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印度法西斯主义的灾难性胜利及其长期后果

古纳尔·查托帕台(Kunal Chattopadhyay)  著

素侠云雪  译

2019年4月23日,完成投票时的莫迪

2019年的印度议会大选以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及其全国民主联盟(NDA)的巨大胜利而告终。重要的不仅是印度人民党与全国民主联盟得票数与席位大大幅增加,而且还有投票与话语的向右倾斜。任何机械引用马克思主义文本来对这种情况轻描淡写的企图都是一种自杀。

然而在我们作出左翼回应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发生了什么,并作出解释。

作为起点,对比第16届与第17届议会会比较有用。2014年,印度人民党获得282席和31%的选票,而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38.5%的选票和336席。此后,一些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离开该联盟,较有名的是纳拉·钱德拉布·奈都(N. Chandrababu Naidu)的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该党获得16席。鉴于印度首次超越旧体制,反对党和知识分子常常指出这次大选的得票比例。

2019年,印度人民党获得303个议席,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353席。印度人民党获得37.4%的选票,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48%的选票,这尤其意味着每两个印度人就有一个人投票给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遭到严重打击的只有两个印度人民党的盟友,一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AIADMK),其议席数量从2014年的37席下降为2019年的仅1席,二是旁遮普省的至尊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仅获得2席。

主要的反对集团是2004—2014年这十年间的统治集团,由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2014年团结进步联盟获得60席,而2019年则获得91席。但国大党的席位仅仅从历史上最差的44席上升到了52席,是历史上第二差的情况。在投票份额方面,则相比2014年下降了0.8%。团结进步联盟的主要收获来自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该党在2014年无任何席位,这次则获得23个席位。使其成为印度议会内的第三大党。

这两个集团外的党派得票情况则要比2014年糟糕很多。2009年,这些党有122个议席,2014年有147席,2019年则下降到98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其他极右翼政党,西孟加拉邦的执政党草根国大党(从2014年的34席降到2019年的22席);其中的左翼,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则是原始的印度共产党的两个主要议会部分1。左翼在2014年有11席,在2019年只获得6席,印共与印共(马)加起来在2014年有10席,在2019年只有5席。两次大选中的另一个议席都属于革命社会党,该党在西孟加拉邦与印共(马)、印共结盟,但反对它们,在喀拉拉邦与国大党结盟并获得一个议席。在得票率上,印共(马)从2014年的3.28%降到2019年的1.75%,而印共从2014年的0.78%降到2019年的0.58%。最强大的达利特(尽管在印度宪法中正式取消了其不可接触性,但仍受到歧视和边缘化的前不可接触的种姓)政党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同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主要在北方邦的其他落后阶层的最强大的党)结成了一个联盟。但社会主义党几乎没能保住原来的5个议席,而大众社会党则从2014年的0席增加到10席。然而该联盟在2014年时在全印度获得4%的选票,今年似乎没有增加。

一、导致印度人民党迅速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我们需要区分长期叙事和直接背景。印度人民党及其前身印度人民同盟(Jana Sangh)是攻击性的印度教至上主义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yam Sevak Sangh)的选举部队。国民志愿团成立于1925年,主张印度教的主导种姓(主要是婆罗门)至高无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其领导人与墨索里尼接触,之后又与希特勒接触,并且从水晶之夜时期起就是纳粹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它认为德国犹太人的结局就会是印度穆斯林的结局。同时,他们忠诚于印度人政治,拒绝参加自由斗争,同时向他们的干部解释说真正的战斗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间的战斗,而非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人民间的战斗。

纳图拉姆·戈德森(Nathuram Godse)暗杀甘地一事(他在暗杀甘地前脱离了国民志愿团)导致了对国民志愿团的禁令。国民志愿团最终通过承诺不再参与政治而摆脱了禁令,不过这仅意味着国民志愿团不去参加竞选,因此有了像印度人民同盟这样的参选武器。他们建立了建立广泛的机构,实行长期渗透公民社会的战略。这些机构包括学校,通过哲学、历史与文学教育,使印度教至上主义(政治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荣耀。这些机构还包括针对不同人员群体(包括达利特和其他低层种姓)的特定组织。

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教至上主义右翼发生了一些变化,主流的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左翼均表现出与他们进行合作的意愿,以共同击败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夫人领导的国大党。1977年大选中英迪拉落败,但大量骨干基础是由国民志愿团在同英迪拉斗争的过程中提供的。结果是,在1977年大选中反对国大党(英迪拉派)的联合反对派让国民志愿团的很多成员当选为议员,并在新政府中执行了相当多的国民志愿团议程。

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传统的资本家政党国大党正面临着危机。1984年是国大党最后一次单独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之年,这还是通过转向印度教社群主义,以攻击锡克教徒为目标赢得的。同样,总理拉吉夫·甘地试图实现社群主义的平衡,包括在阿约提亚的一所清真寺中打破休眠的社区紧张局势,据说这座清真寺是16世纪20年代时通过拆毁一座印度教寺庙而建起来的。

