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马克思主义

目录

斯大林主义就像癌细胞。有些人喜欢说(无论是为了煽风点火造谣迫害,还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关心):批评斯大林主义,会损害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因为尽管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和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的渊源。但我们要问的是,一位积极的、对病人负责任的医者, 在面对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迫切危险时,在没有比化疗更及时有效的杀死癌细胞的方法时,难道要为了“保护人体机能不受化疗这种粗暴方法的伤害”,而坐视病人一天天地走向死亡吗?现如今,准确来说,在过去这十二年,斗争的国际性复苏与斗争的新经验新形式的涌现,和领导权的缺失、理论武器的生锈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会拖累,有时候会决定性地挫败反剥削或反压迫的斗争,因此,现如今,在没有更加好的干预方案出现之前,应冷静地认识到使用化疗消灭癌细胞的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化疗,而是怎么用科学的方法、耐心的付出、民主的机制清除斯大林主义这种癌细胞。

俄国革命史

《1917年的妇女》

2017.5.24

据许多同代人和历史学家说,这些为面包骚动的妇女——为追求纯粹经济目标而用历史悠久且“原始”的方式抗议,行为出自情感而非理论的准备——无意中掀起了推翻沙皇的风暴,接着她们就消失在男性工人和男性主导的政党的庞大队伍背后了。

然而从二月罢工一开始,反战的政治口号就已交织在抗议中了。妇女们的大胆、决心和手段表明她们懂得问题的根源何在、工人团结的必要和把士兵从保卫沙皇政府争取到支持起义上来的迫切需求。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

1982年1月1日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81年11月刊上发表了道格·詹内斯(Doug Jenness)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1905至1917年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有两种不同的俄国革命观。而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俄国社会主义者在那个时期提出了三种——而非两种——不同的革命基本战略……在关于俄国革命的前景及其战略任务的观点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分为三,而不是一分为二


《托洛茨基与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的理论包含三个基本点。第一点是俄国民主革命斗争只有在得到得大多数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其二是,这次民主革命会在俄国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一切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关系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第三点是,这个过渡时期是国际革命进程的一个部分,其任务在于促进、并取得国际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与今日》

把列宁与斯大林两人并列,都用来跟雅各宾派比附,是不对的。首先,把列宁跟斯大林并列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列宁所谓的清洗跟斯大林的清洗完全是相反的,两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列宁所谓清洗是清洗投机分子,斯大林的清洗是清洗革命分子,清洗革命元勋,是利用官僚和新参加的投机分子来对付忠实的革命分子,对付不肯向斯大林反动屈服的分子,跟列宁是完全相反的。其实,斯大林所干的哪能说是清洗!是弄脏,不是清洗。


1917年7月,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他是社会革命党领导成员)召开军事会议。转自网易新闻

《十月革命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说客观因素决定了革命必然会爆发,那么革命的主观因素将决定着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会取得怎样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因主观因素可变性强,其偶然性也更强些。就推动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观因素讲,无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自发地参与反抗的群众,一是革命共产主义的党——布尔什维克,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化出来的左翼,如左派社会革命党;而阻碍十月革命的力量,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富农、地主、军官与文官等统治阶级及其官僚,还有是温和派社会党人,如孟什维克的绝大多数派别,社会革命党,及资产阶级的人民自由党等。两者力量的对比及推动力量与反对力量各自内部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十月革命的成败。

二月革命期间,俄国彼得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普蒂洛夫工厂工人的游行示威。维基媒体。

《工会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1920年

苏维埃俄国是否存在工会?它们在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仍不可或缺?它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它们的结构如何?它们有着怎样的未来?

洛佐夫斯基同志说,“撇开工会或抗衡工会意志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同志也曾说过,如果没有工会的援助,布尔什维克革命不能维持哪怕两周。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聚会的工人。照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二月之前》

2017年3月8日

还有,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坚强的社会主义组织通过长时间的斗争来融入工人。数千革命者在1905年及随后的镇压中失去生命,还有数千人被征发送去前线以清除工人运动中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事实上,沙皇的警察几乎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消灭了有组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但是,十多年来隐蔽的激烈冲突、地下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种子已经扎根了。

