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共产主义 ──清算的责任: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

卡特琳娜•莎玛莉  著

雨木  译

宋治德  校

《共产主义的力量》书影

 

丹尼尔在他生前最后作品之一《共产主义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中强调:“争取解放的话语从上世纪的折磨里无可避免地受到损害”。“然而”,他补充道:“在过去所有背负伟大承诺和理想的话语中(社会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唯有共产主义承受了最大的伤害,因为它受困于官僚国家的国家机器之中并受其极权方式的奴役。”[①]

丹尼尔处理这份遗产,概述了方法论的(这也是我首先要强调的)两个面向:第一,把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平等主义的运动,而并非对一个社会性质的界定;第二,承担历史的“清算责任”。然后我们将会看到,以这两个面向的相互作用的取径而针对历史中共产主义实践里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两种型态,我们便将它们一并扣连起来而作出解释。[②]

 

两种取径在方法论上的张力

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对社会性质的界定,而是一种追求平等的起义。丹尼尔面对共产主义在历史经验中失去了信誉的这种时代氛围下而作出抵抗,他在《幽灵的微笑》(Le Sourire du spectre)一书中断言:“即使这些话语是那么糟糕,而令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说法,但我们由始至终都是共产主义者……这一切的一切,简单来说,是因为共产主义仍旧是抵抗与起义的‘暗语’,作为对这样一个社会的替代出路:处在顽固的物化力量与不可倒退的平等主义原则两者之间的角力而所撕裂的状态。”[③]

而这就是用以阐释他保卫共产主义方法的第一点:共产主义“既不是纯粹的理念,也非教条主义的社会模式……它是一场运动的名称,是对社会固有秩序的持久性超越与摒弃。”[④]这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中所指称的那个“联合体”得到启发,“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要注意到丹尼尔完全拒斥“教条主义模式”的社会,因此他不可能囿于所谓“经典”的课本教材中那种对共产主义的“定义”。这些定义所表述的共产主义,假设一个在资源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依据一种分配“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来调节社会;它也被假定为超越“社会主义”的阶段: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遵从“按劳分配”原则的后资本主义阶段。恩格斯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竭力反对这种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滥用。但是,有三个因素令这种阶段划分显得过时:第一,生态环保意识的觉醒,认为资源是有限的。第二,在满足下层民众需要的要求下,阶级斗争不会顺从“阶段论”的约束。最后,是来自20世纪的革命经验教训: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大辩论中,有关苏联在紧接资本主义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它是否已经“过了头”或“尚未”阶段的争论;除此之外,还要归功于斯大林主义,它将共产主义从历史起初到终极的发展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看法,定于一尊[⑤]

从研究的取径来看,丹尼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远离“阶段论”的解释。共产主义作为一场反对所有压制“平等原则”的运动,或者也能同时成为现实和没有终止,更重要的是成为了一个社会要达致的目标……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方法包含了反历史的抽象性危险,它绕过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倒退和失败的批判分析。

年轻时的本塞德

历史的清算要求。丹尼尔在他与阿兰•巴迪欧的辩论里质问道:“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官僚专制主义是十月革命的正当延续,还是官僚反革命的结果。”[⑥]他提出要抗拒“一种逃避历史批判的清算的诱惑”。[⑦]

据此,这就是方法论的第二个要求,欠缺这一要求,共产主义的理念便会被化约为“一些与时间无关的不变项”(invariants atemporels),或是“关于正义和解放的含糊不清理念的同义词”。但他又补充到,表达了这种有趣的张力:“话语获得在哲学或伦理学上的延伸意义,又会丧失它政治方面的精确性”。丹尼尔为解决这个难题,通过将共产主义确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特定解放形式”的要求。我会在结论里展示,将这种论述进行扩展和加强,而不失去它的连贯性是有可能做到的。首先,让我们看看丹尼尔回顾这些历史经验如何使“历史唯物主义”蜕变,接着是如何与巴迪欧对于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所做的评论划清界线。

 

思考历史中的共产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到异端思想

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显然要与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对“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科学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明确反对由小部分人所策划的、脱离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反社会行动,而强调创造性和从无产阶级大规模斗争的“共产主义学校”中学习,还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危机中踏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可能性的一步。但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在中苏冲突之后——毛泽东的中国声称以斯大林主义来反对抗赫鲁晓夫——无异于为苏联道路做出辩护。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之中,为了社会进步发展而要反对的敌人无可抗拒地总是资产阶级。

