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和泛社运主义,还是工会官僚化和革命领导力量的缺乏?

素侠云雪  著

 

 

自20世界90年代苏东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更早一些,从80年代以来,从欧洲到北美,再到日本,都面进入一个革命低潮时期,在这二三十年里,这一发达地区虽然也不乏各种反抗运动,但总的讲没有发生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能严重撼动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革命高潮。苏东官僚制度的恶果突显及其资本主义复辟对各国工人运动的负面影响,自然不必多言。而在其他因素上,却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发达地区的去产业化导致的,即认为工业比例降低了,很多工业都转向发展中地区了,而使发达地区产业工人比重下降了,所以工人斗争自然显得消沉。而服务业工人的罢工活动又只是“表演”——之所以用表演一词,好像这是由于服务业工人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坚决的斗争。同时,西方左翼又大量参与到了各种新社会运动中,如生态运动、LGBT运动中,这使得发达地区的工人运动更加不堪。不过就我个人来看,这样的观点错误非常严重,与发达地区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倒只见持这样观点的人对当前世界形势仍很隔离。

一、产业工人比例与工人运动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关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发达地区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总比例是在下降的,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兴起,且在多数发达地区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多数地位。与之相关的,产业工人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其原因,除技术的进步外,有人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去产业化”,即统治阶级刻意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尤其重要的措施是大量的将工业输出到欠发达地区。将污染重、劳动力成本高的工厂移往欠发达地区,确实是很多发达国家在采用的“良策”,也确实在降低着发达地区产业工人的比例。但这一情况并不必然导致发达地区的工人运动水平降低。首先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工人比例虽然降低了,但其他行业工人却在迅速发展,小商品生产比例进一步下降,工人阶级在整个国民中占据的比例更大。当然,会有人称服务业工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所以不能对工人运动起什么真正促进作用。持这样的观点,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偏见——一种在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中要制造的偏见。

其实,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工人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斗争历史了,如欧洲频繁发生的公共交通运输业罢工及教师、医护人员罢工等;有的还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希腊广播电视员工接管电视台的斗争,美国快餐业及其他一些服务行业的争取最低十五美元小时工资的斗争等。如果这些都只是“表演”,那实在难以让人理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斗争了。

二、左翼参加新社会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拓展

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不只是要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要争取所有受压迫者的解放,要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新的社会运动逐渐兴起。如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了生态运动,二战结束后同性恋平权运动逐渐兴起,在美国则有黑人表决权运动,还有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则更早。每一项新社会运动兴起时都未必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甚至未必就有社会主义倾向,但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它越来越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内容,这也使得工人运动与一些左翼的新社会运动结合得越来越密切,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各种社会运动(含工人运动),更是相互促进。不否认有些左翼组织在实际活动中过度倚赖新社会运动而严重缺工人运动基础,但这并非是让革命共产主义者远离新社会运动的借口。

如最初的工人运动有涉及女权运动吗?没有。最初的女权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19世纪上半叶时甚至一些工人主动拒绝女权议题。但现在哪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会宣称自己要反对参与女权运动呢?如果对今年很多新社会运动都要加以指责的话,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19世纪时社会主义运动与女权运动相结合,都是一种“不务正业”的有害工运行为了。发展和参与新社会运动,使之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批判一些过度倚赖新社会运动而忽视工人运动基础的活动与主张,对革命共产主义者讲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三、工会的官僚化对工人运动低落的影响

工会的官僚化已经是一个老命题了。在19世纪后期,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官僚化就已经很突出了,这种官僚化助长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风气,揭制着工人群众的自发与自觉运动。甚至到一战时,他们都普遍赞同了政府的军事拨款。后来共产党的力虽有发展,但随着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化,这些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组织也迅速官僚化,此后从第三时期到人民阵线时期,到西欧的各国共产党在二战后沉迷于议会活动而放弃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的努力,都与之相关。一些共产党转向欧洲共产主义后,其组织官僚化却依然严重。这些恶果在当时发生负面影响,如法国共产党对1968年五月革命的负面影响,他们适时地去阻止工人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反而乞灵于稳定的秩序。

