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因斯坦游记》英译本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评论之查证——他的香港见闻

宋治德 著

最近(2018年),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一篇报导,关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爱因斯坦游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以下简称《游记》)的英译本,披露爱因斯坦于1920年代初游历中国时在日记写下了带有种族歧视的评论,引起中文媒体的广泛报导。

据《卫报》报导所引述而引发争议的一段如下:

“industrious, filthy, obtuse people…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游记》编纂者Ze’ev Rosenkranz讲述爱因斯坦用了industious、filthy和obtuse三个字来形容中国人,中译分别为“勤劳”、 “肮脏”和“昏钝”,尤其第三个字“昏钝”(obtuse)极具冒犯性。Rosenkranz认为日记相关的内容,不啻与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反种族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存在颇大落差。由于自己从小对爱因斯坦敬仰的关系,以及个人习惯从不轻易采信一些二手报导(虽然这篇报导访问了Rosenkranz),所以还是要找相关原文核证才甘心,了解爱因斯坦在什么脉络底下作出这样的评语。

据德国《明镜》(Spiegel)周刊的相关报导,亦是转述《游记》英译本的出版消息,用字分别为emsige、schmutzige和stumpfsinnige,可能也是回译。笔者寻遍网络世界都找不到《游记》原文相关内容核证,大学图书馆亦没有《游记》德文版,实在不能确定德文原文也是否这三个字。最后唯有网购《游记》英文版实体书,花了二十多欧元,对我来说真的不便宜。但当收到邮寄的实体书后,庆幸这笔钱还是值得花的,因为《游记》英文版附有爱因斯坦日记手稿摹本的照片,结果有了新的发现。

《爱因斯坦游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

《游记》的相关内文

阅读了《游记》相关的记载后,若以这段引文指责爱因斯坦具有种族主义的评论,个人认为有点冤枉爱因斯坦了。另外,《游记》主要记录的,其实是当时爱因斯坦在毗邻中国大陆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的见闻,他当时实际到过中国的地方只有上海,但《游记》记叙不多。香港有些网络评论者急不可待以此《卫报》引述的《游记》评论又再对中国人形象的成见加以“消费”一番,若然他们了解爱因斯坦上述段落所指的为当时的“香港人”(香港的华人)时,可能会失望了!

首先,笔者请教了精通德语的中国同学帮忙,花费了一番功夫,确定相关报导内容手稿摹本的部分,原来德文为Flessiges、dreckiges和stumpfes(128页)。据此,英译本的三个字分别为industious、filthy和obtuse,英译字面意思基本是精准的。而中文意思分别为“勤劳”、 “肮脏”和“昏钝”, “肮脏”在当时的状况而言,毕竟是个客观事实,主要是“昏钝”一词引起的争议,似乎爱因斯坦真的具有这样的意思。

《爱因斯坦游记》手稿摹本照片,128页。

但是,当查阅三个字在《游记》出现的段落和脉络,却有了不同的发现。原来英译本该段将stumpfes译为lethargic(同一个字,英译者在其他地方有时又用obtuse),lethargic中译是“冷漠”的意思。其次,《卫报》引述爱因斯坦游览中国的该段,实际不是当时的中国大陆,而是在香港,该段出现在11月10日条目之内,其记录了爱因斯坦于1922年11月9月从新加坡到达香港且直到11月11日晚离开香港坐船去上海之前,在香港的见闻。因为重要,兹引英译本整段:

“This morning I visited the Chinese quarter of the mainland side with Elsa. Industrious, filthy, lethargic people. Houses very formulaic, balconies like beehive-cells, everything built close together and monotonous. Behind the harbor, nothing but eateries[,] in front of which Chinese don’t sit on benches while eating but squat like Europeans do when they relieve themselves out in the leafy woods. All this occurs quietly and demurely. Even the children are spiritless and look obtuse.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se Chinese supplant all other races. For the likes of us the mere thought is unspeakably dreary.” 10-11-1922 (p.129)

中译如下:

“今天早上我与埃尔莎(译按:爱因斯坦第二任妻子)去了内陆那边(mainland side)(译按:应该是九龙,见下述)中国人居住的地区。人们是勤劳、肮脏和冷漠的。房子非常刻板,阳台如蜂窝,所有建筑紧靠一起和单调。在海巷后面,只有小餐馆,中国人吃饭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像欧洲人在绿荫丛林中解手时蹲下的姿势,一切都悄然而故作庄重地出现。即使孩子们都无精打采和冷漠(译按:德文仍是stumpfes,但英译这里却用了obtuse)。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所有其他的民族,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纯粹这样想是难以形容的郁闷。”1922年11月10日(129页)