1989年和1991年的大选使新问题成为焦点。成立于1980年的印度人民党最初力图呈现比之前的印度人民同盟更温和的面孔,并谈论“甘地社会主义”。但该党在1984年的议会中只获得两席,并在其后决定推行更具进攻性的印度教至上主义。与此同时,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国大党部长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iswanath Pratap Singh)推动对受压迫种姓和社会群体(统称其他落后阶层)的承认,称他们从来都不是“不可接触者”,只是社会边缘人群的一部分。2因意识到这对自己的印度教整合战略构成威胁,所以印度人民党在1989年大选期间支持辛格,并在他的联合政府中支持他,辛格则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并在上面建了座拉姆(Ram)神庙。

以下三个问题会占主导地位——印度资本主义及其走向全球化,印度教民族主义对抗建立达利特—大众(Bahujan)—部落民(Adivasi)—穆斯林联盟的敌对性话语战略。然而,从福利国家模式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转型始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在20世纪90年年代时还远未成为统治阶级的首选。然而国大党的削弱使统治阶级转变了态度。建立“第三阵线”的各种尝试,不管是否受到左翼的帮助,都可看出关注地方选民基础的地方政党提出的要求经常会反对资产阶级的核心要求。而且无论任何时候,尽管有局限性,但议会左翼都是合作伙伴,他们坚持改良,会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其核心选区提供一些好处。结果是,虽然1999—2004年的瓦杰帕伊(Vajpayee)政府最初并没有得到任何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但其表现改变了统治阶级的态度。2004年起,印度人民党成为资产阶级的首选政党。这也与印度资产阶级面临的具体问题相关。

二、全球化、印度资本主义与印度人民党

印度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进攻性的胃口。由瑞士信贷(一家投资银行)发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称,印度当前共有34.3万人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约合7000万印度卢比)的财富。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最富有的1%印度人的收入是每名成年人33万卢比或每月2.75万卢比(还不到4000美元)。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目前的财富达532亿美元,拉坦·塔塔(Ratan Tata)的财富看起来要少很多,但那是因为其中大部分都被隐藏为完全归他控制的公司财产。但塔塔集团在他的管理下发起进攻,接管了泰特莱(Tetley)(由塔塔茶业接管)、捷豹路虎(由塔塔汽车接管)和康力斯(Corus)(由塔塔钢铁控制)。然而,印度资本主义不得不同实力更强的美国、欧盟和日本资本主义竞争,最近还要同基础要弱些的中国资本竞争。因印度资本主义缺乏任何历史殖民地,因此它需要强加给印度工人阶级以超强剥削。这包括对部落民施以巨大的负担(包括把他们从原先居住的森林中赶出来,迫使他们以非常低的工资工作等),及彻底摧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印度大资本家拉坦·塔塔在博鳌亚洲论坛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潜力”电视辩论

这正是国大党无法交货之处。由于金融部门员工的大规模斗争,金融部门的私有化被迫放缓。一些老旧的劳动法依旧存在,无论国大党有多蔑视它们,它们都创造了工人可以提出自己要求的基准。在2004—2009年统一进步联盟执政期间,由于左翼在议会中有61名议员,而国大党不得不依赖这些议员的支持,因而这一点显得很明显。一些自上而下的微不足道的改良实际上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非常多讨价还价的力量。这其中包括农村就业计划(MNREGA),该计划为贫困家庭的每个人每年提供199天的保障性工作。

纳伦德拉·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则忽视劳动法,忽视环境保护(因为这会增加个体资本家的开支),并提升大资本。4

三、思想动员

但在2004年,瓦杰帕伊在这里翻了跟头。作为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他也曾努力为大资本服务。但“印度闪耀运动”遭到了人民的拒绝。正如我们所见,这也是左翼得票和席位最后一次一同上升。尽管这次大选中四个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得票率为5.66%,获43席;印度共产党得票率为1.41%,获10席;革命社会党得票率为0.43%,获3席;全印度前进集团得票率为0.35%,获3席)拿下59个议席,它们的盟友拿下2席,表明人民群众想投票给替代方案(如果这些方案摆在他们面前)。此外,大众社会党获19席(5.33%),社会主义党36席(4.32%),比哈尔邦的民族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在比哈尔邦与社会主义党相当)获24席(2.41%)。2009年,统一进步联盟也破坏了全国民主联盟。但紧接着,印度人民党的老近卫军被踢到了一边,一支坚定的、攻击性的新领导层接管了党。在2014—2019年,这一领导层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新领导层修改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话语,因为很明显仅仅促进印度教徒团结不能给出足够的红利。同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引起了人民的愤怒。这最终在2018年的几次邦立法会选举中转化为选票。5月,人民党(世俗派)与国大党试图在选举后组成人民党(世俗派)领导的政府。印度人民党试图花巨资收买一些立法会议员,但失败了。11—12月,在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米佐拉姆中央直辖区、拉贾斯坦邦和特伦甘纳邦举行了选举。国大党在米佐拉姆中央直辖区败给了米佐民族阵线,但从印度人民党手里夺取了拉贾斯坦邦、恰蒂斯加尔邦和中央邦。特伦甘纳民族联合党(Telangana Rashtra Samithi)则席卷了特伦甘纳邦,打败了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

