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

厄内斯特·曼德尔  著

赤心  译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81年11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由道格·詹内斯写的文章,主题思想是1905至1917年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有两种不同的俄国革命观。在本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俄国社会主义者在那个时期提出的三种——不是两种——基本不同的战略,来保卫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传统分析。

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民意党(Narodnaya Volya)的民粹派正在组织推翻沙皇专制统治。1882年,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位沙皇曾在二十年前解放了俄国农奴,但换来的是加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经济课税重担。

国际工人运动(开始由俄国流亡活动分子加入)对俄国产生了兴趣,试图获取关于这个遥远国度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斗争的消息。结果,运动卷入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革命者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性质以及它将给欧洲和整个世界开启的前景的辩论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

维拉·查苏利奇,俄国民粹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邀请马克思对俄国的未来发表看法。几番犹豫之后[1],他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立场:俄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阶段。”

在一封写于1881年3月8日给俄国革命者的信里,以及又在1882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第二版序言里,马克思阐述道:

(a)他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起源的论点只适用于西欧社会;

(b)如果革命及时胜利,俄国有机会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

(c)农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能成为俄国工业化的集体主义、非资本主义演化的出发点;

(d)只有自1861年农奴制废除以来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根本解散农村公社的地步,才能实现这种偶然性;

(e)要实现俄国这种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是西方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无产阶级以此给予俄国群众在俄国现代化和工业化上所需的援助。

马克思用这种分析给予民意党的革命分子以支持。他认为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团体(这个团体起源于民粹派的一场分裂)在攻击他们时犯了错误。马克思死后,恩格斯维持了这种立场几年。他与像尼古拉·丹尼尔逊积和拉夫罗夫这类的民粹派分子保持积极通信,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3]

然而,将近19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恩格斯改变了他的立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注意到了历史现在已经回答了马克思的问题,并且以否定的方式作出了回答。革命的延迟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情地摧毁了农村公社赖以残存的基础:

“您不妨回忆一下我们的作者在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信中所说的话[注: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4]

恩格斯因此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导致作为唯一完全革命的阶级,以及唯一能给俄国带来社会主义的现代无产者的产生。出于同样原因,他给予围绕着普列汉诺夫周围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个核心充分支持。所有这些立场都在他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写的跋中阐明了[5](1894年1月)。

俄国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民意党产生了几个民粹派组织,之后产生了社会革命党(SRP),这个党明确源自民粹主义。直到1917年,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组织[6]。它在一系列分析观点和政治观点上和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派(它于1898年正式建立政党)不同。

社会革命党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在俄国得到广泛发展,因为国内市场的狭小。因此,它认为在未来的俄国革命中,无产者不能发挥领导作用,相反这个作用应归属于农民。它拒绝这个思想:农民卷入小商品生产,渴求土地的个人所有制,无法形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社会力量。因而它的政纲鼓吹土地的社会主义化,向农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即过渡。然而,在它自身的农民基层的压力下,它逐渐放弃了最后一个观点,采取了分配土地的纲领。

《火星报》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发起了针对这些民粹派论点的持续论战。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可逆转,并在俄国盛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者及其政党俄国社会民主派(作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分子)也发展起来。和它的同仁一样,俄国社会民主派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无产阶级怀着心中的目标,必须彻底独立于其它阶级而组织起来。从这种分析出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看成是客观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非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将工人阶级,农民,半无产阶级,贫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力量拼凑在一起。

另外,民粹派反对给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以政治支持,他们将这定性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赞成批判性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甚至与他们达成临时协议,同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向工人群众警告,自由派资产阶级不能进行持久激进彻底的反专制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得出这个立场是基于一个判断,可以在下文所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找到,这个纲领是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拟定的:

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了共同的最终目的,但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的道路上,必须给自己提出不同的最近任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它在各国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各不相同。

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俄国,还保存着以地主、国家或国家元首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旧制度的许多残余。这些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进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全面发展,使国家和有产阶级对千百万农民的各种最野蛮的剥削保存下来并日益加重,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的境地。

