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司机的造反

1.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法雷尔·多布斯  著

赤心  译

 

编按:本期刊登的是《卡车司机的造反》第一章,本章中多布斯讲述了自己因为不满于老板对工人的剥削而希望通过参加工会工作帮助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劳联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煤矿重的工会官员扮演了工人斗争制动阀的角色,多布斯和他的同志们则跟工会官僚针锋相对,在工会中活动的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邓恩三兄弟)以他们的见解和实践感召了年轻的多布斯,最终,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者才是一群真正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人,他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党后来发展成为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我的故事开始于193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匹兹堡煤业公司的煤场工作。格兰特·邓恩,一个来自其它公司、此前未曾相识的司机,来这儿装燃料,领班安排我帮忙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到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一心想加入国际卡车司机协会在当地的574号分会。我当时对工会所知甚少,却很容易接受他的一番话。对我到这个阶段所经历的人生轨迹写上寥寥几笔有助于解释这个原因。

1907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全家搬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在这里长大成人,并在1925年1月毕业于诺斯高级中学。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干过不少工作,有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帮手,以及卡车司机。1926年的经济衰退减少了工作机会,所以我逃票乘车到北达科他州,在这里的收割场内工作。秋天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在西方电气公司找了份中央办公室电话设备安装员的工作。

1927年4月,我和马弗尔·肖勒(Marvel Scholl)结婚,我和她自高中毕业班时就已相恋。第二年,西电公司把我派到了它在爱荷华州区的分部。在那里,我于1930年升任班组长。接下来的1931年,我被派往公司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部门办公室。在那里,他们给我挂上了“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并让我从事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劳工成本这一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引起我深思的事情。一件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发生在国内。

那段时间,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刊登了一张令人震撼的有关上海战场的照片。斜穿着这张图片的是一道底部堆着支撑沙包、缠绕着带刺铁丝网的高高的防护栏。美国军队沿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在他们对面的,则是在图片旁白中提到的工人阶级住宅区。这个地方已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富裕的租界却安然无恙。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图之后,我自然而然对正在遭受如此无情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们萌发了同情之心。这让我感到,这个世界肯定有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是错误的,否则如此令人可怕的事情怎么会在这里发生。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工作上。我被派往部门办公室,主要负责主管人员的训练。在有些训练课程里,我必须与其它地区的主管一同参加部门主任的会议。参加会议主要是为了学习,而非真的参与到会议的讨论中去。那段时间里,1929年后期的经济衰退已经变得非常严重。有次会议,是为了研究并制定一份总体裁员名单。其中一个被裁减的员工,是一位叫约翰·斯坦利(John Stanley)的工人。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能享受到公司极为吝啬的养老金计划了。但有一种看法,说裁掉他能让公司拥有既年轻又更有效率的工人,还能省下一笔退休金。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一段时间,还经常一起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裁员单上的一个名字。公司对他所做的事情,让我深恶痛绝。这也让我明白了,其实公司只是想要通过这些训练课程把我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不再打算参加这些训练。

马弗尔和我讨论这些发生了的事情——影响我们共同生活的事情发生后,我们向来都是这么做的——并达成一致:我应该离开西电公司。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 Lou)。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 Lee)也诞生了。我们的家庭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有解决的方法。

我在公司的职位使我有资格拿到了一份价值数百美元的解雇津贴。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用这笔钱开一家小公司。一旦公司踏上正轨,马弗尔就会接手管理层的工作。我则将赴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希望成为一名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那么马弗尔也会进大学学习。这样我们最终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追求我们梦想。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显得幼稚,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梦想而非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而又有爱心的一分子。

1932年9月,一切却已成定局。我们驾车从奥马哈市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市,心情还算愉快,编了一首关于加入失业大军行列的歌曲。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市之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试着开一家小公司。但没有成功。我的解雇津贴很快就用光了,而我还没能找到任何一份可得到薪水的工作。除了在买家非常少的时候,当一次销售人员的托儿,我在找工作方面一无所获。我们被迫直面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在我离开西电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加入了失业的大军。

看来只能靠父母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了。我们和他们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我种植了会长成茁壮的蔬菜作物的种子,为这个家贡献着我力所能及的活。丰收时节来临时,马弗尔和我的母亲还要冒着酷暑在煤炉上劳作很久,将许多作物制成罐头,供接下来的冬天使用。就在1933年,9月份我通过在匹兹堡煤业公司担任机械主管的父亲,在该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们又有了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于是我、马弗尔还有我的孩子们搬进了位于城内的我们自己的住所。起初,我每周干60个小时,为家里带来18美元的收入。这笔工资用来支付我们的房租、食物、衣服和其它我们所需的用品。我父母在他们有余裕的时候仍然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能依靠我们的罐头蔬菜过活。

当我的工时突然被削减为每周48小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勉强过活了。之前当运煤工人,我必须像驴子一样生活,所以工时的削减实际上对身体而言是非常好的释放,但这样每周我们就将少赚2美元。我们就又一次经历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当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来临了。我们到家的时候,寒气已经摧毁了储存在封闭但没有暖气的走廊的大部分罐头食物。勉强满足温饱的瘦肉被刮成了一贫如洗的骨架。

最重要的是,我预料在春天自己可能会被裁员,就像煤车司机常常所遭遇的那样,因为这份工作受季节的影响,仅限每年寒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而我可能由于雇主的心血来潮,随时随地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被解雇。我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善境遇,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格兰特·邓恩自己愿意加入工会的原因。

但他告诉我,事情并不没有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表克里夫·霍尔(Cliff Hall)签了一份非开放式工厂合约(意指只雇用工会成员。——译注)。这份合约涉及一个煤场里的一小群工人。作为允诺,工会答应所属会员会将老板尊崇为“公正雇主”,而老板呢,同意只雇用574分会的成员。霍尔害怕整个产业的工人被组织起来,这笔交易可能会落空,于是组织了执行委员会中的大部分人,阻止其他煤矿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强调,我们必须打破这一阻碍,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以下简称“劳联”)对我们非常重要:而在我们的行业中,574分会拥有劳联的管辖权。为了争取到加入工会的权利,我们设立了一个由矿工组成的自愿者委员会。来自574分会的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 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George Frosig)给了我们重要帮助。弗罗西倾向于组织所有的煤矿工人。布朗安排了自愿者委员会与工会的执行委员会见面,来提出议题。格兰特强调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行业里的重要公司,因此需要来自那里的工人代表,他要求我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我同意了。

我们与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数天后召开。布朗让我们着重叙述自己的事迹作为会议的开场白。在一番激烈讨论后,理事会终于改变了立场,决定接受我们加入工会。随后,我们以公开会议的形式,发起了一场由574分会资助的普通组织活动。我们进入工会后不久,各个矿区选出的代表组建了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我们的要求起草了相关的提案并将其提交给雇主们。到了1934年1月份,这些要求被起草并被批准。他们着重提出了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费,提高工作条件和通过年资制度提供工作保障等要求。

我们向雇主提出了这些要求,他们却拒绝协商。因此,在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召集一次全体矿工参加的会议,以便我们讨论工会将如何行动。劳联其他工会官员出席了会议,并且和霍尔一起联合起来反对进行罢工投票。结果许多矿工怀着失望和厌恶的情绪撕毁了他们的工会证。在最初拒绝我们的会员身份后,工会官员再次破坏我们的目标。我们得寻找对策。

草拟了这些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煤场停止营业的下个周日召开会议。这样,更多工人就可以出席大会。委员会不辞辛劳希望更多工人来投票,号召撕毁会员证的工人再尝试一次,到周日时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出了决定:给雇主48个小时的时间来开启谈判,在截止日前召开另一场会议,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雇主坚持拒绝谈判的立场,1934年2月27日,罢工发生了。

煤炭业主要依赖于运送用来给住房和建筑物供暖的燃料的运输业。自工会化运动开始以来,为了引诱消费者储存燃料,雇主一直在散布罢工的谣言。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认为这是商家卖煤的诡计,所以在2月份,许多人只有少量的煤。此外,罢工开始时,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人们在这种天气下没了燃料什么事也做不了,工会处在了有利的战略地位。

