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改革十年的得失

阿里耶尔·达伽尔·迪亚斯(Ariel Dacal Díaz)  著

素侠云雪  译

编者按:此文为古巴国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古巴改革十年得失的评论,并就其所失提出了自己所主张的替代方案。

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一、“更新”的目标

自2007年底劳尔·卡斯特罗号召开展全国性广泛辩论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这是对国内所有问题的一种“社会宣泄”。这一事实可以视为影响古巴经济、政治、社会与个人生活等所有领域的转型进程的开端。

在这十年里,澄清了两个重要的变数:

(1)要在经济与社会秩序上做哪些改变,和(2)社会主义概念应怎样付诸实践。

这些参考文献使我们的分析不是依赖假设,而是在具体结果中,强调结构与概念的变化、它们的暗示与观点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虽然对体制中任何一部分调整都会影响到全体,但另一个重要的变数仍有待澄清:新旧社会经济活动者间的政治与法律框架。这些调整将成为宪法改革的一部分,将在古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2008年2月,国务委员会1与部长会议主席2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即将在岛上实行的可视为“更新”3的“主线”:

(一)批准古巴共产党为全国团结的保证者、历史上革命领导人的继承者。他增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人民牢固团结在一个党周围,这个党及它所在的社会就必须比其他党及其社会更加民主。”

(二)发展社会中的辩论进程,因为“支持革命的大多数人会质疑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推进革命……没有理由害怕我们这种社会中的那些分歧……从深刻的意见交流中能诞生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一交流由认真的建议和责任感来引导的话”。

(三)让政府的管理更加高效。需要的是“更加简洁和实用的机构,国家中央管理机构要更少一些,并且要更好地分配各机构的执行功能。”

(四)强调经济是其他社会各领域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生产工作是社会的唯一财富源泉。”我们必须“计划好”,不让花费超过我们的储存……为了消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机制和手段,并利用好储蓄和良好的工作组织中的巨大潜力。

(五)要优先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与精神需要,就要从持续加强国民经济与生产基础开始”。

两个五年期后,这些路线得以具体化:

(一)重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进程。这包括财产管理体系的延伸和经济主体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全民财产、合作社财产、混合所有制、私人财产、政治组织财产及公民社会中群众、社会与其他组织的财产。从充分就业政策向扩展劳动力市场过渡。分配领域内国家所占比重减少。通常是从国家补贴产品转向直接向个人发放补助。放弃了充分就业政策。产品与服务分配市场的作用是在个人与家庭收入的基础上扩展就业与日常生活。

(二)战略发展部门的定义:

1.社会主义政府有效率,并促进社会融合;

2.生产转型和国际介入;

3.基础设施。

4.人的潜力,科学、技术与创新;

5.自然资源与环境;

6.人的发展、平等与社会公正。

(2017年古巴共产党七大文件)

(三)改变有着脆弱基础的机构,并实行有坚实基础的财政政策。有效利用资源,以实现宏观经济与财政的稳定为方向。

(四)调整中央政府的运作:使政府职能更加分散、明确和稳定;加强市政机关的作用;更好地公开政府管理信息。所有公职由选举产生,限制其任期为两届。

(五)对国家发展计划的战略核心的定义:

1.政府、国防和国内安全

2.环境和自然资源;

3.社会文化;

4.领土;

5.人口;

6.基础设施;

7.对外贸易;

8.货币、金融和财政;

9.生产、技术与人的潜能。

(古共七大文件)

(六)将社会主义国家定义为“平等和自由、独立、主权、人民参与和监督、国家发展的保证者”,并且要保证“行使和保护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与义务”。(古共七大文件)

(七)确认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式政党体制中的唯一政党。其常设机构定期举行会议。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相应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期间,第一次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旨在剥离党组织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并将党的工作集中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 (八)修改生产结构:国家管理占70%。“为自己的帐户而工作”的人(雇员、雇主和个体经营者)增加了,达到567982人(占劳动力的12%)。420家经批准的非农业合作社拥有11.2万社员。向22.2万人发放了191.7万公顷土地。4超过250家公司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外国独资公司、合资企业和国际经济协议合同)。