所有这些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就其本性来说是和任何社会运动敌对的,它不能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要求的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7]

换句话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区分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

* 直接的阶段是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推翻沙皇独裁统治,而不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民主革命的目标是解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最大程度上发展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

* 随后的阶段是通往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民主任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土地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是社会主义任务。

绝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在1904年前都认同这种区别,尽管他们在组织问题上存在分歧,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使他们产生了分裂。这明显体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辩论中,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这里有一些特别生动的发言:

  • 列宁:在农村中,我们追求两个性质不同的目的:第一,我们想确立资产阶级关系的自由,第二,我们想进行无产阶级的斗争[8]
  • 托洛茨基:我们的最低总纲领体现了最高纲领:我们能够要求资产阶级秩序。我们的土地纲领要求清除整个资本主义秩序道路上的封建障碍…我们用纲领中的一般民主部分去接近波兰农民,我们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宣传去接近农村贫民[9]
  • 列宁:李伯尔同志忘记了纲领的民主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区别:他认为民主主义纲领中没有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就是“贫乏”……只有毫无原则的社会革命党人才会混淆而且一直混淆民主主义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党却必须极其严格地把二者辨别和区分开来[10]
  • 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赞成重新分配的运动自然会是资产阶级拥护的运动。我们当然没必要积极地为资产阶级提出纲领,但如果在与农奴关系的残余作斗争时,农民采取这条道路,那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个进步运动中退缩不前。

这同样的阐述也体现在涉及到需要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的问题中,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个议题上通过了两份决议;一份由斯塔罗维尔提出、托洛茨基支持的决议这样阐述道:

党不拒绝通过,而且如有必要,则一定通过自己的中央机关去同自由民主派成立暂时协议[11]

另一份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列宁支持的决议阐述道:

社会民主党应当支持革命的,或仅仅是站在反政府立场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资产阶级[12]

两份决议都涉及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局限和不足的特性。党纲也有类似的表达。

二月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士兵及警察(彼得格勒,1917)

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似乎只限于组织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问题,一些孟什维克甚至比布尔什维克采取更为“极端”(实际上是半经济主义,半工人主义)的立场。

 

1905年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

但很快出现了关于俄国革命适合何种战略的严重分歧,这也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开来。1905年的俄国革命,它的余波,以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都在阐明这个问题。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认同未来的俄国革命在双重意义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 革命的当务之急是推翻沙皇专制,清除农村的半封建残余。这明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 俄国革命的胜利会加速和充分发展俄国资本主义,而并非是经济的社会主义化。

但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孟什维克得出结论:只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能获胜。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党只能用刀在后面赶着资产阶级向前走,迫使它完成它犹豫是否进行的革命工作。此外,无产阶级的党将代表无产阶级为最广泛的政治经济改良(八小时工作日,给一切孩子提供由学校免费供应午餐的强制义务教育等等)而斗争。但这个反对工作应该在理性和适度的范围内进行,以免资产阶级过早地抛弃革命阵营,转向反革命,这将注定了革命的失败。

列宁提出了与孟什维克截然对立的立场。他提醒他们,甚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只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因为雅各宾小资产阶级成功将各派资产阶级赶下台,而资产阶级害怕人民,已准备向反动势力投降,或避免必要的激进手段。他回忆起1848年革命,其中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得更反革命,导致了革命失败,马克思因此指出,越往东方,资产阶级就越懦弱。

所有这一切都得出一个结论,在俄国,1905年时资本主义远远比1848年的德国发达,更不用提1789年的法国了,资产阶级绝对不能够领导激进的民主和土地革命,而且也没有意愿这么做。这意味着中,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俄国革命注定要失败。只有在一个和雅各宾相当的领导和专政下革命才能胜利。

在1905年的俄国社会背景下,鉴于当时国内存在的社会阶级,这只能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同盟:工农民主专政。