因此,丹尼尔•本赛德的哲学著作的主旋律掺合了历史“分岔”(bifurcations)的思想,以反对视历史为线性发展的想法——对托洛茨基主义政治分析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以一个哲学提纲的方式作出说明。这将依赖一些异端思想——从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到本雅明、当中经过布洛赫——正如他所按他说的不是“不顾”,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而运用他们的思想。

丹尼尔以佩吉对真理的要求,反对一种带有必然发展观的现实伪社会主义的或带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丹尼尔所投身的政治参与,其在分析了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基础上,与曼德尔共同反对贝特兰(Bettelheim)的“唯生产力”的宿命论,并且结合葛兰西的“智力的悲观主义与意志的乐观主义”的要求而作斗争。他将另一个伙伴(但较少引述)夏尔•佩吉也加入了这个思想领域[⑧]。夏尔•佩吉同样在寻找“没有借口”的真理:“为什么把历史置于错误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者要说出真理。”[⑨]丹尼尔补充道,真理便是“应该知道如何说出没有美化而会令人难过的话,也不会说出普遍历史的欺人之谈。我们没有权利将独特的和不可化约的人的责任,消解在一片历史意识的油层之中”。相比历史决定论和无限进步发展的线性概念,丹尼尔在佩吉的著作里,发现佩吉对历史的理解向我们“敞开了类同(affinités )和回响(échos),跨越了时间,联系不同世代,复现逝去的瞬间,以及让熄灭的星辰重新闪耀。”[⑩]

时间回溯,就在于回顾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宗教启发的“共产主义”。布洛赫就是这种思想进路。

布洛赫的希望原则,以他的具体乌托邦的思想而充分地嵌入这种历史的敞开性之中[⑪]。他并非拒斥那些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以反对脱离群众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论战,而是更充实它。“否定社会主义属于‘抽象的乌托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具体乌托邦的思想流派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它的丰富性。”[⑫]

布洛赫区分了“冰冷的”和“热忱的”马克思主义两种倾向。“热忱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愿意转向一种“由希望原则重构的乌托邦”,丹尼尔认为这种“热忱的”乌托邦倾向成为将“反抗斯大林的官僚秩序与反驳‘社会主义的想象力贫乏’的指控扣连起来”。透过这种联系与结合而能够与过去的解放运动(重新)建立关系——特别是宗教启发的解放运动(佩吉有相近的想法)。从农民战争开始,经过英国平等派的革命,直至20世纪的解放神学。

米歇尔•洛伊(Michael Löwy)为人们认识布洛赫的异端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⑬]。布洛赫将最“热忱”的、人道主义愿景的马克思主义,比拟为那些反抗教权而具异端思想的宗教:它们不接受腐化和专制的等级制度,肯定个体的解放(包括,譬如从再洗礼派展示的,成年人自由且自觉地选择宗教信仰的要求);同时提出土地是集体共享……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的乌托邦能动员广大群众,以反对零碎的、类资产阶级或类斯大林主义等等的“乌托邦”。

但是,在布洛赫的思想中,未来是作为一个主导范畴,即“梦醒的解放力量”。丹尼尔敏锐觉察它有重堕“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风险,因为在这种抽象、边缘的意识中,继而伴随失望甚至放弃反对现有秩序的行动。在面对这种风险下而提出“警戒”(sentinelle)政治,作为转向一种开启多种可能性的历史“分岔”说。

至此,需要介绍本雅明的“或许的聚束(faisceau)”的说法,他强调要“驾驭聚束(一组)的‘或许’,而让过去所掩埋的一些特质突然浮现”。这犹如一颗星辰却从四面八方同时闪烁着,发挥一种同时“复现过去和预示未来的力量”。它“总是能重新发牌和分配角色,以忤逆征服者所书写的历史而改变过去的意义。最后一词从未被说出来。”[⑭]他反对陷入困境的“当下”。