印度人民党表明自己已为失败作好了准备。虽然这会要求他们分析自己反对其他各党的错误和缺陷,但我们要明白,自2014年以来,印度人民党就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战略。其一是以一种丑陋的方式,从纯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转变为全面占用印度民族主义,以区别于国民志愿团的过去。如我们所知,国民志愿团并没有为自由而斗争的基因。所以过去它强调自己为印度教徒的真正权利而战斗。但现在,在对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的政策中,这些印度民族主义话语成了流行之辞。以前的政府在克什米尔所推行某种程度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莫迪政府用单纯的大棒政策替换了旧政策,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用胡萝卜或安抚的话语。很早时候开始,莫迪就把自己视作一名壮汉。对克什米尔的强硬政策是这一强壮胸膛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克什米尔的暴力被视作是合理之举。这就是同盟(Sang)的民族主义工作方式。克什米尔的暴力事件并不新鲜。自1990年到2017年,共有4.1万人死于暴力冲突。他们中包括1.4万名普通居民和2.2万名真正的或所谓的武装分子。然而自2014年始死亡人数明显上升。这最终导致了在普尔瓦马(Pulwama)事件中,出现了纯粹的本土武装分子,尽管由于政治原因(主要是选举),不得不把指责的主要矛头对准巴基斯坦。

普尔瓦马恐怖袭击案

国家安全胜过公民自由,这就是国民志愿团传达的信息。国民志愿团的学生组织——全印学生委员会(ABVP)没能在尼赫鲁大学学生会的选举中获胜,使其采取了更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和虚假宣传,但这种宣传非常有效。他们指责尼赫鲁大学学生会主席坎海亚·古马尔(Kanhaiya Kumar,印共所主导的全印度学生联盟(AISF)的成员)同属于其他左翼组织的学生,如乌马尔·卡利德(Umar Khalid)、阿尼尔班·巴塔查亚(Anirban Bhattacharya)等人在被绞死的阿夫萨尔·古鲁(Afzal Guru)的追悼会中提出反印度的口号。古鲁是一名克什米尔人,在一起案件中被判绞刑,此案是最严重的司法暴力案件之一,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被警察污陷的。很多律师、人权活动家都曾为他被定罪和判绞刑而发起抗议。古马尔和其他人均被指控高喊反印度口号而被捕,古马尔还在帕提亚拉区法院门前被殴打。虽然没有哪件司法案件能够成立,但大部分的电子和纸质媒体还是被运用起来了,像阿尔纳布·戈斯瓦密(Arnab Goswami,当时在Times Now,现在任职于公共电视台)这位拉拉队领头人就起了领先作用。目前其手段有多方面。首先,让克什米尔成为邪恶之席。可证明,莫迪是第一位用大规模的和无情的暴力以应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肌肉领袖。其次,所有左翼都在谈论克什米尔的公民权利问题时被暗地里指责为“反国家”言论。当然这些左翼的话语被人歪曲,以至于像坎海亚·古马尔这样属于印共的人都被认为是要提倡克什米尔自决权,直到克什米尔分离的地步。(所有印度温和左翼都坚持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只是就控制方式的主张有所不同。)第三,由于他们主要是尼赫鲁大学的学生,更多的由于他们是德里的左翼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因为这是一次基于德里的事件,且在整个印度都有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他们,所以国民志愿团就称将他们定义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可疑的,因他们有反国家倾向。

聚焦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获得了成功。2004、2009和2014年的大选都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问题。2004年大选时,印度人民党在民意调查中称印度正在闪光。印度人民党有非常明确的进攻性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印度最初引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国大党则在谈论社会保障问题。左翼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议会席位。2009年,第二届统一进步联盟政府成立,因为统一进步联盟成功用自己的经济纪录来辩护,包括其农村就业计划(MNREGA)。2014年大选时,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则针对腐败和经济失败。但在像西孟加拉邦或阿萨姆邦等地,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使用了不同的经济色调,称与外来者(真正的移民或被扣上移民帽子的人)勾结的穆斯林的“渗透”从当地人手中夺走了工作。相比之下,2019年时经济陷入混乱。因此印度政府停止公布经济数据,印度政府已安全地这样做了五年。在写这篇文章时,政府承认增长率已暴跌至5.8%,失业率达到近45年来的最高点。但人民党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将将经济问题从竞选活动中移开。与其他政党一样,国大党也试图提出与经济和腐败有关的问题(“阵风”战机协议)。但印度人民党坚持走在一场强调国家安全、强硬领导和反巴基斯坦等意识形态的道路上。在普尔瓦马事件和巴拉科特(Balakot)轰炸5后,这并不是最后发明的东西。2014年印度人民党大选获胜后,这种胸膛好战的民族主义立即得以提升,并一直保持下来。任何政党(不只是左翼政党)都无法充分利用这点,甚至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会去利用这点。

四、意识形态、颠覆机构、武力

我们需要了解印度人民党的成功所包含的不同方面。不应忽视在武力和欺诈支持下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国民志愿团—印度人民党成功在印度多数地区——从北部到西部,再传播到印度东部,甚至部分南部地区——成为霸权声音。它使用本地议题,并将其编入自己的核心展望。

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表明并没有什么涓涓细流。财富积聚在顶层,且仅在顶层。这造成了挫败感。青年人中充满了愤怒、不安全感和沮丧感,其中很多人在2019年大选 是第一次投票。印度人民党政府在过去五年的政策肯定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危机。但青年人中有超高比例的人群投票给印度人民党。靠着机械理解无法解释这点。为此,有必要看一下青年人的想象力是如何被捕获的,某些精明的政策是如何将他们的愤怒导向某些方向的?

