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斯委员会的几篇文章

托洛茨基  著

龚义哲  译

译序

 

193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通称“戴斯委员会”)致电托洛茨基,请他前往美国出庭作证。托洛茨基立即接受了邀请,并为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正当他准备动身前往美国时,戴斯委员会突然取消了邀请,他最终未能成行。

此举不仅遭到斯大林派的大肆攻击,在托派运动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伯纳姆甚至要求社工党对此进行批判。托洛茨基便写了几篇文章,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托洛茨基认为,戴斯委员会既是议会的一个调查机构,也兼有法庭的性质;戴斯委员会的性质和目的自然是反动的,但是,共产主义者应该像利用议会和法庭一样,去利用戴斯委员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托洛茨基保证自己只会提供有关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的证词,而绝不会透露各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也绝不会涉及其它国家的内政外交。更何况戴斯委员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在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就可以在很大一部分公众面前揭露斯大林主义。

托洛茨基此举并不是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去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更不是要让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对自己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和派别斗争进行仲裁,他只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提供的一个机会,来向公众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真相。相反,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迫害异己(不仅仅是托派),实际上是斯大林派的拿手好戏。

不过,伯纳姆等人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揭露一个长期欺骗、误导、叛卖工人阶级的政治流派,虽然在道理上说得过去,但在感情上却还是让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可是,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派的长期迫害与孤立下,托洛茨基的声音几乎被彻底窒息, 因此,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是让广大群众听到他的声音的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而革命家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而绝不会顾忌庸人的偏见:列宁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登上了“密封列车”,经德国领土回国,才能及时发表“四月提纲”,扭转了全党的思想,最终赢得了十月的胜利;他可不在乎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跟列宁乘德国列车回国,其实是异曲同工。

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托洛茨基的意见,我们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纽约,探路者出版社,第二版,1973年)翻译了这几篇文章。托洛茨基此举是否妥当,相信读者看了之后,心中自有分晓。

 

戴斯委员会的邀请[①]

19391128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得承认,收到你们10月17日的会议纪要后,当我看到凯尔文[伯纳姆[2]]同志针对“Y氏”[托洛茨基]同意接受X[戴斯[3]]委员会的邀请一事而提出的动议时,确实吃了一惊。

1、关于这个问题的纯形式方面:X委员会先是通过电话、然后又用电报给我发来了邀请。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为了不错过这个良机,我便立刻接受了邀请。同时,我给你们写了信,询问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社工党领导层]做出正式决议,反对我出庭作证,那么我自然会发表公开声明,解释我这么做的政治原因。在给X委员会发电报同意接受邀请之前,我咨询了宅子里所有同志的意见,他们全都同意我的做法,全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好好加以利用。

2、可以认为X委员会具有两重性质:(1)它是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2)它是某种形式的“法庭”。依凯尔文同志之见,我们是应该抵制议会制度呢?还是应该抵制资产阶级法庭?

3、X委员会的性质及目的,跟整个议会一样,都是反动的。但是,为了同这种反动的目的作斗争,我们就应该参加议会活动。在同议会的一个机关打交道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运用同样的政策呢?假如我们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为了挫败这种反动的阴谋,他们肯定会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X委员会。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不是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吗?

4、为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4]。现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自己的立场,必须对涉及莫斯科审判的许多事情进行调查。此前,莫斯科审判的辩护士曾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发表了不利于我们的证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揭示真相呢?X委员会的听众,要比杜威委员会多上千倍。

5、难道凯尔文同志想说,杜威委员会的委员是自由派,而X委员会的委员是反动派?我不打算对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进行政治分析,但我们都非常清楚,杜威在参加杜威委员会的工作时,他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为了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事先就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也知道,杜威委员会的调查取证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杜威个人的政治观点所带来的坏处。

6、这种把资产阶级自由派同资产阶级反动派截然分开的做法,使我想起了某些人的做法:他们把同民主国家签订的条约当作“好的”条约,而把同法西斯国家签订的条约当作“坏的”条约。但我不打算对此深入分析。只需要指出一点就足够了:杜威委员会的人选是我们挑选的,我们也完全承认它的决定的权威性;然而X委员会是一个国家机关,我们只把它当作法庭来利用。

7、当X委员会开始召开听证会时,《社会主义呼声》[5]登出了一些写得很草率武断的文章,它们把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视为叛变投敌。这些文章的分析如此草率武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解释: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有机会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并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死抱着错误的公式不放,并为此牺牲掉极其有利的政治机遇,这可是严重的罪过。