图中人物为574分会领导人,从左往右分别为:格兰特·邓恩、比尔·邓恩、迈尔斯·邓恩、文森特·邓恩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律师阿尔伯特·戈德曼。

劳联官员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许多工人对工会态度冷淡。他们打算等待,观望这是否当真。既然斗争已开始,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总部。它坐落在第一北大街614号的劳联中心,574分会在这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这里开会。我经历了当时的情况。

与格兰特·邓恩谈话之后,我也试探过匹兹堡货场中其他工人对加入工会的态度。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迟疑不决,观望会发生什么事。罢工的第一个早晨,我来到了煤场,告诉领班我们正在罢工,带领着其他煤场的工人与我一道去公司的车库。在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集合在了一起。他们想要知道该干什么,一场简短的讨论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全体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从其他罢工者那得到的热烈欢迎。

大约有600名工人能参加纠察队。多数人分散开来防守更大的煤场,纠察线到处设置。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根据需要改变周围的人力部署。罢工者中有自己拥有自己卡车的小业主,他们收取佣金运煤。纠察队长决定将这些车辆用于短途运输。第一天中午前,纠察分遣队清除了大街上的工贼司机,64个煤场中除了几个其余都被关闭了。

不久警察就找我们的麻烦了。他们动员起来将纠察队驱逐出一个被关闭的煤场,同时威胁拘留我们。但罢工者毫无畏惧。他们蔑视警察的存在,将两卡车的煤倾倒到在一个煤场的门前。其它纠察分遣队在主要的大道上进行三小时的持久战,防止警察护送工贼将煤运送到警长的温室中去。

普通工人在行动的高潮中首创的新纠察技术在这次战斗中体现了出来。一些罢工者拥有二手车,这些车通常破旧不堪,为保持车子运转,车主不得不充当车库后院的机修工。这些汽车赋予纠察队很强的机动性,这就取得了有利的战略优势。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巡逻队提防大街上的工贼司机。某一个煤场出现了问题,援军能很快赶到。如果工贼在警察护送下穿过煤场上的纠察队运煤,帮警长运煤就是这种情况,只要它沿着街道向目的地进发,阻止它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一些罢工者兴奋地谈论着席卷了镇北部的纠察队员,我对罢工发展的最初见闻就来源于此。“一个名叫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的家伙领导着他们,”一个人说道,“他们确保努力工作。”这种纠察技术,当时被称为巡逻纠察小组,是后来被汽车工人发扬光大的机动小组的先驱。

罢工者日夜纠察,很少睡觉,虽然很艰难,但他们试图将整个行业紧密联系起来。罢工中所获得的成就鼓舞着我们,工人组织的凝聚力更进一步激励着我们。气温一直在冰点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雇主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奴才们无法破坏罢工。最后老板们表示他们准备协商解决。在罢工的第三日,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区劳工局间接地放出了这个消息。

2月9日,574分会的官员发起了一场职工大会,通报将按照劳工局的规定结束罢工的提议。在劳工局引导下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雇主同意承认工会有代表其成员的权力。据报道,如果工会在选举中获胜,雇主会协商一种工资解决办法。克利夫·霍尔为职工大会找来了几名发言人:一名法官,一位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位劳联官员。他们称颂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好像它代表耶稣再次降临人世一样。不过,工会在行业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开始,这就告诉罢工者,即使并非所有要求得到满足,也值得去尝试。“在你学会走之前,必须学会爬行。”

在一小时左右的这样谈话之后,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获得了发言机会。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演讲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迈尔斯认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富有意义,主要是因为我们能让雇主疲于奔命。他们现在正操纵着谈判,要把我们从纠察线上赢得的东西骗回去。为此目的,他们想避免与工会直接交涉。他指出,574分会能确保赢得集体谈判的选举,但是,我们在得不到工资增长或落实其他任何要求的行动的保证下,被要求复工。我们对雇主的回答应该是罢工会继续下去,直至他们与工会达成直接的解决协议。我认为迈尔斯的理由很中肯,因而投了赞成票。不过大多数罢工者赞成接受提出的解决方案,次日我们复工了。

2月中旬谈判中,574分会大获全胜,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紧随着谈判的准备工作之后。随后,就像迈尔斯·邓恩所预测的那样,老板们表示除非通过劳工局,否则他们拒绝谈及工资或其它东西。最后,他们只是向劳工局提出了一份条款,设立了一份新的统一的工资等级表,工资获得了较少的增加,规定在48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后每小时一倍半的加班工资。所有的工人的收入都获得了增加。例如我的一周加班所得从6美元增加到了22美元。

尽管如果通过工会与雇主的直接谈判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不过,我们还是从老板那赢得了重大的让步。现在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工会,至少从它拥有久经沙场的战士那获得了帮助,而574分会的2个官员,比尔·布朗和乔治·弗罗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某些程度上说是这样。尽管在领导队伍中有克利夫那样的目光短浅的无能之辈,但我们已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他和他那类人使得煤场工人必须为加入工会而战斗,然后为罢工权而战斗,不料去失去我们依靠纠察队在糟糕的谈判中赢得的许多东西。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需要在工会官场中进行一些激烈的变革。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们开始在工会大厅四周恶毒地谈论邓恩兄弟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话使我产生了兴趣,倒不是说关注他们污蔑的动机。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期间的自我应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好像知道要去做什么,而且有勇气去做。

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晚上,我走进了工会大厅对面的啤酒吧,看到了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前。我挑了一个接近他的位置,在几句令人愉快的寒暄后,我切入了主题。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我问道。

“关你屁事?”他回击道。

“我听说你是,”我告诉他,“如果这是真的,我想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

我推断如果加入共产主义组织,我就能学到他们所知的一些东西。

几天后,迈尔斯和格兰特将我带到了在卡尔·斯科格伦德家举行的非公开会议上,我与他只是在罢工中泛泛接触过。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文·雷·邓恩(即文森特·邓恩)。在这次会议上,我终于开始接受我所孜孜追求的政治教育。结果就是1934年3月我加入了革命社会主义组织,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发展成现今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考虑到在1932年大选中,我还投票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社会危机让我经历了太多的事,使得我一年多时间里在政治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那时起,在37年的时间里,我投身工会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从这个角度着手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那动荡年代的历史。在日趋增长、随后发展成“虚拟”内战的战斗中,煤场罢工仅仅是开端时的小规模战斗。更为广泛的卡车司机罢工紧跟着煤场罢工之后,为整个劳工树立了典范,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后来在基础工业内发动的大规模斗争而言,有助于其战斗力的形成。

那个时期,最具决定性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内,尽管明尼阿波利斯缺乏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别的因素,这座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在全国范围内有着重大意义。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方面——当然,与整个产业所共有——即是在严重的经济萧条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存在着革命社会主义骨干分子,在融入反叛的工人群众的行动中,在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斗争的至关重要的技巧贡献方面,他们证明了他们有着非凡的能力。要领会这件事的整个意义,必须要理解这种情形与工会历史的关系。

另一个特别的因素是地区的独特发展。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尤其在年长和中年阶层中,逐渐生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得州政府屈从于工人的压力,让统治者很难彻底地充当罢工的破坏者。

由此可见,缺乏对这些特殊的因素进一步审视,不以背景历史为开头,就无法理解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整个意义。

 

2.叛乱的种子

 

译按  本期刊出的是《卡车司机的造反》第二章内容,在本章中,作者扼要叙述了明尼阿波利斯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移民浪潮,移民中有不少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本土革命者与外裔革命者在美国阶级斗争中既有融合又有斗争,这就构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独特一页,文森特雷蒙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就是这两种革命者的代表,他们也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关键领导人物。尽管这两个人出身背景和个人早期经历全然不同,但是在阶级事业的感召下,他们相聚在明尼阿波利斯,利用时机造就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人斗争。


明尼阿波利斯位于广袤无垠的农牧大草原边陲,这片草原向西贯穿整个南北达科他州至蒙大纳州。十九世纪,茂密的松木林一直从这个城市的南部蔓延到加拿大边境上。白人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得该地区后,资本主义经济围绕着小麦和木材发展了起来。伐木大亨掠夺了未经开发的森林的时候,人们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梅萨比岭发现了铁矿,随着木材贸易的衰落,为东部钢厂提供矿石的露天采矿业掀起了新一轮资本投资。

