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反思“党的问题”(扩充版)——一份综述①

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  著

五叶 校

 

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西班牙文杂志《南风》邀请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党的问题”[①]。这是那篇文章的扩充版。这篇文章对现实的关注远多于对过去的关注——且目标在于引起国际辩论,而不仅仅是在法国。(皮埃尔·鲁塞,ESSF[②],2017年3月27日)

未来可能会加入对文章的修正和阐明。


行动党的问题与非常总体的分析点有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但也与一些非常具体、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有关,这很难总结。因此,我将仅限于说一些简单的、介绍性的想法。

政党,阶段,变化着的意识

不用说,我是从反资本主义、激进左翼的角度来看待党的问题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可以说是从革命左翼的角度来的。我要说的是,改用形容词“激进”只是表明事态发生了变化。在一堆国家——从欧洲国家开始——没有什么有水平、有质量的社会斗争来为一个革命组织的成长提供土壤。形容词“革命的”并不仅仅指代一个纲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左翼分子的日常生活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不同。我们的一些活动不得不在地下或半地下进行。前景预示着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当然,法国等国家的政府正在为此做准备,国家镇压首先是针对政治行动主义。

葡萄牙革命势头的减弱、西班牙脱离佛朗哥时代后的受控过渡,使得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过渡并不容易,欧洲的大多数激进左翼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消亡了。从那时起,激进左翼活动家的日常生活就与改良派的成员没有太大的不同了。重大阶级对抗的前景已被置于遥远未来的迷雾之中。通常,镇压越来越针对社会运动(针对“危险阶层”,无论是社会阶级还是年龄群体),而不是政治活动分子本身。

当然,在欧洲南部、中部和北部,确切的时间框架是不同的。此外,对民族压迫的武装抵抗(巴斯克国家、北爱尔兰和科西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些斗争已不再是国际革命前景的一部分。这就提出了其确切目的的问题,改变了不同和平进程的框架。而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也适用于南方国家,在这些国家,从哥伦比亚到菲律宾,仍然存在着重要的游击队。最初,时代的变迁促使“幸存”的激进左翼人士重新思考党的建设的步伐和方法。“100米冲刺”寻求利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帝国主义统治危机产生的空窗机会,但最终却成了一场长跑,以建立更牢固的基础,以坚持到下一次危机。唉,这场危机仅仅三十年后就爆发了(整整一代人!)。至于时代的变迁,比预期的要激烈得多。

确实,随着苏联的崩溃和基于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的终结,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时代的尾声[3];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20世纪革命动力的枯竭;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虽然是暂时的,但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中;以及北方、南方和东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剧变。

在这种背景下,六、七十年代的后继者与当代子女之间的代沟往往很大[4]。总的来说,年轻人们对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没有多少兴趣兴趣,相比之下,“六八一代”的政治化群体则认为自己是与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1949年10月的中国革命、1959年1月的古巴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抵抗一脉相承。

这一代沟,在那些“老一辈”经历了反抗独裁和军事统治的国家中更加明显,而“青年”则是在这些镇压性政府被推翻后才进入政治的,例如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治活动家们对世界的主要理解方式,不一定等同于某些当前的任务,和即将到来的挑战。但是,政治工作是在“实际存在”的意识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在绝对命令的基础上。因此,即使人们真正想要建立一个党,在可能建立的政党(考虑到思想意识的水平)和必要的政党(考虑到意识水平)之间也可能存在差距。这是导致大量尝试的主要困难来源。

然而,有用的党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可能且必要的有用政党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广泛的青年活动家阶层,包括那些具有最激进和个人献身的,公然敌视政党的理念。至少我们在一些国家所见如此。产生这种敌意的充足理由,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腐败,最终败坏了政党制度,但它在过去却有一定的意义。而部分重要的激进左翼采取了真正的操纵、专制的方式,有时甚至会造成明显的破坏。

