须对理论做一点小小的纠正。马克思在其对地租的未完成的分析中,他把它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由于同样的人类劳动投入到不同的土地上得到不同的结果,丰产的土地的超额收成当然归土地所有者。这是级差地租。但是,哪怕是最差的土地,只要有需求,就没有一个土地所有者会把它无偿地让租赁者耕种。换言之,由土地私有必然产生了不取决于土地质量的最低限度的地租。这是所谓的绝对地租。这样一来,实际的土地租金理论上就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和。根据这个理论,消灭土地私有制将导致消灭绝对地租。剩下的只是由土地本身的质量所决定的地租,或是更确切地说,由人在不同质量的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决定的地租。无须说明,级差地租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土地的属性,而是随着土地耕作方法改变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扼要的提示,是为了提示在土地国有化领域中的斯大林之旅的全部可悲性。

斯大林从修正和深化恩格斯开始。这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26年,斯大林对我们解释说,恩格斯和马克思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正是因此,他们两人都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而斯大林的先驱沃尔马①却反对他们捍卫这个理论。

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恩格斯老人不充分理解的这个问题,斯大林表面上比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在实质上,他是同样的放肆。他从恩格斯论农民问题的著作中引了一段著名的话,即我们绝对不强迫小农的意志,相反,我们将千方百计地促进它, “让它更容易地转到合作社中” ,即集体耕作中来。 “我们力求给它提供尽可能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小块地上考虑这个问题” 。 每一个识字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这几行杰出的话,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民的态度的简洁的公式。

处于为万分火急的全面集体化辩护的必要性前,斯大林强调恩格斯对小农转到社会主义农业经济道路上的过分的、甚至“乍看起来是夸张的谨慎” 。对此斯大林是这么答复的: “显然,他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即从农民有他与之难以割舍的‘自己的小块地’ 的事实为出发点……在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就是这样。可以理解,那里(?)需要极大的谨慎。能够说在我们苏联也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把农民束缚在他的私有经济之上的土地私有制。 ” 斯大林是这么说的。能够说在这个议论中有丝毫的意义吗?不,绝对不能这么说。原来,恩格斯应该“谨慎” 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而斯大林不需要任何谨慎,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建立了土地国有制。但是,难道在资产阶级俄国没有与更加原始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共存的土地私有制吗?须知,我们碰到的土地国有化不是现成的,是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恩格斯所说的那项政策正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推行的。老人只能在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活动,而我们猜到了取消私有制。斯大林对恩格斯的犹豫的宽容的解释有什么意义呢?但须知恩格斯建议的谨慎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因而也是在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

将苏联农民政策与恩格斯的建议对立起来,斯大林以最荒谬的形式把问题搞混。恩格斯允诺在小农加入集体耕作之前,给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的时间。据恩格斯的看法,在农夫“思考” 的转折阶段,工人国家应该限制小农的高利贷、投机商倾向,即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在其全部的摇摆中,苏维埃对待主要的、即不从事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政策所具有的正是这种双重性。不管统计怎么没完没了地说,现在,在夺取政权后的第13年的集体化运动,实质上是刚刚迈出的头几步。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给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12年的考虑时间。恩格斯未必指的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西方先进国家中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期限,那里在高度工业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以事实对农民展示集体耕作的优越性要容易得多。如果我们只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12年后,才开始广泛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十分原始、十分不稳定的集体化运动,这正好可以用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来解释,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土地国有化,而恩格斯似乎没有猜到这点,或是西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能实行的。把民族落后性的理想化,正从俄国和西方的矛盾以及斯大林与恩格斯的矛盾中冒出来的。

但斯大林并没有就此止步。他马上用理论上的胡说八道来补充经济上的胡说八道。他问他的倒霉的听众: “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这么容易(!!)展示(集体农庄)对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呢?消灭了绝对地租……确立了土地国有化的苏维埃农业法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此。 ” 于是,斯大林自满地、同时又责备地问: “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工作者—理论家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新(!?)论据呢? ” 斯大林马上归咎于——建议农业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面面相觑,不要困惑地擤鼻涕,更不用把头藏到桌子底下——《资本论》第3卷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真没办法!理论家在与他的“新论据” 啪的一声掉到水洼里之前……已经攀得多高了。

根据斯大林的结论,把西方农民拴在土地上的不是别的,正是“绝对地租” 。而由于我们“消灭”了这个恶棍,土地对农民的折磨人的“权力” 因而也消失了。在我们这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如此有力地揭示了这个权力,在法国则是巴尔扎克和左拉。

我们首先确定, 绝对地租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消灭而只是国有化了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纽马克估计截止到1914年前,俄国的国民财富为1400亿金卢布,其中首先是整个土地的价格,即整个国家的资本化的地租。如果我们现在想确定苏联的国民财富在全人类的财富中的比重的话,我们当然会把资本化的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包括在内。

包括绝对地租在内的所有经济标准,都归结为人的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决定了土地所有者能够从投入土地的劳动的产品中拿去的产品数量。在苏联,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它由此成为地租的收取者。只有在我们整个星球上的土地都社会化、即在世界革命胜利了的情况下,才谈得上真正地消灭绝对地租。在一个民族的国界内,不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就连消灭绝对地租都不可能,这不是为了羞辱斯大林说的。