明尼阿波利斯作为经济组织的中心,在木材业兴旺时,一直能听到锯木厂的嘈杂声,多年以来,它也一直是全国制粉业的中心。铸钢厂不断涌现,生产农具。商人们开办了批发商店,进行该地区的五金器具,食品,衣物和其它消费品的交易。铁路网从这个城市铺向四面八方,如同后来错综复杂的卡车线路一样。农民的谷物拖运到市场上的运费由铁路部门规定,而面粉厂主则决定着谷物的价格。除了城市大亨的这种剥削外,还有些更微妙的金融操控在当地谷物交易所与银行之间进行着。这就是能让人人——除了工人和小农场主外——都发财的资本主义致富运。

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劳动力来自于本地人和移民的组合。许多工种有季节性,在来自全国其它地方的流动工人中,本地人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他们主要以收割工,伐木工,矿工,铁路建筑工的身份辛勤劳作。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最初源自于这种流动工人的工会。世界产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布里奇广场地区,该镇的贫民区设立了第10地方分会。从1910年起到一战爆发,它一直是世界产盟在中西部地区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分会之一。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靠它在该地区找到工作。

 

尤金·德布斯

 

世界产盟盟员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它源自于该组织的英勇斗争经历。一些成员成为“双重领头”,也就是说,他们属于美国劳联的这个或那个行业工会。因此,明尼苏达的工人运动通常受到他们的战斗精神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运动进一步受到了来明尼阿波利斯,在火车上或铁路维修厂找工作的铁路工人的影响。他们中有尤金·德布斯的追随者,德布斯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会领袖,他用基本的阶级政治教育了他们。他们的罢工经验从美国其它地方得来,他们的政治修养在劳联地方分会内产生了影响。

在本土流动工人涌入的同时,19世纪末以来,移民浪潮也到达了这个地区。他们主要来自挪威,瑞典,德国,芬兰,丹麦。受到田产前景或土地卖价低廉的诱惑,许多人怀揣着在这个国家当一个农场主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来到这里。要靠土地度日,他们必须要有种子,农具,牲畜。又有抵押贷款要偿还,因为他们为了产品卖价公平而受骗,有时要面对作物的完全歉收,就需要想办法获取现金。这种情况经常使移民农场主到明尼阿波利斯找工作。许多人在故土时就已是工厂熟练工人,或建筑业的技工,他们能够干本行工作。其他人则尽力找到一份普工的工作。

一些人决定在这个城市定居,后来又有无数的其他移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小农场,来到这里加入了他们。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时,就有相当多的人已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更倾向于加入德布斯时代的社会党,按照他们的母国,他们在党内被组织进了语言联盟。他们在故土也获得了重要的工会经验。因此,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劳动力,成为劳联和世界产盟内的工会斗士和社会主义活动分子。V.R.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他们将会成为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的事迹说明了本土工人和移民工人在劳工斗争中的联合。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889年4月17日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孩提时代,以电车技工谋职的父亲,因伤重而丧失了工作能力。随后举家搬到了位于明尼苏达小瀑布镇的祖父母的农场内。雷(即雷蒙德的昵称)只接受过有限的正式教育,14岁时就在明尼苏达的木林里当伐木工了。一年后,他踏上了流浪之路,一开始驻足在南北达科他州的收获场内,在那里他加入了世界产盟。从那里开始,他搬到蒙大拿,到过华盛顿,沿着太平洋海岸,穿越了西南部地区。一路上,他以伐木工,收割工,或者他以流动工人所能找到的任何一种职业为生。

在游历过程中,他参与世界产盟发起了罢工和自由演说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08年,他因流浪罪而被判处在阿肯色州服苦役。不过这次苦役没持续多久。一天他看准了一次逃跑的机会,逃了出去,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明尼阿波利斯。

1914年他在这里和詹妮·霍尔姆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儿子,雷蒙德,女儿,珍妮特。雷·邓恩在这个城市首先找到了一份快递公司驾驶员的活。他与雷·莱恩博尔特搭档干活,对其产生了深厚的政治影响。后来莱恩博尔特在1934年罢工所起的突出贡献体现了这种影响的持续效果。他一直信任邓恩,将他当做指引他踏上阶级斗争正途的人。

这段经历说明了,在当时与工友貌似平凡的交往中,如何面向未来培养革命者。以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暂时分离,雷·邓恩换了工作,成为一个公司的职员,运送制冷的冰块到人家家里。

那时雷已超越世界产盟的工团主义观点,而产盟片面专注于总罢工,将其视作转变社会的关键所在。尽管雷仍忠于产盟,但他以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理解,在政治上已领先于产盟。他开始理解到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重要性,并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1915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集会上初次遇到卡尔·斯科格伦德时,他的政治观点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

卡尔·斯科格伦德1884年4月7日出生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封建庄园,他的祖先一直是这个庄园的农奴。少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他作为长子,自然要退学,养家糊口。他在纸浆厂找到工厂,后来成了熟练工。工厂内工资低廉,工作环境恶劣,为此卡尔帮助组织了工会,为了让雇主承认工会,领导了一场罢工。

凭借着这些阶级斗争经验,他在政治上有了阶级觉悟,从其他进步工人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理论,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之后,他被应征去瑞典军中服兵役。当时士兵的服役期已超过了义务兵役法规定的时间,士兵仍在服兵役,他成为了士兵抗议运动的一名领导,要求士兵复员。统治阶级污蔑这个运动为“兵变”,将这个罪名加到了他的头上,并将之载入他作为工会战士和政治斗士活动的档案内。他被彻底打入黑名单,很难找到工作,1911年他决定前往美国。他的未婚妻留了下来,从此再也没见面;除了晚年有过一段婚姻外,他一直是单身。

到达明尼苏达州之后,卡尔在一个铁路施工队打过短工。之后他到木林里当伐木工,在这里他受了严重的腿伤。木业公司认为他已是废人,决定踢掉他。他接受了厂医的草草的紧急治疗,随后就被解雇。为了寻找医疗护理,他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以门卫和锅炉看管工维持生活。伤势好转之后,他能够较好地四处走动,找了一份建筑技工的工作,随后换了工作,在铁路工厂做汽修工。在他初次遇到雷·邓恩的一年前(1914),他已加入了社会党,且已成为党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左翼领袖之一。

多年以后,雷在一份写给我的私人备忘录中,谈到了他们的早期关系:“斯科杰——他的同志和亲密朋友最早这么亲切地称呼他——是我的老师和亲密同志。他不仅是个技艺精湛的机修工,也是一位具有崇高地位的知识分子。他有一间非常好的马克思主义图书的藏书室,空闲时候,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我用大把时间阅读书籍和小册子,中间穿插着卡尔的简短训教。有时会有六名或八名同志参与我们,地点在他的房间里,或在世界产盟的指挥部,或在锯木厂区北面的国际禁酒会(International Order of Good Templars)内——这里也是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地区最大的社会党支部的总部所在。他阐明世界产盟的优劣点。即使在那时,他与产盟盟员在家聚会的时间与他在社会党内的时间一样多。双方都将他视作领导。他首先并始终是党的支持者,当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国际主义遭受了严峻考验。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时机来攻击战斗性工人和农民。明尼苏达州议会设立了一个七人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享有独断权,拥有一百万美元的专款。它指挥着一场针对激进运动,工会组织和小规模农民组织的系统性攻击。一场持续宣传攻势发动了起来,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气氛。目的在于释放出盲目的沙文主义的愤怒,反对那些对被谴责为“不爱国”的人。德国移民的房子上被泼上了黄色油漆。被资产阶级报刊点名通报的激进分子遭到了暴徒的骚扰,一些人遭到了侮辱,名声被败坏。

世界产盟尤其遭到极其致命的打击,它的领导人物受到法律上罗织的诬陷和监禁。尽管这一切,基层战士还是顶住了压力,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等待和寻找反击的机会。这些人之中有雷和卡尔,此段经验进一步将他们锻造成了革命战士。

1918年休战之后,全国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几次主要的罢工都发生在基础工业部门,多数以失败而终。1917年俄国革命引起了激进运动的震动,合众国社会党内发生了分裂。经过此次分裂,社会党内的左翼成为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力量,新党于1919年成立,隶属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