必须指出的是,“党的形式”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问题。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组织形式,都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工会已经彻底官僚化了。非政府组织(NGO)也可以是某个个人的私人财产。社区组织已经体制化,以极不平等的工资标准运作。非正式网络被幕后领导操纵着。“虚拟”运动以互联网的“点击”取代了集体民主程序,不涉及任何行动主义。古鲁式的人物正从木像中走出来。

没有一个政党是完美的。虽然如此,在二十世纪,政党在每一场解放斗争和那些大多是与资本主义爆发冲突的革命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当然,这些革命变得僵化了;它们产生了官僚政权,然后为资本主义复辟让路。原因有多种,我不能在这儿谈。

对革命党持强硬态度的批评者最好考虑一下,没有政党的革命会发生什么。以及,它们今天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群众”突如其来地涌向政治领域,场面壮观,与一系列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它仍然值得我们的全力支持;但是现在是敌对阵营在给予他们支持。这种斗争常常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持续进行的,例如在伊拉克—叙利亚战区。

该地区的人民正在为阿拉伯—波斯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大型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的坐视不管和背叛、以及他们被列强——还有那些支持普京和阿萨德,或者是冷酷无情地选择将目光转向别处的激进左翼分子——切断国际联系的局面而付出沉重牺牲。当然,伊拉克和叙利亚仍有一些革命组织忠实于他们最初的承诺——他们在非常艰苦情况下坚持战斗,值得我们尊重——但他们已经被严重削弱了。这一弱点确实令人遗憾——而谁又敢以对“政党形式”进行理论批判的名义来纪念它呢?

目前,只有在库尔德斯坦,我们才能指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在伊拉克—叙利亚战区中发挥重要作用。有谁能否认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民主联盟运动(PYD)的存在对以围困科巴尼为标志的库尔德人抵抗运动的核心重要性呢?

今天,激进政党是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即使是那些规模更小的党。为说明我的观点,我举亚洲两个最动荡的国家为例: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部地区。在前者,人民工人党(AWP)完全是公开活动。在后者,棉兰老革命工人党(RPM-M)仍然在地下活动。这本身就表明,政党采取的形式不仅反映了社会的状况(以各种暴力为特征),而且还反映了过去的斗争和不同左翼组织的历史。

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南部都存在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宗教、派系和身份认同冲突。当然可以有其他选择,但我选择这一环境条件来检验一个政党的作用程度。怎么进行呢?通过观察这个党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所说);同时也思考,如果这个政党一开始就不存在的话,又会有什么不同?

巴基斯坦政权是虚伪而脆弱的。它的统一和稳定岌岌可危: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问题、强大的地方主义、阿富汗战争和列强游戏的影响、巨富家族的宗族习性、千差万别的社会经济结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暴力(在这个案例里是穆斯林),以及安全机构内部的党派之争。

人民工人党成立于2013[5],由三个组织重组而成,其中一个是巴基斯坦劳工党(LPP)[6],让我们来看看它早先的工作。人民工人党很积极——保护了:在奥卡拉军事农场的小农户免受折磨;在费萨尔巴德的杰出工会成员免受监禁;自由思想的反军国主义博客作者免遭劫持;被伊斯兰教徒烧毁村庄的印度教徒和基督徒;受原教旨主义恐怖袭击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受害者;因挑战父权制权威和玷污家庭“荣誉”而被活埋的妇女;受暴力侵害的跨性别者;巴洛克民族主义者的草率处决目标;遭受自然灾害的社区,无论是旁遮普邦的洪水还是克什米尔的地震;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因团结工作而被判终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该党还通过接待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加强与印度国际主义者的联系以及参与建立地区和全球网络,建立了跨境关系。

人民工人党(及其之前的巴基斯坦劳工党)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并保护所有受害者。它坚持进步斗争的共通性的同时,也承认多样性。然而这两点并不总是能够走在一起。对多样性的关注也会助长狭隘的特殊主义和认同。“生产”多样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产生某种共同的东西[7]。相反,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往往以团结的名义被扼杀。