不像德国和法国大部分重要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层在一战中都支持自己的统治阶级,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反对战争、国际主义的原则。总的来说,圣彼得堡事实上涌现了大量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组织在处于各种竞争与合作状态的党团里,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社会革命党甚至无政府主义者。

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

《从二月到十月》

2017年5月11日

“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号之一。它与“平等、自由、博爱”(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并列为整个革命年代的一个象征。它是由三个词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权”,而“sovetam”=“归于苏维埃”。俄语字汇“sovet”仅仅意味着“建议”(advice),并由此衍生出“咨议会”(council)。

对另一个俄语字汇“vlast”的解释较具挑战性。因着诸多理由,“权力”(Power)并非全然充分的翻译。Vlast相较于英语字“power”有着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个国家的最高权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拥有vlast,你必须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利,必须有能力决策且务必让决策被执行。为了试图捕捉这些细微差别,在英语中vlast经常被译为不合俄语习惯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将互换使用“power”和“vlast”。


图片说明:引自Wikimedia Commons,1905年敖德萨事件后,犹太人劳动联盟(Jewish Bund)的成员,围绕在死难同志的遗体旁。

《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

2017年6月22日

尽管布尔什维克坚持认定反犹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现象,但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类。反犹主义会以一种高度复杂且出人意料的面相,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分野中。这一点,将会于6个月后的1918年春季,在第一场原犹太栅栏区内的反犹骚乱发生时,尖锐地暴露出来。在乌克兰北部城镇,如格卢霍夫(Glukhov),布尔什维克藉助当地党员干部与赤卫队的反犹暴力活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918年,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之间的斗争,其目标往往是其群众基础内的反犹主义斗争。

一个世纪过去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将十月革命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历史时刻来纪念,正是她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然而,同样应该被铭记的,是革命内部的种种复杂性。

《暴力与1917年革命》

2017年7月17日

革命是一种暴力活动,但暴力也具有许多面相。1918年初,俄国革命似乎已取得胜利,它呼吁和平,并号召民众奋起保卫和平。

但欧洲的霸权既不想要和平,也不想在家门口看到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轴心国撕毁了停火协定,自己在东线战场施以暴力,同时还支持俄国境内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事实上,假如没有外国干涉,之后的那场内战根本不可能持续。


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左二)在萨文科夫(左一)的陪伴下参加全俄国务会议

《科尔尼洛夫政变》

2017年8月

有人说,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克伦斯基却动员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团体阻止了这场政变,而布尔什维克,据说不择手段地利用了此时的混乱,夺取了政权。还有些人说,克伦斯基为了推翻科尼洛夫而发动政变,却无意中为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铺平了道路。这一解释引起了一个疑问:克伦斯基为什么会背叛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来削弱自己的权力?

答案在于,科尔尼洛夫在1917年策划了两次政变:一次是与克伦斯基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另一次是反对临时政府本身。他最终的失败提醒了我们,从俄国革命的规模来看,历史不是由英雄成就的而是社会力量成就的,它为个人的行动创造了环境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Palace)聚会的工人。

《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

2017年10月31日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事实上是十分清晰的。这份遗产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勇气(“They dared”)。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夺取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保卫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们是一支忠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提供了他们所需要且想要的领导。

因此,十分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与公众意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被意识形态煽动的建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恐怖的罪恶。根据这种观点,十月革命被认定为是一个武断的行为——它使俄罗斯驶离了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正轨。而且十月革命导致了一场使俄罗斯陷入废墟的三年内战。


列宁和他的一群同志在红场。1919年5月25日。斯米尔诺夫(Smirnov_N. )摄

《震撼世界的那天:十月革命》

2017年11月7日

1917117日的故事。在那天,布尔什维克改变了世界历史。

二十五日的黎明渐近。已陷入绝望的克伦斯基向哥萨克人“以祖国的自由、荣誉和光荣的名义”发出了呼吁:“行动起来协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民主,和临时政府,并挽救正在消逝的俄罗斯共和国。”

但哥萨克人希望知道步兵团会否出来。当得知政府的答复是“不肯定”时,几乎所有极端政府派分子都回答说,他们不愿意单独行动,“当活靶”了。

1905年芬兰赫尔辛基总罢工期间的人群。来源:国家文物委员会,印刷品和照片档案。

《芬兰革命》

2017年5月

因此,芬兰革命不仅表现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而且还有其潜在的局限性:对放弃议会舞台犹豫不决;低估群众行动;还有为了党的团结,向温和的社会党人妥协的倾向。


