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到“真实乌托邦”计划

维维克·切伯(Vivek Chibber)【1】 著

陈宗延  译

宋治德  校

图片:埃里克‧欧林‧赖特于2011年五月,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Stiftung)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于昨日(译注:2019年1月23日)逝世,距诊断出罹患末期血癌仅仅数月。在确诊后的初期,他在为他即将于今年稍晚出版的著作《如何当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书名为译者暂译)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

倘若他还活着,这本书肯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尽管埃里克已年届71岁,大多数同龄学者的心思都转向退休了,他却没有这个意思。他过去经常打趣道:“我打算‘教授’直到最后(I plan to be ‘professing’ right till the end.)。”他仍旧极为活跃,大量地工作、指导学生、旅游和演讲。

尽管他在超过四十年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的逝去却令他的工作计划也戛然而止了。对我们这些认识和爱他的人,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而对在连年退却后但出现复兴迹象的左翼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位最出色的知识分子。

阶级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lass)

埃里克将会以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阶级理论家,和他的时代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身份被纪念。

讽刺的是,当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开始就读博士班时,他的意图恰恰是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的地位,如此他就能够转向他真正的兴趣,也就是国家理论。但他很快发现到此事不容草率对待。他认为,要解决其概念地位、理论主张和经验预测的问题,需要花上稍长的时间──或许几年。

结果是,这项计划花费了四本书、数十篇文章和一个遍布数国的研究团队,而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展开。但在埃里克动身前往下一个计划之时,不仅比任何先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完善了阶级概念,他也迫使主流体制在二十世纪首次承认阶级概念的有效性。

尽管埃里克常被形容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t)(这是一种暗示着背离古典传统的表达),但他的阶级概念却是彻底正统的。它是立基于三个核心的命题。

首先,尽管主流理论将阶级视为与收入相关连,埃里克却恢复了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是一种以剥削为前提的社会关系。当一个群体藉由控制另一个群体的劳动而取得生计时,剥削便发生了。因此,并非一个人的收入决定其阶级──而是他们如何挣得收入决定的。其次,由于阶级奠基于强制榨取劳动(the forcible extraction of labor),因此它必然是对立性的(antagonistic)。它需要支配阶级损害从属群体的福祉,继而倾向于产生从属群体的抵抗。第三,这种对立性将在特定条件下,在阶级之间采取具组织性冲突的形式,亦即阶级斗争。

但这种构述为所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创造了核心的难题:我们该如何解释中产阶级?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体系,那看起来两者皆非的、介于其中的人们又如何?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店主(shopkeepers)或领薪水的专业人员(salaried professionals)。他们是剥削者抑或被剥削者?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是以两种方式之一回应。其一,他们主张资本主义本身会藉由消灭中产阶级而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本身的某些构想暗示了这点:随着时间,这个阶级的人或者沉落为工人阶级,或者攀升到资本家的行列中。【2】这种回应在概念上受到的挑战,来自时间推移的凭证。

第二种解方则是主张:尽管很多人看起来处于“中间”,这是一种靠仔细检验就会消失的幻像。这种论点主张,倘若我们更细心看,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其实不过是劳工──只有很少数是资本家。

因此,第一种立场说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只会有两个阶级,而另一种立场则宣称此刻就只有两个阶级。不管是哪种方式,终究是只有两个阶级。

埃里克否定了这两种立场。首先,很清楚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必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的剩余范畴。资本主义积极地创造我们认定属于此阶层的职业──永远都有店主、中阶经理、领薪水的专业人员等等。其次,尽管确实许多“专业人员”不过是高技术的工人,但也有许多不止于此。他们拥有凌驾(over)其它工人的实际权威,他们的收入只有部分是来自工资,而且他们对自身的劳动有实际控制权。他们的权力和选项(choice sets)与雇佣劳动者比较,看起来有质的差异。因此中产阶级是真实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将它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

埃里克的解方看似简单,却是深刻的。他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兼具两种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元素的群体。店主和资本家共享某些性质,因为他们都拥有生产工具;但也和工人共享某些性质,因为他们都必须是商店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中阶经理具有某些资本家的权力,因为他们能够对工人行使权力;但他们也和工人一样,对投资的决定没有实际控制权。

因此,埃里克著名的结论是:中产阶级占据了阶级结构中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positions within the class structure)。这在政治上意味着,这个阶级客观上被拉向了劳动和资本的两个不同方向。它的成员事实上前往哪个方向,无法预测。这取决于特定时间点上的政治和情势如何汇合。

现实地做梦

埃里克理解,即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视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它仍具有规范性的基础。要说资本主义立基于剥削,即是对这个体系提出一种道德控诉。这要求我们为了迈向这样一个社会而努力,这个社会并不立基于一个群体是系统性地从属于另一个群体,而在那里个体发展的范围不会被匮乏和无保障所扼杀。

但是当二十世纪即将终结时,许多进步人士对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在左翼的太平岁月(halcyon years)里,有两种希望的来源。对许多人来说,希望来自苏联的存在,这看起来是资本主义能够被超越的坚实证据。第二个乐观主义的来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内部的历史理论之中,看起来它许诺了资本主义迟早会让位给一种崭新的经济体系,正如资本主义之前的体系屈从于更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样。