在明尼苏达州,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率先拥护共产党,几乎全国所有的社会党左翼都跟随其后。在这一过程中,卡尔成为了新党的一位创始人,雷在1920年入党。两人都成为了明尼阿波利斯党支部中央委员会成员。

接下来的几年内,在共产党未被斯大林化之前,党在工会和农民运动中起了普遍积极的作用。卡尔和雷的活动让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工会脱颖而出,作为参加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 Labor Union)的代表,中央劳工联盟是由劳联在该市的各支部中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战争结束后,雷在煤场找到了一份担任过磅员的工作。他的职责是为燃料订单的运输安排司机,为每一车的煤进行过称以符合订单所需的分量,这一职位便于他能主动帮助组织办公室工人的劳联工会。随后又使他进入了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行列。

如果有正确的领导,这个中央机构就能够利用该市所有工会会员的联合力量促进工人事业。然而,实际上,劳联官员却经常用它来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工会施加独裁控制。虽然如此,革命者能够在这个机构内工作,也能带来优势。可以作出努力,来抵制劳联官员的不公正行为,可以发挥影响,来促进整个地方工会内左翼势力的建立。

卡尔在中央劳工联盟中的代表职位来源于他在铁路车间工会,一个劳联的行业工会中的作用。明尼阿波利斯的不同铁路工业部门都组织有序,其中有一个铁路中心,他作为车间工会中整个左翼力量的领导的身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1919年和1922年的全国铁路车间工人大罢工中,他被选为罢工委员会的区主席。因为工会高层圈子的错误领导,在这两场斗争中,政府资助公司,破坏罢工行为,工人在此打击下遭到了失败。1922年罢工之后,卡尔被列入铁路行业的黑名单,就像他在瑞典时一样,因而他转行开运煤卡车谋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场政治迫害开始发动,最突出的行动是“帕默尔搜捕”(Palmer raid),以强行发动对劳工运动的攻击的美国司法部长的名字命名。激进分子遭到大规模监禁,其中没有公民身份的被驱逐出境。卡尔作为代表参加在密歇根举行的党的地下会议时幸免于难。当时他们正在一片乡村树林里开会,有消息传来说,政府马上就来搜捕。卡尔和另一名代表受命焚毁一些文件,后来证实那位帮助他的“同志”是政府特工。卡尔那时已不是新手,他逃过了搜捕网,躲藏了起来,直到风头有点平静才出来。到了1926年,政府的政治迫害行动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劳联内的“赤色”清洗。卡尔和雷都被他们的工会开除,正式切断了和一切工会的联系。

紧随其后的是一段更加痛心的经历,它源自于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内稳步增长的享有特权的官僚层。最后它成功实施了政治反革命,剥夺了第一个工人国内的群众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斯大林官僚同样引导第三国际的党与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

列夫·托洛茨基组织了反对斯大林同伙的反对派,但反对派遭到了无情镇压,成员遭迫害和监禁。托洛茨基自己也被流放到了位于中亚的阿拉木图。,即使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斯大林拥有不可挑战的多数拥护者,但这次伟大斗争的回声被参加该次大会的一些代表听到了。

美国共产党派出参加莫斯科大会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詹姆斯·坎农,他碰巧得到一份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纲领草案的文件。在大会上,这份文件被禁止公布,借口是托洛茨基已在1927年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坎农和莫里斯·斯佩克特,加拿大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将一份副本偷带出了俄国。之后,在马克斯·沙赫特曼和马丁·阿本的帮助下,坎农力图让托洛茨基的观点为这个国家所知晓。1928年10月27日,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被开除出共产党,罪名是“托派”。

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初次遇到坎农是在1924年,当时他以党的全国领导的身份访问明尼阿波利斯。之后,雷成了党内坎农派核心的成员之一。较之与坎农,卡尔更接近也是党的全国领导的工会活动家威廉·福斯特,直到1928年他才接近坎农。当福斯特支持斯大林的路线时,卡尔与雷一道支持坎农集团。他们要求党的当地官员解释为什么坎农,沙赫特曼,阿本被开除。他们与也有这种想法的其他同志因此而立即遭到党的开除。紧接着这场粗暴的对待之后,斯大林派掀起了针对他们的诽谤,排斥和流氓手段的运动。

雷后来描述他们那时的处境:“对于我们两人来说,我和卡尔都确信将我们开除出党有点像‘残忍地斩断了我们的一切’。1928年11月以后,按照工会运动的“领袖”,农工党,第九区为数众多的成员,以及那时共产党在第三区的成员看来,我们的确遭到了遗弃。这有点难以置信,但要说我们已灰心丧气,被压垮了,毫无信心,对意外强加于我们的必要任务毫无计划,这却大错特错。我十分确信,至少在这件事上以前的经历证实了我的话。

美国托派刊物《战士报》第一期

 

他提到的任务的中心是,为支持从这次分裂中出来的弱小贫困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奋斗。迈向新运动发展的第一步是,他们试图影响为斯大林派的政策而苦恼,处于摇摆之中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这个新任务,他们花了大把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如何确定革命路线。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左翼反对派)。括号内的名称表明他们为重新被党接受而斗争,而党内有正常的民主权利,少数派能依此权利按照规定的方式,表达出它的观点,就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是正确的程序。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的发生,他们希望使党重回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去。共产主义者同盟作出这种努力的关键工具是它的周报,《战士报》。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认识到它能够促进他们的政治工作,所以极其努力地给予这份报纸所亟需的资金支持,扩大它的发行量。

1933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作出了朝着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党的转变的任务。那一年德国共产党反对希特勒攫取政权的斗争失败,表明了斯大林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破产。很明显,第三国际内的革命复兴已不再可能。这就产生了新的任务:在全世界建设新党,并将它们团结到一个新的革命国际内。

那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已发展到了约40名成员和紧密的同情者。其中有在工会和激进运动拥有长期丰富经验的同志。拥有了这些力量,支部有相当好的状态转向群众运动——这是建立新党的基础。群众在经济萧条的压力下日渐激进化,使得客观条件变得对这个前景越来越有利。从1928年卡尔和雷被共产党开除之后,他们就一直关注着卡车司机运动,现在他们觉得加速卡车司机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3.作战计划

 

司机总工会第574分会具有经济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的特征,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借助它发动了工会运动。此处涉及到的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领导人塞缪尔·龚珀斯烙印其上的。1924年龚珀斯死后,他在劳联中的主席位置由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接替,这位接任者萧规曹随。经济工会主义的目的在于以阶级合作的实践赢得统治阶级圈子的认可。为此,劳联正统们试图扮出“劳工政治家”的样子。

劳联大亨们漠视了全国一大群尽全力左倾的工人,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特权横行的狭隘的行业工会组织上。这些行业工会组织以熟练工人阶层为基础。作为工人阶级中收入较好的阶层,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经济工会主义这种概念所歪曲。劳联借助于设立可怜的工作信任,以及与雇主之间的封闭工厂合同(只雇用指定的行业工会工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劳联官员渴望在运动中领先,他们教育工人要相信这些合同的完全不可侵犯性。他们维持着对罢工的严格控制,一个行业工会经常破坏另一个工会的罢工。

劳联官员成了享受高薪、用度奢侈的自满官僚层。官僚们沉醉在自己的奢华世界中,平心静气地看待工人运动。他们经常站在雇主的一边反对工人。他们能迅速地对工会内异议分子采取纪律处分。他们对工人充满着不信任和恐惧,试图在独裁的基础上对普通成员严加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操纵着工会的组织和程序以便永葆他们的官位。随着20世纪30年代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劳联正统们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全国工会会员数量的持续下滑。

1933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只有小规模且处在挣扎中的劳联运动。它由建筑业、印刷业、铁路工厂、服务业、货车运输业及一些混杂行业的工会所组成。多数只有组织空架子。劳联内的地方工会附属于遵循行业路线所设立的上级机构,这些机构通过被称为“国际工会”。“国际工会”这个称谓完全不意味着一种国际工人阶级的视野。它仅仅表示这些机构在加拿大有几个地方附属组织。