这个有趣的理论问题有其实践意义。地租在世界市场上的农业产品的价格中找到它的反映。由于苏联政府是后者的出口者——在强化农业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口大大增长——,又由于苏维埃国家以对外贸易垄断制为武装,它以出口自己的土地产品的土地所有者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因而在这些产品的价格中实现了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地租。如果我们的农业技术不低于资本主义的,我们的外贸技术也不低于资本主义的,那么正是在我们这里、在苏联,绝对地租以更加鲜明、更加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计划领导农业经济和出口的情况下,这个因素将会获得最重大深远的意义。如果现在斯大林吹嘘,说我们似乎已经“消灭了” 绝对地租,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实现它的话,暂时赋予他这样吹嘘的权力的是我们今天的农产品出口薄弱和对外贸易不合理的性质,不仅是绝对地租,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都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对外贸易中。事情的这一方面与农民经济的集体化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以实例向我们表明,把经济孤立和经济落后理想化,是我们这位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基本特征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到集体化问题上。根据斯大林的结论, 在西方,绝对地租的核心把小农拴在土地的钩上。每一只农民的母鸡都会嘲笑这个“新论据” 。绝对地租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范畴。小农除了在少数极端有利的市场行情的情况下,例如在战争开始时,才能尝到绝对地租的滋味。金融资本经济对分散的农村的专政在不等值交换中得到体现。全世界的农民根本走不出“剪刀差” 。在粮食和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中,绝大多数小农群众不仅是地租、甚至连工资都兑现不了。

但是,如果斯大林胜利地“消灭了” 对小农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感染力的绝对地租的话,则正是斯大林宽宏大量地饶恕了的级差地租对西方农民有着重大的意义。小农或他的父亲为了提高土地的产量投入的劳动和资金越多,他就更牢固地拴在这块土地上。不过,这不仅对西方,对东方,例如中国的紧张畦作,也适用。私有者保守主义中的某些成分不是植根于绝对地租的抽象范畴中,而是在更高的小农文化的物质条件中。如果俄国农民相对容易摆脱与特定的土地的联系,根本就不是斯大林的“新论据” 解放了他们,而是出于在十月革命前土地定期重新分配的同一个原因。我们的“民粹党人” 把这种重新分配本身理想化。然而,这只是由于紧张的劳作、三区轮作、粗陋的耕作方式才有可能,即又是出于斯大林将之理想化的落后的原因。

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克服由更高的小农文化产生的保守主义是否将比我们更加困难?绝对不会。因为在那里,由于高得无法比拟的工业和一般文化状态,在农民转向集体耕种时,无产阶级国家将会很容易对他们的小块土地的“级差地租”的损失给予明确实际的补偿。在夺取政权的12年后,德国、英国或美国的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将比我们现在的高得多、巩固得多,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土地国有化确立了12年之后,斯大林才揭示了有利于全面集体化的“新论据” , 岂非咄咄怪事?为什么他无视土地国有化的存在, 在1923—1928年间固执地把宝押在强大的个体商品生产者身上,而不是押在集体农庄上?很清楚:土地国有化是社会主义耕作的必要条件,但根本就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狭隘的经济角度,即斯大林看问题的角度,土地国有化是三等意义的因素,因为合理的大型经济所需要的全部工具的价值,比绝对地租高好几倍。

无须说,土地国有化是对农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须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但是,土地国有化的每一个具体时刻的直接经济意义,是由物质生产性因素的活动决定的。这在农夫的十月革命平衡表的问题上充分暴露出来。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把地租的权力集体中在自己的手中。它在今天的市场上、在粮食、木材等的价格中索取地租了吗?哎,目前还没有。它从农民那里索取它了吗?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结算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不好答复。可以说——这绝对不是奇谈怪论——农业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以隐蔽的形式包括了地租。在把土地、工业和运输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地租问题对农夫来说,只有会计意义,没有经济意义。但农夫恰恰很少使用会计技术。他为自己对城市和国家的态度做出收支平衡表。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对待这个问题会更正确一些。由于土地、工厂的国有化,取消一切外债和计划经济,工人国家有在短期内达到工业发展的高速度的可能。在这条道路上无疑会奠定集体化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但这个前提不是法律的,而是物质生产的:它在一定数量的犁、打捆机、康拜因、拖拉机、育种站、农业技术员等等中表现出来。集体化计划正是应该从这些实际数字出发。那时计划将是实际的。但是,不能把国有化本身当成可以弥补“全面”官僚冒险的费用的无限的基金,每次都把它加到国有化的实际成果中。这与下述情况一样:有人把资本存到银行里,想同时利用资本,又想得到资本的利息。

在一般的情况下,结论就是这样。对个人来说,结论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叶尔马、叶尔马,
你最好坐在家里, ——


而不是继续在理论的海洋中游泳。

本文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14, стр.24-37 


注释:

① 沃尔马(George von Vollmar,1850-1922) 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员, 慕尼黑国会代表。在其 1879 年的一篇题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中,他提出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概念。他是爱德华·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先驱。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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