这两种信念到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都被撕扯破碎。苏维埃模式不仅崩溃,它的死亡更似乎是贬损了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理念。而许多──或许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正统历史唯物论视为存在严重缺陷的理论。

埃里克自身是与上述这种理论交战甚久才达成此一结论(正如与他的亲密友人柯亨(Gerald Cohen)所发展的一致):不存在通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目的(historical telos)。不仅大部份的左翼派别对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没有把握,甚至连社会主义会体现于哪一类制度设计也并不清楚。

埃里克认识到这会对政治实践造成何等不利的影响,便着手于他职涯中下一个伟大的计划,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系列。基本的想法很简单。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一直跟随着马克思本人而不屑于对未来社会详细蓝图作出勾勒,认为这种蓝图经常堕落为乌托邦幻想。但正如埃里克指出的,这种对于社会模式的样板式否定,如今已成为一种累赘。倘若你要求人们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牺牲冒险,他们需要对于他们为了甚么奋斗而有些概念,而不止是一套原理原则。他们需要知道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

《真实乌托邦》中译本,台湾群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着手于真实乌托邦计划,是为了产生体现社会主义原理之制度的具体提案(concrete proposals)。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乌托邦的,因为这些理念意图雄心勃勃,敢于思考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安排。但它们扎根于现实,是奠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实际经验。

这项计划背后的基本论述,呈现于他的著作《真实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之中。然而,这项计划就如同在它之前的阶级结构计划一般,是协作性且国际性的。在超过十五年间,它产生了半打经过编辑的书册,每一本都围绕一个具体提案──—立法改革、性别平等、职场民主等等──—且包含了许多著名学者的参与。

道德的毅力

持续了半个世纪,埃里克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960年代后期接触到它,当时他的许多大学同侪变得激进化。但即使当他的时代转向离开社会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仍然留了下来。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和通常的假设不同,他是在社会支持甚少的状况下这么做的。埃里克从未参与在政治组织之中。他并未受到《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或《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之类的左翼知识分子氛围的支持。他在地方政治中也并不特别活跃。即便是他的社交圈,也是相当典型的美国精英学者。他的社会和知识脉络中,没有任何部分驱策他数十年来献身于马克思主义。

埃里克的毅力来自内部──—来自单纯的道德和知识上的正直。他是那种少见的人之一,一旦承认了某项命题的真实性,就再不能够抛弃它。他持续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道德准则不允许他随波逐流。真的就是那么简单。而恰恰是因为那么简单,而如此令人惊奇。埃里克的耐心全然凭借于他的个性,即使在各种社会和政治支持不足下难以激励许多和他同一世代者的持续献身。

同样的正直,呈现在他和学生的关系之中。赞扬逝去的学者在教学上的奉献,是某种陈腔滥调。但在埃里克的案例中,这种描述不仅是真实的,还是叫人难以相信的。在他的职涯中,他指导了数十篇主题多样且让人眼花撩乱的学位论文,是由各大洲的学生撰写而成。

他不仅迅速回复任何交给他的文件,回复篇幅往往比文件本身还长。他进入论证核心的能力是惊人的。他往往能把一段论证重新阐述得比原来的更好。确实,他给予对话者(interlocutors)最大的帮助之一,是将他们的论证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让它们配得上批评。

埃里克活过了一段极为丰富的生活,留下了使人赞叹的遗产。但它结束得为时尚早了。他甚至还没开始慢下来,更别说是停下来了。他是我遇过最快乐的人之一。倘若有人问他过得如何,我常听到他如此回复:“嗯,我以为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但我不能想象该如何才能过得更好。”当癌症侵袭他,他奋力在乐观的感受与现实前景之间取得平衡──—其正是在他的道德承诺中所具有的。他对于步步进逼的死亡感到深沉哀伤,但却向家人和所爱的人们担保他并不害怕。

在他最后的部落格贴文其中一篇里,他拒绝耽溺于来生之类的浪漫幻想中。他写道:“我不过是一粒星尘,随机地殒落在浩瀚无垠的银河角落中。”但这并不完全正确。确实,我们之中大多数人不过是那样。但有少数、极少数的人,比这还多了一点点。埃里克,安息吧。

2019年1月24日

注释:

【1】作者维维克·切伯为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后殖民理论与资本的幽灵》(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现已(译注:2013年)从Verso出版社面世。

【2】译注:例如,“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共产党宣言》)


感谢译者陈宗延允许转载其译文。陈宗延个人博客:https://ccyares.wordpress.com/

原载于美国《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1/erik-olin-wright-obituary-class-marxism

延伸阅读:埃里克‧欧林‧赖特在《雅各宾杂志》的四篇文章。

1. 〈该如何看待(及赢得)社会主义〉(How to Think About (And Win) Socialis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4/erik-olin-wright-real-utopias-capitalism-socialism/

2. 〈但至少资本主义是自由和民主的,对吗?〉(But at Least Capitalism Is Free and Democratic, Right?)

https://jacobinmag.com/2016/04/democracy-capitalism-freedom-friedman-wright-socialism

3. 〈为何阶级重要〉(Why Class Matters)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12/socialism-marxism-democracy-inequality-erik-olin-wright/

4. 〈今日该如何当一个反资本主义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Today)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12/erik-olin-wright-real-utopias-anticapitalism-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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