明尼阿波利斯司机分会的上级机构在1933年被称作为卡车司机、汽车司机、马夫和佣工国际协会。国际卡协(IBT)那时在全国有将近80000名成员。自1907年以来丹尼尔·J·托宾是这个组织的总会主席,他是经济工会主义的忠实代表。他在《卡车司机日报》上夸口说国际卡协的成员里“没有其它组织里所有的废物”。“要是他们明天就发动罢工,”工会就不需这种人加入,他补充道。

除了那时差不多是过去行业的马夫之外,国际卡协的成员主要限于卡车司机、佣工和装货区的月台工人。不仅整个行业工会的组织是狭小的,而且在这个组织内还有更狭小的下属行业分会。会员差不多根据他们运送的货物而被分派到各个单独的分会中。每个分会建立在某个附属的行业内,它们都积极守卫自己在这个附属行业内的管辖权。通过用这种办法将工人从组织上分割开来,托宾能够用铁腕运作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样维持着一班直接听命于他的总组织者。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执行托宾的命令,向他报告组织内的任何异议迹象。托尼自己则远离下层群众。他通过《卡车司机日报》制订规章制度,要求触犯者到他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总部内接受训斥。

当某个城市有几个地方分会时,国际卡协就会设立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 Council)。它是一个由不同分会的执委会成员所组成的代表机构,参与它的人在里面会感到宽松惬意。一个在地方分会内遭到成员攻击的官员能够依赖委员会的理解与支持。通常会在代表中选出一名组织者来管理委员会内的事务。该委员会有相当大的余地监督国际卡协在该市内的分会,使得它能够紧跟国际卡协的官方政策,并执行来自托宾的所有特殊指令。

明尼阿波利斯也成立了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里面有冰块经销商,固定送奶工,茶叶咖啡小贩,市属卡车的驾驶员,以及一般司机的独立分会。也有出租车分会,其中少数成员有私人出租汽车。1933年这些分会的成员合并在一起不超过一千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该市没有一场卡车司机的罢工能获胜。

574分会在1905年前后获得“总”分会的建立资格。尽管这个名称意味着574能够吸收那些不明确纳入国际卡协的其他分会管辖的成员,但它并不打算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司机工会。如果某个附属行业有很多成员被组织进了574分会,他们会被重组到他们自己的分会中去。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因为574分会没有发展壮大。1933年秋天之前它只有75名会员。会员们选出七名行政人员,他们一起构成了该分会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主席,副主席,记录会议纪要的文档秘书。也有管理财务记录,处理文书,负责工会总务的司库,另外选出三名委托人审计财务账目。

除了身为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专职组织者的主席威廉·布朗外,574分会的所有干事都在工厂内工作。所以克利夫·霍尔曾被聘为处理分会事务的兼职工会代表。他是一名送奶工,从他所在的组织借调到这儿,他将这份工作当作实现自己成为工会官僚的野心的一块跳板。分会和一些小公司有着四到五份封闭工厂合同,这来源于公司对工会承诺对其进行庇护的回报。这承诺的履行要靠以下方法来保证:将这些公司纳入“公正”雇主名单内,张贴在劳联中央劳动者联盟的总部前。一旦这些公司有某个出现困难,就有被除名的威胁,从而意味着对其业务的损害。

这个方案也有失灵的时候,克利夫·霍尔在1930年4月22日给托宾的一封信里解释了这种情况。“大约在两周前,”霍尔写道,“我被一个运输公司唤去,老板告诉我……一个无工会的公司跑到他最大的一个车站,将运货价砍掉了将近一半,结果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问雇员们是否愿意每周降低一元的工资……有流言传出说其它运输公司也要这么做,除非我们采取停止这些提议的行动……4月21日……分会会员为涉及到这个提议的两家运输公司召集了一次会议。我可以说,有相当多的议论传播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一种办法能组织起整个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工人,那就是向支持分会的公司提出一项协议,要是他们不肯签这份协议,整个组织觉得司机总工会第574分会就该好好考虑发动罢工了。”

霍尔随信附上了一份工资协议草案,让托宾批准,同时陈述道:“它已在分会组织内通读过三遍(按照国际卡协的规章——法·多),并得以逐条通过。32号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份协议。”

托宾就批准这份呈请的协议之事在第二天写信给霍尔。“你当然明白批准了工资协议并不是赞成罢工,在允许你的人卷入任何类似停工的行为之前,你最好与这里的办公室沟通一下,说明你们分会与雇主之间的分歧,这件事会牵涉到的人数,关于形势的所有其他信息,这样我好反过来向总执行委员会提交这同一份协议,请求考虑和批准。我相信你不会碰到任何麻烦,也相信我会从你的来信得知你们已经达成了一份满意的协议。”这份书信往来更好地解释了工会如此软弱无力的原因。

574分会财力上也很困窘。它主要的资产就是一个小保险柜,一位办公人员说这个保险柜一定要保管好,因为“里面藏着我们的账簿”。分会存有两套账簿,一套用来应付托宾派来的巡回审计员,另一套有着更微妙的用途。分会不时上演一场招新的组织运动,但通常是临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入会费和月度会费的支付款项被随意地登记在第一本账簿上。有些新入会的工人一段时间后脱离了工会,分会就用这种手段避免向托宾交纳这类工人的人头税。托宾不时抱怨574分会没有递交合格的会员报告给他,所以国际工会无法报出它所需要支付的税金。然而他的牢骚不能改变574分会的办事程序,因为这正是给保险柜带来一些额外收入的办法。

比尔·布朗讲的一个故事可以很好地描述分会内的生活情趣。有一次,财务主管(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成员大会上阅读一份财务报告。每当他读到列入杂项的条目时,就将“miscellaneous”(杂项的——译者)读成了“missmullaneous”。后来一个成员因多喝了几杯,插嘴嚷道:“你把我们的钱花在了哪个该死的女人身上?”财务主管怒火四射,把手上的账簿扔了,大步走出了会场。

总而言之,574分会差不多只有国际卡协工会许可证,这个证书能发动一场工会运动。然而,它本质上是至关重要的。工人最近有加入工会的趋势,被正统的工人运动所吸引,而不论那时工运的状况如何。在明尼阿波利斯,劳联在劳工组织中占统治地位,574分会附属于它。任何要绕开劳联,建立独立工会的企图都只会弄巧成拙。针对这种措施,劳联官方必然会采取相反的措施,将工人吸引到现存的工会组织中。工人中的混乱与分裂只能让老板得利。

相反,要是扩大了这“总”管辖权,就有可能沾到574分会本身就有的许可证的光。一场组织成功的运动能够为分会带来来自各行业的新成员。在托宾着手将他们拆编到各附属行业工会之前,形势的发展会使他力不能及。这种可能是卡车行业所固有的,因为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商业城市里,卡车行业对整个经济联合体都有着战略意义。卡车司机凭借这个因素成为了这个市镇里最强大的工人主体。卡车在街道上行驶,很难动用工贼破坏罢工,这进一步增强了工人们的力量。

要在这种充满希望前景的形势下发起行动,必须要具备两个步骤:首先,必须诱导574分会接受不在其现有工作职责圈子内的新成员;其次开展一场运动,组织起大部分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发起一场争取工会承认他们会员身份的运动。

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领导人研究了形势的利弊关系,在此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从而开始着手这个任务。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来。要促使他们展开行动就必须从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在战斗的过程中,多数工人会确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是正确的。他们会明白,该市工会在过去十年内未赢得一场罢工,劳联的领导人犯下了错误,要为此负主要责任。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势必要在与老板的公开冲突中证明罢工能赢得胜利。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要借助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给工会带来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领导力量。当然,他们并不是立即就成为工会的领导。他们的领导作用要在随后与雇主的斗争中得出体现和证实。党在该市的所有成员必须理解和支持计划中的卡车司机运动,来促成这个目标。为此,党的支部彻底讨论了所有的设想,一致达成了行动的步骤。同样必须要做的是,预先决定谁来充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并领导工会中的党员。