二、“更新”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得失

对新的所有权与管理形式的政策与法规的各种调整阻碍了新结构/生产图景的稳固与发展——这让新兴经济参与者感到不确定。此外,合并、扩大与促进的措施进展缓慢,且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除了重申高度集中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秩序逻辑,“模式……”看起来是以各阶级的共同关系为基础;它在概念上被简化为不同所有制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主导的框架中共存。这种理解考虑得太简单,且阶级矛盾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参与者之间。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愿景,忽视了无论在概念分析还是政治实践中,资本与劳动、雇主和员工(私营或国营部门)、居民与生产者之间都会存在冲突。

尽管有国有企业权力下放,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现象:

1.在企业中,存在一种垂直主义的基于工资的逻辑:在生产过程中,管理者正集中获取更大的决定权。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简化为技术问题,而不是视作生产单位中的组织或战略问题。(Martín, 2015)

2.在企业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家对企业的专断与集中化管理体现在不充分和低效的监管中。(Torres, 2015)

生产关系的民主化并没有作为该“模式”的一种倾向而出现。其基本方法与规范化政治实践并没有把劳动(人类直接生产产品和服务)置于中心位置——而这正是社会主义为了将生产与权力社会化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模式”并不会促进与这些政治和生产过程相关的合作、互动和基于团结的主体性

合作社面临着更高的批准门槛,这一事实证明了此趋势,强化了它们独特的实验特征。“模式”并未提到以共同管理和自我管理为社会化的支柱,也没有提到各种形式的基于人民与团结的经济,然而这些经济可能是社会所有制在社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混合体。

“更新”不仅涉及经济模式,而且涉及社会关系和它们的主体性、个人与集体的重新定位。在这方面,社会心理调查显示,在很多情况下,如剥削中,可以在看出雇主—雇员间的从属关系,即将权威、信息与领导权分配给雇主,而将顺从和服从分配给员工。在这些主体形式的框架内,很少有与国家机构建立关系,发展合作进程或采取有利于社会责任的意愿。另一方面,受访者认为他们更多是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在参与变革。(Pañellas, 2015)

改革的另一面会提醒我们:尽管保证古巴社会项目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结束社会政策与经济间的微弱协调也是必要的,但事实上社会政策往往服从于经济

作为这种逻辑的表现,不平等问题和社会排挤问题并未得到严格处理。不平等和贫困这些字眼不再被使用:“我们”讨论的是处于危险和困难的群体,是弱势群体,是受援助或受保护的贫困者,是社会劣势群体(Valdés, 2013 and Zabala, 2013)。不承认“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阻止了社会政策的部署,也阻止了能同现存的贫困与苦难战斗的经济转型的部署。

例如古巴的基尼系数(从0到1来评定不平等程度的工具)正从其最低水平开始逐步增大:从1980年的0.24增加到了2000年的0.38。2015年预计会达到0.4。同样,贫困的女性化、少数种族化和地域化等特征正日益严重。(Espina, 2015)

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电梯”适用于拥有较高资历和知识分子社会出身的年轻白人男性。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妇女、出身非白人的工农、受教育水平低者,这表明不平等正在依世代传递5(Espina, 2015)。要说明的是有33%的妇女在“自雇”部门工作(Pérez, 2017),且她们中大多数人并非所有者,而是工资低于男性的受薪工人。

在微观社会空间中,这种情况的支柱是财富的缺乏或不足及它们的世代传承。在宏观层面,经济机制无力提供有足够报酬的工作,且事实是“社会包容”那虚弱的结构机制,如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却要拥有工作才能享有。