瑞典反对食品短缺的母亲游行

《瑞典土豆革命》

2017年11月8日

似乎是出人意料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产生的影响首先在中立国瑞典感受到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因为周遭的冲突,遭受了粮食短缺和一些其他的困难。

《葛兰西与俄国革命》

一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当中包括有自称左翼的)会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霸权理论)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两者对立起来,甚至硬说葛兰西在狱中的思考最后是放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对这种说法提出驳斥,指出在葛兰西的写作里,俄国革命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和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参照,这点直到他去世从没改变。


托洛茨基在阅读《战士报》(The Militant),日期不详

《自下而上的历史: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重读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2017年12月1日

鼓励更多人阅读《俄国革命史》有很多理由,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和力量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希望在面世二百周年时,托洛茨基这本著作不再孤单地待在书架上,因为那时将会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涌现,呼唤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家。

维克托·塞尔日,俄国革命的记录者

《黄金时代》

2017年12月18日

列宁从来没有放弃过世界革命,与此相反,世界革命一直是他所有政策主张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和平协定将点燃德国国内的革命,解释说“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他告诫左翼不计代价地守卫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苏维埃必然与其它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列宁回应道:“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7年。克里斯塔斯塔特(Kristallstadt)

《1917年的革命民主》

2018年4月27日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不民主地夺取国家权力。布尔什维克在二月之后没有允许自由民主的发展,而是迅速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1917年的俄国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民主参与的替代形式——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或者其它形式——是否可用?与主流认知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但不反民主,反而支持当时最激进的民主力量,反对自由主义者企图限制这些力量的计划。

索尔仁尼琴

《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攻击》

1974年5月9日

《古拉格群岛》证明了一种三重悲剧。首先,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部分老干部,而加诸于他们的罪名都是捏造的,这是第一重悲剧。其次,苏联当代的反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体验,使他们拒绝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导致他们弄不懂斯大林镇压的原因、看不清苏联的当前现实、找不到解决苏联危机的出路,这是第二重悲剧。第三,作者虽拥有过人的才华,却无法理解他所面对的邪恶的根源及性质,于是他得出了反动的结论,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斯大林及其刽子手曾用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的理论——有人利用同样的理论,来为新一轮对苏联政治反对派的镇压辩护——这是作者个人的悲剧。


7月事件中,持枪包围塔夫里达宫、要求临时政府让权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略评十月起义中军事行动的得失》

但是,和平斗争方式的无节制使用,在降低战场伤亡的同时,也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由于有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成功经验,卫戍部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于相信宣传和鼓动可以彻底平定事态,对军事手段采取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某地发生了武装冲突必定是出于一些可悲误会。在战斗中他们并不认真,常寄希望于敌方自动停止抵抗,甚至在执行封锁、搜查、逮捕等难度较低的准军事任务时,也会犯不应有的错误。下面分别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18年

2018年1月6—7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РС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大会主要讨论事项有: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对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的态度,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火花》(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скра»)两个组织的合并问题,发展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同俄罗斯革命工人党(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РРП))间关系的问题。


“工人国家”

劳尔和菲德尔在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古巴的性质》

最近卡斯特罗的去世,使得古巴的国家性质、未来走向等问题在大陆激进左翼圈里又“热”了起来。有的人认为古巴已经复辟为资本主义,有的则认为古巴现在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也有人对古巴给予极高的赞誉。不同的判断其实也与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面对当今的古巴密切相关。若认为古巴已经复辟资本主义,那自然可将古巴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甚至是要努力推翻古巴的“资产阶级统治”;如果认为古巴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那自然是要号召举行政治革命来推翻极权的官僚统治集团;如果给予极高的赞誉,那自然又会主张无条件保卫古巴,包括其方方面面。

不过这样一些看法多少都有问题,不仅不能洞悉古巴的现实,而且难免会在未来工人国家的实践上出问题。以下就论述一下古巴的性质及笔者的态度。

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美丽的哈瓦那,希望你能坚持住——古巴共产党“七大”一窥》

2016年4月29日

关于古巴今后的走向,我认为(至少主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古共的经济政策(也就是经济方面),二是官方及群众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方面)。