雷•邓恩在之前提到的个人备忘录中解释了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斯科杰建议由我,而不是他来担任党的公开发言人和党的工会小组的领导人。卡尔的理由如下:他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要是我们获得了胜利,雇主就会发现他没有美国国籍。如果他担任党在工会内的公开发言人,就有额外的风险……而我是美国人。除此之外,我为大多数准工会会员所熟知。1928年,我曾是共产党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的候选人,因此在美国的几个重要选区知名度很高……在长期讨论和权衡当地以及全国政治气候之后,我们达成了一致。”

同样值得一提的有益的事是,雷和卡尔一直集体行动。他们既不热衷逞个人之勇,也不以万事通的身份故作姿态 。两人都是严肃的革命者,组织家,懂得怎样用箴言和事例去教育较年轻的领导人。

在他们的带领之下,一支广泛的领导团队逐渐锻造成形。格兰特·邓恩和迈尔斯·邓恩和雷、卡尔一样,也在煤场工作,卡车司机运动开始时,他们的参与加强了队伍的力量。党的另外两位成员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位是建筑业的技艺精湛的电工老奥斯卡·库弗(Oscar Coover),另一个是在西北铁路公司任火车司机的C.R.赫德伦(C.R.Hedlund)。年轻的战斗性工人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后来在煤炭工业的斗争中成为了领导人物。

在这个行业中发动工会运动有着特别的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受雇于该行业;因为明尼苏达州冬天的零下气温,煤场对于行动有着战略性的地位。如果罢工能有效地关闭煤场,老板就无法怀着迫使罢工者投降的希望坚持到底。寒冷的冬天,人们必须要用煤,这一事实就或多或少地排除了这种惯例。萧条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人只能一次买少量的燃料,这个情况又加剧了这个形势。因而,一场占天时、组织适当的罢工可能会为工会利益赢得相对较快的协议,纵然只是局部的胜利。

当然,赢得这胜利可能不得不面对雇主的顽强抵抗。如果这个尝试成功,那下一步我们就会组织另外的卡车行业。在这个过程中,折磨着劳联所属工会的麻痹症通常会得到医治,整个城镇都会被组织起来。

要实现这目标,就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而结果将取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领导和鼓舞整个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的能力。过去一个时期内激进势力对明尼苏达劳联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这可以被视作一个有利因素。明尼阿波利斯有着众多工联主义者,他们保留着过去激进工联主义的记忆。从非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另外的一些人保持着世界产盟的战斗性火花。一旦在该市发动一场真正的罢工斗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望团结到这一路线下,就像退伍老兵响应集结的军号一样。

要克服中央劳工联盟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内的官僚阻碍,才能发展斗争。574分会内的问题主要出在克利夫·霍尔身上。他与位居该市工会高位的其他官僚狼狈为奸。这些显要人物以某种方式维持着他们的地位,而不带来一场胜利的罢工。他们沾沾自喜地把失败的过错推诿于工人。他们沉浸在与“公平”雇主的合作之中,所以会与计划好的罢工行动产生冲突。然而,我们不能对官僚进行正面进攻,这样会给人带来错觉,以为运动的目标是为了获得工会中的官位。这么做会给组织运动带来损害,所以必须采取迂回战术。

这种战术的关键暗藏在工会官僚所面对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基本世界观就是倾向与资本家合作。除非他们在工会有可以操控的基础,否则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便分文不值。但要维持这一基础,他们就不得不给工人好处。在运动将要开始的时候,他们会与自己所无法承担的领导职责发生冲突。如此,可以看出,策略应该是让工人直接把枪口对准雇主,使工人官僚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反应不积极,就会名声扫地。

另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是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该党在一战后建立,以与工会及农民组织的联盟为基础。随着它的发展,城市中产阶层中也涌现出一些支持者。较早时期,在工会活动领域内,人们一直试图赢取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现在,主要由于左翼工会活动家的作用,这支独立的政治运动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尽管农工党提名参选,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它的纲领本质上局限于要求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党的基层支持者的阶级政治意识产生了混乱,这些基层力量在组织上以存在于城区和村社中的地方俱乐部的联盟聚集在一起。除此之外,工会是该联盟的首要组成成分。

从一开始,农工党内参与公职人员候选的人取得了对党的控制权。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当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玩弄原则。党的首次重大胜利是1922年获得一个联邦参议员和几个国会议员的席位。后来它在1930年夺得了明尼苏达州的州长一职,使得它成为同类组织中唯一一个曾在这个国家赢得如此权位的党。1933年农工党的州长开始他的第二任期。那时该党在州立法会中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结成联盟,控制着众议院,但参议院主要在保守派的掌控中。

顺便说一句,共产党在农工党的诞生过程中起了作用。之后,共产党在1928年决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来抵制农工党的联邦参议员提名人。多年任明尼阿波利斯的12届农工党区俱乐部书记的雷·邓恩被共产党选为自己的候选人。因此导致他被农工党开除,不久以后,共产党又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开除了他。

因为农工党在工人和农民中有基础,使得该党有着二重性。在选举领域,它在政治上无原则地纵容它的候选人,与之相反,该党也是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它的成员参与农民的斗争以及工会活动。这首先意味着,在工会与雇主发生的冲突的时候,该党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的代表不得不表示出同情的态度。因为许多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在选举投票时支持它,这些官员同样不得不赞成这些工人参与工会,将这视作是工人的权利和需要。

弗洛伊德•奥尔森是农工党的参选人,他曾在1930年当选为明尼苏达州的州长,1932年再次当选。作为一个有早期工会经验的律师,他以前曾担任明尼阿波利斯所在地亨内平县的县检察官。奥尔森认为自己强过自己所代表的运动。所以他在政治上有些自由放纵,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达成一些谋取私利的交易。

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而言,奥尔森出现在州长的位置上在那时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这位政治生涯立足在农工党之上的州长无法以罢工破坏者的身份公开行事。相反他会不得不采取一些公开支持工会化运动的措施。弊端是,在与雇主斗争的紧要关头,奥尔森和工会官僚可能会试图取代工会力量的领导。

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这位州长是一个雄辩高手,行事机灵。他在工会队伍中受到尊重,没有一个工会官员胆敢与他作对。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们看来,这意味着其它工会支持574分会罢工的同情罢工的一切问题必须要小心掂量。否则将会给奥尔森以通过其它工会官员介入和掌控罢工的渠道。因此必须增强574分会的力量,以便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面对阶级敌人时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强大。

574分会与雇主对抗时,会遭遇到公民联盟。这是一个雇主组织,它从动用战时本地警卫军镇压1918年有轨电车罢工那获得了灵感。它受最有钱有势的当地资本家掌控。在劳资关系问题上,他们凌驾于组织内大约800名的小雇主之上。公民联盟不会允许成员违背它的政策。一旦有雇主违反劳工准则,就会遭到报复。该组织有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它在工会中安插探子,并得到市政厅的通力合作,也有可供其差遣的警察。阶级敌人为破坏罢工,组织有序,并且自信满满。

总而言之,工会运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陷阱与危险重重。然而,有充足的理由将之付诸行动。同样有正当的理由来以乐观的调子开始行动。在即将迈出行动第一步的煤场里,有着激进背景的工人是促进计划获得成功的依靠。

 

4.最初的突破口

 

发动574分会运动的尝试最初是在1930-1931年的冬天决定的。卡尔·斯科格伦德和迈尔斯·邓恩被派到了该工会中,去试探是否有可能促进煤炭业的工会化运动。不久之后,就有内部小道消息传出,说卡尔是“捣乱的激进分子”,因此工会代表拒绝卡尔入会。迈尔斯不如卡尔那样出名,没有遇到这个麻烦,但他必须在工会内小心谨慎,待到以后形势好转的时候。与此同时,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克服这个最初的障碍。

为完成这个任务,一种更为慎重的方法被提了出来,并在德莱特尔—狄克逊煤场付诸实施。雷,迈尔斯,格兰特与卡尔·斯科格伦德,马丁·索德伯格一道在这个煤场工作,他们发起了自愿者组织委员会,两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为避免失去工作,必须要想出一套流程方法。散发传单,举行类似574分会召开的那种公开集会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要用谨慎的方法试探每一个工人的想法。

尽管一开始进展很缓慢,但客观条件预示着我们会逐步前进。从战术上讲,逐渐累积的进步比进展的速度来得重要。随着人力的增加,他们聚集到一起,会给运动注入新动力,适当的时候,工人会被引入行动。