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自营”部门和微型企业的扩张中,这种扩张没有得到足够的公共支持,也没有对弱势群体的激励措施(优惠小额信贷,市场、培训,法律和技术咨询)。这会产生所谓的非正规、不稳定的就业机会,有可能带来生存问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困(Espina, 2015)。这种不足与能推进倡议或项目的资源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事实形成对比——例如,人们的储蓄仍存入银行(Díaz, 2015)——而且对国际合作项目的部署有限制。

在实践中,私人和国家资金方面的赤字只能非常不稳定地由居住在国外的家人、朋友与古巴侨民来补充。转入古巴的资金估计每年有30亿美元,其中50%的钱用于非国有部门的资本(Rodríguez, 2017)。

同一问题的另一细微差别是,信贷政策不是要授权给受影响的个人、团体和社区,包括利用社区和公民社会面对现实的潜力。值得一提的是部署基于社会与团结的经济模式,参与性预算和直接获取国际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公共部门中平均工资有增长,但还不能满足基本需求。虽然公营部门平均收入为740比索——而创业部门为824比索(Rodríguez, 2017)——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至少需要月收入达到2000比索才行(Monreal, June 23, 2017)。况且收入的分配还不平均:60%的人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的人的收入在824—2000比索之间,只有1.7%的人收入超过了2000比索(Rodríguez, 2017)。同样,养老金平均数额增加了,但面对着日益增长的物价,还是无法满足基本食品需求。

“自雇”劳动者的收入则六倍于国家平均工资,且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Mesa-Lago, 2017)。无论“自雇”部门还是合作社,收入与工作之间的联系都更为紧密,从而刺激了生产力的增长。

要补充的是,2017年时对高价格产品进行了补贴,对配给品的预算补贴为374万比索,而社会支出为3655.4万比索。社会支出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援助支出,还有电力、燃气、水、电话与公共交通方面的补贴。

幸亏有普遍和免费医疗原则,医疗保健系统得以维持,一些指标继续得以发展(新生儿死亡率为0.43%,牙科病患减少了35%,11种疫苗中有7种疫苗的接种人数增加了)。但同时,访问、设施数量、医生和服务质量都有所下降。医院数量减少了32%,综合诊所减少了8%:所有农村医院和农村及城市保健中心都于2011年关闭(Mesa-Lago, 2017)。这正是在人口老龄化6需要更多服务,同时花费也更多的时候发生的。

在仍然保留了普遍与自由特征的教育系统中,入学率下降了39%,教师减少了13%——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及对农业工人而言(Mesa-Lago, 2017)。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可用教育的质量在不断下降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教育部门的工资有所提升,已退休教师有可能被返聘,并且修订了雇用和教学的条件。目前的修订包括教育系统的第三次改进,主要目的是更新课程、课本和教学方法指南;还有组织各个学校的教育项目要依据各个学校的所处环境,让教育中心的运转和它们与家庭和社区环境的关系上有更大的自主性。

尽管重申了国家会保障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但已经由中央确定,开启了在某些情况下“给需要这些服务,然而并非必要或非基本需要时,为这些服务付费”(七大文件)的可能性。这种矛盾状况其实开启了这些服务商品化的大门,这可能会扩大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并破坏古巴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主要支柱之一。

市场和私人企业的扩展的会导致不平等。与其他更具活力的领域所达到的水平——私人企业的工资、“自雇”劳动者与合作社的收入、移民的汇款与其他“流入”资金(合法的与非法的)——相比,国家所发工资和养老金已经远远落伍了。

一些分析建议,为了推进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应该去分析出现于生产过程中的价值的初级分配和得到批准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收入,特别应分析工资(Monreal, June 13, 2017)。最低工资主要基于“基本篮子”的成本。它反映的是“劳动再生产”的成本。因此,它不应直接取决于社会层面或工人受雇的特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官僚主义的想法不应违背这种情况(Monreal, 23 June 2017)。

今天,对工资的分析主要还是关于效果,而非原因的分析。“提高工资以提高生产率”和“提高生产率以提高工资”之间的争论是同一块面包的不同面包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从工人之外的社会力量——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官僚)或所有者(资产阶级)——谈起。这两种再生产有着明显的差异,但都是通过减少支付工人出卖的劳动力,而使他们疏远自己所参与的社会关系。