对丹尼尔而言,同样是这个闪烁的当下,它启发了今日农民和原住民在这些生态、社会、国际等等议题的十字路口上的斗争,而且吸取了宗教元素的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发展,嵌入了古老的也同时是现代的时间性。丹尼尔将19世纪的剥削与今日反对跨国企业掠夺的斗争联系起来[⑮]。这些斗争把握住“风俗习惯”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回到了“公共财产”以反对“剥削”(大卫·哈维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在现今能被拉阔的概念,已经超越土地或水的问题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知识产权”。

在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中,丹尼尔表明要全神贯注地处于“警戒”状态下,时刻准备辨别爆发新的斗争的可能。“现在政治变得优先于历史”,因为政治主导了意义;没有已被命定的起源或被操纵的终结,亦没有免受失败或挫折的保护,而是必须能够从分析之中看到这些目标。

 

清算的责任: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

本赛德质问巴迪欧:“官僚专制是十月革命的正当延续吗?”[⑯]本赛德对此的进一步诘问,提出的例子为仍然声称是“共产主义者”的北京政权统治下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巴迪欧所歌颂的)或1989年天安门的镇压事件。什么是作为改变一场革命、一个社会(它们要求解放的力量遭到压抑)发展轨迹的连续性、不连续性、断裂和著名的“分岔”的要素?这场与巴迪欧的论战应当予以系统化阐述。巴迪欧在“永恒的和主体造反的哲学概念”的意义上而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丹尼尔援引了他的一句话:“令到共产主义的假设在夺取权力的逻辑之外”,其根据这两个序次(séquence):首先,马克思已经为共产主义运动“埋下了这个假设”;其次,“革命党从军事化到阶级战争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标志着取得胜利的假设这个序次”。

巴迪欧

丹尼尔据此对巴迪欧评论道:“这个表述,尽管谨慎细致是虽然略有怀疑(此一句不通顺——编按),但是‘毫无疑问’的,意味着这个序次与他的共产主义假设是一致的”,“但历史不能被化约为对于一个奠基性事件的效忠的一系列序次”,“巴迪欧没有直面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巴迪欧把一个假设置于另一个假设之上:这种建立在一个像幽灵般的初始爆发事件之上的效忠,极不可靠。这样共产主义的假设,便处于一种为要确认与它概念相一致的真实性而要求实现它的政治介入,与另一种为让思想躲避历史更迭的唯心论前提这两者的拉扯之间。”

最后,丹尼尔指出:“在巴迪欧那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被化约为只是方法上的问题”,其认为“应该批判的是如何建立党组织的选择和能否称之为党的组织形式。”

难道非政党组织的形式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的危险吗?斯大林主义难道只是错误造成的产物吗?

敌人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事实上,在毛主义的理论世界里,官僚主义的概念是缺失的,那里的敌人只有“走资派”(或者是“资本家阶级”)。然而,正如丹尼尔所说,这里存在着多重的斗争与威胁。他指出:“我们被外部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内部的官僚主义敌人双重地击败了。”[⑰]

很多作家(尤其是丹尼尔引用的)会分析与阶级联系而又有自身独特性的“社群机体”(corps sociaux)[⑱]。但我们亦应该根据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而勾勒出作为制度一部分的政党及其在社会政治剧变阶段的形态。但是工人运动自身的官僚化并非迈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意外。丹尼尔反对这样一种“肤浅的理论”,其“认为官僚现象乃是在文化上落后的社会的特有结果”,或是特定组织形式的产物。“事实上,有更多社会的自我发展,就产生更多不同的官僚主义形式:国家官僚主义、行政官僚主义、知识与精英官僚主义。”

然而,非政党性质的工人和社会运动的群众组织(如工会、非政府组织、反歧视斗争组织),相比于政党并不必然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少受到官僚化的威胁[⑲]。丹尼尔坚持,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应该“思索的方式:政治和权力去专业化、限制民选代表身兼副职、消除物质与道德的特权以及确保责任的轮替。”正如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而得出的教训[⑳],这亦是列宁提倡的,要与在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决裂。

这并非特殊现象,没有万灵药可以完全避免。“关键在于采取警惕的措施和抑制官僚化的趋势。”“真正的解方,有赖于经过长期地对劳动分工做出根本转变和劳动时间的大幅减少。”我们能够透过来自多种流派的批判思潮——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性别研究和后殖民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为这个更深层的“共产主义”的平等目标作出动员。

 

对两种共产主义取径之间张力的拿捏和疏理

我们认为(与丹尼尔一样),这个借着与时间无关的“不变项”的共产主义取径,其若能够给予一个有力的概念和保持伦理学上的延伸,如要这样做到,前提条件是不能放弃历史的分析。可是,由谁来判断和如何判断?

