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 [1]

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  著

green2onion  译

辗转梦难寻  校

一百年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十月革命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在革命后的短短十年之内斯大林主义就扎了根,而且七十年后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几乎是一帆风顺。当然,人们可以指向反法西斯胜利中红军的主要地位,或者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宿敌为反帝国主义斗争赢得了更大的空间,亦或是一个主要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调节。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情况中,十月革命的遗产仍然是不甚明确的。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事实上是十分清晰的。这份遗产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勇气(“They dared”)。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夺取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保卫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们是一支忠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提供了他们所需要且想要的领导。

因此,十分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与公众意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被意识形态煽动的建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恐怖的罪恶。根据这种观点,十月革命被认定为是一个武断的行为——它使俄罗斯驶离了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正轨。而且十月革命导致了一场使俄罗斯陷入废墟的三年内战。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版本甚至被一些反对列宁主义(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列宁的策略)的左派认同,因为这场夺取了政权且掀起了内战的革命的手段是威权主义的。

具体的策略

然而,当一个人研究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时,最震惊的事实是布尔什维克与支持他们的工人们几乎不是被一种教徒般的追求社会主义的运动“意识形态”驱动的。首先,事实上,十月革命是一场切实的对普罗大众所面对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回应。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不是一个照着设计图搭建起来的乌托邦,而是一系列对于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所面对的真实情况的具体策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反对提供“未来的菜谱”[①]

十月革命的直接主要目标是保卫革命果实,抵抗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经济罢工会将二月革命的民主承诺与民主果实付之一炬,并且会让俄罗斯继续在那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屠杀中流血。如果十月革命失败的话,也就是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的话,很可能会让这个世界见识到第一个法西斯帝国的崛起,抢先于迟来的德意资产阶级对类似的失败的革命的反抗。

当然,布尔什维克们与最城市化的俄罗斯产业工人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所有的俄罗斯马克思流派当时都认为俄罗斯缺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政治与经济条件。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种希望。俄国革命将鼓励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站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战争,同时也为俄国革命争取一个更广阔的未来。这仅是一个不确定的希望,而十月革命是无论如何也要发生的。

内战的威胁

在我以前的作品中,我提供了有证据的,而且我认为是令人信服的对十月革命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将不再总结这些证据。我更想解释布尔什维克和支持其的工人——一个极大程度上由工人阶级组成的政党——对内战的威胁是有多么刻骨铭心的清楚;有多么想要试图避免内战,以及在没能避免内战后有多么想要减少内战的严重性。所以,我想着重于“勇气”(“they dared”)的意义,作为十月革命的遗产。

布尔什维克与众多工人在革命早期支持“双重政权”的原因是他们想避免内战。在这种布局下,行政权力由一个一开始就是完全由自由主义政客组成的临时政府掌控,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与此同时,被工人与士兵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将监督临时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忠于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包含四个主要元素:民主共和制,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日,和一个积极的旨在迅速落实一个民主的停战的外交。这个革命纲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

对双重政权的支持标志着党不再拒绝资产阶级作为反独裁斗争的潜在盟友了。对资产阶的拒绝一直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最基本的根基,也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在战前工人运动中得到了领导地位。对资产阶级的拒绝,同时也是对孟什维克的拒绝,源于工人阶级曾面对过的资产阶级与专制国家的密切合作以反对其民主和社会理想的漫长而痛苦的经历。

对双重政权的最初支持反映出给自由派一个机会的意愿,因为有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拉狄克(Kadet)在1917年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政治代表人)虽然相当迟钝地支持了革命,但他们对革命的坚持极大地促进了在俄罗斯广大领土和前线的不流血的胜利。如果苏维埃在二月夺权,将会从革命中排除这些有产阶级,从而直面内战的幽灵。此外,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直接负责掌控国家和经济。

他们后来拒绝了双重政权和向苏维埃转移权力,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对列宁回到俄国和四月提纲的发布的自动回应。根本上来说,这些提纲是对党的传统立场的回归,只不过是在世界大战和成功的民主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如果列宁的立场胜出,那就是因为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有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中的自由派政治代表是敌视革命的目标的,实际上,是想要反转革命。