这包括承担并击败来自左翼和底层政治的挑战。在选举上,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国民志愿团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有人试图创建所谓达利特政治与其他落后阶层(OBC)政治的政治身份。虽然种姓压迫是印度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但特定种姓群体或闍提(Jatis)与特定的职业相关。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部分地改变了这点。这也使得有机会根据共同遭受的压迫、羞辱的经历,及进行反击和获得社会认同和尊重的愿望,来一起构建一套替代性话语体系。B·R·安贝德卡尔开启了这一进程,但这是在独立的印度,在有成人选举权的情况下,围绕这一进程以严肃地尝试建立摆上桌面的、有凝聚力的政治方案。

达利特声称需要获得更大的尊严、承认人人平等,及为物质利益而斗争,这说明人们认识到没有政治力量,就不能实现这些需求。达利特中有抱负的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看到左翼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因为左翼一再有人说,当所有受剥削者的社会条件得以改善时,达利特就会发现他们有更好的条件。看起来,最好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受的特殊压迫,最坏的情况是上层种姓(最近如再生族(savarna,指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可转世的种姓——译注))重申以阶级领导的名义主导达利特。所以有人试图在资产阶级政治中建立达利特政党,其中最成功的是坎什·拉姆(Kanshi Ram)与玛雅瓦提(Mayawati)的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历史上,达利特是“种姓外人群”。“首陀罗”是地位比达利特稍高,但通常也受压迫的种姓。本文无法完全追溯阶级与种姓间的相互联系。然而,达利特和首陀罗中很大一部分人被确定为“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基于这种联系的政治方案和社会工程也在此合二为一。但该政治方案分散为邦级实体,如北方邦的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比哈尔邦的民族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等。

然而这些政治进程的基础是不着边际的身份政治。基于达利特—大众占人口绝大多数并受压迫的观点,是不会有走向团结的捷径的。声明的两部分都是正确的,但它们不能轻易转变为持久的政治工具。除了精英的利益外(确实婆罗门主义是印度精英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政治进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不一定能出现。因此,在大众社会党的核心区域北方邦,贾他夫(Jatavs,达利特中的一个亚种姓——译按)是大众社会党最热情的支持者,且大众社会党从贾他夫中得到了超高比例的支持与赞助,以至于分析师认为其他达利特种姓没有像过去一样铁杆忠诚于大众社会党。同样,民族人民党(RJD)与社会主义党(SP)则主要受到其他落后阶层(OBC)雅达夫(Yadavs)的支持。在比哈尔邦,这导致了民族人民党领导人拉卢·普拉萨德·雅达夫(Laloo Prasad Yadav)和古尔米(Kurmi,也是达利特中的一个亚种姓——译按)尼蒂什·古马尔(Nitish Kumar)之间的分歧。印度人民党注意到了这些过节,并鼓励组建基于一个或两个较小的但很重要的种姓所组成的小党,或在存在此类小党时与此类小党建立联盟,以确保达利特或其他落后阶层团结的计划无法实现。据称印度教至上主义非常包容,能够拥抱多样性,而被推到了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种姓的关键的地位。与此同时,印度人民党在近些年表现得很灵活。它已转向接受对低等种姓保留6的同时稀释他们(通过所谓的经济保留)。印度人民党吸收了婆罗门以外的其他种姓所尊崇的男神与女神,同时最终确保这种合作能最终符合同盟家族(Sang)的条款。通过持续找穆斯林作替罪羊,印度人民党其实成功使很多地方的达利特对穆斯林充满仇恨,结果是,真正的婆罗门的压迫也没能使达利特与穆斯林站在一边。过去最丑陋的事件之一,当然是国民志愿团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期间成功动员了受压迫的种姓来反对穆斯林。

以穆斯林为替罪羊的工作已系统地完成了,这期间还考虑到了地方特殊性。因此在孟加拉提外来移民的“渗透”。在阿萨姆邦与旧的反孟加拉人情绪结合了起来。所以虽然在不同的邦各有所不同,但他们已经在很大一部分印度教徒中营造了对穆斯林的巨大恐惧、仇恨和愤怒。虽然很多左翼常常理性地指出,《萨查尔委员会报告》和其他文件均表明多数穆斯林在社会和经济上的地位均比达利特还要糟,但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操控人民的宗教虔诚与强推反穆斯林仇恨的方式已远远盖过了这些理性的声音。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机构变迁。需要认识到要承认印度人民党胜利的本质。印度人民党得到了多数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支持。这并不奇怪。怀有善意但完全错误的评论员会说媒体和记者已经被收买了。事实很简单。多数报纸和电视台均属资本家所有,他们是印度霸权集团的一部分,视印度人民党为唯一的稳定力量。因此记者被指示要采取亲印度人民党的路线。社交媒体同样由印度人民党来主导。大量付费社交媒体运营商向广大公民发送消息、漫画、模因和虚假新闻。唯一身份(UID)(Aadhaar)数据库及其使用发生过泄漏。最高法院和选举委员会发生了变化。无须相信那种选举委员会制造了电子投票器,无论按下哪个按钮都会把票投给印度人民党的阴谋论。选举委员会做了其他很明显的事情。这开始于选举委员会直到莫迪发起各项计划的全印度之旅结束后,才公布大选日期。选举委员会接着还洗白莫迪众多违反民间调查的行为。