从《游记》这个引起争议的完整段落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所指的中国人就是当时香港的华人。英译者将stumpfes译为lethargic,实际三个字应该是industious、filthy和lethargic,即“勤劳”、 “肮脏”和“冷漠”才对。这里若以“冷漠”甚至“麻木”的意思来理解,这就说得通了。但同一个德文字,该段后来又将其译作obtuse,反而有点不通,难道指中国(即香港)的孩子们都是“昏钝”的吗?!不知是否编纂者Rosenkranz对《卫报》引述错误(《卫报》说他也是译者,但书内没有标示他是译者),还是刻意要强调“昏钝”的意思,爱因斯坦这里用stumpfes,他显然并非指智力上“昏钝”具贬低的意思。但也毋庸讳言,这段最后一句和《游记》记叙游览远东其他地区时,他当时不其然流露一种白人的优越感。

另外,原文德文festlandseite译为英文是mainland side,或令英译者也误以为爱因斯坦在中国大陆对中国人的观感。只要仔细看清楚,这是爱因斯坦到达香港翌日11月10日条目之内的记叙,11月11日晚爱因斯坦和妻子便乘船往上海,在逗留香港不到两天之内,以当时交通条件,不太可能当中跨越边境去中国内地。

至于“内陆那边”究竟是在香港哪里?据《游记》记载,在同一条目内,爱因斯坦此前曾游览太平山顶时目睹当时英国殖民统治的种族隔离政策,华人被禁止在山顶居住(实际限制地区不止山顶)。所以,后来说去“内陆那边”华人居住的地方,极大可能是九龙尖沙咀那一带,也符合在“海巷后面”的描述。

爱因斯坦在《游记》里同情香港劳动人民的记录

更重要的是,即使中青年的爱因斯坦在《游记》里流露有白人优越感的一面,不过,他也用了“朴素”(modesty)、“温良”(gentleness)和“节俭”(frugality)来形容香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并对他们的苦况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当他从上海(亦都用“肮脏”和“冷漠”形容中国人,页193)再回到香港后,某天又游览完太平山顶步行下山时,沿途目睹不少苦力拖运砖块到山上(当时主要为太平山上的殖民地高官权贵盖房子或其他工程之用),有感而发写道(英译文字):

“The entire route was taken up by Chi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groaning while hauling bricks uphill. Most pitiful of people on Earth, cruelly oppressed and abused, treated worse than cattle; their reward for modesty, gentleness, and frugality.” 05-01-1923 (p.195)

中译如下:

 “中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占据了整条道路,把砖块拖曳上山而呻吟。他们是尘世最可怜的人。他们的朴素、温良和节俭,所得的回报却是受到比牛畜更糟糕的残酷压迫和虐待。”1923年1月5日(195页)

这里清楚反映,爱因斯坦对于底层劳动人民同情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游记》英译本编纂者Rosenkranz在《卫报》访问里,却完全不提这些内容。

《游记》反映早期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矛盾心态

爱因斯坦《游记》只是私人记事,他生前根本没有打算公开发表出版,那时期也没有公开作出这种评论。即使在《游记》里,私下对其他民族的观感,用字无疑是轻率,但与种族主义的言论仍有距离。如果真的要批评,反而不是该段的“人们是勤劳、肮脏和冷漠的”,而是”取代其他民族”的说法。其实,他不止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时也认为当地华人的高生育率会取代其他民族之类的说法(页121)。无可否认,当时爱因斯坦流露白人优越的心态或对他者(the other)文化的轻蔑(还有对于中国女性的不尊重)。究其原因,这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白人对于亚洲人一般抱有高生育率的一种偏见,或者是源于“黄祸论”的一种文化恐惧表现。爱因斯坦生于那个年代,无可避免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

从《游记》里看到,当时爱因斯坦对于中国人(包括香港华人)的观感带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取代其他民族”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是“朴素、温良和节俭的”,至于他在香港或上海对于中国人的观感均用了“冷漠”来形容,倒是接近鲁迅先生笔下中国人“麻木”的精神面貌。另外,他在香港认识到殖民地的种族隔离政策,目睹底层劳动人民受到的压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他又暗示他们对于这种种压迫却又逆来顺受。

所以,即使他早期的《游记》内容曝光,不但不会否定他后期反种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形象,更让我们较全面了解德国纳粹上台前的年代他思想的矛盾之处,即对于他者文化的负面态度。不过,自从德国纳粹党于1933年攫取政权上台后,令当时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无法回国,最终定居美国。爱因斯坦这段受到纳粹主义迫害而成为政治难民的经历,切身感受纳粹种族主义的祸害,令他的思想有所醒悟。当他到美国时,目睹了黑人遭受严重的种族压迫,深感震惊,他后来为此特地去宾夕法尼亚洲的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讲演,因为该大学是美国首间向黑人颁授学位的大学。爱因斯坦中后期的人生经历,才令他从政治上幡然成为一个反种族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书目: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Far East,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2018年7月18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