8、为了避开诱惑,为了回避风险,就任由机会错失,就放弃出庭作证,就什么都不做,这完完全全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激进主义。在必要的情况下,走进敌人的地盘,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才是革命的激进主义。

9、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动议居然是凯尔文同志提出的;要知道,在我们支持战争公决提案[6]——这可是一个纯议会性质的措施——的活动中,他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主角。

10、我也不赞同列文(Levine)同志的意见:他认为,“Y氏”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跟“T氏”[托洛茨基]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同一性质的事情;他还要求美国同志不得主动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考虑到“T氏”的过去以及其它情况,“T氏”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事确实具有“例外”性质,然而,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却不具备例外性。我甚至认为,“Y”同志在出庭作证时,应该给出一些美国同志的名字,在某些问题上,这些同志比他更有发言权,这样就能让X委员会传唤他们。这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这些同志在大批群众面前亮相,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11、这就是我最近的意见,希望你们在做决定时,能够把我的意见当作实际提议,认真加以考虑。

 

你们诚挚的

汉森[托洛茨基]


[①] 本文摘自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1939年12月5日的会议纪要,原署名“汉森”(Hansen)。为了保密,托洛茨基在本文中使用了多个假名;真名已标注在其后的中括号内。1939年10月,戴斯委员会邀请托洛茨基出庭作证,托洛茨基接受了邀请。10月末,社工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伯纳姆提出了一个动议,表示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请求托洛茨基重新考虑并拒绝出庭,并提出:如果托洛茨基不愿接受这个请求,社工党就应该公开批判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政治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则提出了另一个动议,要求社工党支持托洛茨基,因为这种做法与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无异,但要求社工党禁止任何党员主动为非美活动委员会出庭作证。政治委员会驳回了这两个动议,它以“这样的证词对我们的运动具有宣传价值”为由,支持了托洛茨基出庭作证的计划。——原注

[2]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 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 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 年 5 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3] 小马丁·戴斯(Martin Dies Jr.,1900年 11月5日——1972年11月4日),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曾于1931—1945年、1953—1959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并于1938—1944年担任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4] 1936年,苏联官僚在莫斯科审判中,炮制了莫须有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1937年3月,为了洗清托洛茨基同志的不白之冤,“美国保卫列昂·托洛茨基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on Trotsky)组织了“调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审判中遭到的指控预备委员会”(Preliminary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Leon Trotsky in the Moscow Trials),并请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出任主席,故通称“杜威委员会”(Dewey Commission)。杜威委员会经过多次详细认真的调查取证后,做出了正式结论: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审判中受到的指控全部不成立,托洛茨基无罪。杜威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告,题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可在此处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 ——中译者注

[5] 《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 Appeal)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创办于1935年。1941年更名为《战士报》(The Militant)。——中译者注

[6] 1937年,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众议员路易斯·拉德洛(Louis Ludlow,1873—1950)在众议院里提出了一项提案,建议给宪法加入一项条款:在宣战之前,必须举行全民公决,通过后才可宣战。这项提案,即战争公决提案,便被称为“拉德洛修正案”。参议员拉佛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 Jr.,1895—1953)也在参议院内提出了同样的提案。1938年1月10日,众议院否决了拉德洛修正案。就在几天之前,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72%的美国人支持拉德洛修正案。社会主义工人党抓住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过渡要求纲领,提出了“让人民来决定是否开战”的口号,并发动了一场支持拉德洛修正案的宣传攻势。——原注

 

戴斯委员会[①]

(1939年12月7日)

 

 

昨天的墨西哥报纸登出了这样的报道:据美国报界报道,我可能会为美国众议院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并提供有关墨西哥和拉美共产党人的活动——特别是与石油问题有关的活动——的证词[2]。这些报道暗示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把文件交给戴斯委员会的代理人,并在墨西哥会见了戴斯委员会的代表,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10月12日,我收到了戴斯委员会的电报:

“列昂·托洛茨基,墨西哥城,

“合众国众议院戴斯委员会邀请您来出庭作证,为了便于您的出行,本委员会将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召开听证会。……本委员会想要完整地记录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并邀请您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本委员会可以事先向您提交这些问题。白劳德[3]与福斯特[4]等证人在作证时,经常提到您的名字。本委员会将给您提供一个机会,对他们的指控做出答辩。……