每一项团结的倡议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它们加在一起,带来了一种“自下而上”无国界团结的文化。在这个分裂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就!巴基斯坦劳工党,现在的人民工人党,把一个政党植根于广泛的地区和社会部门的资源带到了这场斗争中。党的缺席则会令人痛心。

而棉兰老革命工人党[8]则以菲律宾群岛军事化程度最高的棉兰老岛的南部为基地。所有可能形式的武装组织都活跃于那里。岛上有三个民族共存:摩洛族(穆斯林),原住民(山地部落)和菲律宾南部“内部”殖民浪潮的基督教后裔。在此背景下,社会冲突(特别是土地冲突)往往升级为社区暴力。政治宗族之间的竞争(尤其是摩洛族)可能会走向流血。穆斯林运动和政府之间的战争状态,以及左翼游击队的存在,提出了关于公平、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的问题。军事行动和自然灾害往往引起人道主义危机。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对这种情况的回应是保护所有被压迫的受害者。它在反对对穆斯林的压迫的同时,也反对变节的伊斯兰突击队屠杀基督徒村民。它承认摩洛族的自决权,但也绝不否认原住民在他们祖传土地上同样的权利。它组织全部三个社区的人,共同努力向那些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人提供援助。它在和平运动中推举三个民族的代表。它努力确保在和平谈判中真正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和“具有代表性”的民主、环境和社会权利。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也是一个有领地基础的组织。该组织是毛派的菲律宾共产党整个地区(棉兰老中部)分裂的结果。虽然它认为,在菲律宾进行武装斗争不是适当的斗争形式,解除武装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基于领地的组织,对根据地社区负有一定的责任。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已经学会尊重原住民的自治,他们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抵御来自采矿业、林业和其他行业的强大特殊利益。棉兰老革命工人党的军事机构的采取的是防御性姿态,它的游击部队也是不活跃的;但当一个村庄受到威胁时,他们可以提供增援。如果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完全解除武装,它将无法保护自己,将不得不撤退并向敌对武装团体屈服。原住民和受威胁的村民的地位会受到严重削弱。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规模较小的组织(几千名成员),但这些组织在许多领域都有真正的基础。一个完全植根于一个领域的政治组织(例如,在工作场所)不可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一个主要从事议会斗争的组织也不能。实际上,把斗争的形式和领域结合起来的问题,是任何关于一个党能有何作为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结合各形式、各领域的斗争

实际的例子很重要,因为我们应该避免纸上谈兵。首先,我们无法绕开国家和地区的日积月累的具体情况。在欧洲,不同国家中各大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印度,每个(议会)政党——包括右翼政党——都有自己的“群众组织”网络(工会和妇女联合会、农民、青年组织等等)。他们经常与“反政党的社会运动”发生冲突。最近,独立、但不一定对政党怀有敌意的组织变得越来越重要。任何广泛的倡议都会引出一个问题,即对合作的需要。

和许多人以往所断言不同的是,一个政党并没有理论和纲领著作的垄断权。激进左翼活动家在1970年代集中致力于女权工作,但这发生在现有的政治组织之外,在之后它们才引起内部反应(通常引发防御性、保守性的反应)。这也同样适用于那十年的性别问题,以及1980年代的生态问题;以及社会关系和劳工的变化,还有新斗争经验的战略影响问题。

然而,激进的政党尽可能地提供了(或至少可以、应该提供)总体方向的替代选择——或者换句话说,在一定时期内,如何最好地结合斗争形式和领域的选择。因此,它们有助于维护社会运动的统一——其成员的不同政治立场在其他地方得到表达,而不是从内部分裂运动。在分歧难免出现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围绕着每个社会运动特有的问题的。阶级斗争还是例行的工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还是深层生态学?小农农业还是农工联合企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9]还是制度主义女权主义?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关的激进政党尊重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发展过程,不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由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潮流提出的,即(在非革命时期)建立具有“革命工团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运动。这意味着要建立具有一种必要的竞争性、在“工薪族”之间造成类似党派的分化的先锋组织。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两个斗争领域:武装斗争和议会活动。同时提及这两个问题似乎有些奇怪。然而两者都对一个组织的内部力量平衡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如果这种力量的平衡没有得到很好处理,两者都会产生巨大的危险。

