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化工业与工人管理[1]

托洛茨基  著

何伟  

龚义哲  

 

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外国资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与民族无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相对比较软弱。这种情形造就了国家政权的特殊状况。政府在国内外资本之间周旋,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与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之间周旋。这使政府具有独特的波拿巴主义特征,可以说,它让自己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实际上,它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进行统治,一是让自己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工具,用警察独裁的锁链锁住无产阶级;二是操纵和利用无产阶级,甚至还可以向无产阶级做出一些妥协,从而在外国资产阶级面前争得一点自由。(墨西哥政府的)当前政策就是后者;其最大的成果是把铁路和石油工业收归国有。

这些措施完全没有超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然而,半殖民地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发觉自己处在外国私人资本以及外国政府的重压下,没有工人的积极支持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统治。所以它企图给予工人组织相当的地位,让工人组织为提高国有化的工业部门的产量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但同时又把实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党应采取何种政策?断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对工业各部门进行国有化,并将其转移到工人组织的手中来实现,这当然是致命的错误,彻底的欺骗。但问题不在于此。资产阶级政府自己完成了国有化,不得不请求工人参加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当然,有人会说,工会参加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并不会产生社会主义,除非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种说辞只是在逃避问题。然而,群众难以理解革命派的这种消极策略,这只会助长机会主义势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不在于借助资产阶级的手去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给他们造成的形势,去推动工人的革命运动。

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再也不能产生重要的积极成果;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能导致工人议员的堕落腐败。但这不能成为革命者抵制议会的理由。

把工人参加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同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称其为入阁主义[ministerialism])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所有政府阁员都有义务维持团结。一个党如果派代表参加政府,那它就要对整个政府的全部政策负责。而参加某个工业部门的管理,能让政治反对派获得充分的机会。如果工人代表在管理方面处于少数派地位,他们能利用一切机会来宣讲自己的建议,即使这些建议被多数派拒绝,也能让它们为工人所知晓,等等。

工会参加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可以与社会主义者参加地方政府作类比,在地方政府中,社会主义者有时赢得了多数支持,不得不在国家政权仍为资产阶级所掌握、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去指导重要的当地经济。地方政府里的改良主义者会被动地去适应资产阶级体制。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派要全力去为工人争取利益,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教育工人:不夺取国家政权,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中,工人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赢得某些席位,而在国有化工业的领域内,政府自己邀请他们出任某些岗位。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都被迫在某些活动领域内向工人让步。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利用这些让步。

工会在国有化工业中起到了领导的角色,这种情形会产生一些危险,对此视而不见是轻率的行为。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工会的高层领导会与国家资本主义机关勾结起来,被委任要职的无产阶级代表会变成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但是不管这有多危险,它也仅仅是总危机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总弱点的一部分,这个总弱点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会机关在资本主义的腐蚀下而发生的堕落,不仅发生在中心地带的宗主国,也发生在殖民地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会领袖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政治代理人。在国有化工业系统内,他们会成为,并已经成为直接的行政人员。要同这种情况作斗争,就要力争建立总体上独立的工人运动,特别是要在工会内形成坚定的革命核心——这样的革命核心必须能够在维持工会运动的统一的同时,又能够力争实行阶级的政策,为建立革命的领导层而奋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另一种危险在于,银行和其它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工业的特定部门在经济上要依赖于他们——可能会采取特别的破坏手段来阻碍工人的管理,败坏它的名声,使其以失败告终。改良主义领袖会回避这些危险,他们会屈从于资产阶级供货商、特别是银行的要求。相反,革命领袖会从银行的破坏行为中得出结论,必须没收银行,建立单一的国家银行,它可以作为整个经济的账房。当然,这个问题必须与工人夺取政权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

国内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企业都必然会与国家机关狼狈为奸,阻碍工人对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另一方面,在国有化工业中的各个部门中参加了管理的工人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相互交换经验,在经济上互相支援,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合力对政府采取行动。当然,参加了国有化工业部门的管理的工人要有一个中央领导机关,这个中央领导机关必须与各工会保持最紧密的联系。

总之,可以说这个新领域内的工作包含着绝好的机会和极大的危险。危险在于,国家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被它控制的工会来束缚工人,对工人进行残酷博学,使他们无力抵抗。革命的可能性在于,工人自身立足于他们在工业特别重要部门的职位上,能够领导对一切资本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哪种可能性会获胜呢?在哪个时段获胜?这当然是无法预测的。这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取决于工人自己的经验,以及世界形势。无论如何,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人贵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必须利用这种新的活动方式,这只需要一个条件:存在着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能认真研究工人阶级的每一种活动方式,对每一个偏差做出批评,能教育工人,并把工人组织起来,能在工会内部争得影响力,并确保国有化工业内有革命工人的代表。

 

1939年5月12日


[1] 《国有化工业与工人管理》载于《第四国际》1946年8月号上,作者未署名,由邓肯·弗格森(Duncan Ferguson)从法文翻译而来。文章写作日期未标在草稿上,发表时暂被认定为1938年5月或6月。然而,我们核对了哈佛大学内的托洛茨基档案,发现正确的日期为1939年5月12日。当时卡德纳斯(Cardenas)政府没收了石油工业和铁路工业,让工会承担较大的责任来管理它们。墨西哥工人联盟(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简称CTM)的一位干部罗德里戈·加西亚·特雷维诺(Rodrigo García Trevino),当时反对斯大林派,他就工会对参加管理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向托洛茨基征求看法。托洛茨基同意写一份纪要,几天后将这篇文章寄给了特雷维诺。在CTM内部的辩论中,特雷维诺是否采用了托洛茨基的论点就不得而知了。他一直将该文章秘密保存到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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