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在当前

[法]保罗·勒布朗 著

陈宗延 译

陈伟凯、宋治德 校

 我们如何能够从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走向经济民主、真正自由、我们渴望的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对弗·伊·列宁的一生和作品而言至关重要。探索该议题时,我将把我的评论限定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引文,再加上一位美国老托派、列宁自身,以及几位年轻的英国活动分子身上。

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此时,杰出的知识分子卢卡奇已投身工人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多年。作为一个寻求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应用于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斗争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卢卡奇强调列宁的思想浸淫着一种“革命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为确立“对所有日常议事日程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论还是策略,是宣传鼓动还是组织——稳固的指导路线”所必需的。这就是说,列宁在他所有政治思想和活动中所关注的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中──工人要夺权需要做什么的问题。不是从修辞上或理论上,而是从事实上,找出需要做什么,然后确切地将之付诸实践。

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我们的用意并非仅仅去说服人们社会主义会比资本主义好很多。我们的用意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进行抗议、以及组织抗议。我们的用意不仅仅是去组织斗争以带来资本主义之下的改善。我们的用意不仅仅是从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去阐释历史和当前的事件(或其它任何事物)。我们的首要用意是颠覆既存的权力关系,并且将政治权力交到一个有组织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我们也属于其一部分的阶级,劳动者占多数的阶级)手上,而这是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我们的未来──在我看来──将如杰出的电影《人类之子》里表现的那样,如罗莎‧卢森堡的预言“堕入作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的野蛮状态”。

现在我想要给你们讲讲关于我的朋友莫里斯‧勒维特的一些事情,他以九十五岁之龄逝于一九九八年。认识他──一位永不放弃的、帮助创造历史的、且永不背弃他的承诺和原则的革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活动分子──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一九〇三年,也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诞生的那一年,他生于俄罗斯帝国(今日所称的白俄罗斯),在年少时参与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俄内战。

他在一九二〇年逃离反犹反共的白军的凶狠攻击,白军由英、法、美政府所资助,意图粉碎革命。他在一艘载运移民至美国的船上找到生路,并在船上遇到一位活泼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西尔维娅‧布利克。他们彼此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并且都是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埋头于工会的斗争之中。到了一九三〇年,为反对斯大林暴政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致命腐蚀,他们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成员。

关于这位坚毅而温柔的人及其伴侣,这两位活跃于整个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其后的阶级斗争战士,还有许多可说之处。不过这里只需提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因为该组织在二战期间的反帝立场而入狱时,莫里斯被选为社工党的全国代理书记。在该职位上,他以党名“莫里斯‧斯泰因”讲过一些话,这些话曾不只一次被斥为代表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负面特质。在检视那些之前,我想要分享他在同一演讲中所说的其它事情,一些切合卢卡奇“革命的现实性”想法的话。

在他一九四四年的谈话中,莫里斯评论道:“历史加诸在我们身上一个伟大的任务,即将人类从堕落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在他看来,“这是唯一一场值得牺牲一个人的自由、甚至其生命的战斗”,并且对他而言这牵涉到“一种以多数投票的民主方式而非派别斗争、个人指责等方法解决分歧的责任感”。对莫里斯而言,这包含了一种“集体领导的精神,在其中集体给予个人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他补充称“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党对于我们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是最适合的”,他以传统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式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行动上的集中;和组织内部生活的最充分的民主”。他强调:“我们的运动必须充满着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的人们的同志情谊”。

然而,我们现在要谈一谈莫里斯的谈话中可能有害的一面,他在其中如此形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不能容忍竞争者。工人阶级只能通过一个党和一份纲领来进行革命……我们是政治上的垄断者,且我们运作得像垄断者,或者是通过合并、或者是通过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已用我们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这点。”在判断此论述前,我们必须要理解其意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牵涉到与其它左派革命社会主义力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亚伯拉罕·约翰内斯·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社会党左翼——合并而非竞争的决策。同时也有与独裁的斯大林主义所支配的共产党,以及与社会民主党中由彻底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所支配的非革命派残余进行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也有与麦克斯‧沙赫特曼为首的从社工党中分裂的行为进行的非常尖锐的斗争,尽管事实上在一九四七年合并的前景在望。这一合并的希望因在冷战反共问题日渐增长的差异、以及沙赫特曼团体日渐改良主义的轨迹而破灭。

人们仍可提问,斯泰因的立场究竟是否完全错误。究竟应该要有竞争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还是不同革命团体的合并是更可取?另一方面,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可能合并吗?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和对民主不屑一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可能合并吗?反帝的社会主义者和与帝国联盟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可能合并吗?或者,革命社会主义者有没有必要与那些反民主、反革命、与帝国联盟者进行不可调和斗争呢?这暗示了对莫里斯‧斯泰因的谈话存在不同于其批评者的理解方式。

但是,莫里斯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发言的。一九四四年的美国刚走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伟大阶级斗争,它正处在将于二战结束时迸发的新一波阶级斗争战斗浪潮的前夕。在产联中存在着显著的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元素,而共产党在其数量上达到了顶峰。这些都为斯泰因的谈话提供了特定的背景。

人们可以争辩这些谈话究竟是不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能言说或相信的最佳谈话,但当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加入莫里斯的党时,这一争论的指向已无多大意义。晚近阶段的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在较早脉络中发展出的列宁主义的概念,尽管我们读列宁且将自己视作列宁主义者。当我二十多岁时,作为当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工党成员,我相信左翼被分作三块:首先,是那些革命先锋──即我们这些加入社工党的人;其次,是那些我们的盟友或熟人;其三,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对革命真理有垄断权。