武装斗争。有时,武装斗争是推动解放斗争的唯一途径。然而,选择此路径会有巨大的后果,例如地下工作和地上工作的关系。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失误,简而言之其他工作领域不应直接服从于武装斗争。政治总是应优先于枪的。安全并不能成为废除所有形式的辩论、民主和集体决策的理由。参与武装斗争,决不能成为一种让人无法脱身的生活方式。一个好的武装斗争组织知道,只要政治形势要求,就该适时中止或结束军事工作。

当大环境不再支持武装斗争时,如果武装组织仍然保持不变,蜕化风险就会增加。甚至对于那些考虑到已改变的情况而采取防御姿态,但仍无法解除武装的组织来说,也是如此。考虑到这一点,棉兰老革命工人党成员轮流在革命人民军(RPA)中服役,这样成员们就可以离开山区营地,定期重新融入平民生活。走出武装斗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棉兰老岛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革命人民军、菲律宾和邦萨摩洛共产党就可以看出,更不用说哥伦比亚了。其他运动(如与少数民族有关的运动,如缅甸)面临着和平进程的问题。其中一些运动定期会面,交流这方面的经验;鉴于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这种集思广益值得国际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议会和体制内工作。在议会(以及更广泛的机构)领域中工作满足了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在所有可能的场合捍卫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代表的问题。反对主流意识形态霸权,利用议会团体支持国内外斗争,例如争取释放政治犯,或帮助协调国际运动。

当然,这种工作无法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开展。准确的细节和潜在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选举法的特点——普遍来说,近年来这些法律变得更加严酷了。

在欧洲,选举领域是激进派左派近年来取得最大成功的领域——同时也经历了最惨痛的失败的领域。第一波选举胜利首先出现在丹麦、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最高潮出现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民众支持停止紧缩政策的基础上,赢得了执政权。[10]。当然,第一个教训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事件确实是可能的。其次,不幸的是,领导人齐普拉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融入了欧盟的专制治理之中(处于从属地位)。一开始是希望,之后却是幻灭——这对欧洲激进左翼来说是一个负面的转折点。可以肯定的是,丹麦的“红绿联盟”[11]、葡萄牙的“左翼集团”[12]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13]的未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他们现在面临更多的是上行攀登之路。

随着动量(Momentum)[14]和科尔宾的出现,另一个进程已在英国启动。尽管这可能非常重要[15],但还不清楚其他地方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德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左翼党(Die Linke))。在法国,则是左翼党的创立(被其创建者抛弃),以及与共产党一起发起左翼阵线(现在临床上已经死亡)。除这一切之外,只有让-吕克·梅朗雄的总统竞选活动仍然存在。与此同时,社会党由于其任何组成部分的背后都没有民众的支持或动力,似乎即将崩溃。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PSOE)也是如此[16]。在意大利已经玩完了。在许多国家,硬右和极右是定位得最利于从广泛的群众愤怒中受益的力量。

尽管未来可能会有新的惊喜,但我们仍应注意选举政治的“霸权逻辑”和体制的拉拢作用。在短期内,一个组织的成功是用它的选举结果,而不是在建立社会基础方面取得的进展来衡量的——尽管选举的成功并不自动意味着在当地影响力的加强。筹资要务被参与永无休止的选举周期的要求取代了,它垄断了领导机构的注意力。选举失败表明皇帝没穿衣服——党的金库是空的。成功是危险的。尽管有党内少数派的强烈抵制,但整个组织——菲律宾的“公民行动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等——已经在体制中失去了激进主义的灵魂。其他人则失去了议员席位,以更好地挽救自己的灵魂——比如菲律宾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

