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的片面和平

凯文·杨(Kevin Young)  著

丹朱翰墨  译

素侠云雪  校

哥伦比亚的和平协议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为基层的左翼开辟了新空间。在2016年11月,哥伦比亚议会批准了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游击队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此举可能结束长达50年的武装冲突。在武装冲突期间至少造成220000人遇难——其中82%为和平居民,且大约七百万人无家可归。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裁军、游击队员回归社会、从轻发落那些承认犯下暴力伤害罪的人,以及在未来8年内给革命武装力量分配十个议会席位。与此同时,同民族解放军(ELN)的和平谈判也正在进行。

大多数哥伦比亚的独立进步组织支持该协议,但也强调其局限性。农业峰会(一个组建于2014年,全国范围内“农民、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盟”),认为协议有可能“结束武装冲突带来的巨大痛苦。”但在11月时,他们表示右翼仍在“杀害我们。”

在2016年,政府军和右翼准军事组织谋害了至少114名工会成员、农民、原住民,非洲裔以及其他的人权斗士,其中30起命案发生在停火后三个月内。这些准军事组织宣称谋杀将持续进行。

农业峰会和人民议会等进步组织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和平”,这种和平要求简单地“放下武器”而忽视导致犯罪的“结构原因”。但是政府却拒绝挑战资本家的权威力量。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多次保证“我们的发展模式不会改变”和“私有财产不会受到影响”。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

协议中提到了归还被偷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民主化,但这些规定主要依赖于“现有的法律”和政府与大地主的“信用”。

因此和平将是不公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为:限于给活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以及其严重偏向资本家利益。

尽管协议具有诸多限制,但其终将为进步思想和左翼力量打开政治空间。其落实程度将取决于众多参与者,其中包括资本家,美国政府和哥伦比亚自己的人动。

在这些力量间的斗争将决定和平协议会带来继续伪装于和平下的新自由主义和暴力,还是带来农业峰会所认为的“我们所渴望的,不再有受害者的和平。”

和平对资本的利润有好处吗?

最终,经过四年的谈判,及选民在10月公投中狭隘地否定了先前版本[①],方达成现在的协议。极右翼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2002~2010)猛烈攻击此政策以及他的前盟友,即现任总统桑托斯,指责桑托斯“将国家拱手相让给了革命武装力量”。

乌里韦的运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指责桑托斯通过同性恋权利改革来毁坏“家庭价值”,将游击队对国家的攻击与对中心家族的攻击夸张地关联起来。[②]

乌里韦与桑托斯的纠纷是哥伦比亚右翼的内部冲突,两任领导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乌里韦所代表的是专门从事畜牧养殖、地产投机和毒品贩卖的农村精英。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些精英就不断冲击着土地改革的积极性。

他们已经创立了贯穿哥伦比亚的准军事组织,且为敢死队提供资金。该军事组织一直致力于制造屠杀与其他破坏人权的暴力活动。[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农业精英成为准军事组织侵吞土地的最大受益者,期间八百万公顷土地被非法侵吞,约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五。

随着哥伦比亚军事与安全产业的复杂化,这个集团成为了战争中最大的赢家,并且拥有了镇压力量。不出意料的是,养牛畜牧联合会(FEDEGAN)的主席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和平协议和2011年的土地复原法。这些极右组织目前正在“招兵买马,并将主张和平的人作为假想敌”,非裔哥伦比亚活动家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如是说。

乌里韦和其他极右政客可从破坏和平协议中获得额外收益。因为协议同意对认罪军事组织和准军事组织量刑,乌里韦集团因为害怕准军事组织将揭露其与乌里韦这类官员的关系而处于极大的恐慌中。

一些像萨尔瓦多·曼库索(Salvatore Mancuso)那样臭名昭著的人已经在这样做了,这有助于揭露能吞噬乌里韦政府“准政治”丑闻,并且强制解除了他的秘密警察机构。在2008年,乌里韦通过吸毒指控偷偷引渡了14名准军事组织的首领到美国,以保证自己在哥伦比亚不受牵连。

