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乔治•诺瓦克《实用主义对决马克思主义》一书推介

郭鹭 著

【原书卷首语】:

借过去遗留的物质和知识方法尚能够维护旧社会。但如果不首先把当代的方法加以批判的分析就能够推翻这个旧社会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实用主义对决马克思主义》,Pragmatism Versus Marxism,:An appraisal of John Dewey’s Philosophy
美国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理?

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发生着某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在接触一个于己而言的新奇事物时,往往会执着于不顾一切地抛开附着于其之上的各种冗杂形式,而只求内在的(或自以为是内在的)两点一线。这种对待事物的实际态度反映了一种“求捷径”的心理,一种主观学习上的实用主义心理,企图用最简单的程序、最习以为常的思维范式和尽可能短的时间去“掌握”尽可能多的东西。“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啊”——真是妙不可言的真理!我们企图在不了解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具体的相互关系、不了解为何实在的内容能够依靠自身的客观逻辑演化出这些冗杂形式的整个抽象的和具体的过程的情况下,就能够从简略的框架纹路中发现这些关系并根本上掌握这些变化的过程。仅仅满足于对最根本的“1+1=2”们囫囵吞枣式接受,并以半消极的讥讽态度用这些万能公式应付着现实中复杂的实际细节,时刻践行着“以不变应万变”的绝对信条。这种自我满足确实达到了主观上的实用主义目的,然而它却不再能够更进一步,哪怕是实现实用主义的下一步目标:达到客观实际有效运用的目的。因此,这种最为粗陋、最为浅薄和最为庸俗的实用主义,自然连去专门批判它的必要也丝毫不存在,它从诞生起就是一个自我封闭式地走向自生自灭的非现实存在。

因而,对于实用主义的批判,必然是意味着对于一种满足于经验的功能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批判,对于一种工具主义的批判。这种工具主义面对开头有关“真理”的提问所做出的回答是那么的简洁明了、不由得让我们身心愉快:在经验中被证明“有用”的便是真理。——也就是说,简单的来看,只要某种方法、某个措施和行动能够在经验过程中收到乃至超过预先估计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或是想要达到的效果,那么这种方法、这个措施和行动便是“有用”的,有关的整个转化机制便是“真理”的印证。至于这种方法、这个措施和行动究竟是事物自身发展所遵循的根本逻辑这一纯粹性内容呢,还是只不过是这种本质的客观逻辑在经验现实中所发展出来的其中一种间接的表现形式呢,实用主义从来都不会去关心。无用便无意义,既然在经验世界中体现不出一丝一毫的实际的有用价值,那么这个东西就连去思考它的必要都没有。“是啊,直接追求有用又有什么不对呢?”——确实不错,然而这却与真理问题无关。需要明白的是,判断真理与否的并不是对于人有用与否这一点,而是事物本身的意义,事物自身的客观逻辑。满足于某种人本位的愿望固然无甚所谓之处,但却不能把这个问题与真理问题有意无意地混淆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有关“真理问题”上是与实用主义泾渭分明的。但要更进一步地说明这层关系,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对实用主义之内涵做出必要的了解,尤其是当某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与马克思主义关键点的分野时则更是如此。

中国人有关实用主义的最为熟悉的代表人物,便是胡适;有关实用主义的最为熟悉的一句话,便是胡适所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了。就连陈独秀,在谈到“实利主义”和“实验主义”时,也怀着赞美的口气说道:“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甚至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陈独秀依然对实用主义的许多主张欣赏有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胡氏抑或陈氏,他们针对的都直接是杜威哲学。因而,首先阐明其基本性质内容、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同时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而在《实用主义对决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诺瓦克所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如此。

诺瓦克的态度一开始就已十分明确:实用主义——美国的国家精神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因此,对它的批判,就意味着必须要对它在现世的代言人——它的首个集大成之代表,约翰•杜威式哲学——进行批判。由此,我们能够理解诺瓦克写作本书的用意了:通过剖析实用主义的本质论和方法论,理清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分野,以破除所谓“实用主义在纯粹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体现”这一人为炮制的虚妄神话。

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异同点在诺瓦克看来,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 关于辩证法〕

“杜威把辩证法和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等同起来。

杜威主要从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版本上去了解辩证法。在他看来, 在客观事实中看到在运转着的矛盾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是一种把互不相容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的荒谬事情。

尽管杜威拒绝这些名词所代表的东西, 他在《经验和自然》一书中的分析, 却包含有对实在的辩证法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要素, 但这些却被表现在一种没有展开的和偶然的形式之中, 并被蕴藏在一种相反的概念的模型之中了。”[1]