一个激进政党必须尽可能地根据当前的需要在所有领域进行干预——包括议会和机构,无论它们多么不受欢迎。当我们认为只有从事选举政治的政党才称得上真正的政党时,危险就会产生。经常轮换议员是一个好主意。财务安排(如党内的议会成员的津贴数额)应明确规定并予以遵守。党的社会基础要不断加强,而不是减弱。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第一手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韩国的民主劳动党(KDLP)。群众运动是该党成立背后的推手,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合(KCTU)和全国农民会总联盟(KPL)在领导机构中有直接的代表[17]。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却因“国家安全”的名义面临着严厉的镇压。此外,在韩国,聚焦于半岛南北统一的“民族解放”派很难和重点在社会斗争上的“人民民主”派共存。

韩国的民主劳动党的经验是否太过“韩国化”,以致在其他地方不可复制?也许吧,但是激进政党和他们的社会基础之间的联系,这个实质性的问题,还是会不断出现的。

当拥有巨大群众基础的激进政党缺席之时,其他阶级斗争的工会潮流也在考虑自己创造一个激进政党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南非的全国金属工人工会(NUMSA)所看到的情况[18]

最近在欧洲的另一次经历,是波兰劳工党(PPP),它于2001年脱胎于“8月80”自由工会[19]。因此,这显然是一件应该纳入我们国际视野的一件时事。

南非和巴西的历史先例表明,基于工会运动的政党是如何被其他目的利用的。一旦掌权,这就和在巴西的“劳工党”(PT)、联合工人中心(CUT)工会联合会[20]发生的事情一样;还有在南非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南非贸易联合会(COSATU)”[21]。显然,我们必须更好地防范这种风险。

最后,最近欧洲在这方面的经历的一个特点是,为激进左翼铺平了道路的社会运动,与实际的选举突破之间存在时间差——无论是在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还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因此,议会力量(或以希腊为例的政府)的有组织的社会基础,相对于选举支持的范围而言,非常狭小——这一直以来是一个危险的致命弱点。经验表明,激进的左翼获得选举成功之后,并非就自然而然地免疫了党派和工会领导层向右翼倒退,激进左翼社会基础的扩大,决不是自发的。依靠所谓的局势“动态”是徒劳的。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政治任务和组织力量的重新部署来解决。我们必须在体制之外积极活动,而不仅仅是在其内部活动。

 

关于列宁和党

1917年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是回顾二十世纪革命经验、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审视其教训的一个机会。对列宁来说,“党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以下的评论并不是为了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方面的历史。它们也不是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概念的历史。尽管如此,“列宁主义”实际上还是一个有用的参照,因为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列宁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和大多数激进左翼派别的唯一共同参照系(毛派、托派等)。

关于“列宁的党的概念”(说得好像他只有一个观点)的争论常常陷入对《怎么办?》的简单化的解读中去。[22]。然而人们需要对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有一种仔细的了解[23],并对列宁从未有所定论的作为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还有政党角色和战略战术之间的关系[24]——有一种综合的解释[25]

最后,我们自己对“列宁主义”的解读受到当前环境和我们所积累的经验的影响,因此必须不断地重新审视[26]

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主义”对党的态度的主旨。

战略视野,具体分析。列宁特别有趣的地方是:他把理论和长期目标,一方面与特定环境的理解,另一方面与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联系(而不是并列)起来的方式。我们已经考察过为何眼前局势不利于我们建设今天、明天所需要的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深入的战略思考。在诸如“革命主体”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并非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然而,在许多国家,回答其他一些问题却不太可能,例如“我们如何着手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因此,尽管存在着“战略盲点”,我们也不得不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借鉴当代历史经验,为我们当前和未来的战略思维提供动力。