另一方面,总统桑托斯则更多借助由金融、保险、电信、媒体、旅游业、采矿业和畜牧业组成的跨国界精英力量集团。全国商业理事会(Consejo Gremial Nacional)自1991年成立以来,就成为了衡量各部门对国家影响力增加的标尺

这些部门的许多领导人已经看到武装冲突的影响是净负面的。尽管战争为镇压异议提供了借口,但在别的方面却不受欢迎。以故安提奥基安辛迪加(Antioquian Syndicate)的领导人尼卡纳·雷斯特雷波(Nicanor Restrepo)曾评价说:战争阻碍了“国内外资本投资”的“投资机会”。

雷斯特雷波和其他商业经理公开支持桑托斯在2014年的连任选举,并明确表示反对战争,反对乌里韦派候选人奥斯卡·祖卢加(Óscar Zuluaga)。一些在这个集团里的人期待和平开发新的矿区,油田以及产业化农业。

在2016年4月,哥伦比亚驻加拿大大使就预言,和平“对于来自加拿大的矿业以及能源企业意味着,这些行业将能进入原先的社会冲突地区,而这些地区他们之前从来未进去过”。公共国有石油公司的名誉主席,胡安·卡洛斯·埃切韦里(Juan Carlos Echeverry),在同一时期告诉记者:“伴随着和平,我们期待着能以更大的力度进入卡克塔、普图马约、阿劳卡和其他农村地区。”

同时资本家也对政府所承诺将构建的农村经济开发区垂涎三尺,巨大的土地将转化为巨额的私人利益。对于创建农村经济开发区的计划,招致了农业峰会和其他组织的强烈批评。

这两个集团之间分歧是战略层面的,但不是原则性的。桑托斯依旧坚持乌里韦时期的商业友好型经济政策,他承诺维持这些政策是精英支持和平进程的条件之一。

然而桑托斯也并非真正相信和平。他曾在军队“误报”的高峰期为乌里韦政府担任国防部长,“误报”策略导致至少4300名平民被杀,然后给遇害者穿上游击队衣服以增加击毙数量。在桑托斯当政期间,则继续进行平叛战争并包庇右翼武装不受指控。

和平的到来并非出于原则,而是资本家对于机会成本的重新估算、政府对革命武装力量的无能为力、公众压力以及来自古巴、挪威和委瑞内拉的国际调停等带来的。

美国的留守力量

不冷不热的美国对和平协议的支持,就像桑托斯对协议的追求一样,似乎反映了战略分析的转变。奥巴马政府扮演了一个很矛盾的角色,他口头上支持和平并派遣一名特使,但并不谴责乌里韦派对和平进程的破坏。

因为哥伦比亚不能完全战胜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而和平协议可以对资本家的基本特权进行维护,因此在华盛顿许多高级领导人倾向于谈判。

此外,协议承诺一定的好处:它可以保障外国投资有更为稳定的环境,用美国和平特使伯纳德·阿伦森(Bernard Aronson)的话:“对美国发出在拉丁美洲留守力量的信号”,以21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挑战为例。

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在历史上一直奉行一贯的、两党一致的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采用不同的策略。

共和党一直热衷于支持哥伦比亚的恐怖活动,唐纳德·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这一传统。但一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约翰·F·肯尼迪曾派遣特种部队将军威廉亚伯勒在哥伦比亚推广“准军事化、破坏、针对已知的共产党支持者的恐怖活动。”[④],这些活动包括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焦土策略,以此对抗农村。

哥伦比亚的右翼准军事部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统府在哥伦比亚政策上的分歧并不大。乌里韦和桑托斯因坚定地支持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美洲政策,都获得了华盛顿两党的赞誉。