“约·布·马修斯[5],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首席调查员。”

我没有受到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的政治倾向的影响,我找不到任何不接受公开调查、不出庭作证的理由。我的答复如下:

“出于政治责任感,我接受贵方的邀请。……”

 

所以,我愿意出庭作证,但我只会提供有关“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的证词,而不会涉及拉美国家的内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曾拥有任何涉及拉美共产党人的活动或石油问题的文件,在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时,我也不会就这些问题发言。我从未在墨西哥会见过戴斯委员会的代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拉美共产党人的任何真实的或虚构的计划的曝光,都与我完全无关。

如果我真的要为众议院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我所提供的证词,将仅限于由马修斯先生署名的那封电报中提出的问题。我再次声明:其它的说法均系伪造。


[①] 本文发表于1939年12月16日的《社会主义呼声》,原题为《托洛茨基驳斥有关戴斯委员会的质询的假新闻》(Trotsky Raps Press Lies on Dies Query)。——原注

[2] 1938年,墨西哥政府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企业。(请参阅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文章,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第2版。)——原注

[3] 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美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于1930年—1945年任美共全国委员会主席,1934年—1945年任美共总书记。1944年主张解散美共,因此在1945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4] 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r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美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于1924年—1934年、1945年—1957年担任美共主席。——中译者注

[5] 约瑟夫·布朗·马修斯(Joseph Brown Matthews Sr.,1894年6月28日——1966年7月16日),早年曾参加左翼运动,192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从1933年开始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运动,成为美共的“同路人”。对共产主义幻灭后,沦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①]

(1939年12月11日)

 

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当然不是为了帮助戴斯先生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更不是为了帮助打压某个极端“政党”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我不仅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也与现在的共产国际不共戴天,但我同时坚决反对镇压它们。

取缔法西斯团体,无疑是自欺欺人:它们是反革命组织,统治阶级与政府机关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同情它们,而且,在政治危机时期,它们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所以,它们很容易改头换面,以别的名目出现。

而镇压共产国际,只会对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不可救药的组织有利。国际工人运动与当权官僚的利益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共产国际目前的困境。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与欺骗后,共产国际显然已经开始瓦解。镇压共产国际只会立刻重塑它的声望,让工人把它当成遭受统治阶级迫害的战士。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对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一切镇压,不管它一开始针对的是谁,最终都一定会落到工人阶级头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这就是历史的法则。工人必须学会通过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警察的指示来辨别敌友。

不难预料,有人会针对我个人进行反驳:“难道不是苏维埃政府剥夺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一切政党的政治权利?要知道这事你也有份!”完全正确;我至今仍然愿意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但是,不能把内战时期的法律与和平时期的法律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混为一谈。

在评价亚伯拉罕·林肯的政策时,如果只从民权的角度来评判,那么这位伟大总统的形象便不那么高大了。当然,他可以辩解说,为了消灭奴隶主民主制,他不得不发动内战。内战是社会危机白热化的状态。在内战状况下,必然会产生某种专政,从根本上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临时体制,是维持统治的一种特殊手段。

苏联的专政确实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一种恐怖的极权统治。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革命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它只能通过隐蔽的内战手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当权官僚决裂了。在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下,工人阶级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清算自己的官僚阶层的程度,所以我失败了。但我坚信工人阶级终将清算它。

但是,无论苏联的情况如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依然遭受着本国资产阶级的奴役,他们必须坚决捍卫一切政治势力的自由,也包括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自由。所以,我对戴斯委员会的目的根本没有丝毫同情。

无需多言,我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保卫“美国活动”、反对“非美活动”的。对于这个任务,我准备得很差劲。更糟糕的是,我试图找出美国精神当中还有什么值得捍卫的东西,却一直找不出来。美国为人类财富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概括为一个词:科技。这种美国精神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普遍的接受。

戴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运用美国的科技,才符合人类的利益?当前统治制度的代表人物,比如哈罗德·伊克斯[2]、霍默·卡明斯[3]、路易斯·道格拉斯[4]等人都说过,经济垄断违背了民主思想。可是,垄断资本却牢牢地统治着美国,掌握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力。我们上哪儿才能找到美国精神呢?是抽象的思想吗?还是与这些思想背道而驰的现实呢?进一步来说,持久不退的失业大潮,究竟是一种“美国”现象,还是“非美”现象呢?