事物自身的逻辑——也就是客观逻辑——便是辩证法,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法。杜威看到了把辩证法的框架不加考虑地直接运用到主观思维的逻辑——也就是主观逻辑——上时所必然产生的各种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然而,他自己混淆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之间的差异,因此,他自己能够自觉意识到的理论和认识范畴内,拒绝折中主义与诡辩论的同时,也拒绝了辩证法;他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了。然而,辩证法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客观规律。因此,在杜威对现实所做出的某些足够诚实的分析中,他已经不自觉地将辩证法抽象地、不成形式地叙述出来了,尽管是以一种近乎于头足倒置的扭曲状态。

  〔第二, 关于矛盾观〕

“当杜威走向工具主义时, 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修改了黑格尔逻辑的范畴。他用他自己的倾斜性的、渐进主义的‘冲突观’ , 去代替黑格尔关于矛盾的界限明确的定义。在个别情况下敌对各方之间的斗争, 就其本性来说, 并不必然导致一方把另一方毁灭的否定。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不平衡’ , 是在一个改造了的情况中,由差异的调整和调和来加以解决的。据此他就在其逻辑中删去了辩证法的主要之点, 使它围绕着改善‘麻烦情境’、而不是围绕革命化而旋转。

以奴隶主叛乱告终的1820-1860年期间的妥协,证明了杜威的逻辑只适用于这样一些情境: 在那里,敌对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还是如此地没有展开,以至于能够通过相互顺应来予以仲裁。但当它们的分歧达到破裂点时,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破产了。它只适用于阶级斗争还未达到最大限度的紧张时期。

而另一方面,符合于阶级斗争的真正动力学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却能说明其挨次相继的一切阶段,从相对的阶级和谐与妥协盛行的进化时期,一直到公开的阶级战争提上议事日程的革命的爆发。

杜威认为矛盾只有主观的特性。它们存在于头脑中而不存在于外部世界。他的门徒胡克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虽然判断、断言和证明能够是矛盾的,但把矛盾归诸事物和现象, 却是无稽之谈。‘自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 矛盾的是命题或判断或陈述, 而不是事物或事件, 这已是逻辑理论的常识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202页)。

关于矛盾的本质和范围,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学派的概念要广阔得多、正确得多的概念。矛盾不仅客观地存在着而且普遍地运转着, 因为每一事物由于它的内在本质以及其外部联系的必然性而运动和变化着。

杜威确实试图通过把肯定和否定同物理、生物过程联结起来,超越其功能主义而达到矛盾性的客观性。他说自然界的结合和分离,动物中间的选拔和排除,就是逻辑理论中肯定和否定的原型。

在物理的、有机的和智力的平面上有着可以比较的过程, 看来就指出了矛盾性的普遍性。然而, 杜威却无意于采用这样勇敢的一个概括。”[2]

忽视辩证法,就不能不受到惩罚!

〔第三, 关于认识论〕

“辩证思想家能够同意杜威认为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的绝对真理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是, 杜威把永恒真理的不可能性同不存在客观真理相混淆了。

杜威在反对某些唯心主义者时所说, 真理并不现成地传给我们, 而是人的历史活动和连续不断的实验的产物的议论, 是可以接受的。对真理的探究和对错误的揭露与根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然而, 杜威甚至没有对真理的相对方面作一正确的解释。

像辩证法家一样, 杜威承认一切事物永远不断地走向灭亡。他从认识到这个事实滑到一种没有为绝对真理留有余地的过于简单的相对主义。”[3]

由于杜威忽视了有关于真理的现实客观性质,因此在某些具体态度上,他显得更像是一个实在论者。他意识到既有事物的最终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些灭亡的更进一步的进程,也就是对于旧事物灭亡这一否定过程的自身的否定,并最终迎来新事物的不可避免的诞生这一客观的实际运动。

〔第四, 关于伦理学〕

“杜威的抛弃不朽的原则, 以及他的关于道德是和有效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同意的。

然而, 杜威的伦理观的主要议论同马克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教导相冲突。在道德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关系上他们根本不一致。他鼓吹一种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无阶级性道德, 而且在改善或解决冲突中和稀泥, 他否认道德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有阶级性。”[4]

在诺瓦克看来,杜威的具体观念中确实含有某种唯物史观的要素,然而由于不承认国家权力的阶级本性,不承认阶级斗争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他也就不可避免地滑向某种无责任联合的调和主义态度。最终,这就使得杜威的不完全的唯物史观始终是思辨的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

〔第五, 关于民主观〕

“〔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哲学在民主问题上相抵触。在原则上双方都致力于民主目的。但它们在对这整个问题的看法上却不一致。民主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能保持和扩大它? 我们社会中哪些力量是它的保护者和促进者? 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杜威主义用另一种。

自由主义者拒不承认下列事实的意义, 即民主之进人历史, 包括进入美国史, 并不是用一种和平的逐步的方式, 而是通过革命。就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这个事实而言, 他们也把它当作偶然的和无关的事而加以排除。