工会及一些工人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化,对现在仍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保持自己的官僚地位,保持着与资产阶级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压制各种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又适时做一些“表演”,如一日总罢工“表演”(是的,这里才真的是表演,真正的表演者是官僚,而不是说什么服务业工人),来争取一下自己所在党的大选支持率,或是现有官僚争取一下自己在工会中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当然,那种表演只起一种资本主义矛盾排气阀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地区常不缺乏罢工或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却很少见工人运动向纵深处发展,常见一场短期的大罢工甚至总罢工结束后,一切照旧。左翼改良主义政党借此机会赢得了声誉,赚取了选票,工人群众继续忍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痛楚。这种失望的情绪也常常会导致一些工人因长期看不到政治出路而对整个政治失望,有些国家民众大选投票率极低即与此有关。

那么这种官僚化与行业有关系吗?是否产业工人工会官僚化情形会轻一些而使产业工人战斗力更强一些?这一点倒也没有任何数据支撑。大体上的格局是,产业工会和一些老行业的职工会覆盖较广,但因历史因素,工会传统官僚势力也比较强大。还有一些服务业(尤其是外籍移民多地方)则工会势力较小,以致这些行业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除此之外,派遣工的组织程度低也是常见现象。总之,不同行业常会有不同的问题,需具体对待。但反对或阻止官僚化的斗争,则是反资本主义左翼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四、革命领导力量的弱小

首先要说,随着传统社会民主党的社会自由主义化,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没落,欧洲共产主义及其他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对议会活动的迷恋,使得这些组织都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他们反而在不断给工人阶级带来可以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幻想。另一方面是,各国的革命左翼力量颇为弱小,且由于各种战略和策略失误,尚不能承担起这一领导职责来。如现在很是流行的广泛性政党战略,事实上总使革命左翼力量在这种广泛性左翼政党或阵线中丧失活动的自主性,如希腊的国际主义工人左翼、共产主义倾向等都在激进左翼力量中活动,不仅没能改变其右倾倾向,反而使自己在运动中迎合着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的意志;反资本主义者参加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必然也是同样的结局。还有一种则是虽欲建立一个革命党,但战略、策略均出现问题,像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他们不仅没能真正建起一个强大的革命党来,而且还发生好几次分裂,既未能抵挡来自改良主义的左翼阵线的压力,也未能有效反对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的发展。这些问题汇聚起来,可以说是缺乏革命领导力量的危机。革命领导力量的缺乏或弱小使得革命思想难以真正成为工人阶级及其他受压迫人民所普遍接受的思想。

而要加强革命领导力量,主要问题不在于要一个革命党可否通过软化自己的纲领吸收多少的成员,或是要如何在一个广泛性左翼政党中让其接受革命思想,而是要首先能提出真正符合形势,能推动工人阶级意识与斗争逐渐发展的革命反资本主义过渡纲领。这意味着要在目前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里进行思想与路线斗争,为建立列宁主义的革命党而斗争。这一斗争的水平将决定革命共产主义力量能否领导工人阶级反抗各种工会官僚主义与改良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控制,能否促进劳动人民自主斗争的水平。

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一个革命组织或一个革命党独立发展起来,有时情况未必允许这样,因为有的革命组织确实非常小,有的国家会存在一群革命左翼组织,这种情况下,一是不同革命左翼组织围绕一份革命纲领的联合非常重要,另一者是为了促进工人联合阵线和发展,在各种街头和工作场所、社区斗争中结成不同的面对现实的斗争阵线也非常重要。总之,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工人阶级不分行业、种族、宗教等的团结,促进各种新社会运动围绕社会主义议题的团结,没有这种围绕现实斗争的团结阵线,那么是无法撼动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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