《帝国主义势力在古巴的蔓延》

广大劳工阶层被禁止讨论,建议,修改或纠正当前政策。某共官僚集团已经取得了人民代表权利的垄断。认为垄断表示(劳动民众)没有罢工和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数年来从一个天主教派,转变为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倡导者,继而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角色。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抵制帝国主义,首要的是抵制美国自1962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经济禁运。以此保卫尽管有很多畸形官僚主义和市场化方向改革的社会主义占领区的存在。

简而言之,一个呼唤出行使自我组织和自我决断能力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已经呈现出来。因此,将可能修改官僚主义在过去几年(包括九十年代)通过的以劳动群众利益,而不是以小部分特权部门的利益对资本所做的所有妥协和优待的改革方案。尽管,未必会像邻近拉美国家的社会革命那样没收资本家,但是,政治革命依旧将面临重大的社会改革。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官僚自保的恐怖》

1935年9月

这段话简洁而深刻,所以值得注意。这里无需详述现在和过去时代的差别: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清楚的是罗伯斯比尔和斯大林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区别:前者在最关键的时期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俄国,这项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斯大林只是在这一时期落幕之后才走上前台的。他是官僚热月的活化身。在他手中,恐怖首先是用来摧毁党、工会和苏维埃,并建立个人独裁的工具,缺乏的只是……一项皇冠。恐怖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已经变成了篡夺者自保的武器,用恩格斯的话说,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表达过的思想。现在中国大陆的左翼中常有这种认识,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积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否则就会使得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资产阶级/走资派越来越占优势,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那么资产阶级法权是否真的如洪水猛兽一般,会推动资本主义复辟呢?当时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就真的在限制官僚主义特权?在此需要从马克思本人所提的概念上,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践中来探寻答案。


反对法西斯主义

毒品战争中的受害者,17岁女子Erika Angel Fernandez。拍摄者:Daniel Berehulak

《杜特尔特是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桑托斯大道革命”而言),但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论瓦尔登·贝洛对“法西斯领袖”的定义》

2017年2月7日

在杜特尔特的例子中,没有任何拥护他右翼议程的群众运动。除非你相信EJK’s(法外处决)实际上是平民自己做的,他们被杜特尔特“毒品是社会的祸根”的口号煽动,自己武装起来去挽救那些吸毒成瘾的人。但众所周知杀人是警察做的,不管他们穿没穿制服,带没带面罩……

说得更明白些,我不认为杜特尔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因此我不主张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当前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建立阵线,来反对杜特尔特及其政策:毒品战争、死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契约化(Endo)等。现在组织武装斗争只会给杜特尔特提供一个借口去限制公民自由,甚至实行独裁统治。

一位妇女在8月12日的汽车袭击中受伤

《夏洛茨维尔集会变得致命:建立粉碎法西斯主义的团结!》

2017年8月13日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权力斗争中,法西斯主义使用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支持他们的是统治阶级。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当作托洛茨基所说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攻城锤’”。法西斯政权归根结底是金融资本的政府。

纳粹党用反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掩盖了他们的意图后,很快就把德国社会的一切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需要。我们无法依靠警察,法院,和资本主义政客保护我们免受法西斯暴徒侵袭。警察自己经常直接与法西斯结盟。

社会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观点:参加“巷战”的小团体能打败法西斯分子。我们设法调动尽可能大的工人和被压迫者反对这些暴徒的反动员。我们需要建立联合阵线和群众行动形式的联盟,包括工会组织、被压迫民族、妇女、学生和LGBTQI人士的组织。

希腊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的游行

《论工人自卫问题》

1939年10月25日

在整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宣传工人自卫,也就是说,要武装工人,让工人在遭到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反动派的进攻时,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权利。


列宁主义

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巴拉和他的妻子

《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2015年2月3日

作为斯里兰卡过去六十年来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巴拉·昙坡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并令各届政府战栗。在1970年谈判时,巴拉保证要进行公众抗议,政府部长和党的前同志科尔文·R·西尔瓦(R. de Silva,巴拉在1964年时与他决裂,因为他选择让他的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谈到巴拉:“不仅在产业工会界,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是最好的意见之一。”我个人曾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见巴拉。在他访问欧洲期间,他来找我,问我关于波兰工人运动重生的问题。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亲切地听取那时还是年轻活动者的我的意见。