一个激进、定位明确的党。在互联网和挑剔的激进主义的时代,一个党是否应该没有边界,也没有标准呢?它是否应该是“流动”的,以适应“流动”的资本主义呢?阶级统治是流动的吗?每天的意识形态冲击是流动的吗?警察国家是流动的吗?银行、金融机构和欧盟的规定是流动的吗?帝国主义干涉呢?难道阶级斗争的暴力突然间都变成了液体?为了确定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定位明确的政党(其成员积极参与党和运动的组织之中),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革命不是“一次性事件”,所以这样的政党必须提供“集体意识波动中的连续性元素”。它是供我们思考“社会力量在政治上的表现”和“阶级斗争进入政治领域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空间[27]。“政党由活跃的成员组成”这一事实,使其能够扎根于工人阶级,与社会运动保持有机联系。

一个在社会各方面都保持政治活跃的政党。一个革命政党不会仅仅把自己的活动限制于劳动场所和老板、工人的直接关系之中。它“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28]。之前提到过的关于现代“有用”政党的例子以一种说明了在易造成斗争碎片化的大环境下这个问题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一个能迅速反应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应能够察觉到变化,并相应地重新组织自己,无论是在其社会基础(例如,今天欧洲不稳定无产者的上升)方面,还是应对激烈政治变化的方面。它还应该能够对意外情况作出反应,因为意外的发生是必然的。这样的政党即使不是“流动的”,也必须是灵活的。

要对新的发展有所见地,就不能受制于过往的辩论;人们必须能够对自己所积累的立场有一种批判性的看法。用往日争论的棱镜来观察新的局势必定会使人错过良机。而那代价可是相当大的。

连续性和保守性。与任何群众组织一样,党的建设是一个积累社会、政治、文化和组织力量的过程。这一进程需要连续性和深度。因此,能够迅速反应并不意味着四处寻找能一夜暴富方法。

所有的组织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倾向于招募类似的人,并按照反映他们原初的主要构成的隐性规则来做事。这使得不符合这种普遍“标准”的成员难以真正融入进来——不论是身处男性主导的社会运动中的妇女、没有大学学位的工薪阶层(即使许多低收入工人可能在中学之后也继续上过学)、不稳定就业者、移民,等等。这个问题在领导机构中尤其严重,因为这些机构的行为可能家庭化(而且往往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

因此,党的建设必须解决做法和观点保守的问题,并提供旨在开放组织、培训和融合新人的具体措施——以集体运行能力为重点[29]。这不仅仅是定额问题——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正是因为很多问题都源于潜在的因素、心态和不成文的规则。

可以提供一个总体方向的党(见上文),先是提供零碎的策略,然后是在斗争水平允许时,(针对该时期的特点)提供适当策略。

在这里也一样,这意味着采取一种使党能够在它缺席的社会领域生根、发展的党建方法。这不是自发的。当然,一个团体越小,它就越不能以这种方式部署自己。

一个考虑实践上的折衷的政党——也就是说,考虑连接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过渡性组织形式,牢记社会意识的真实水平和过去斗争的遗产的党。

在许多国家,实际存在的条件并不能为“革命党”的建设提供基础。然后,所遇到的挑战就成了发起或参与建立所谓的混合型政治阵线。这些都是对当前经验的一种表达,它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提高意识水平,向前迈进。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组织,并努力确保它们既不会僵化,也不会引起新的无果的改良主义。

这些“混合”行动很可能被证明本质上只是暂时的。它们将陷入危机,但也会提供必要的经验。它们也可能产生更加持久、新型的激进左翼组织。

对于我们过去所赞成的党和“列宁主义”的概念,这里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新发展,或者说阐释。

“余下的人”不会随之而来。我们助长了对俄国革命的一种非常简单化的看法,即无产阶级掌握了权力,其余的劳动群众也跟随其后。鉴于1917年间农民和民族方面发生的情况,这是历史上的错误。作为旁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失败之一是它无法在1917年以前在农民中扎根,也无法率先估计到形成持久的工农联盟的条件——然而这是一个具有极其巨大意义的问题[30]。妇女运动在维持和深化革命进程中的具体作用,也是一样。