从竞选基金的角度看,这次大选更无悬念。印度人民党的竞选资金约为其他党派的五十倍。这就像一个超重选手同一群矮脚鸡重量选手的比赛,媒体还兴高采烈地攻击说矮脚鸡选手都无法走完整个场地。

为此我们还要增加武力和欺诈的问题。许多穆斯林和达利特的名字被从选民名册上删除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去投票。在大选期间,有大量武力和欺诈的表现。因此,北方邦许多穆斯林候选人遭到各种威胁,像来自苏尔坦普尔(Sultanpur)的印度人民党的候选人曼内卡·甘地(Maneka Gandhi)公开威胁穆斯林选民,如果他们不投票给她,选后她就不帮助他们。这不是空洞的威胁,因为选举委员会使用电子投票器意味着在选举结束后公开的Form 20数据可以让每个人去检查每个投票站或每个电子投票器是如何投票的。这实际上打破了投票的秘密性。

五、反对派与国大党的战略

国大党认为,只有组建一个包含众多政党的集团才有可能打败印度人民党。任何这种联盟都会是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当然不可能支持它。但客观分析表明,在2018年上半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所热衷的那种联盟的前景,随着它在一些邦立法会的获胜而改变了。

在北方邦,主要的联盟是社会主义党和大众社会党的联盟,该联盟试图容纳其他党派。但国大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为了让社会党—大众社会党联盟容纳在北方邦非常弱小的国大党(国大党没有在索尼亚·甘地和拉胡尔·甘地争夺席位的地方提出候选人),国大党不得不在自己更强大的邦回报它们,不过实际上它并没去回报。控制德里政府的平民党(Aam Aadmi Party)试图就德里席位与之谈判,但谈判失败了。西孟加拉邦的左翼阵线几乎是恳求国大党,希望如果不是与之结成联盟的话,至少调整一个席位,但也正是国大党对此表示不屑。

很明显,国大党更愿意作为替代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唯一合法方案,而非赢得选举和组建联合政府。在某些类型的自由派和温和左翼知识分子中,国大党的言论是成功的,这些人号召投票给国大党。自由派支持国大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认为其他政党(包括左翼阵线)都曾在某些时候与印度人民党结盟并给予其合法性,而国大党从来没这么做过。确实,国大党是首先反对将同印度人民党结盟的政党。不过,国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温和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策。在喀拉拉邦,竞争主要出现于印共(马)领导的左翼阵线和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之间,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裁决,禁止不允许经期妇女进入萨巴里玛拉(Sabarimala)神庙的落后之举。为了赢得印度教保守派的选票,正是国大党积极动员人们,基本要求邦政府不要帮助任何试图进入萨巴里玛拉神庙的女性。最后,联合民主阵线在喀拉拉邦赢得了20个席位中的19席,尽管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获胜的。最后,我们该看一下印度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或至少是由其主导部分国大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在90年代时所推行的政策。

为什么国大党会想要采取这种走向孤立和保证自己失败的自杀式政策呢?这种政策与其联盟经验和已有战略有关。联盟,无论是在2004—2009年同左翼党派结盟还是哪怕同地区政党结盟(2004—2014年),都迫使国大党要让印度资本家和国际资本主义在自己的核心利益问题让出众多的余地。所以回顾一下自2018年11月以来国大党所做的事情,可看出其战略表现出来是渐进式的,既作为替代印度人民党的中左翼力量(一个虚假的外表),又专注于促使地区政党和左翼政党崩溃。只用一个例子就可以澄清这点。左翼积极回应孟买和德里的大型农民游行。国大党也拾取了左翼的言辞。但国大党在11月地方选举获胜后,并没有提高其获胜的邦的农作物收购价格,这与其大选前的承诺相反。结果是,当国大党在全国大选时承诺要给最贫困的20%的家庭每年72000卢比(NYAY计划),将使拉贾斯坦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等的2.5亿人受益时,却没产生任何影响。印度人民党席卷了这些邦的选票,仅仅在六个月后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六、左翼的灾难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讨论超右翼势力崛起的关键问题是,下阶段的行进路线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如何反抗它?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检查左翼灾难的程度。7

通常所说的主流左翼由四个主要政党组成——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党、全印度前进集团。印共和印共(马)属于同一源流,分裂的历史原因早已消逝。印共一再呼吁两党统一。过去印共(马)以傲慢的态度回绝了这一呼吁,称自己是个更大的党,印共应当加入自己才对。还有是印共(马)坚持自己是未分裂时的印度共产党的“正确”继承者,尽管今天印共(马)同国大党结盟的热情并不比印共差。