由比尔·克林顿发起的总值100亿美元的援助“哥伦比亚计划”,使哥伦比亚成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最大的军事受援国。[⑤]在同一时期,哥伦比亚政府在南美洲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反人权纪录,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和社会“一次性人员”被国家机器和准军事部队杀害。

美国的支持与国家暴行的相关联并非巧合。由全球发展中心2010年的一份系统研究材料确定了一个独特的、非对称的模式:当美国军事援助增加时,准军事部队(他们与军方有合作)的攻击,和设有(哥伦比亚军方的)军事基地的市就会增加。

另一项由哥伦比亚和解协会和美国驻哥伦比亚办事处开展的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军队接管的地区接受了美国最大限度的援助,法外谋杀的平均值也不断上升

美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哥伦比亚军队中的敢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1994年时指出)和准军事组织的紧密联系。美国官员也知道,这些准军事组织通过毒品贩运增加收入。然而美国政府则一口咬定革命武装力量是毒品贩运和暴力恐怖的根源。

根据打击毒品与恐怖主义的原则形成了“哥伦比亚计划”。人类学家雪梅泰特说:“尽管主持毒品交易的主要是右翼准军事组织,也同时也是恐怖主义罪犯,但美国政府却更多将此归咎于游击队。”[⑥]

一些民主党人也定期表达对人权的忧虑,但这些担忧从不会干扰美国支持哥伦比亚政府的政策。在奥巴马政府下,美国驻波哥大大使馆的劳动参赞私下承认了2011年的“劳工行动计划”伴随着美—哥自贸协议的实行而变得毫无影响了,然而美国贸易代表官员坦率地称:2015普遍持续的针对工会成员的谋杀并不妨碍协议。

无论是和平协议还是特朗普的当政都不会改变美国的对哥政策。正式的和平可能最终以向哥伦比亚提供高水平的军事援助的借口而被破坏,但这些面向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援助近年来也已经逐渐减少。

军队间的伙伴关系和美国对哥政策的基础目标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相反,华盛顿则把和平协议视为通向这些目标的途径。

新左翼运动的前景

和平协议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为宽泛定义下的左翼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

左翼的许多人都有理由害怕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所发生的事再次上演。当时右翼势力谋杀了3000~4000名爱国联合会(Patriotic Union)的成员。爱国联合会是一个成立于革命武装力量同政府谈判期间的左翼平民组织。

然而游击队斗争的结束依旧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总是有一些国际左翼仍然对革命武装力量抱有幻想。虽然革命武装力量的目标确实是革命性的,但其组织行动却早已脱离群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对平民频繁的暴行和对贩毒收益的依赖,已经使其失去了建立广泛的跨部门联盟的机会。

哥伦比亚右翼已经从革命武装力量的失势中捞到不少好处,先是成功地在公众心中将革命武装力量与左翼划上等号,并且以此为由镇压和平抗议者。因此无论游击队在农村取得多大的成就也无法消除其对左翼的负面影响。

可以确定的是右翼将坚持使用暴力手段。可以看出早期的“和平”并没有制止对平民活动家的迫害。曾组织斗争对抗矿产公司抢占考卡土地的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警告说:“准军事组织将继续为企业们扮演清道夫的角色,在和平协议的框架下进入我们的领地并寻求发展。”

但正式结束战争也会对右翼放肆地抹黑社会进步力量的行为有所约束,原因便是和平的环境给了民间社会运动更多的机会。

这些运动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近十年里,原住民和非裔运动,例如考卡、考卡山谷省和乔科等地(哥伦比亚地区)已经处于人民斗争的前列。

始自2013年的历史性的农业罢工中,一场广泛的各民族农民运动已经引发上百次游行、抗议和人民集会。这些活动以反对新自由贸易、城乡不平等、资源压榨和种族主义。在2016年6月,农业峰会的组织成员已经在哥伦比亚32个部门中的23个地区封堵了超过100条公路。

一些动员得到了大量城市工人,学生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学生们在2011年对抗教育私有化改革时充分展现了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能力。