一般而言很明显,在对国家工资政策的批评中,私人部门(不论其在今天提供多高的收入)再现了资本家通过从工人那里挪用一定的无偿劳动来增加他们力量的旧逻辑。资本家努力降低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人则不断向相反方向努力。尽管这种趋势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工人普遍政治行动的影响——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社会财富的不平衡分配还是会越来越大(在古巴出现的关于此类现象的观察的报道证实了这点)。

在解决古巴工资问题的争论、提议和探索中,我们不希望工资系统成为限制商品与服务直接生产者的创造性、自由与权利的一种关系。同样,劳动力为其再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作为结果,持续进行的争取工资上涨的斗争仅仅治标不治本。由于这个原因,根据马克思的衷告,必须用“废除工资”的革命口号取代“公平地分配每天工作所得”的保守论点(马克思)

这是要深入探索基于合作、团结的与互助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另一个原因,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劳动不受官僚机构或资本的工资概念的影响。这种生产模式要建立自己的财富(换个词叫利润)公平分配机制……总之是要将劳动置于中心地位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上述特征、趋势和张力是在经济结果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结果不足以实现“模式”的起飞、发展与持续,只会加大该过程的张力。

2016年,根据官方数据,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旅游业,旅游业每年贡献三十亿美元。因为就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言(与其潜力相比还相差很远),该部门可以为经济做出更大的间接贡献,而且可以为古巴家庭带来直接的收入。另一方面,旅游业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与环境后果,因为为了满足四百多万游客,需要进口大量食物、饮料、燃料和奢侈品。

其他所有经济部门往往处在赤字状态。镍产量在减少,蔗糖年产量下降到了150万吨(少于预期的400万吨)。石油销售量下降了68.9%,且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量下降了4.4%。发电量减少了6%。出口总额下降16.3%。服务(医生和教师)出口额减少了11%。另一方面,食品进口额为168.8万美元,而其他商品进口额下降了3.3%。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继续贷款,国家花费529.9万美元偿付外债(Almeyra, 2017)。

国际信贷的背景很复杂,如果不能处理这种复杂性,就无法前进。尽管在过去五年中,由于外债重组,情况有所改善,但一些作者只强调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内容:我国不是任何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这种情况既非优惠也非补偿;美国制裁的深化与古巴信贷的悲惨历史,以及几次暂停放贷。所以这些都意味着获取贷款的成本会非常高,必须补充的是,并没有多少伙伴可与古巴合作。在这种复杂情形中,有必要包含“债务将国家置于债权人手中,而没有可行的替代”的观点,债权人会力图促使古巴采取我们之前一直要避免所采取的措施(Torres, 2017)。

不可忽视的是,在国际金融大家庭中,主要机构不会想着去优先发展援助,而是要扩展和保护金融资本,而且这根本不符合能保护经济的主权项目,而主权项目的目的本是为了满足人口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外国投资在2016年增至130万美元,远不及每年200万至250万美元的增长需要。2017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外国企业将只占投资总额的6.5%。 批准新项目过程缓慢,对获取短期资源和扩大生产能力,以确保增强未来几年的经济活力而言,是一种阻碍。这是由于官僚效率低下,也与国有银行和财政体制的扭曲,及货币系统的双轨制7有关(Terrero, 2017)。

一些分析建议,我们不仅应该考虑支付大笔款项的大型项目,而且应该考虑投资中小企业,还应考虑加大国家投资以增加吸引外资的能力(Rodríguez, 2017)。作为一种选项,可以考虑授权省级和市级单位进行有限投资。