无声者的声音(La voix des sans)在由统治阶级所书写的每个阶段和时期的历史底下,我们需要访寻那些“被遗忘者”的历史启示,作为反对抽象的伪普世主义。丹尼尔在就这个问题上与洛伊一样,强调本雅明的贡献在于转向“无声者”的声音——不能发声者、被压迫者、被征服者,也就是被遗忘者:女性、奴隶、被殖民者、草根小区的平民以及遭受不同方面和形式的压迫的人[21]。为了被压迫者对过去与现在的意义的占有,以民主的斗争而对历史的多重占有,从而成为赢得“霸权”的其中一部分。在世界各地,反对统治者将一种“官方历史”合法化的尝试[22]

全球范围内,反动意识形态的进攻有不同的形式:由将共产主义等同为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古拉格这种立场出发,而对1989—1991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解释为拥护资本主义的“革命”和“历史的终结”;尝试美化(法国)过去的殖民统治,而对过去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进行污名化[23];藉由变化不定的国际法而对以色列新的“文明战争”予以合法化,从而模糊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反动意识形态的目的,要将所有这些反动事业和统治机关的权力都说成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透过扩展公权力作为“警惕历史的工具主义化”[24]。清算的责任,将看到的所有这些反对不正义的犬牙交错的“社会抗议”加以吸收而使其成为共同资产。

对于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只有多元的亦因此是民主的才是恰当的方式。应该消除那些使自身俨然成为最高审判官的政党、国家、流行的意识形态或专家。但这并不表示民主的共产主义不需要政党、行政机关、专家和反精英者。尊重共同体规则的组织自由和表达异见的自由、亦同时有助于机构以其方式判别议题,这十分重要[25]

晚年的本塞德

结论:重新构述而开启更多的工作

罗莎·卢森堡看到并强调,布尔什维克限制了党内的民主,而令到自身蒙受损失——因此,这便有利于斯大林主义化。但是,“短暂的苏维埃世纪”不是局限在斯大林的苏联。丹尼尔对巴迪欧所作的辩论里,欠缺了充分提及同样被各地共产党镇压的许多“共产主义的”现实: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工人议会、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南斯拉夫自治运动和1980年波兰的大罢工和要求自治的团结工会运动……

和丹尼尔一样,我们作时间回溯,回顾历史过程而汲取所有斗争失败的历史,在这个重述中的取径中,充分假定了两个面向:“一种为逃避历史批判的清算的诱惑,其导致将共产主义理念化约为一些与时间无关的‘不变项’、关于正义和解放含糊不清理念的同义词,……另一种为要求对这些‘不变项’采取历史和政治形式的分析(在资本主义时期之前或由它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和脉络之)。”

这不止是要确定“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定解放形式”的问题,而是因为所有的社会(过去的和未来的、无论它有多么正当的理由)都得从反对不平等和压迫的起义怒火之中服膺这种批判。这毋须要同意这个概念才懂得这样做[26]

我们提出的“清算的责任”的准则,以非宗派、非规范和非教条的有关方式,但最终是忠于平等和解放之目的。

“对能力的真正考验……是在跨越‘门槛前’的驻足。在一个持续的微妙的过渡之中……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在跨越门槛之前,这过程之中必然带来焦虑。”[27]

 

 

原文连结,“本赛德网址”(Le Site Daniel Bensäid):
http://danielbensaid.org/En-defense-du-communisme,907?lang=fr

 


[①] Daniel Bensaïd:《共产主义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2009年,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②] 本文来自丹尼尔过世两年后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纪念他的研讨会上的报告《保卫共产主义》,旨在讨论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文章亦收录在纪念丹尼尔·本赛德的文集《不是时候》(l’intempestif),《探索》(La Découverte)出版社,巴黎 2012。

[③] Daniel Bensaïd,《幽灵的微笑》Le Sourire du spectre,éditions Michalon, Paris, 2000, p. 37.