反之,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民主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产物。”[5]

杜威对于民主的实际态度,是与他对于伦理观的实际态度所一脉相承的,其根源都是在于他自身对阶级斗争分析的缺乏。

 

如此看来,诺瓦克是坚决地反对有关实用主义的一切了?不,事实并非如此。如诺氏所言,实用主义之所以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派别、而是扩张成为一种社会精神的原因,正是由于实用主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自身的单纯理论界限,在其一切基本方面的延展面上都成为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词,“中产阶级”)的精髓。因此,“又不能把实用主义斥责为完全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和要一古脑儿抛开的。它并不是中间阶层的思想代表偷偷地加诸于这个国家的哲学之上的。它产生于深深植根在美国人民历史和习惯的那些倾向之中。像资产阶级民主本身一样, 在美国的观点和制度的发展成长中, 它是一个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阶段。作为反映美国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和不成熟的以及倒退的趋向的混合物, 在它的错误和结构上的不适当中间, 包含有大量的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见识。实用主义在削弱教权主义的权柄、摆脱传统唯心主义和学院理性主义的最坏弊病、提出科学实践是认识的模型方面,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帮助曾经是远离人民的专业人员的领域的哲学同日常生活的需要发生密切的交流。它竭力把哲学带到尘世来, 使它朝着解决美国人民的社会问题前进”。[6]杜威主义把技术力量视为根本性提高人的社会力量和征服自然的决定性价值来加以强调,它重视实践在人类生活和思维中的首要性,它坚持通过把思想付诸实际结果的检验来确定其真理性和价值(尽管在这一点上过于倚仗经验的极端化倾向往往令实用主义自身所欲求的目的与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同时,它有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乐观主义、藐视任何的绝对化、民主主义精神、对于改造世界的坚定信念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熟悉的。

工具主义固有的这种激进主义色彩, 要求一般观念在社会实践中证明其效力。然而, 这个要求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受科学指导的革命运动才能充分实现。这样, 在诺瓦克看来,在某些情况下, 实用主义者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内在的革命,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正如工人运动的先进部分, 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经验的教训, 打破传统的经验主义而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而至于他们对新信念具体坚持得怎么样,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在使哲学成为人民的向导中, 将附带地第一次实现实用主义本身所提出的希望。杜威曾试图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课堂, 并使之成为比较好的教育的一个工具、启发人民的工具、改革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工具。然而,杜威自身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却使他探索着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力量中间去实现这一工作,因此对于希望的现实实现总是有着无法超越的内在界限,这又反过来决定了其意义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阶段性地位。

马克思主义将建立在这个希望上面,并使用正确的力量来促使事物往它所应该前进的方向大步迈进。如此一来,实用主义在面向它自身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时,也就能够做出一个尽如人意的答复罢。

注释:

[1]George Novack,Pragmatism Versus Marxism,1975 by Pathfinder Press,Inc,New York,第141页。

[2]同上书,第142~143页。

[3]同上书,第59页。

[4]同上书,第246~247页。

[5]同上书,第288~289页。

[6]同上书,第300页。


附:

关于作者:

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 1905年8月5日-1992年7月30日)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

1905年出身在波士顿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入读哈佛大学,于1926,27年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起先从事出版业。1929的资本主义危机使得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1933年他加入了当时的美国托派组织美国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从1940年至1973年他一直担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1937-1940年,在斯大林官僚清洗列宁战友的莫斯科审判期间,担任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促成了杜威调查团对托洛茨基无罪的证明。在针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八名成员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诺瓦克在保卫他们的运动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41年-50年,担任公民权利保卫委员会(Civil Rights Defence Committee)的主席。1965年至1974年担任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助理编辑,以William F. Warde为化名,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

 

简略评价:

他属于1930年大萧条期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转向了共产主义,如美国社工党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但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终身保持共产主义的信念。

诺瓦克对哲学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在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争论中,托洛茨基写信给他,建议他“为了促进党内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教育,应该由能引导这种兴趣的同志来组织一些纯理论性的协会”。诺瓦克身负托洛茨基的重托,在这以后他写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经典的有《马克思主义逻辑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等等),这些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地位,可以说他无愧于托洛茨基的叮嘱。虽然他的著作和贡献被主流共运、资产阶级学术界忽视,但诺瓦克无疑对美国革命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承和青年教育、培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著作和文章保留了未经篡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注定要被追求工人阶级解放的人们永远铭记。

 

个人著作:

马克思主义逻辑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 of Marxism )1942年

唯物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terialism )1968年

经验主义及其演化(Empiricism and Its Evolution )1968年

革命与民主(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1971年

理解历史(Understanding History )1972年

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Humanism and Socialism )1973年

实用主义对决马克思主义(Pragmatism Versus Marxism )1975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Polemics in Marxist Philosophy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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