丹尼尔‧本萨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

《保卫共产主义:清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责任——怀念法国一代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萨依德(Daniel Bensäid)》

丹尼尔(校按:作者对本萨依德的昵称)在他生前最后作品之一〈共产主义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中,强调:「争取解放的话语从上世纪的折磨里无可避免受到损害」。「然而」,他补充道:「在昨日所有背负伟大承诺和理想的话语中(社会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唯有共产主义承受了最大的伤害,因为它被困于官僚国家之中并受其极权方式的奴役。」


2013年6月8日,保罗·勒布郎(Paul Le Blanc)在“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Organizing for 21st century socialism)悉尼研讨会上发言,这场研讨会由“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主办。

《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反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与未来》

2013年6月

我的报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将解释为什么列宁主义仍然值得讨论,这不只是为了了解过去的历史,就在此时此刻的21世纪,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改造当下的世界。我也将说明,当我使用列宁主义这个词时,所指究竟为何,然后我会触及一些历史上的争议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当能启发我们,如何在今日的政治活动中运用这个思想传统。第二部分,我将提供一些想法,关于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在实际政治中应用列宁主义,并对这一思想传统做出贡献。

列宁和他的一群同志在红场。1919年5月25日。

《列宁与革命民主》

2010年11月19日

译者按:所谓“布尔什维克传统”最明显的支柱是列宁。人们对这一词汇的含义有着为数可观的混淆,经常把它同残酷的官僚现象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恰恰是后者曲解了它的含义(比如约翰·阿奇·盖蒂就把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描述为“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相反地,列宁和他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与卡尔·马克思革命的、反教条的、深刻的民主观点密不可分。尽管斯大林主义根植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间困难时期“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但它表现着一种质的差异。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奠基人物卢卡奇和葛兰西所代表者──以及托洛茨基所影响的潮流中最优秀、最积极的元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当前左翼激进主义的复兴,很可能会促使列宁与革命民主议题的学术论辩复兴。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7年

《列宁主义在当前》

2013年5月31日

我们如何能够从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走向经济民主、真正自由、我们渴望的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对弗·伊·列宁的一生和作品而言至关重要。探索该议题时,我将把我的评论限定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引文,再加上一位美国老托派、列宁自身,以及几位年轻的英国活动分子身上。

《坎农的革命党概念》

2018年5月15日

坎农的信是写给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者的(即不包括斯瓦贝克、弗雷泽—克拉拉·凯伊派的支持者)。坎农试图让多数派相信,应该用政治讨论和教育,而不是纪律处分,来答复少数派。“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或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他说,“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中遇到各种麻烦。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二十年代的美国]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就太糟糕了,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


托洛茨基与妻子、外孙合影

《托洛茨基临终时所说的“第四国际”是什么?》

但对于革命进程来讲,最为重要的问题就不是要多么美好的理想,也不是是否在做事那么简单了,而是要为实现革命的理想,制定切实可行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而要能制定这样的战略和策略,就必须要有革命的党。而对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自然不能局限于一国范围,这又必然需要革命的国际。

在墨西哥时的托洛茨基

《过渡纲领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

所以,过渡纲领是什么?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承载着各诉求,介于当前工人的觉悟水平和革命(如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的桥梁。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有必要提出一系列的诉求和任务,但同时,这些诉求和任务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从简单的、初级的需求开始,从一个诉求到另一个诉求。例如,若工人阶级拒绝偿付公债,这只能意味着应该取消债务(不管什么“协调性”幻觉会否继续存在)。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银行国有化并置于工人的监督之下,要阻止大投资方撤回他们的钱,阻止大规模的镇压。这还将是对私有制的挑战,资产阶级必不能忍受这种挑战,他们多数人会阻挠生产的进行。为了对抗这种局势并满足群众的需求,就需要在不支付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将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国有化,并实行民主计划经济。但这样下来也就不再算资本主义了。这样的表述可能仍过于简单与抽象,但仍是对过渡纲领的方法的一种表达。换句话说,过渡纲领就是将当前的、局部的斗争同真正的革命联系起来的道路。