更重要的是左翼入阁的经历及这种经历如何改变了主流左翼。成立于斯大林主义化环境下的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独立后一直都不是革命政党。但它们确实有战斗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即使是1959年喀拉拉邦纳姆布迪里帕德(Namboodiripad)政府的垮台,1967年和1969年联合阵线政府的垮台,也不意味着与群众运动前景的完全破裂。但从1977年到2011年,左翼阵线持续在西孟加拉邦执政,且长期在喀拉拉邦执政(有时是与国大党领导的联盟轮流执政)。在小邦特里普拉邦,左翼阵线执政了四分之一世纪。这些经历,尤其是在西孟加拉邦的经历,不仅在西孟加拉邦,而且在全印度都改变了印共(马)。自1977年以来,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马)干部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群众运动,因为只有当邦政府决定确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去虚假地操控一下已经发起的运动。这在整个印度都产生了影响。虽然左翼政党及其群众阵线仍很重要(工会里的印度工人中心(CITU)和全印度工会总会(AITUC),及妇女组织中的全印度民主妇女协会(AIDWA)和印度妇女全国联合会(NFIW),全印度农民联盟等),但运动变得特殊起来。在工人阶级阶级那里,这体现得最明显。1991年以来,政府以全球化和改革的名义对工人阶级发起了不懈的攻击。左翼工会则以定期的总罢工来回应。这些总罢工所收获的广泛支持表明,人民对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政策极为愤怒。自1991年以来,共发生了17次总罢工。然而重建工会的基层工作,组织合同工,发起斗争或深化现有的斗争等工作,均未能在之前左翼政党执政的邦或其他任何地方完成。

相反,核心的推动力变成了适应印度的人民阵线问题。人民阵线是季米特洛夫版本的联合阵线/统一战线,不是为了联合工人阶级及其背后的其他受压迫者,而是为了达成工人政党同所谓民主的或反帝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其印度版本最初由两名英国斯大林主义者R·帕尔默·杜特(R. Palme Dutt)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y)所制定,至今仍为印共和印共(马)的主要指导思想。寻找资产阶级盟友并与他们一起夺取大选的胜利仍是其关键任务。

这两方面——群众斗争的转变和粗糙的选举路线使他们的干部发生深刻的转变。左翼阵线执政时能够分配赞助金与能够获得高票支持的事实表明,被忽视的不仅是其思想力量。因此从左翼阵线的一般干部到其西孟加拉邦的领导人都无法理解自2009以来得票率的下降。一旦它失去执政权,就无法提供赞助,那种获得选票的方式就不存在了。草根国大党认为,即使左翼阵线的成员当议员或入选市政机构等,他们也无法花掉资金,甚至根本无法获得资金。其中一个主要例子是西里古里(Siliguri)事件。一个左翼阵线—国大党集团成功占据多数,且印共(马)的阿肖克·拔搭查雅(Ashok Bhattacharya)当上了市长。该市政府尚未获得资金,因为西里古里的所有道路修建与其他工作的赞助,都是由联邦政府创建的官僚机构完成的。 最重要的是,在西孟加拉邦最近一次潘查雅特(panchayat,农村自治政府机构)选举期间发生了针对左翼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由国家选举委员会和国家警察“确保”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下,到处是草根国大党制造的混乱。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在一些地区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的干部站出来进行抵抗,即使会被殴打;而左翼领导人只是放弃而已。大量左翼地方支持者、候选人或即将成为候选人的人遭到殴打,被迫离开他们所在的村庄数月,而左翼领导人仅限于发表声明,在国家选举委员会办公地点前静坐等。这使很多选民感到左翼并没有严肃抵制草根国大党及其释放的暴力。同时,由于印度人民党从未在西孟加拉邦执政过,因此人们还对印度人民党存的幻想,认为他们能够作为一支抵抗草根国大党暴力的替代力量。

加尔各答的印共(马)游行队伍与草根国大党领导人班杰内伊的宣传画(图片右侧)

在西孟加拉邦,草根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成功促成了社群的极化。有人认为左翼的选票流向了印度人民党(看似合情合理,因为左翼得票的下降与2016—2019年间印度人民党得票的上升正好相对)。事实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之前投票给左翼的穆斯林经常转向支持草根国大党,就像很多穆斯林会投票支持国大党一样。国大党在西孟加拉邦赢得两个议席,但其投票份额也有所下降。很多之前投票给左翼的印度教徒此次投票给印度人民党。虽然一些印共(马)的地方干部督促人们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但这还不是系统案例。那些指责左翼所作所为的人首先产生了与左翼领导人相同的猜想——即这些投票给左翼的选民天生懒惰,他们可以随意转投其他任何他们想投的党派。但这些选民并非如他们所称的这样。其次,左翼在西孟加拉邦争夺的40个席位中有39个失去了潜在的票仓。那种认为存在提前安排好的或有意转变投票方向的猜想都是荒谬的。印度人民党和左翼之间的隐蔽联盟或默契,至少必然涉及几个原先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的选民改投左翼的案例。最后,如果左翼没有同自己真实的而非膨胀的干部实力一同斗争,那么会有约8个反草根国大党的议席成为印度人民党的稳固议席。