但事实是外国投资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外国投资可以是我们在短期内能更有效行动的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外国投资会带来风险,国际资本会威胁各种基于全体人民尊严,尤其是全体工人尊严的国家项目——毫无疑问这是捍卫主权的政治创造性的主要需求之一。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更加刺激投资”的曲折口号背后,隐含的是要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在极端情况下,这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三、一党制问题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当我们要彻底审视改革进程时,会发现最大的不确定性在政策与监管领域。虽然“更新”文件确实多多少少同不同部门和社会机构进行了重要磋商而形成的,但这些民主时刻似乎并未预示着与国内的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参与者形成政治对话结构。 与政治秩序相关的指导方针并不遥远:学习如何在不牺牲人民代表性的情况下减少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8中的代表人数,分析一个指导选举进程的常设专业机构的用处,并执行由党的领导批准人民政权机构的完善的纲领(Penín, 2017)。

认为一党领导可以“更民主”的理念并未能成为现实。提高、多样化与澄清国家与社会对话的提案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结果。在重新确立古巴共产党与合法成立的群众组织的关系方面,及与古巴人民多样性的关系方面,均没有任何进展。

然而这是当前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党的机构已经失去了对问题和答案的垄断。相反,公民社会的“密度”增加了,合作网络的出现证明了这点,这种网络可以保卫各种问题、自主性,并能影响社会和公共决策:宗教社群、LGBT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各种女性主义集体、替代性交流平台、社会文化与生产性社区工作等。

这些活动者团体代表着广泛的社会意识与批判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与“革命”决裂,而是要赋予“革命”新的意义。其中很多团体超越了政府部门对其不信任的态度,并获得了合法性,进入公共领域活动(González, 2015)。

面对这一现实,有必要去重新定义社会契约,特别是在公共政策的定义、决策和监督过程中,要组织持久的对话和加强社会包容的未来方式。

这条道路已经开放,从“更新”文件中可以推断出,这条道路会继续向前推进。但必须要加快建设这条道路,即要扩大有关机构和内容的规范化进程。因此,有必要更改改革文件中的“人民监督”和“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条件。

“模式更新”越发展,就越有必要进行调整。法律必须服务于每个人。改革为新的活动者打开了空间,不过这些活动者并未完全摆脱它们成立、获批时给它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及澄清它们的功能与组织。对经济、社会与政治活动者均如此。

在生产部门,最好是能调整成透明的、可预测的和非全权委托的法律框架,以促进国有和非国有的创业世界的发展(Torres, 2015)。有必要依法规范非国有经济活动者。它们缺乏发展自己的活动并因此而有利于让它们得到认可并接受监管的具体法律样板。例如,小型和微型企业或许是自然人,或许是一个集体。这不仅限于私人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也可以从不同的组织或联合形式中获益(Cobo, 2016)。

必须重新确定“为自己的帐户工作”的概念,以促进对其进行规范化调整。它涉及为自己工作的个人,自己给自己投资或有共同资本并雇佣劳工的人,还有收入高于工作成果的人。

一些雇主经营中小企业,所以承包人的地位必须得到承认与合法化。同样,我们必须考虑雇主与雇员间的区别,必须超越工会领域,因为二者位置并不相同,尤其是在私人部门。考虑到这些特点,最好是修改《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至于有必要与公民社会的新老活动者达成社会契约一事,我们必须考虑重新调整关于社团的法律,改革选举法,制订礼拜法、公民身份法、市政法和通讯法。让我们更新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个人与集体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组织并确保这些法律实施的法律规定。

几乎作为近十年来的高潮,对“更新”文件进行阐述、辩论和最终陈述得出的结论是:概念、发展计划和指导方针。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文件集,一个广谱提议。这是一个综合的一揽子方案,可以在中期或短期内,为辩论、建议和调整提供参考框架。我们可以在实现一个更好的为了所有人的国家的漫长和复杂的进程中,诉诸这份纲领性文书。

这份纲领文书的基本目标之一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以繁荣、社会公正和公平为基础,与环境和谐相处。我们的设想是所有公民,尤其是工人,在各种形式的管理与所有权方面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包容和民主参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决策制定进程,并处理侵犯人类尊严的所有歧视方面,每个人都应有有效的权利和义务。(七大文件。)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社会创造政治的潜在基础。