早在四月中旬,自由政府就明确表示支持战争和帝国主义。甚至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报刊终止了民族团结的短暂蜜月,反对工人所谓的利己主义——以牺牲战争生产为代价谋求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他们明确地想要破坏工兵联盟,一个能使革命成真的联盟。

不无关系的是,工人越来越怀疑被伪装成供应困难的停工,怀疑这种停工是被企业家们放大了的。作为反对政府对摇摇欲坠的经济的监管的手段,停工一直是工厂主最喜欢的武器。在战争爆发前的短短的六个月中,俄国首都的工厂主们和国营工厂的官僚们一共组织了不下三次的全面的停工,在此期间,共有30万工人被解雇。而在十年前,1905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在首都的两次大停工给俄国的第一次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到了1917年的春末和夏初,有产阶级的知名代表呼吁镇压苏维埃,并从他们阶级的议会中得到经久不息的赞扬。然后在6月中旬,在盟国的强大压力下,临时政府发动了军事进攻,结束了自2月份以来在东线实行的事实上的停火。

所以到了六月份,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布尔什维克要求政府免受有产阶级影响的要求。这实质上就是“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意思:一个只对工人和农民负责的政府。在这样的程度上,布尔什维克和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内战的必然性。

“七月流血事件”的失败:前进的阻碍

但这本身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工人和农民(士兵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令人担忧的实际上是内战可能会发生在大众阶层的内部,在“革命民主”的内部。对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SRs)主宰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苏维埃,以及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和农民执行委员会。他们支持自由派到了一个把他们的领袖交给联合政府的程度,以支持后者在大众中薄弱的权威。

七月初,当首都驻军和首都的工人一起,为了催促中央执行委员会掌权,大规模地示威时,革命民主内战的威胁被强行加重了。他们不仅失败了,而且他们的示威代表着革命中的第一次严重的流血冲突,接着是温和社会主义者纵容了政府对左翼的镇压。

因此,七月流血事件让布尔什维克及其工人支持者迷失了道路。正式来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一个新口号:权力属于“工人与贫农的政府”——没有提到苏维埃,因为在首都之外的苏维埃都在温和社会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列宁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要准备起义的号召,一个可以绕开苏维埃的起义。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是反对苏维埃的。但这个口号,实际上,并没有被党和首都工人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反对仍然支持温和派的人民群众——也就是一场革命派内部的战争。

党的基层领导起义

八月底,科尔尼洛夫将军失败的起义得到了有产阶级的热烈支持,这似乎开辟了一条走出僵局的道路。面对明显的情况,温和社会主义者似乎接受了与自由主义者分裂的必要性。(自由派部长们在起义前夕辞职)。工人们对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消息做出了一种有趣的慰藉与戒备的混合着的反应。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终于可以采取行动,打倒反革命的前进了——他们的确大刀阔斧地做了——而且团结了其余的革命民主势力,而不是继续内斗。列宁在科尔尼洛夫的失败之后,把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给予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至于如果能够夺取政权的话,他甚至愿意作为一个忠诚的反对党。

但经过短暂的动摇之后,温和社会主义者仍然拒绝了与有产划清界限。他们允许了克伦斯基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一些特别恶名昭彰的资产阶级人物,比如刚刚把工人拒之纺织厂门外的企业家斯米尔诺夫(S.A.Smirnov)。

到了九月底,布尔什维克已经在俄罗斯大部分苏维埃占有了大多数席位,所以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勉强定于十月二十五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可以保证作为多数派。仍然躲避追捕的列宁要求他的党中央准备起义。但是中央的多数人犹豫了,宁愿等待立宪会议。人们可以理解他们的犹豫。毕竟,起义将会开始一场已经拖延了许久的内战。这是一次可怕的向未知的大跃进,因为党将不得不在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中执政。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会允许立宪会议将资产阶级定罪,解决俄罗斯社会严重的两极化的希望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与此同时,工业崩溃和大规模饥荒也即将来临。