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称激进左翼的人提出的一个指责是,左翼政党是薄陀罗卢迦(bhadralok,意为“出身高贵的人”一个用来指称婆罗门、卡亚斯(文书/官吏种姓)和吠迪亚(传统的医生种姓)等上层种姓的孟加拉语词——译按)政党,或上层种姓精英的党,而由玛玛塔·班杰内伊(Mamata Banerjee)领导的草根国大党则是下层种姓的代表。我们无法在本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即使我们仅看一下2019年的大选,也能明了一些事实。在加尔各答,在所有席位中代表薄陀罗卢迦堡垒的是加尔各答南部。自1971年至今,印共(马)在此地仅有两次赢得过席位(1980、1989年),而自1991年至2011年,其代表都是玛玛塔·班杰内伊。并不是下等种姓的集体反对导致了左翼的崩溃,而是因为这些左翼政党甚至没能做很好的改良主义左翼(即确保议会外的斗争持续下去)。

七、期待什么,如何抵抗?

最初几天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已经给出了我们应当期待的内容。简而言之,它将努力保持自己作为印度大资产阶级首选政党的地位。即为了支持资本而改革劳动法。现在,新的劳动法即将推出,其推进情况将取决于可能的抵抗程度。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保留专业的美国介入,包括那些与印度人民党有很大距离的政策,如极端亲近以色列。反穆斯林的内部思想政策将补充以反巴基斯坦的修辞。一件特别重要的必须注意到,即巴拉科特事件是两个核武国家间的首次军事对抗,印度的飞机还深入到了巴勒巴基斯坦。在印度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已经有很多关于真实死亡人数的报道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会激励印度人民党再度尝试,巴基斯坦则会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报复。

2014—2019年,莫迪政府已经开始控制国家机器的所有部分。之前依法获得一些自主权的机构也逐渐被总理办公室所控制。这种情况还在加深。

这意味着莫迪政府虽然在形式上保留“民主”,但在不断侵蚀所有的民主内容。颠覆各机构将得到日益深化的社群主义的支持,以便让所有非印度教徒公民均降为二等公民。未来几年,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上院(联邦院)也会占到多数。随后议会将推行国民志愿团所主张的宪法修改,使印度正式成为印度教国家。我们并不是预测说这些必然发生,但印度人民党一定会进行尝试,只有大规模的抵抗才能阻止他们。

我们可预见到在克什米尔会有更多国家暴力事件,国家还会力图废除宪法第370条8和条35A条。印度人民党还会努力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法案》,以便拒绝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穆斯林寻求庇护或居住,而非穆斯林移民将更容易获得入籍或永久居留的权利。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可能被迫出示其官方规定的文件或丧失其公民身份。这不仅意味着穆斯林会失去选票,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穆斯林正受到明确的警告,如果他们要居住在新印度,那么就必须接受隔离,他们不得反对国民志愿团,他们不能抬头和抗议。2002后古吉拉特邦大屠杀以来在该邦穆斯林身上发生的事情,将成为在全国各将要尝试的模板。

国民志愿团一直对思想控制深感兴趣。现在,这将涉及对教育和媒体的更大的控制。目前已经开始进行课程改革。资金支出给谁将与忠诚和竞争战略相联,即只有少数机构能获得高分,其他机构则更容易因屈从而被控制。在关键职位任命忠诚者是增加这种控制的另一种方式。

最后,过去的五年已经表明将会有国家强制力量——广泛利用像《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这样的法律,来逮捕任何示威者,攻击谈论环境、健康和安全、有机农业、农民权利等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

左翼组织和政党对这些问题的三个主要回应有缺陷。对毛主义者而言,大选无关紧要。某些毛主义倾向的活动者甚至为改良主义左翼的崩溃而感到更多的是幸福,而非因印度人民党的崛起而感到震惊。但他们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已走到尽头。印度人民党关注森林及其开采,还任命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为内政部长,预示着会在毛主义影响的核心区域引发更激烈的战争。除非毛主义者的观点、学说和策略发生根本转变(这实际上意味着除非他们不再是毛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会扩大抵抗的前景。

主流左翼则照常营业。尽管拉胡尔·甘地在国大党未能获取更多席位后提出辞职,左翼领导人却依旧在集体责任的掩护之下,实际上拒绝承认自己要对左翼的灾难负责。重建旧的左翼,在这儿或那儿涂一点糊药,来一两次面部除皱术,都不能让他们有什么收获了。很明显,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加尔各答发行的日报所发表的新闻和专栏文章均没有涉及这一核心问题——左翼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

很多活动者的愿望是,我们必须关注社会运动。但除非这些碎片能全部带入一种连贯而有针对性的政策中,否则这些努力就会全部成为国大党及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支持者在每次大选时组成的彩虹联盟的目标。

我们需要理解,与许多国家不同,虽然印度的极右翼与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增长,但印度的反对派,包括人民反对派均四分五裂。反对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像博尔索纳罗(Bolsonaro)的斗争不同,因为国民志愿团有36个组织和超过800个NGO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工作,且已经存在了近一世纪。要破坏国民志愿团—印度人民党的特权,就要呼吁在选举斗争外展开斗争。