戴斯先生所支持的那些限制性法律,拥有悠久的历史:在过去二十年里,欧洲国家逐步从民主制转为极权制,在这个转变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它们也曾实行过类似的法律。青年大会[5]的代表公开指责戴斯委员会玷污了“美国精神”。我这个外国人恐怕得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弄明白这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在美国逗留这么久的时间,是否符合“美国精神”的原则?这我还真不知道。

当然,必须承认,共产国际为了进行这种迫害,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多年来,它一直在系统地向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提出要求,要它们镇压它自己在左派之中的政治对手。这种可耻的行为,使我们能在很久之前就做出预测:它最后一定会掉进它自己为别人挖的坑里。我们的预言应验了。白劳德以前总是不停地要求对所谓的“托匪”动用警察手段,结果,警察在对付白劳德时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睚眦必报的人。他使用假护照一事并不会让我们产生兔死狐悲的恐惧感[6]。在同沙皇专制和各路反动势力斗争时,我有时也会用假护照。白劳德有一两次成功地骗过了法西斯国家或其它国家的警察,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他一直在系统地欺骗美国工人。同这种欺骗作斗争,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任务。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跟工人报刊以及国家立法机构一样有用。

但是,我绝不会支持那些出于爱国精神、而把共产党员赶出自己的组织的工会领导与“工人政党”的领导。我认为,这种政策,跟打压共产党的法律一样有害。只有依照工人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会,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用官僚手段驱逐斯大林党并不难,难的是让工人群众摆脱对斯大林党的迷信。但是,只有帮助工人群众摆脱对斯大林党的迷信,才能治好工人运动,并带领它更进一步。

要对付扯了无数弥天大谎、犯下累累叛卖罪行的共产国际,最锋利的武器便是公开真相。这也就是我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把苏联当权官僚与共产国际的活动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不能保证我会揭露出什么“轰动性”的东西,不过,“轰动性”这东西其实也不是必要的。莫斯科审判、对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清洗、对“红色将领”的消灭、突如其来地同希特勒结盟,以及共产国际在当权官僚的指挥下可耻地反复变卦,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轰动了,就算我能揭露出一些新的情况,又怎么能在轰动性上超过它们呢?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事情拼成一副完整的图案,并揭示它的内在意义。

只要工人群众认清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的历史作用,他们就会唾弃斯大林主义。我就是为了帮助工人群众认清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才同意为戴斯委员会作证的。

 


[①] 本文发表于1939年12月30日的《社会主义呼声》。托洛茨基起草了这个声明,准备在抵达美国时发表。但是,就在他动身前不久,戴斯委员会取消了邀请。——原注

[2] 哈罗德·勒克莱尔·伊克斯(Harold LeClair Ickes,1874年3月15日——1952年2月3日),时任美国内政部长。——中译者注

[3] 霍默·斯泰尔·卡明斯(Homer Stille Cummings,1870年4月30日——1956年9月10日),曾于1933年至1939年任美国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 路易斯·威廉斯·道格拉斯(Lewis Williams Douglas,1894年7月2日——1974年3月7日),曾于1933年至1934年任预算局长。——中译者注

[5] 美国青年大会(American Young Congress)是一个由斯大林党控制的人民阵线组织。——原注

[6] 1939年10月23日,白劳德因使用假护照而遭到起诉。1940年1月17日,白劳德被判处四年徒刑,并处罚款两千美元。1942年5月获释。——中译者注

 

 

戴斯取消了邀请[①]

(1939年12月12日)

 

戴斯先生在12月12日发表声明,取消了邀请托洛茨基前往美国的计划,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完完全全的谎言。戴斯声称“墨西哥政府没有提供允许托洛茨基返回墨西哥的保证”。谁也没有向戴斯先生提供此类保证的义务——他既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国务卿,甚至都不是领事馆的官员。墨西哥内政部已向美国驻墨西哥领事馆递交了书面保证,允许我自由地前往美国和返回墨西哥。明明是戴斯自己变了卦,他却想把责任推卸给墨西哥政府,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

我于10月12日收到了戴斯委员会的邀请,它请我于11月12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出庭作证。我认为,这个案子意义重大,身为这个案子的证人,我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因此,我立即联系了我在美国的两位合作者,请他们帮助我准备必要的文件、收集必需的讲话和整理各种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并将这些材料译为英语。