如果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决定组织起义,那并不是因为列宁的个人权威,而是受到列宁曾争取的党内中下层的压力。在1917年十月,彼得格勒党组织共有成员4.3万人,其中工人2.8万人(整个工业劳动力有42万人左右),士兵6000人。这些工人已经准备好行动了。

然而,党外群众的情绪却更为复杂。他们强烈支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他们并不想要主动出击。相对革命的头五个月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反转:当时,大众工人阶级主动地形成组织,而且推进党的步伐。在二月革命中是这样的,在四月份的反战抗议中是这样的,在防止蔓延的停工潮的工人权力运动中是这样的,以及在逼迫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的七月流血事件中也是这样的。

但七月流血事件和随后的镇压改变了事情。诚然,政治形势不一样了,几乎到处都是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但是十月革命之前的日子里,整个非布尔什维克新闻界都自信地预测革命将惨败,甚至比工人们在七月受到的镇压还要更血腥。

另一个导致工人们犹豫的因素是大规模的失业。虽然日益严重的工业崩溃是使工人们立即行动的最强力的论据,但是也是一个使工人感到不安全的因素,从而导致工人们的犹豫不决。

因此,发动革命的重任落到了党的肩上。可是,就连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也不是毫不打怵的。但是,他们经过了多年的、惨烈的、反抗专制与企业家的斗争,历练出来了一些过人之处,使他们得以克服这些恐惧。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从资产阶级中脱离,寻求阶级独立的理想,这也是布尔什维主义工人运动的决定性的特征。在革命前的几年里,这个理想在工人阶级的坚持中展现了自己: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组织,都一定要独立于有产阶级的影响。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工人的尊严感,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俄罗斯的“觉醒的工人”的概念包含了独立于,甚至很大程度上反对有产阶级的世界观与道德规范。这种尊严感体现于对“礼貌称呼”长期以来的索取,以及很多其他方式中。对“礼貌称呼”的需求长期以来是工人罢工谈判桌上的一员。工人们要求管理层以礼貌的第二人称复数来称呼他们,而非不正式的单数,那是为亲友,孩子们,以及下属们保留的。在编制罢工统计资料时,沙皇内政部将“礼貌称呼”归类于政治要求,可能是因为这意味着对“礼貌称呼”的要求否认了工人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在1917年,1917年工厂会议的决议经常把临时政府的政策称为对工人阶级的“嘲弄”。而在十月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的赤卫队拒绝在跑步前进时保持弯腰,或者拒绝在战斗时趴下,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懦弱和对革命工人的不尊重,士兵们不得不向工人们解释把额头露给敌人打可没什么好光荣的。但是,如果阶级荣誉感是军事义务的话,十月革命一定会实行它的。

十月:一场大众革命

尽管发动十月革命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上,但几乎所有工人,甚至连大多数一直支持孟什维克的印刷人员,也都欢迎起义。但是新政府组成的问题立刻就出现了。当时所有由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本身都呼吁建立一个包含社会主义各党派的联合政府。

再一次,这关系到革命民主的团结和避免阶级内部的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包含温和社会主义者(但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认为他们会瘫痪政府的行动。但在谈判进行时,他们却没有直言。

然而,这个联盟是无法成立的。不久后,在苏维埃权力的问题上,谈判就破裂了:布尔什维克和绝大多数工人都希望政府对苏维埃负责,也就是一个不被有产阶级影响的大众政府。然而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苏维埃对于一个可行的政府的基础来说过于狭隘了。虽然遮遮掩掩的,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包括有产阶级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在苏维埃没有代表的“中间阶层”。但是,俄罗斯社会是严重分裂的,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后者与有产阶级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温和派拒绝任何布尔什维克占据多数的政府,尽管布尔什维克在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中占多数。实质上来说,温和派想要将十月革命付之一炬。

一旦这一点被发现,工人对大联合政府的支持就消失了。不久之后,与工人达成了相同结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组成了联合政府。到十一月底,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主导下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其执行委员会与代表工人和士兵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这一决定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和大多数工人感到慰藉和欢欣:至少在下层实现了团结,虽然没有和左翼知识分子与温和社会主义者达成一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不同,并没有武装反对苏维埃。)