自劳尔·卡斯特罗就本国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开展广泛辩论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其结果是,我们有一个已经改变的国家,尽管我们绝不能忘记复杂性、矛盾和紧张局势。事实上,说古巴没有任何根本改变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年来留下了很多需要澄清的事情。

目前已经开放了广泛的选择,但即使提出了类似的条款,它们也不会指向相同的视野。众所周知,在生产领域,至少有三种趋势所创制的优先事项:

1.提高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的生产与分配效率;2. 3. 为了增加生产和收入,以各种方式扩大私人财产,开放劳动市场;4. 5. 优先对待社会、社区与集体的生产模式,重点是合作社,因为它直接将生产者与生产力带来的收入连接起来了。6.面对社会、经济与政治公正的项目,如同主权、独立与国家尊严的面孔一样,需要三个最低限度的关键事项来推动最鼓舞人心的事情,并遏制这些年来留下的危险:

甲、重新将社会政治化。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自觉的和积极的主体。我们都是背景,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古巴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所暗示的内容,而转入公民要确定的“我想要为古巴做些什么”。

乙、人民监督。增加人民参与为一种政治手段,以消除官僚主义对政权的瘫痪并遏制资本的掠夺性贪婪。

丙、自主的与集体的创造力。积累财产的社会化管理经验,将生产掌握在与日常生活、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持久民主化不可或缺的人手中。

哈瓦那,2017年11月11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Cuba posible, un laboratorio de ideas”网站上。


参考资料

• Almeyra, Guillermo. Cuba, problemas y desafíos (I).

• Documentos del 7mo. Congreso del Partido aprobado por el III Pleno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CC y respaldado por la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 el 1 de junio de 2017. “Concep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rollo Socialista”. “Bases del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hasta el 2030: Visión de la Nación, Ejes y Sectores estratégicos”. “Lineamiento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para el período 2016-2021”. Tabloides I y II. Impreso en la UEB gráfica Villa Clara, Empresa de periódicos.

• Castro, Raúl. Discurso pronunciado en las conclusiones de la sesión constitutiva de la VII Legislatura de la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 Palacio de las Convenciones, La Habana, 24 de febrero de 2008, “Año 50 de la Revolución”.

• Castro, Yudi. “El desafío de poner a producir las tierras ociosas”. Periódico Granma, jueves 17 de agosto de 2017.

• Cobo, Narciso. Cuentapropismo y pequeña empresa: una mirada desde el Derecho.

• Díaz, Ileana y Dayma Echevarría. “Mujeres emprendedoras en Cuba: análisis imprescindible”.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Espina, Mayra Paula. “Reforma económica y política social de equidad en Cuba”.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González, Lenier. Desmitificando la sociedad civil cubana.

• Martín, José Luis. “El toro por los cuernos. La necesaria transformación de las relaciones de trabajo en el país, como asignatura pendiente de la actualización del socialismo cubano”.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Marx, Carlos. Salario, precio y ganancia. Fundación Federico Engels. Madrid, 2003.

• Mesa-Lago, Carmelo. El estado actual del bienestar social en Cuba (I, II, III y IV).

• Monreal, Pedro. Los salarios estatales en Cuba. ¿Cálculo residual o condición indispensable?.

• Monreal, Pedro. El mercado, lo privado y la desigualdad: del relato al dato.

• Núñez, Marta. “La cara del género en el “cuentapropismo” habanero”.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Palacio, Juan Carlos. “Fomento de las PYMES en Cuba. Repensando la empresa no estatal socialista”.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Pañellas, Daybel. “Impactos subjetivos de las reformas económicas: grupos e identidades sociales en la estructura social cubana”.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Pañellas, Daybel. Reconfiguración de relaciones sociales: pistas desde cuentapropistas capitalinos.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Penín, Lisbet. Elecciones: preguntas y respuestas (II y III) (20 y 24 julio 2017).