1985年三里塚运动中的中核派

《联合行动的原则和内讧主义》

1999年2月15日

对立党派之间和群众运动内部不同意见者之间相互使用暴力的行为被称为“内部武斗”(内讧)。这种现象,对于左翼运动,尤其是日本左翼运动,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从现今参与劳工运动和市民运动的人几乎将其视之为“常识”可见一斑。


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计划与反官僚化

《为何阶级斗争是中心?》

1987年

别忘记,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是阶级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非排他性(exclusivity)。对于“阶级是否为中心?”的问题,我的回答牵涉到两个迥然有别的问题:

 1) 假定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阶级政治是否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

 2) 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或者我们应该谈论其他也许更全面性的解放事业吗?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工人阶级是中心》

1992年

民主的理念应该是我们对资本主义最强力的挑战,而非将我们纳入于它。我们必须弄清楚,真正民主的国家和公民社会,在资本主义下是决不可能的。当然,摆脱君主制和上议院是一项进展。但那不会让我们距离移除民主的真正阻碍,即资本主义自身,更近一点。对我而言,“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是社会主义的精髓,也会是民主的基础。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流行的想法,但我仍然坚定致力于此──既因为它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也因为它是一种有别于驱动机制为国家强制或利润极大化强制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经济体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实上,或许我们该从共产主义崩溃学到的首要教训是,尽管资本主义已对自己证明了它能够在没有民主下运作,但社会主义则不能。社会主义,按其定义,是从工场到国家各层级皆民主的社会组织。


桑农厂工人在集会

《自我管理:危险及其可能性》

1974年夏

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地,工人经济权力的分裂是官僚阶层保持权力垄断的必要先决条件。这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通过制造出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烂摊子,使人们感到自我管理的软弱无能,官僚才能在整体经济的层面剥夺工人全部的政治权力,并将其集中在自己手里。

……

因此,我试图澄清的问题的基础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这个概念严格地指向阶级权力,而非群体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群体被赋予的权力越多,阶级权力就越小,因为阶级会分裂成为互相争斗的群体。

因此,让工人相信他们可以在工厂层面管理自己的事务就是在欺骗他们。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一系列的决策不可避免地要来自比工厂更高的层面,如果这些决定不是由工人阶级整体自觉地作出,那将会由社会中工人背后的其他力量所作出。

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民主吗?》

所以,工人民主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完整的、健康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工人民主,但无产阶级专政却未必是工人民主。为了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非通过工人民主不可,若某无产阶级专政只以工人官僚制表现出来,那就要通过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制,建起工人民主制,建起健康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落后国家中建成的工人民主国家往往还会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则需要深化工人民主的斗争来实现。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Palace)聚会的工人。

《论工人民主与市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作用》

制定与执行计划的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监督计划的执行、并对计划加以调整呢?要让计划获得成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捷克布拉格之春讨论如何建立工人民主》

1968年5月30日

现在,我们来讨论民主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尽管还没有被付诸实践):工人自我管理(简称工人自管,workers self-management)。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从根本上就是建立在工厂中工人自管的基础上的,它是工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权力的基础。

因此可以理解,在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工人自管的需要会再次出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试图实现民主化进程,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保守分子和反社会主义者进行广泛的斗争。


1968年革命时的本萨义德(左一)和克里文(左二)

《重拾1968的激进性》

2006年3月26日

本文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所发行的刊物“红色—革共青”(JCR-RED)于2006年3月29日所进行的专访,时值反CPE[①]运动结束前的12天。本萨义德参与了68年3月22日在南泰尔(Nanterre.今巴黎第十大学)校园里所爆发的学运,并投身于5月学运。他同时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的创始人及成员。巴黎八大哲学系教授。

《读书札记一则: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1848年2月21日—2018年2月21日)》

2018年2月22日

可是,马恩二人并没有主张一种“没有自由的集体主义”、齐一化的“兵营式社会主义”。恰恰相反,马恩对圣西门、卡贝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片面强调集体生产和生活的思想是有所反省的。(参考Hal Draper《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The Two Souls of Socialism, 1966)

从行文修辞看,我怀疑《共产党宣言》这里是用了突降法。宣言该节讲述了很多属集体性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点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立即实行的措施。作者似乎有意避免给读者《宣言》过于强调国家和集体、一切要通过国家和集体(尽管已经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印象,而笔锋一转,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收尾。这点儿突兀实在用得好。