而当我首次清楚的发现,社工党内事情开始变得完全不对劲,如同他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必然所做的一样,我起先感到暗无天日的绝望:如果革命党,人类的唯一希望,有着致命的瑕疵,那么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没有确实的可能性了。但当我(在一位较年长的同志,乔治‧布雷特曼的敦促下)转到俄国工人运动(列宁及其同志在此了建立一个有效的革命党)的实际历史研究中去时,我发现我们之中许多将自己视作列宁主义者的人颇受一个基本误解所苦。

革命先锋不是那声称要在列宁的旗帜下建立革命先锋党的人。先锋是工人阶级里广阔的一层,其具有显著程度的阶级意识,其具有对资本主义的一些了解及超越之的需要,并带有一些积累起来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经验和承诺。一个组织唯有在此层次有着显著的成员基础,才能被视作一个革命先锋党。

而这将我们带回到列宁的引文。

这可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开头中找到,列宁在此主张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有三个必要条件。首先是工人阶级先锋层次的革命阶级意识。其次是组织起来的革命者方面的正确政治战略和战术。其三是“与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接近和联系。列宁告诉我们,这些条件若未达成,所有建立有纪律的革命党的努力将“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吹嘘,成为装模作样。”

激进化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二十世纪初盛行,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荡然无存了,在我所成长且政治上活跃的、冷战反共及相对丰裕的年代,就只剩下一鳞半爪七零八落了。声称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于是倾向于陷入贩卖巧言偏辞和装模作样的泥沼,这与密切联系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相去甚远,也就无法打开革命的新天地。他们相信他们是革命真理的知识库,这使他们变得教条和僵化,对和他们自身非常相像的其它左翼团体带有敌意和轻视。

即使在最好的团体中,组织纪律都有着双重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够颇为积极地使相对小的团体在反对战争、追求种族正义和妇女解放等群众运动做出杰出的贡献。但它也能让组织成员保持一致,带着对团体所认定的革命真理和监督真理应用的团体领袖不加反思的忠诚。

莫里斯‧斯泰因“垄断”公式的一个问题是:无论其有效性如何,它都是有其历史特殊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非常不同的世界很多年了。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工人阶级仍然存在,剥削和压迫以及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危机同样存在。但与此同时,这些事物都与之前大不相同,令人难以置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早已消逝,那时的工人阶级运动同样已不复存在。我们自己的被重新构造的工人阶级,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重重的、不断地解构和重构着的工人运动,皆和莫里斯‧斯泰因仍在世且年仅四十一岁时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毫不相像。

我们如今面对的现实以及列宁主义思想应用至该现实的方式,值得更多思量,由于时间所限在这里无法一一详述。但我还是想以一些想法作为总结,希望会有帮助的。

首先,过去数十年资本主义采取的转变,已挫败我们阶级的锐气,已无情地在我们阶级的组织和社群头上作威作福,且已压低我们阶级的生活质量。更有甚者,无产化过程吞噬和包含了许多曾被视作“中产阶级”的职业和社会阶层,同时科技和全球化已侵蚀了曾是工人阶级主要就业的产业,取而代之的是收入更少且更不安稳的工作。这些变化一并造就了一个缓慢移动的、矛盾的但日益激进化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之外涌现出新的斗争、新的斗争形式以及一个仍在演化形成的新的多样化的工人阶级先锋阶层。

列宁所说的那种革命党之到来的诸可能性现在存在了。这意味着这样的党尚未存在,以及这样一个党的统一核心或核心团体尚未存在──在足以支撑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先锋阶层(接着,其规模足以支撑列宁所描述的那种真正的革命党)的激进工人阶级次文化成形之前,这些都不可能存在。我的预言和坚定信念是:这样一个党的核心团体和核心,将由当前处于许多不同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分子,和那些不在任何革命团体的活动分子,再加上一些此刻既非革命者也非活动分子但在未来的斗争中将成为革命者或活动分子的人所组成。

任何称职的革命团体的责任,将在于协助为这样一个政党的出现创造必要的前提。这一方面涉及到向越来越多人们传播对“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世界发生什么事了”的社会主义式的理解,并且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词语和方式去传播。这也意味着我们对那样的现实发展出更清晰的理解。与此相关的是我们需要协助明确和启动斗争,或者加入既有的斗争,为越来越多不同部门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赢得此时此地的改良。

这把我带向最后的引文,源自一本题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书的几位作者,这本并不完美却很重要的书混合了占领运动(举例而言)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在那本书中,卢克‧库柏和西蒙‧哈迪这样说:“创造新形式政治组织以汲取社会运动精神、复苏草根工会组织、并使更广阔的社会部门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动员,是左翼最终赖以成功的方向。”他们阐述“必须在新的政治形构中重组左翼,此形构提供了战略思考的空间、允许不同战略在一定的张力中共存,同时也创造了团结和行动的条件。”他们解释,这不该被视为“避免反思性和策略性讨论的借口,而是我们能够朝向更大程度的真正团结迈进的出发点”。

我认为,对我们不同的社会主义左翼团体而言,不急于进入温室下功夫打造某些不成熟的组织团结是重要的。相反,我们应该聚焦于在真实的、实际的斗争中并肩工作,目视可能的团结、但聚焦在现实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可能的团结必要的、转化性的前提。有成效的团结,唯有在这类真实的、实际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的基础上才会到来。如果这类团结达成了,结果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持久的、运作良好的数千人的组织,这一组织拥有全职组织者和新技术,能使越来越多人们成为积极的干部,使他们并肩作战开展地方斗争,并在全国推进左翼教育和文化工作。这样一个组织可以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革命党奠定基础、创造可能性做很多事情。

【注:这是一篇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发表在伦敦“危险时代的危险思想”聚会上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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