近年来也有过几次建立反资本主义联盟的尝试。人民议会和农业峰会就属于这类积极分子, 2012年组建的“爱国前进”(Patriotic March)也属于此范畴。这些联盟在更为广泛的和平的运动中起到了领头的作用,并像人民议会在2013年希望的一样,这些联盟促成了“大众、民主、进步组织的团结”。

然而整体上,左翼的碎片化和软弱仍占主导。只有极少数的人参与到了基层的政治活动中。在很多贫困的城市社区里,帮派和教会成了唯一的组织。至于工会则早已被暴力和新自由主义劳工法摧毁。

根据人类学家莱斯莉·吉尔(Lesley Gill)的想法:进步界的“人权”霸权框架反映了近几十年来集体主义、阶级政治的弱化。[⑦]在政党层面,“替代民主极”(Alternative Democratic Pole)是一支重要的反对派力量,但缺乏群众基础和与人民斗争的联系。

左翼群众基础的增长要求在地方上建立新组织,同时培养跨越地区和边界的凝聚力。至于拥有三分之二哥伦比亚人口的向来被左翼忽视的城市地区,则必须给予优先重视。

新的历史纪元?

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近年来,民众的政治动员水平令人印象深刻。一个产业联盟——矿业和能源委员会(Mining and Energy Committee)最近警告说,和平协议可能会带来“非暴力社会抗议活动的增加”。尽管哥伦比亚以可怕的暴力镇压而臭名远扬,但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满了勇敢的鼓舞人心的抵抗运动。[⑧]

现在还不清楚将出现什么样的和平,因为协议在实践中的执行仍存在争议。但如人民议会在2013年所认为的,“通过建设一个人民集团,使改变国家层面的力量关系成为可能”。这样的集团可以对抗为敢死队投资的“军国主义”精英集团,也可以对抗“选择和平却不改旧习”的集团。

和平协议至少为“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建设一个社会正义的国家”提供了可能。

 

 

本文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907


[①] 在10月的公投中,多数受暴力影响的地区倾向于投赞成票。乔科、考莱、纳里尼奥、普图马约、亚特兰蒂科和沃佩斯的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在安蒂奥基亚的乌拉巴地区——乌里韦的老家,一个准军事据点,十一个市中有十个市投了赞成票。

[②] “反对票”运动的示威者反对协议中的所谓“性别意识形态”——即对性别和性向平等的承诺——这强调了哥伦比亚右翼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基础(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他们一直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手法)。

[③] 例如,在1980年到2012年间,准军事人员应对59%的屠杀负责,政府军对8%的屠杀负责,而游击队应对17%的屠杀负责。准军事武装仍是强有力地存在着,尽管自2000年起他们表面上复员了。请参阅:Centro Nacional de Memoria Histórica, ¡Basta ya! Colombia: Memorias de guerra y dignidad (Bogotá, 2012), 36; idem., Desmovilización y reintegración paramilitar: Panorama posacuerdos con las AUC (Bogotá, 2015), 431-92; Jasmin Hristov, Paramilitarism and Neoliberalism: Violent System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olombia and Beyond (London, 2014), 112-37.

[④] 引自:Michael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U.S. Guerrilla Warfare, Counterinsurgency, and Counter-terrorism, 1940-1990 (New York, 1992), 222

[⑤] 这100亿美元还不包括来自CIA和NSA的隐蔽援助。

[⑥] Drugs, Thugs, and Diplomats: U.S. Policymaking in Colombia (Stanford, 2015), 47

[⑦] A Century of Violence in a Red City: Popular Struggle, Counterinsurgency, and Human Rights in Colombia (Durham, 2016

[⑧] Forrest Hylton, Evil Hour in Colombia (London, 2006); Gonzalo Sánchez, Ensayos de historia social y política del siglo XX (Bogotá, 1984); Vanessa Joan Gray, “Nonviolence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with External Support: A Survival Strategy in Rural Colombi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9, no. 1 (2012): 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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