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战略方面的,一个是策略方面的——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性质和前景的差异。孟什维克越来越倾向将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完全简化为政治问题:自由选举,议会代表,民主自由等等。相反,列宁认为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关键。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过激的土地革命——农民普遍起义,用革命手段接管土地——它拒绝进行反对独裁统治,军队和国家机器——归根到底,这些是一切私有制的守卫者——的坚决斗争。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任何调和主义道路都必然会拒绝为土地而进行激进持久的斗争,并且拒绝为自由而进行激进持久的斗争。

在这种对民主革命的简化概念的基础上,孟什维克几经踌躇后,开始越来越倾向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政治同盟。列宁全力拒绝这样的联盟,因为他认为这会形成发动一场胜利的土地革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没有改变他们对于俄国革命胜利开启的前景的立场。对他们来说,始终牵挂的是为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开始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和集体化(现在,我们可以说: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和社会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这点清楚点体现在列宁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上于5月12日作的演讲上:

从客观上看,即不是从我们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俄国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力量可以阻挡它。但是这种变革可能有两种形式:要么是普鲁士式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么是美国式的。这就是说,地主可能取得胜利,强迫农民赎买或接受其他微不足道的让步,同一小撮富人勾结起来,使群众彻底破产,把自己的经济变为容克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变革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但对农民是最不利的,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看是最不利的。相反,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就意味着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变革时对农民最有利的一种形式[13]

这份决议是毫不含糊的:发展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快速地发展资本主义;这再清楚明显不过了。可以从列宁1905年到1916年的著作中找到许多类似的引文,尤其是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

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14]

以及在他于1911年1月3日写给高尔基的信中,他写道:

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有黑帮-十月党式的资本主义,有民粹主义(“现实主义的、民主的、积极性”十足的)资本主义。 我们愈是向工人揭露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前一种 资本主义就愈难以支持,愈不能不转向后一种资本主义。这样对我们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利[15]

……西欧几乎已经没有十月党式的资本了;几乎所有的资本都是民主的。十月党式的资本从英国和法国转移到了俄国和亚洲。俄国革命和亚洲的革命=为排挤十月党式的资本而代之以民主的资本的斗争。民主的资本=余孽。再往前它就无路可走了。再往前它就要完蛋了[16]

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左二)在萨文科夫(左一)的陪伴下参加全俄国务会议

 

起义,政府,国家

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即农民民主派)必须一起将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简而言之,这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立场,也是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即直到提出《四月提纲》前的立场。

不像孟什维克,列宁与自己的立场一致,号召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起义政府,甚至号召发动一场起义,最终成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革命政府:

(1)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同革命民主派一起,促使起义联合进行,并且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临时革命政府;[17]

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革命政府来夺权的思想是否与对革命及其任务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场相矛盾呢?这是否与列宁一贯坚持反对将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混淆即联合在一起相矛盾呢?

在我们看来,列宁的想法即主观上没有这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的这些立场经常在同一时间,同一篇作品,同一篇文章,同一份报告,同一本小册子里出现。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看也不存在矛盾。可以拥护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同时,强调以下事实:这个政府的确会是临时的,也就是说,它后来会让权或丧失权力,赋予革命以资产阶级性质。

这源自于列宁类比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统治。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的作用在于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资产阶级也不想或不愿到的地步。但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后,雅各宾派遭到定罪,丢失了权力。处于法国历史进程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建立在小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平等社会,雅各宾派渴求的乌托邦,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列宁在涉及到“工农民主专政”时使用的表达更明确地体现了这点,其中他强调了这种政府,这种专政的临时过渡性质:

由于政府垮台而临时负起政府责任的人民政权机关,用简单明确的俄国话来说,就是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应该是临时的,因为它的权限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时就告终结[18]。(粗体为引用者加)

这明显来自于列宁强调的这个事实:政治反革命、“政治复辟”不可避免,除非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也明显来自列宁对从俄国革命中诞生的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强调:

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19]

在这点上,列宁强烈坚持,以至他不仅根本拒绝任何“革命公社”的想法,任何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国家(与起义相反)的想法,而且他走得更远:

公社所必须完成的实际任务,首先是实行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也就是实施我们的“最低纲领”[20]