然而这只能通过建设一支新的激进的左翼来实现。其力量必须来自现存的激进左翼,来自改良主义左翼中希望挑战他们领导层和党的右转的那部分人,来自社会运动的左翼活动者,尤其是种姓活动者。需要就为什么各种形式的安贝德卡尔主义运动不能提供完整答案这点展开单独讨论。但关键一点是,只要达利特政党及其领导层还在谋求在种姓制度内向上流动,而非根本推翻种姓制度,那么他们就无法摆脱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最终陷阱。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利特团结的政治计划时常因单独为了达利特种姓的意愿而失败。但一支复活的左翼必须是一支严肃对待种姓压迫的左翼。

本文作者查托帕台(左二)在反强奸示威中

因此,所有此类激进左翼均应拒绝斯大林主义与毛主义的政策,而不是要拒绝共同建立革命党。在此斗争中,激进社会主义社(Radical Socialist)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向各组织和活动者伸出合作与团结之手。为应对当前印度局势,我们呼吁团结。

原文链接:http://www.radicalsocialist.in/articles/national-situation/859-understand-the-catastrophic-victory-of-the-fascists-and-the-long-term-consequences

原文标题:Understanding the Catastrophic Victory of the Fascists and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1. 印度共产党于1920年由M·N·罗易在塔什干成立,在印度则成立于1925年。无论在极左宗派主义还是在人民阵线主义路线方面,印共均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印度共产党在1964年分裂为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1967—1969年,毛主义者离开印共(马),其多数派在1969年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SA丹吉在1981年被印度共产党开除,并成立了全印度共产党,其后又同其他几支小力量一起建立了印度统一共产党。印共(马列)在1972年后四分五裂。当前印度有很多毛主义或部分毛主义的政党与团体。坚持原初毛主义路线的最重要的党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团结与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面成。参加竞选的最重要的印共(马列)系党派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派,它曾与澳大利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有过一段时间松散的联盟。其结果是,印共呼吁同印共(马)合并的呼吁一再被印共(马)所拒绝。
  2. See Rohit Prajapati and Trupti Shah – Laboratory of Fascism: Capital, Labour and Environment in Modi’s Gujarat,  http://www.radicalsocialist.in/articles/national-situation/579-laboratory-of-fascism-capital-labour-and-environment-in-modi-s-gujarat
  3. See Kunal Chattopadhyay and Soma Marik, India On Strike[/efn_note]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后,印度资产阶级的部分人,印度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ies)的成员批评当时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钻石商人高昙·阿达尼(Gautam Adani)为首的一部分人随即组建了一个替代机构——古吉拉特复兴社(Resurgent Group of Gujarat),并威胁会退出印度工业联合会。

    阿达尼为第一届活力古吉拉特峰会(于2003年9—10月召开)提供了1.5亿卢比的款项。此后,阿达尼一直都是莫迪的主要说客之一,包括在海外。其他资本家开始看到了莫迪古吉拉特邦模式的价值。与之前的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的情况不同,莫迪的总理竞选活动是在活力古吉拉特峰会上发起的,在其中著名的印度资本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莫迪政府开始回报自己的朋友。当全国层面的莫迪政府成立时,这一回报更加丰厚。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时有一些竞选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反腐败。但自安纳哈扎尔以降,所有针对国大党的“反腐”十字军均保持沉默,因为印度的大资本,甚至包括孟山都这样的某些重要的国际资本家均与腐败密切相关。

    这不仅是因为腐败行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大资本的利润,这是对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计的系统打击。然而,此处有路障。印度工人阶级要比30年前虚弱很多。尽管如此,改变劳动法的呼吁,加速公共部门事业私有化的举动均因劳工的抵抗而放缓。虽然现在仅有约5%—7%的工人阶级组织了起来,但在21世纪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尝试,如官僚主义的中央工会不仅动员他们直属工会的成员,而且还会动员其他人。印度有总罢工和金融部门的经常性斗争意味着当局的计划不可能顺利进行。3  For past assessments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left see Soma Marik and Kunal Chattopadhyay, The Defeat of the Left front and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 Leftism; Kunal Chattopadhyay and Soma Marik, The Left Front and the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2004); Kunal Chattopadhyay and Soma Marik, Elections and the Left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ssue 66 .

  4. 2019年2月时,印度空军空袭并轰炸巴基斯坦城市拉巴科特的事件。——译注。
  5. 这种保留是一种印度政策,即在经济岗位、政府职位等中为低等种群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译注
  6. Labour law reforms have been discussed from our perspective in Labour Law Reforms, Indian Capitalism and the Modi Government
  7. 《印度共和国宪法》第370条为“关于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临时规定”,其第(2)项协定“议会为前述邦制定法律的权力限于:1)那些联邦清单和共享清单所列举的、总统在咨询该邦政府之后宣告其为相当于调整该邦加入印度自治领的加入书中所列事项。2)总统在获得该邦政府同意后以总统令规定的前述清单中的其他事项。”其第(4)项规定:“总统令如果涉及前述但书款所提及的事项以外的事项的,非获得该邦政府同意不得颁布。”见《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第84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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