激进的多元主义。关于这种重新评估的一个好先例是,我们将多元主义的观念应用于革命运动本身,而不再仅仅用于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工人党。这与我们队伍中间盛行的传统公式:“有许多工人党,但只有一个革命党”是不同的。事实上,革命经验太复杂了,无法想象它可以被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所表囊括,并体现在一个单一的政党中。这种革命的多元主义有多种表达方式——一些政党;一个持久的联盟;一个复合型政党中的不同流派——但它已经不可或缺。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对我们的组织来说,对女权主义的肯定和融合一直都特别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类中的一半(也辩证地影响到另一半),也因为它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到纲领,一直到日常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它的视角也比其他同样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更为“个人化”——如环保主义和反消费主义。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好的例外),女权主义实际上已经退居幕后,或者再次被认为会“引起分裂”(老调重弹!)。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很少被遗忘。生态社会主义也没那么容易被忘记——但是,对一个组织的女权主义背景的肯定确实是罕见的。事实上,对于政治上反种族主义的潮流来说,反性别歧视(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次等重要;而那些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人则不被看好。

最后,激进组织内部的性别歧视行为——尤其是在领导机构——现在仍然很普遍,而且还在继续造成巨大的破坏,就像最近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的“榫眼”是多么脆弱,并制定具体措施来加固它们。

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激进左翼组织中的女性成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启发是:她们在这些组织中的经验使她们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个自治的妇女运动。我们正在许多国家中为该运动的弱化付出代价。

自治权的相互承认。对政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等级关系的明确批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澄清来源[31]。我们的“行进路线”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而不是自封的先锋队、执政党或议会集团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见英国工党的例子)。

历史上有过一段重要时期,那时第一代工人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刚出现,工会的形成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是共同前进的(1920年代中期的中国南方是一个典型例子)。但即使在这样的案例里,革命危机背景下的自我组织过程与党的形成过程也是不同的。一个革命党并非阶级的化身;一个女权主义政党并非女性的化身;“种族”政党并非“种族”群体的化身;全国政党并非全体国民的化身,无论该党是否信仰共产主义(以越南为例,见Rousset 1982[32]),等等。如果政党声称情况相反,则意味着它有控制后者和包办替代的倾向。政党不是自我组织的架构(不像真正的地方委员会和类似机构)。

至于政党和运动,它们是“并行”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社会运动对政治并不陌生,他它的斗争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挑战了资本主义统治。这为激进党和激进运动之间可能和必要的对话提供了基础,也为共同斗争和倡议奠定了基础。这场对话的主要条件是相互承认自我治理,因为这也是共同目标之一。这些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与日俱增。这不仅仅是一个全心全意捍卫社会和环境权利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环境危机、政治民主和法定权利衰微,以及建立警察国家和永久紧急状态的时代。一个压迫日益强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正是时候重建一个抵抗集团、提出包括斗争性政党和激进群众运动在内的替代方案。

 

Nathan Rao从法文译成英文。


注释:

[①] Rousset P. (2017). “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du parti”。

[②] Europe Solidaire Sans Frontières

[3] Sabado F. (2015b). “La fin d’une époque – « La gauche traditionnelle est en train de disparaître. Pour reconstruire, il faut du neuf, de nouvelles perspectives historiques »”

[4] Rousset P. (2005), “From the mid-1960s to the Present: Two gener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Radical Left and some “burning issues”.

[5] Rousset P. (2013b), “Pakistan : trois parties ont fusionné pour donner naissance au AWP”.

[6] Rousset P. (2010b), “A look 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LPP and the Pakistani Left”.

[7] Johsua S. (2017), “Bulles cognitives et problèmes démocratiques – Produire de la diversité ne produit pas automatiquement du commun”,.