• Pérez Ariadna A. y Evelio Tellería. “Trabajo por cuenta propia. Perfeccionamiento continúo”. Entrevista a la Vice Ministra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l, Marta Elena Feitó Cabrera. Periódico Trabajadores, lunes 14 de agosto de 2017.

• Puig, Yaima. “Primero consolidar, luego avanzar”. Periódico Granma, miércoles 9 de agosto de 2017

• Rodríguez, José Luis. La economía cubana. Actualizado el 2016 y una primera mirada al 2017 (IV) Tomado de Cubadebate, 25 de agosto de 2017

• Terrero, Ariel. “Amenazas de la lentitud”. Economía con tinta. Periódico Granma, 27, octubre, 2017.

• Torres, Ricardo. Cuba: Balance económico de 2016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Economía Cuban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www.econolatin.com , 2017

• Torres, Ricardo. “Un nuevo modelo económico en Cuba: el rol del sector privado”.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Valdés, Juan. “Prólogo”. En Algunas claves para pensar la pobreza en Cuba desde la mirada de jóvenes investigadores. Publicaciones Acuario, Centro Félix Varela, 2013.

• Valdés, Juan. “Prólogo”.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Zabala, María del Carmen. “Equidad social y cambios económicos en Cuba: retos para la atención a la pobreza y a la desigualdad”.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Zabala, María del Carmen. “Los estudios sobre pobreza en Cuba. Un preámbulo necesario”. En Algunas claves para pensar la pobreza en Cuba desde la mirada de jóvenes investigadores. Publicaciones Acuario, Centro Félix Varela


作者简介:阿里耶尔·达伽尔·迪亚斯(Ariel Dacal Díaz)(1974年出生于卡马圭)是一名人民教育者,哈瓦那大学历史科学博士(2007年)。他是马丁·路德·金中心的人民教育培训团体的成员。他主要已出版的著作有:Del Socialismo Real al Capitalismo Real(《从现实社会主义到现实资本主义》,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5);Educar en y para la libertad. El desafío de la educación popular (Editorial Caminos, 2011);Movimientos sociales. Sujetos, articulaciones y resistencias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0);Crisis alimentaria. La agresión del capital (Cuadernos de solidaridad 2. Editorial Caminos, 2009); « Apuntes para un socialismo vigente » dans Valores, utopías y socialismo (Ocean Sur, 2012)(《当前社会主义的记录》) « Revolución y democracia – Experiencia, acumulado y olvidos » (Revista cubana de pensamiento socio-teológico Caminos, n° 75-76, 2014-2015)(《革命与民主——经验、积累与遗忘》).

英语: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616

西班牙语:https://cubaposible.com/cuba-diez-anos-reformas/

  1. 国务委员会是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日常的立法与政治领导工作。——译注
  2. 部长会议是古巴的中央行政机构,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译注
  3. 古巴将自2008年开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称为“更新”(updates)。
  4. 古巴的这种土地分配主要是向城乡居民分配荒地,以推动土地开垦,增加粮食和经济作品产量,与中国的“联产责任承包制”不同。且古巴长期有个体小农存在。——译注。
  5. 类似于中国媒体中常见到的“阶层固化”。——译注
  6. 2017年,古巴人口中19.7%的人在60岁以上(中国为17.3%)。且古巴人口正在负增长,2011年时古巴有1124.1万人,2017年时只有1122.1万人。
  7. 古巴实行货币双轨制,一般国内流通用的是古巴比索,对外经济往来和外国游客在古巴消费用的是“可兑换比索”,可兑换比索一比索等于一美元。因古巴国营经济效率低下、国营行业工人收入低,和旅游业、自雇行业日益发展,可兑换比索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古巴比索使用范围日益萎缩。古巴部长会议于2013年决定逐步统一两种比索,结束货币双轨制,但进展缓慢。——译注
  8. 古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共有600多名代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由古巴选民通过等额选举直接选举产生。虽然古巴全国人大候选人并不由古巴共产党有关机构提出,但几乎所有代表均为古共党员。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