11月2日,戴斯委员会的代表约·布·马修斯联系了我的律师戈尔德曼[2]先生,通知他说:听证会已经推迟到十二月,可能于12月10日至15日之间举行,但他向戈尔德曼先生承诺,到时我“百分之百”能够出庭作证。戈尔德曼先生在取得我的完全同意后,向马修斯先生(戴斯委员会首席调查员)解释说:我本人的政治目的,当然与戴斯先生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毫无共同之处,我唯一能保证的便是说出真相。恐怕戴斯先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取消了邀请。如果要给此事下一个严厉的、但却不由分说的判决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肮脏的伎俩”。

戴斯先生声称,他会派一个调查员到墨西哥来“接受托洛茨基的陈述”。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的代表到墨西哥来,无论他能否向我出示他被允许返回美国的保证书。我愿意出庭作证,但有一个条件:我只能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面前公开作证,这个委员会必须给我提供通过交叉质询来澄清一切有待澄清的问题的机会。如果戴斯先生只想通过书面形式来了解我的意见,他可以去读一读我的书。


[①]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12月23日。——原注

[2]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拒绝闭门密谈[①]

(1939年12月17日)

 

有关我正在接受所谓的戴斯委员会的首席调查员马修斯先生的调查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我对马修斯先生的行踪一无所知,也与他没有丝毫联系。众议院戴斯委员会曾邀请我出庭作证,我接受了它的邀请;我愿意再次接受它的邀请,这是为了让美国公众了解到一些问题的真实情况,而我很可能是最熟悉这些问题的人。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同意与戴斯先生或马修斯先生闭门密谈这些问题。

[①]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12月30日。——原注

 

 

 

有关戴斯委员会的谣言四起[①]

(1940年1月12日)

 

本月十日,斯大林派在伊达尔戈剧场举行集会,一众演讲者,特别是刚从美国抵达此地的福特[2]先生,声称美国国会议员戴斯先生正在策划一个反墨西哥的阴谋,还特地点了我的名字,说我是这个阴谋的帮凶。我认为,我有义务指出:这些演讲者又在蓄意撒谎。我特地附上了我与戴斯委员会的通信的副本,读者看了之后就会发现,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墨西哥。

美国众议院戴斯委员会邀请我出庭作证,是为了调查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并对涉及我的假证词进行调查,而这些假证词是由北美斯大林党的领导人白劳德和福斯特提供的。

只要动动脑子就会明白,我既没有政治动机、也没有个人动机去帮助美国的石油巨头(戴斯捍卫的正是他们的利益),反对墨西哥人民。此外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清楚的:我不会为戴斯先生的反动目的提供帮助,他在明白这一点之后,便取消了邀请。

格伯乌的特务以前曾炮制过各种谣言:我参加了所谓的反对卡德纳斯[3]将军政府的罢工运动;我与塞迪利奥[4]将军有联系;我在莫雷利亚秘密会见了阿特尔[5]博士;我与墨西哥的反动犹太资本家有关系;我秘密地插手了目前的总统大选;而他们最近编造的谣言,跟这些谣言一脉相承。

在踏上墨西哥领土后,我就自愿地承诺不去干预墨西哥的内政和外交。与之相反的一切说法,都是蓄意的谎言。

也许有一天,这些故意欺骗人的绅士会接受我过去的建议:由公正、可信的公众人物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对这些谣言进行调查。我要公开地质问他们:你们敢不敢接受我的建议?


[①] 本文摘自《斯大林的帮众》(Los Gangsters de Stalin,墨西哥,1940年),本书中的这篇文章是由威尔·莱斯纳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的。——原注

[2] 詹姆斯·W·福特(James W. Ford,1893—1957),曾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过1932年、1936年和1940年的大选。——原注

[3] 拉萨洛·卡德纳斯·德尔·里奥(Lázaro Cárdenas del Río,1895年5月21日——1970年10月19日),墨西哥将军,1934年至1940年任墨西哥总统,任上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改革措施。当托洛茨基被迫离开挪威后,只有卡德纳斯的墨西哥政府愿意给他提供政治避难。——中译者注

[4] 萨图尔尼诺·塞迪利奥·马丁内斯(Saturnino Cedillo Martínez,1890年11月29日——1939年1月11日),墨西哥将军,1938年发动反对卡德纳斯政府的叛乱,1939年1月11日兵败被杀。——中译者注

[5] 阿特尔博士(Dr.Atl),本名赫拉尔多·穆里利奥·科尔纳多(Gerardo Murillo Cornado,1875年10月3日——1964年8月15日),墨西哥画家、作家。——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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