德莱特尔—狄克逊煤场与几个较小的煤场合并,组建了一个叫做燃料供应的大公司,这时第一次大转机来临了。随着一大群工人被聚拢到一个新公司内,为赢得工会化方案所需的支持人选得到了改善,并唾手可得。靠这次变动争取到了新的支持者,其中有哈利•德波尔和凯莉•波斯特尔,他们以后在574分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及C. B. 卡尔森,他是一位在附近煤场的工人,自愿来帮忙。组织人马的增强使得招募运动稳步前进。

将拥护工会的力量聚在一起,进行集体讨论,开展招募集会的时机已经来临。问题在于如何实施,当时没有官方工会组织可以利用,一旦老板闻到风声,就会立即采取报复措施。这时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雷·邓恩利用他在煤场担任的磅员职位,向老板建议,筹办一场只让工人参加的啤酒盛宴。雷指出,老板自己就举办类似的宴会,他强调工人宴会是打造“公司精神文化”的好办法。老板被这个计划深深打动,不仅批准了,还支付了场地费用,买了啤酒。这件事办得很成功,将工会运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啤酒盛宴的消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传开时,一些只有书本知识而无阶级斗争实践的空想战略家妄加指责。他们隐晦地暗示有形成一个受老板直接控制的御用工会的危险。这个愚蠢的指责起源于雇主出钱支持啤酒盛宴的消息,当事的工人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

这则小插曲反映了从旁观的角度仔细作出全面的战术判断是多么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对有关的复杂因素了解太少,就不足以做出正当明确的意见。如果形势进展得缓慢,没有机会将彼此相反的观点付诸事实的检验,就会产生漫长徒劳的争论。不幸的是,在煤场行动中,节奏开始加快,不应花太多时间来证明啤酒盛宴策略对于这个特殊目的是否有效。

不能由此推断,利用雇主不经意间促进工会运动是一个能够通用的策略。这种澄清说明表示这个策略本身应该被当作是灵活快速地组织工人的方法。事实就是这么简单。啤酒盛宴只是解决异常问题的独特办法。

事态以相当好的势头继续前进,直到邓恩突然遭到燃料供应公司解雇。人们开始担心老板正发动反击,镇压工会运动。然而,邓恩被解雇的原因不在于此。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言人,偶尔要在公开场合发表政治演讲,其中一些演讲被报纸报道了。“你这样做让我们很难堪,”老板说,“我们必须解雇你。”

邓恩的离职引起了煤场中一些激进分子的关注,他们议论要组织一起抗议罢工。党组织仔细讨论当前的形势,决定劝说工人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春天已来临,用煤的季节已过去。罢工行动只能在一个煤场内发动,起因是一个具有半监督职能的过磅员的遭遇。工人在考虑了这些因素后,觉得最好还是搁置不管。邓恩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一家人被迫靠社会救济生活,致使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尽管运动碰到了这个困难,但它还是向前发展,走着崎岖不平的道路。1933年秋,运动获得实质性进展的条件已经成熟。几个客观因素使它成为可能。首先行业内的萧条形势迫使工人亟需找到保卫自身利益的方法。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我自己作为煤场工人遇到的问题,这差不多是行业内所有工人所要面对的典型困难。低收入、长工时恶化了工人的境遇,甚至像调度员或卡车公司司机这样的稳定工作也不例外。对于一些工人来说,情况就更糟糕。

许多公司都会雇用私人货车,保持手上有多余的司机。佣金由这种车运送的煤的吨数来计算。费用包括了司机的劳力费和卡车的运费,数目很低。煤不能直接从卡车上运到仓库里,要挑夫用双肩挑运很重的煤,这种劳动没有报酬。有时候他们要挑着担子爬两到三级的楼梯。

因为卡车司机和挑夫挑煤时没有钱拿,所以这行的收入很低,一些工人不得不寻求社会救济来补贴家用。没活干时,他们就坐在煤场一间闷热的棚子里,这个棚子被形象地称为“狗窝”。棚子里经常有人打牌或唠嗑,是工会组织者开展工作的好场所。

整天自作聪明的人傲慢地谈论工人阶级的“被动性”,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工人在某时看起是顺从的,但这是相对的东西。如果工人或多或少地负担得起自己的日常生活,期望自己的日子能慢慢好起来,他们是不会倾向激进的。但如果他们处于不利的形势,未来对他们来说充满着变数,那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一开始总是不太明显。不满的导火线开始碰到一起。一有火花就会点燃它,一旦点着,火焰就有燎原之势。

明尼阿波利斯的火焰一定会蔓延开来,因为不光是煤场工人被引向行动,制止愈发难以忍受的形势。整个运输业的形势也很严峻。一周要工作四十四到九十个小时,工资低到一周只有十美元,很少有超过十八美元的。

举几个例子,杂货批发市场的司机一个月收入五十五到六十五美元,每周要工作四十四小时,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在食品杂货仓库干活的工人收入比较少,一月十到十五美元。在果蔬批发市场各商行内工作的人每周只有十美元工资。能拿到十八到二十美元的老手算是幸运的了。他们从凌晨三点干到晚上六点。一周六天。稍有怨言,就会被解雇,公民联盟职业介绍所马上就会介绍新人过来。

替黄色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车队开车的司机,每周工作八十四小时能拿到六到八美元。许多人不得不靠社会救济来过活。各个行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接受雇主所强加的各种工作环境,导致工人充满了难以消除的怒火。一旦一个有效的工会斗争发动起来,大多数站在工会运动外的工人都会很快准备好参加组织行动。控制公民联盟的企业大亨做下了坏事,必有恶报。

影响着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环境的另一个客观是,工人阶级的全面高涨开始铺向全国。工人寻求正统工人运动来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大批涌进劳联工会。1933年全年,全国罢工活动达到了高潮。引起这种趋势的首要原因是,低工资,长工时,工人普遍缺乏保障。罗斯福在这一年的春天颁布了“新政”,某些措施推动了工人罢工运动。刚刚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第七部分(a)声称确保工人有“组织权”。这个官方的声明促进了工会化进程,尽管工人后来觉得自己的信任受到了欺骗,因为这个法案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府保卫他们自身的权益。

全国产业复兴法本质上是用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为了刺激利润生产,罗斯福采纳了“松弛货币”政策,导致了所谓的“美元贬值40%”。结果导致了物价攀升,给已经遭受了经济萧条直接后果的工人又带来新的打击。结果,有组织的劳工加强了对政府的施压,要求制定工资和工时法。为了回避工人的要求,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了,自愿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雇主有自主组织“公平竞争”的权利。为了让资本家有自由决策权,禁止了反托拉斯法。全国产业复兴法下的劳动法规由雇主自己决定。工人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发言权。

联邦政府设立了地区劳工局,职员由雇主的代理人和“工人代言人”组成。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地阻止罢工。当他们无法阻止罢工时,就尽快“居中调停”,达成劳资协议。实际上就是用劳工局会以一定形式继续介入罢工,用我们马上就会采取行动等含糊不清的承诺来应付工人的诉求,让工人复工,整个这套机制的运作都有利于老板,而让工人经历很多痛苦。

劳联高层官员高呼罗斯福是“工人大救星”,他们与全国产业复兴总署的官员签订了非罢工协议。全国产业复兴劳动法规中承认公司工会是合法组织的条款,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工会谈判代理人由劳工局主导下的工会代表选举产生,这种资方控制的工会机构由此获得了申请工人谈判代理人的资格认证。

然而明尼阿波利斯的公民联盟领导们认为,全国产业复兴法在集体谈判这个问题上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远远不够。它向该市的老板发布了一道指令,说不需要任何工会为他们的劳力谈判。公民联盟说,应该敦促工人就他们的工资问题与老板单独“谈判”。这个顽固的雇主政策导致当地劳联官员更加仰仗区劳工局。

反叛的工人,尤其是作为激进先锋的年轻激进分子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风华正茂,不受早期工人失败的负面影响,他们参与战斗,对抗老板,就好像是他们发明了什么新东西似的。然而,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他们缺乏经验,不知道如何指导战斗。这就使得他们容易被劳联内由龚帕斯调教出来的领导人引上歧途,受到他们的打击。为了实现工人的目标,挽救这种局面,那就需要找到合格的领导,他们拥有正确的政策,并有将之付诸实践的战斗力。为此,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

