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中学到什么?

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中学到什么?

 

弗里曼(Madeleine Freeman)、德普(Charlotte Richardson-Deppe)著

冷漠 译

季耶 校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左翼之声网(Left Voice)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纽约市分部(NYC DSA’s)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工作组和英国维索出版社(Verso Books)一起,与两位领导了阿根廷堕胎合法化斗争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进行了现场讨论。

 

塞利格(Nathalia González Seligra)是属于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Left and Workers’ Front ,简称FIT)的众议员,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do de Trabajadores Socialistas)党员。而阿特里(Andrea D’Atri)则是阿根廷女权主义组织“面包和玫瑰”(Pan y Rosas)的创始人,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现场讨论谈到大规模群众示威导致国会下议院于6月14日通过了在阿根廷全国合法化堕胎的议案。

 

这一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天主教会在阿根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最近这次争取堕胎权利的运动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塞利格和阿特里分享了他们对于现状以及接下来阿根廷的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的看法,因为关于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准备8月8日在参议院进行投票。无论投票方式如何,美国社会主义者都可以从这场斗争中汲取宝贵的经验。

塞利格和阿特里以解明的立场阐述了投票的重要性,解释了由于不安全的非法堕胎而导致的妇女死亡应该被视为国家对女性的伤害。这一运动的口号是“性教育,所以我们可以决定;使用避孕药防止怀孕和合法堕胎,所以我们不会死。”

女性团结与阶级团结

在他们的谈论中,塞利格和阿特里坚持认为这一运动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站稳了阶级界线,而不仅仅是性别界线。换句话说,运动的成功并非由于女性普遍承认的团结。就在几年前,阿根廷由胜利阵线(Front for Victory)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领导,这是一个深受天主教会影响的庇隆主义(Peronist)联盟。基什内尔不允许在国会进行堕胎合法化投票,导致有数千名妇女死于秘密堕胎。谁支持这些妇女?社会主义政党,左派和街头人士——通过持续动员的工人和妇女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通过下议院通过了投票。

美国可以从阿根廷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是清楚的:工人阶级团结在妇女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远远超过自由派或改良派政客或政党所能做到的。阿根廷超过一半的工人阶级现在由女性组成。长期以来,劳工斗争与男性有关,但实际上,劳工是,而且应该是也女性的斗争,就像男性的斗争一样。 像“面包和玫瑰”(Pan y Rosas)组织的成员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将妇女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罢工

在6月14日发起的动员中,女性议题就是阶级议题被明确提出来了。街头群众呼吁自由,合法,安全地堕胎的权利。现在,今天,8月8日,投票日,“面包和玫瑰”(Pan y Rosas)、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塞利格和阿特里等组织者正在呼吁举行总罢工,声援堕胎权运动。

这表明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巨大潜力——罢工者将表明工人不会袖手旁观,而堕胎等权利的缺乏会继续损害所有人的生命和生计,尤其是工薪阶层的妇女。这次总罢工也否定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争取路线:塞利格和阿特里讨论说,虽然阿根廷2010年开始通过同性婚姻平等法,但通过其法律并不是为了回应街头的工人力量,而是通过LGBTQ非营利组织的上层游说,协助资产阶级政客维持其权力。

年轻人:政治化,激进化和充权

塞利格和阿特里也指出,最近的动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年轻,新近政治化和激进化的人们在这场斗争中所占很高比例。 6月13日,年仅12至13岁的女孩占领了她们的学校,并参加了国会以外的示威活动。

同样,在美国,新一轮的社会主义者政治意识正在觉醒,非常年轻的人已经表现出决心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美国社会主义者应该学习阿根廷的榜样,继续加强与学校和大学青年运动的联系,促进年轻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依靠他们推动投票选举。

依靠街头动员,不是靠投票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塞利格和阿特里强调,有6月14日这样的投票结果,不是因为要求支持比较喜欢的政客进入体制、游说或与当局达成共识的结果;这项法案已提交国会十年而未经讨论过,今天阿根廷众议员在堕胎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堕胎合法化和促进妇女和工人利益的持续斗争的最初胜利,是工人阶级组织妇女和其它团体向泛右翼政府明确要求的直接结果。

在6月14日决定之前的几个月里,妇女和青年女性在工作场所和学校组织了停工,占领了职场并走出了校门。6月13日,当众议院辩论该法案时,他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国会,他们一直留守街头,直到投票和议案通过为止。

塞利格是国会议员,在周五的讲话中强调,正是这些示威推动了下议院通过法案,而不是国会或其中任何团体的一致。这对于美国的运动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这意味着:我们不必依赖有同情心的政治家来进行阶级斗争。通过组织工人和学生,通过统一的纲领和明确的要求,可以在街头进行这些斗争。

阿根廷这个具有实现变革的组织力量应该对参与近年美国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es)的人有所启发;然而,美国这种妇女组织力量却被很快被寻求议会选举的路线所引导,这种路线表现在2018年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的号召:“投票是力量”(power to the polls)。正如我们从阿根廷妇女运动中可以看到的那样,美国未来的运动必须在职场和学校内组织——这是不会发生在投票箱内出现的。

与塞利格和阿特里的讨论表明,参与今次堕胎合法化斗争的人不仅是人民领导的成功斗争的典范,也是国际性阶级斗争的明确证据,但也为未来的美国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借鉴。简而言之,他们的信息很明确:只有当他们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时,我们的斗争才会成功并且将会成功。

2018年8月8日


原文链接:

Lessons from the Struggle for Abortion Rights in Argentina

原文题目:Lessons from the Struggle for Abortion Rights in Argentina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