那么这就是“勇气”(“they dared”)的含义,作为十月革命的遗产。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党,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应该在一切伟大的斗争中领导革命者们,做到了那句格言所说的:“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必须做你必须做的事”[②](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但我试图表明,这个挑战并没有被布尔什维克轻易的接受。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是冒险主义者。他们曾惧怕于内战,曾试图避免内战,但是,如果内战不可避免的话,他们至少会限制内战的严重性并提高胜率。

那些拒绝勇气的人的责任

在192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唐恩(Fedor Dan)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科尔尼洛夫起义之后,他的党仍然拒绝与有产阶级划清界限。那是因为在苏维埃中没有代表的“中间阶层”,“民主”的一部分,(唐恩提到了一个教师,一个合作社社员,莫斯科的市长……)是不会和有产阶级割离的——他们深信如果没有有产阶级,是无法治理国家的。他们甚至不会考虑参加布尔什维克所在的政府。唐恩继续说道:

“那么——理论上!——与联合政府彻底分离(与有产阶级的代表)只有一条路可走:与布尔什维克组建一个政府——并非是和‘非苏维埃的’民主(‘中间阶层’)联合,而是反对它。鉴于布尔什维克当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清楚地明白,走上这条道路,就是要走上恐怖和内战的道路,就是要做一切布尔什维克要做的事情,事实上,以后就要做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可以承担非联合政府的政策的责任。”[③]

唐恩的立场与另一个温和社会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社会革命党的V·B·斯坦克维奇(Stankevich),是他的政党中罕见的人物(曾经是临时政府的前线政治委员)。他在1918年2月致同党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必须看到,到了这个时候,人民运动的力量正站在新政权的一边……

“对于温和社会主义者有两条道路:反抗政府,追求不可调和的斗争,或者作为忠诚的反对党,进行和平又有创造性的工作。

“以前的执政党可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有经验以至于可以治国安邦,完成那个不但没有变简单的而且变得更难的任务吗?因为,实质上,他们没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而没有纲领的斗争就是墨西哥将军的冒险。即使创建纲领的可能性存在,你也必须明白,你没有力量来执行它。要推翻布尔什维主义,至少在实际上,即使不是正式的话,也需要各方的联合努力,从社会革命党到极右派。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仍然变得越来越强……

“只有一条道路:统一的人民阵线,团结的工作,大众的创造力……

“而明天呢?继续毫无意义,而且实质上是冒险主义的夺权企图?或者与人民共同努力,帮助人民解决俄罗斯面临的问题,与为政治永恒的政治原则所和平斗争相关的问题,为了治国的真正民主根基![④]

我会让读者决定是唐恩还是斯坦克维奇的观点更好。 但是令人信服的是,温和社会主义者对“勇气”的拒绝反倒为他们所惧怕的结果做出了贡献。

自1917年10月以来的历史充满了缺乏勇气的左派党派的例子,当他们应该勇敢的时候他们却退缩了。其中包括191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20年的意大利社会党,1936年的西班牙左翼,1945年和1968年至1968年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1970—1973年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最近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没有组织起义,而是从一开始就拒绝采取这样一种战略,一种其目标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战略,一种最终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划清界限的战略。

在人类面对的选择如此两极化的今天,在比以往更严重的只剩下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两个选项的今天,在文明社会的未来受到威胁的今天,左派应该从十月革命汲取灵感。这意味着,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和其同盟军的社会力量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也要拒绝像凯恩斯福利国家一样虚无缥缈的“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今天,勇气二字意味着要发展一种其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战略,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战略一定要不惜有一天与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地划清界限。

 

 

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在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u Québec a Montréal)教授政治学,并多年来一直参与乌克兰的劳工教育。

原文连结:http://socialistproject.ca/bullet/1504.php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国际出版社,纽约,1967,17页。

[2] 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纽约: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30,418页。

[3]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K istorii poslednykh dne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Letopis’ Russkoi Revolyutsii, vol. 1, 柏林, 1923。

[4] I. B. Orlov, “Dva puti stoyat perednimi …” Istoricheskii Arkhiv, 4, 1997, 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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