作为阶级的政治先锋,革命党是工人通往历史觉悟的桥梁。它吸收阶级斗争成败的教训,将它们当作一部分革命遗产保存下来。在特定的环境下,党的骨干分子是将“阶级记忆”融入到工人斗争中的工具。只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分子能够通过工会运动与这些战斗性工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能在卡车运输业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同志们展现出形式上的领导层与实际上的领导层有着显著的不同。

拥有正式的职位并不自动成为领导。表面上看,官僚可以靠滥用职权一度获得领导权威,但他终究要承担得起某个岗位的职责,否则就发生领导权空缺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中,某人能填补这个空缺,运用实际的领导权威,而不一定要担任官职。于是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局势,其结局由一连串的事件来决定。最终,工作能力能证明出谁是更胜任的领导,这个领导也能够获得正式权威。

由此,最终赢得了这种正式权威标志着这种两面作战的结束。主要目标始终就是领导一场反抗老板的实战。不胜任的工会官员拥有正式的权威,必须同时和他们展开一场斗争。然而,一旦这种拥有正式权威的不胜任的领导由有能力的领导人取代时,才能扫清障碍,集中到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上去。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们明白这个道理,就574分会这种情况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得首先面对整个执委会。然而如果他们将这看作唯一有效的做法来着手,却是不明智的。每一个优秀的战术家都懂得,寻找办法瓦解对手是非常重要的事。利用整个工会官僚机构所常见的形势,他们找到了解决574分会问题的应对办法。

乍眼一看,这些组织好像是完全铁板一块,但事实不是这样。最保守的成分高居上位。在高层下面,有较低阶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接近工会的下层,更容易受到工人的影响。尽管这些较低的行政人员受到上层的压力,要像警察一样对付工会下层,当工人竭力反对老板时,他们有时不情愿这么做。他们在特定场合下的作用要取决于当时最强力的力量来自哪边。

迈尔斯·邓恩在1931年加入工会之后,就一直在里面活动,发展所需策略的方法由此出现。在这期间,他和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交往很深,布朗对广泛组织运动的想法产生了兴趣。比尔·布朗当时正当中年,三十多岁,在运输业当了多年的卡车司机和马车司机,在大多数情况下开着拖有车厢的车。他已在574分会里当了十年的主席,1932年任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组织者。

比尔天生就是个斗士,具有演讲天赋,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群众鼓动家之一。比尔是农工党的活动分子,所以他的政治意识稍微一般偏上,尽管他对阶级斗争缺乏革命的理解。劳联内的仕途之门向他敞开,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动的运动不影响他的生活,也许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事实上,比尔那健全的阶级直觉开始崭露头角。他想和老板打一场实战,所以他欢迎那些懂得如何组织战斗的人的帮助。在574分会内,比尔赢得了副主席乔治·弗洛西的支持。然而,执委会中的其他五名成员无法挣脱经济工会主义的泥潭。门只打开了一条缝;要用煤场工人的压力推动它开得更大。

这个所需的推动来自自愿者委员会,它在1933年秋崭露头角。它打破了执委会中多数人施加的阻力。霍尔在574分会的官场里成了孤家寡人,他不得不和煤场组织运动站在一起。当给雇主的要求书起草好,经工会成员批准之后,霍尔将它提交给托宾批准。托宾在1934年1月6日的答复信中表明,1930年他与霍尔通信时提到的非罢工路线得到了强化。

“我相信你懂得国际工会的规章,”托宾写道,“批准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批准罢工,即使你们与你们的老板在合同上无法达成共识,也没权罢工。你的职责就是推进谈判,如果谈判结束后,或者老板终止了谈判,你们一无所获,那你的职责就是在规章制度下(托宾规定的——多布斯),对问题或你们之间的分歧进行仲裁。如果老板拒绝仲裁,没有别的选择,那你可以考虑罢工。为了遵守国际工会的规章,获得罢工的认可,必须要汇报你们组织所召开的常规会议或特别会议的整个议程,解释会议的每个细节问题等等。

“在就这同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之后,你们要针对工人是否想要罢工这个问题进行投票。结果应该是‘是’或者‘不是’。应该给成员派发编号的白纸,成员的投票应该不带任何威胁。要获得国际执委会的认可,投票时必须要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投赞成票或赞成罢工,或用‘是‘这个字。投票一结束,如果你们区有联合委员会,必须将这件事提交给他们批准。联合委员会批准之后,你们就可以请求国际工会批准,提交事实证据,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和老板之间的分歧。你们必须等待国际执委会就这同一个问题进行投票。如果在收到国际执委会批准通知之前,你们采取了罢工,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来自国际工会的资助。“

很显然,要得到托宾正式批准罢工简直是奇迹。要是老板不想承认合同呢,托宾命令:试着让他们进行仲裁。只有他们否决这个步骤之后,才可能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而且投票要用以下方式进行:遏制战斗性,夸大工会基层的保守犹豫。在另一封信中,托宾写道,“罢工是很严重的情况,一个行业里至少要有75%的工人组织起来,而且愿意响应罢工号召,才能尝试罢工。罢工通常不要持续两三天,要牢记这点……”。

如果分会成员终究投票支持罢工,仍会面临阻碍,因为需要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以及托宾本人的最终认可。不遵守这个流程就意味着国际工会不会以财政资助罢工工人,罢工得不到他们的帮助。接下来的事情表明,托宾公开攻击处于困境中的工会,因为他认为工会的行动是“非法的”。

托宾设计的流程只会让整个运动停滞不前,在布朗和弗洛西的帮助下,自愿者委员会绕开这个流程。574分会决定罢工。由于布朗的影响,罢工得到了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一些支持;分会毫不迟疑地投入行动。依照有效的战术方法,克服老板严厉抵抗的计划已制定妥当,尽管有理由认为一场指挥得当的罢工能打得老板措手不及。在战术上,为不必要面对的最坏变化做好准备总是要好过幻想罢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发生,随后却陷入意想不到的困境。

罢工工人组织了一个广泛的罢工委员会,来指挥纠察任务。罢工前,油印的纠察指示牌和标出整个煤场方位的地图已经准备好了。

罢工狠狠地打击了整个行业。从一开始,罢工运作的特点就是拥有战斗性群众纠察队,整个行动勇敢高效。纠察队里主要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年轻工人,经验丰富的领导用一些首创的勇敢行动使得计划更加谨慎。巡航纠察队的开创和使用是普通工人独创性的突出体现。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霍尔向托宾汇报了情况。1934年2月5日,他收到了托宾的助理约翰•M. 吉莱斯皮发来的回复电报。“你应该详细地写出你们罢工的企图,”他说道,“还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工人数量。建议你在吉尔里大哥(托宾在该地区的总组织者——法·多)回到你们区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你发来的电报实际上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只告诉我们你想要得到批准。你可以将你们的案子上诉到华盛顿的劳工局,试着让他们迫使煤场老板和你们碰面。”

就在罢工爆发的那一天,即1934年2月7日,吉莱斯皮发出另一封信息给霍尔。“这些人成为你们组织的成员还不到六个月,”他代表托宾裁决道,“所以不可能给你们罢工批准和财政救济,因为按照我们的规章,满六个月以上的会员才有资格拿到罢工救济。”这封信到达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罢工就快要结束了。

旋风般的行动的确打了老板一个措手不及。伴随着罢工的刺骨寒潮,冻僵了的大众对燃料运输业施加了压力,老板进一步陷入手忙脚乱。因为煤场被工人牢牢占据,老板不得不签订协议,让工人得到有限的物质收益。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被迫承认工会。尽管是通过劳工局来间接承认的,但这意味着根本违反公民联盟的开放工厂规则。

在明尼阿波利斯,多年来,终于有一场罢工获得了胜利,全城的工会成员受到胜利的鼓舞,赢得了自信,成千上万没参加工会的工人开始用一种新的希望的心情关注工会运动。大战已经埋下了铺垫,双方开始准备即将来临的决战。

 

【第五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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