因此,所有这些立场在逻辑上都是一贯的。但是从参加斗争的各社会阶级的辩证法的观点上看它们是一贯的吗?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和历史)基本上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然而,我们强调了列宁立场矛盾的一面,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它的矛盾性效果,这并非完全是否定的。

1917年8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刊登的科尔尼洛夫在彼得格勒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列宁本着“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有明显区别的精神,本着将革命的“第一阶段”限制在纯粹的民主任务的精神,本着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精神,来教育他的派别,他的党,通过这种教育,在二月革命的头几个星期,列宁促进了混乱,当时一切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切布尔什维克干部都赞成“批判性”支持、甚至与临时联合政府合作,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工人政府”的任何想法当成“乌托邦,”“半无政府主义的”加以拒绝,更不用说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了。

但是,列宁本着必须夺取政权来教育他的派别,之后是他的党,通过这种教育,列宁促进了面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这个转变一开始时是由工人阶级先锋干部自发作出的,后来党通过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同一个转变作出了转向。以严格的阶级独立精神的教育做了剩下的事。在这两点上的正确教育超出了“两个阶段”、“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有分隔、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反立场、作为“非党派”起义机关的苏维埃(社会民主党活跃在其中)不能“取代”革命中产生的“临时”革命政府或国家这类错误教条。苏维埃变成权力机关,既非临时的也非资产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新国家,一个非资产阶级国家,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独创立场

从1904年起,托洛茨基发展了一种关于俄国革命性质和前景的全新的独创的立场。他和他的支持者独自保卫这种立场,反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个论点反映在1904年一月事件前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然后在1906年出版的《总结与前瞻》里;于1908年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ad Social-Demokratyczny)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不太知名的文章里;以及在1909年出版的著作《一九零五》中。

他的立场源自他发现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这无疑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贡献。

俄国革命必须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是争取政治民主,夺得土地,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立场,托洛茨基由此出发,提出了一个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没有或只是没能够表述的问题:这场革命在何种具体的民族和国际社会经济环境中进行?它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什么?这场革命涉及到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

托洛茨基回答道:俄国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特性导致无产阶级的增长已远远超出俄国资产阶级的增长,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是俄国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产物,也是外资入侵以及尤其是国家对工业刺激的作用的产物。自相矛盾的是,因为大工业的这种高度集中,出身于“落后”乡村的俄国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比更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具战斗性和先进性。

首先,这意味着只要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踏上政治舞台,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走向反革命,因为相较于农民起义,它更害怕无产阶级。因此,要想取得革命胜利,不可能和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党达成联盟。在这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没有分歧[21]。他们共同反对孟什维克。

托洛茨基的分析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承认革命将在位于整个国家受压迫阶级的最前列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获得胜利,但不局限于只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一个像俄国无产阶级这么集中化,这么团结,这么富有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在武装自身,冲在起义前列夺取政权后会接受资产阶级老板的剥削,这简直不可思议(关于必须要有这样一场起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比并无分歧)。

无产阶级在确保土地革命(农民夺取土地)胜利的后,会转而实施集体化,也会没收大资本的财产,没有间断,没有退路,毫无间隔。

从这层意思上说,革命将是不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目标的实现将会在现实生活中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目标的实现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中间时期。

在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的汪洋中,处于少数派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夺权后能保持政权吗?托洛茨基的回答是不可能。只有俄国革命引起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它才能保住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与一贯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的立场并非是原创性的,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列宁都有这种想法。甚至更令人吃惊的是,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其他领导人认为,如果没有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甚至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注定要复辟(也就是说,注定要成为反动的政治胜利)。

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为防止在俄国(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发生复辟的充分保证。其他的保证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来,问题在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怎样和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促进或加速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可以设想的答案只有一个:既然区区的10月17日宣言[25]就引起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多半不可避免地(或者至少有很大的可能)会引起欧洲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大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22]

位于整个民族前列的无产阶级将采取何种政治组织来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呢?因为资产阶级注定要走向反革命阵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的政治力量(或多种政治力量)建立联盟,要么是农民支持无产阶级(在其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