[8] RPM-M (2006), “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 Revolutionary Peoples’ Army (RWP-M/RPA or RPMM-RHM)”.

Rousset P. (2010a), “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RPM-M) and the Left in the Philippines”.

[9] Trat J. (2010). “Histoire du MLF : un entretien”.

Trat J. (2013).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the “class struggle feminist” current in France”.

Duggan P. (2010).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women’s liberation.

[10] Ntavanellos (2015). “DEA et la gauche radicale grecque : retour sur une histoire –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un bilan de notre parcours avec Syriza”.

Thornett A. (2015). “Greece &Europe : The capitulation of Tsipras leadership and the role of ‘left europeanism’ ”.

Toussaint E. (2015). “La dette et la Grèce – 2010 et après : Pourquoi la capitulation ? Quelle autre voie ?”.

Udry C-A. (2015). “La Grèce et les forces de gauche : une analyse du moment présent”.

[11] Voss M. (2011), “The Red-Green Alliance in Denmark”.

[12] Louça F. & Romero Baeza M. (2010), “Portugal Left Bloc : “Somehow, we filled a space that did not exist, a political space that had not yet been recognized”.

[13] Antentas J.M. & Souvlis G. (2016).“The European Challenge – Podemos short history“, Jacobin.

Camargo R. (2016), “Etat espagnol : Le point sur les débats ouverts au sein de Podemos“.

Sabado F. (2015a). “The experience of Podemos in the Spanish State, its originality, its challenges”.

[14] 工党内支持科尔宾的左翼所组织的一个派别组织。——译注

[15] Socialist Resistance (2016). “Britain : ‘Corbynism’ and the challenge for the left”.

[16] Pastor J. (2016), “Etat espagnol : La crise du PSOE ou la fin d’un cycle historique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17] KDLP (2005). “The Democratic Labor Party (DLP)”.

[18] Irvin J. (2016). “Trade Unions (South Africa) : Statement on Numsa’s 10th National Congress.

[19] Malewski J. (2009). “PolskaPartiaPracy (PPP), le parti polonais du travail : un parti de classe”.

[20] Antunes (2014). “Douze ans après son accession au pouvoir : le PT brésilien et le monde du travail.

[21] Gabriel C. (2014). “South Africa: After the expulsion of Numsa from Cosatu, acceleration of trade union and political recomposition.

Numsa (2014). “South Africa’s TUs : On the crisis in COSATU”.

Amandla ! (2013). “South Africa :Cosatu at the crossroads“.

[22] Lénine V.I. (1902), What is to be done? On Internet:.

Draper, H. (1999). “The myth of Lenin’s ’Concept of the Party’ : or what they did to ’What is to be done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uméro 4.

[23] Le Blanc P. (1989),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Löwy M. (1991), [“Paul Le Blanc’s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Monthly Review,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4] Bensaïd D. (1997). “Lénine ou la politique du temps brisé”, Critique communiste n° 150,

[25] Vercammen, F. (1989). “Lénine et la question du parti – Remarques autour de Que faire ?”.

[26] Bensaïd D., Naïr S. (1969), “A propos de la question de l’organisation : Lénine et Rosa Luxemburg”, Partisan, n° 45, décembre 1968-janvier 1969. Avec l’introduction de Bensaïd D. (2008) :.

[27] Bensaïd D. (1997). “Lénine ou la politique du temps brisé”, Critique communiste n° 150.

[28] Lénine V.I. (1902), What is to be done? On Internet:.

[29] Duggan P. (1997). “The Feminist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Political Organizing“..

[30] Rousset P. (2013a). “La paysannerie vue de gauche”.

[31] Crémieux (2003).“Les chemins de l’émancipation sociale“. Critique communiste n°169/170, été/automne 2003.

[32] Rousset P. (1982). “Le PCV dans la transition au socialisme : Etat, parti, population“. Document de travail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n°17, avril 1991.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