[④] Daniel Bensaïd, Puissances du communisme, 2009.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⑤] Cf. débats:《为了一个21世纪的社会主义》(pour un socialisme du XXIe siècle),sur le site de Michel Husson :hussonet.free.fr.(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⑥] Daniel Bensaïd:《一个假设的共产主义:关于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的假设〉》(Un communisme hypothétique. A propos de ”l’Hypothèse communiste” d’Alain Badiou),2009.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⑦] 同上。

[⑧] Daniel Bensaïd:《不光采的垂直》(L’inglorieux vertical),1992.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⑨] Cité par Daniel Bensaïd in L’inglorieux vertical, art. cit. : Charles Péguy, Deuxième élégie,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tome I, p. 351.(校按:本赛尔引述佩吉的句子,出自佩吉的著作《第二哀歌》( Deuxième élégie ))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同上。

[⑬] Erwan Dianteill et Michael Löwy, 《宗教与社会》(Sociologies et religion), t. II, 《异见的取径》(Approches dissidentes), Puf, Paris, 2005.

[⑭] Daniel Bensaïd:《乌托邦与弥赛亚主义:布洛赫、本雅明和虚拟的意义》(Utopie et messianisme: Bloch, Benjamin et le sens du vituel), 1995. Publié sur ce site. (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⑮] Daniel Bensaïd,:《马克思与林木盗窃:从穷人的日常权利到人类的幸福》(Marx et le vol de bois: du droit coutumier des pauvres au bien commun de l’humanité), 2007. Publié sur ce site.(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Daniel Bensaïd, Les Dépossédés. Karl Marx, les voleurs de bois et le droit des pauvres. La Fabrique, Paris, 2007.

[⑯] Cf. note 5.

[⑰] Daniel Bensaïd, Le Sourire du spectre, op. cit., p. 36.

[⑱] 同上,第85页。

[⑲] 有关这个计划,丹尼尔和其他人一样,受惠于第四国际内部有关的辩论:党内的管理关系(尤其是性别)的关注、权利的成文规定、尊重群众民主运动以及对于官僚主义的分析。Ernest Mandel, De la bureaucratie, La Brèche, « Cahiers rouges », Paris, ernestmandel.org.

[⑳]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Inventer l’inconnu. Textes et correspondances autour de la Commune, précédé de « Politiques de Marx » de Daniel Bensaïd, La Fabrique, Paris, 2008.(校按: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对巴黎公社的讨论文章和信件,附于本赛德的《马克思的政治》(Politiques de Marx)著作里前部分。)

[21] Michael Löwy, Avertissement d’incendie, une lecture des theses «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 », Puf, « Pratiques théoriques », Paris, 2001.(校按:引自洛伊讨论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的著作《火警钟》(Avertissement d’incendie),亦可参见以下文章) Lire aussi, « le point de vue des vaincus dans l’histoire de l’Amérique latine: réflexions méthodologiques à partir de Walter Benjamin», europe-solidaire.org.

[22] 这种抵抗的意识形态,引起在2007年10月20—21日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举办的国际会议,当中这些参与会议的年轻历史学家对于新的官方历史提出质疑。«Uneventment of History – The Case of Yugoslavia». Catherine Samary, «Yugoslav History in the Cold Wars»。

[23] 有关的抵抗,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学者反对2005年2月修订的法例(校按:规定学校课程要教导学生对法国过往的殖民主义有“正面”的认识),见网页:clioweb.free.fr

[24] 基于上述提到的冲突,而成立的“关注对历史公开运用之委员会”(le Comité de vigilance face aux usages publics de l’histoire)(cvuh.blogspot.fr),研究并阐明对于历史诠释的辩论和冲突。见网页(校按:由于所附网址已失效,所以不予列出)。

[25] 我们这里不能介绍由丹尼尔(在这里或其他地方已引述的众多作品)所激起的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辩论。请参阅胡森(Michel Husson)的网页:hussonet.free.fr

[26] 我发展了这个论点,并且在2000年第四国际的杂志里而发表的文章,有关对“苏联性质”的概念上讨论,见网页:csamary.free.fr。

[27] Daniel Bensaïd, «L’inglorieux vertical», 1992. Article publié sur ce site. (校按:《本赛德网址》可见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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