反军国主义

土耳其“马克思主义理念社

《土耳其:埃尔多安下令拘捕伊斯坦堡的左翼大学生》

2018年3月25日

社交媒体马上出现针对行动者的猎巫行动,并被传媒报道。大学校长在没有进一步说明下捍卫伊斯兰主义学生的“言论自由”,并指反战学生为“恐怖份子”。这在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是常态:任何反对政府的人都会被卷标为“恐怖份子”。执政党试图修改大学法,使开除学生更为容易,从而镇压批判声音。


克服宗派主义与极左思想

戴斯

《关于戴斯委员会的几篇文章》

1939年11月—1940年1月

193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通称“戴斯委员会”)致电托洛茨基,请他前往美国出庭作证。托洛茨基立即接受了邀请,并为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正当他准备动身前往美国时,戴斯委员会突然取消了邀请,他最终未能成行。

此举不仅遭到斯大林派的大肆攻击,在托派运动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伯纳姆甚至要求社工党对此进行批判。托洛茨基便写了几篇文章,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托洛茨基此举并不是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去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更不是要让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对自己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和派别斗争进行仲裁,他只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提供的一个机会,来向公众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真相。相反,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迫害异己(不仅仅是托派),实际上是斯大林派的拿手好戏。

《当斯大林主义者遭受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

1950年2月

这场斗争的基本原则必须是无条件地保护所有反动压迫的受害者,并联合反对对民主权利的每一项限制。“一损俱损。”容忍或支持对任何团体或个人的权利的侵犯,都相当于对政治迫害的支持,并为进一步攻击他人开辟了道路。

斯大林主义者在违反工人阶级民主和阶级团结的原则所带来的危险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必须警醒的教训。他们从破坏政治对手的会议开始,然后拒绝在迫害面前为他们的对手辩护,以及最后,要求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资本主义当局对他们的对手采取行动。这些可耻的行为不仅对他们不利,并且由于他们拒绝统一行动并给工会官僚们提供了采取类似行径的借口,而对整个劳工自卫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尽管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的运动和劳工的利益均犯下了种种罪行,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始终支持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压迫受害者,并呼吁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也这样做。我们遵循这一政策,并非因为与斯大林主义者达成协议,也不是由于宽恕他们的罪行,而是因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阶级团结的原则。


罢工铁路工人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火车站聆听工会代表演讲

《国有化工业与工人管理》

1939年5月12日

把工人参加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同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称其为入阁主义[ministerialism])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所有政府阁员都有义务维持团结。一个党如果派代表参加政府,那它就要对整个政府的全部政策负责。而参加某个工业部门的管理,能让政治反对派获得充分的机会。如果工人代表在管理方面处于少数派地位,他们能利用一切机会来宣讲自己的建议,即使这些建议被多数派拒绝,也能让它们为工人所知晓,等等。

《学会思考——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

1938年5月22日

针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根本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它们的“本国”军队。至少工人不会干涉士兵救火,营救遭受水灾的人民;相反他们会与士兵站在一起,帮助他们,与他们结成兄弟般的关系。问题不仅仅限于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如果法国法西斯分子今天企图政变,达拉第政府被迫调动军队反抗法西斯,革命工人在保持自身的完全的政治独立的情形下,会和军队一起对抗法西斯。这样,在某些场合下,工人不得不允许、容忍、甚至是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措施。


《1980年代韩国进步学生“进厂”策略的得失》

2015年5月25日

最近中国大陆有些左倾青年讨论进步学生实践路向的问题,其中有部分朋友提出学生要“靠拢工人”,办法是毕业后(甚至中途退学)进入工厂。他们认为韩国工运的经验说明,学生进厂或在工厂区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的。


个人崇拜问题,领袖拜物教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与切·格瓦拉(中)于1960年5月5日在哈瓦那领导的游行

《从列宁到卡斯特罗:个人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多依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两种彼此矛盾的立场之间来回摇摆。在《俄国革命史》中,在写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以及后来的《流亡日记》中,托洛茨基坚称,列宁是十月革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列宁,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多依彻写道,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又回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即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相对于更客观的因素而言,领袖的品质是次要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否摇摆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