托洛茨基拒绝了第一种可能,因为在革命进程中,农民不能建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只剩下第二种可能:俄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建立后才能获得成功。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律意味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在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前夺取政权。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作出了这个预言。随后的事变就人尽皆知了。

在墨西哥时的托洛茨基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

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前景的分歧基本上集中在四个方面:

  1. 鉴于目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俄国不可能通过“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通过发展“美国式”的农业来经历现代化和工业化。列宁在1916年前就一直认为,如果认定这种结局有可能,就是低估了帝国主义、世界市场(无法给第二个美国留下余地)以及俄国自身农业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不能解决这个危机)的分量了。

我们应该指出这一事实:在这同一个方向上迈出几步胆怯步伐,使得整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首先从列宁本人开始)的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便是考茨基[23]。他在对俄国革命进行的总结中,考茨基论证道,要解决土地问题,大工业垄断必须与大地产一起被没收。但列宁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追随他[24],而考茨基本人很快从被他自己的大胆所吓倒,从1910年往后,就退到了更传统的中派主义立场上去了。

  1. 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同时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或政治力量。托洛茨基确信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列宁肯定革命农民必须夺取政权

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普列汉诺夫的话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既然坐到了斜坡上,就会止不住一个劲儿地往下滑。起先他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夺取政权的可能。现在他又否认在当前的革命中革命的农民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既然无论无产阶级,无论革命的农民都不可能夺取政权,那就是说政权应该仍旧由沙皇和杜巴索夫掌握。或者说应该由立宪民主党人夺取政权?但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又不愿意夺取政权,他们要保留君主制、常备军、参议院和其他各种美妙的东西[25]

对于那些声称俄国没有和无产阶级的代表一起领导革命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列宁回答得毫不含糊:

没有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26]

你们认为我们俄国根本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唯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力量。你们有这样的看法,只是因为你们目光短浅……只要有同城市贫民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农民,俄国就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不可能没有[27]

而且,列宁倾向于给出领导农民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代数公式以具体的内容;这意味着立宪民主党人(克伦斯基的党)和社会革命党人。见1906年5月11日的文章《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目前,对取得革命的胜利来说,再没有比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团结、教育和政治上的训练更重要的事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动摇性的同时,将全力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28]

  1. 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解决革命的社会主义任务的能力。在托洛茨基看来,这种能力很明显。它体现在一切伟大的工人斗争中(尤其是群众罢工,1905年的总罢工,建立苏维埃)。在列宁看来,这样的能力不存在: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为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务是实现最低纲领,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29]

然而,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的自我局限”,也就是说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起义政府时也拒绝越过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实现,符合客观必然性。只有通过长期的政治民主的经历,通过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相符的长期的群众教育和组织工作,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能力。

  1. 逻辑上,列宁的立场使得“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对立这两个口号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包含了革命的战略前景:革命胜利后出现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

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30]

甚至表达得更清楚明确:

这就是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31]

很明显,这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革命观及其前景以及它所体现出的战略任务[32]上就被一分为三,而不是一分为二

阿芙乐尔巡洋舰

1917年革命的裁决

列宁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明确改变了他对上述这四个问题中的三个的立场;现在他实际上支持托洛茨基在1904到1906年捍卫的相同立场:

  1. 与他先前主张的相反,现在他认为一切现代革命的经验已证实农民没有能力建立独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一切关于立宪民主党(克伦斯基)或社会革命党的幻想都消失了。这些党要么成为资产阶级的跟屁虫,正如资产阶级自由派不能够完成激进的土地革命一样。只要社会革命党的一翼参加革命的胜利,它就只能在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做这件事,而不是作为与无产阶级一道行使权力的力量,更不用说作为参与革命的主要力量了:

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命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他们要认识自己的力量,要按自己的设想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尝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走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家[33]

  1. 与他先前主张的相反,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土地革命完成前就已完全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不要忘记列宁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夺取政权的代表大会)的演讲以这段话为开头:“我们现在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在一开始,革命政府满足于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督而不是对其进行国有化,这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成熟”毫无瓜葛。这只与革命的社会主义任务按照时间顺序和经济合理的方式进行计划有关。

可以找到更多的引言。注意到1918年3月7日的一份文献[34]就足够了,列宁准确地将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

  1. 与他先前主张的相反,革命产生的国家现在明确表现为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四月提纲》的辩论后的列宁所有著作,在革命胜利后所有涉及到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到“工农民主专政”,而一直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也适用于共产国际关于俄国革命的文件。

在1917年1月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列宁仍然表明这场革命:“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直接达到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大量的贵族大地产”[35]

但是几周之后,在他的《远方来信》中,他已经在苏维埃中看到了“工人政府的萌芽[36],声称需要像巴黎公社一样的国家,也就是需要工人政府。然而在那篇文章中他仍然主张这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在《四月提纲》中,他放弃了这个方案,将无产阶级专政“编纂”进了《国家与革命》。

很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中以及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互相排斥对立的方案。一个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另一个意味着工人国家。直到1917年四月,列宁才决定支持工人国家。

1918年3月8日,列宁将俄国国家定性为“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37]的过程中从革命中诞生的国家。同一年的3月9日,他甚至更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得到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38]

1917年四月后,唯一一个列宁没有表明立场的问题是俄国没有长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在这里,同样地,他所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它的客观后果的一切文章,特别是《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都清楚表明了他前进的方向。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既没有发生在1906年和1914年,也没有发生在1917年的二月和十月,更不用说1917年十月以后了。

正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它完成土地革命,这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历史的裁决。只有按照孟什维克的方式将革命的任务降低到单单推翻专制之一(甚至还没有实现彻底的自由,因为常备军还在,没有立宪会议,被压迫民族还没有解放),才能宣称“民主阶段”在1917年二月得以实现。

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苏维埃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他们的实现与一系列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当然并非全部)紧密结合在一起。

1982年1月1日

 


[1]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有连续几篇写给查苏里奇的信件的草稿。见《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53—48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二版。

[2] 1877年,马克思已经向时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米海洛夫斯基写道,俄国有“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140—14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二版。

[3] 见《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70—17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一版。同时见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00—30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一版。

[4]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第一版。

[5]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94—51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

[6] 我们不应该忘记,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立宪会议选举期间,社会革命党人依然得到了绝大多数投票和席位。事实上,在城市中,它被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它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情况主要反映了俄国农民的压倒性优势。它已经分裂成了两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强烈反对苏维埃夺取政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甚至暂时与布尔什维克一道参加联合政府,这也是事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合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破坏了联盟。——原注

[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1903年7—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26—42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二版。

[8] 《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8月1日(14日)),同上第264页。

[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官方记录》,第273, 254-255, 256-257, 267页,伦敦纽帕克出版社1978年版。

[10] 《在讨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7月31日(8月13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二版。

[11] 《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9-5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

[12] 同上第50页。

[13] 《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9月第二版。

[1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15] 《致阿•马•高尔基(1911年1月3日)》,《列宁全集》第四十六卷,第16页,1990年10月第二版。

[16] 同上第17页。

[17]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18] 《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1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0] 《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1] 说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不是孟什维克的意见,说这个意见表达了“同一个”思想,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同意。但托洛茨基未必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好。(《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

[22]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3]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1906年到1909年考茨基采取他生涯中最进步的立场,尤其体现在他对俄国革命发表的评论以及他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原注

[24]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1906年《新时代》。列宁本人注意到这篇文章比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走得更远(《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然而,考茨基排除了由俄国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任何可能性。——原注

[25]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21-2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6]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7] 同上第306页。

[28]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98-9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2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1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3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8—3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二版。

[31] 《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二版。

[32]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文件《三种俄国革命观》(他的著作《斯大林评传》的附录里)极好地总结了他对三种俄国革命观的立场。——原注

[33]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第127页,1986年10月第二版。

[34]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35]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二版。

[36] 《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37]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38] 《党纲草案草稿》,《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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