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有感

阿迪 著

 

曼德尔

在今天,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概是被污名化最多的名词,也是被标签化最严重的词汇,而列宁主义又由于其强大的实践性特征更是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资产阶级敌视它,改良左翼恐惧它,都视之为洪水猛兽,斯毛分子挂着列宁主义的羊头自产自销着自己的狗肉。对于很多渴望理解列宁主义的人来说,往往被这些纷繁复杂的说辞搞得头晕眼花,在实践中被各种自称列宁主义的派别塑造出自己版本的列宁主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对列宁主义进行追本溯源。而在这方面工作中,以曼德尔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1]最为精彩。

一、革命核心、先进工人与群众

区分出这三个部分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自由派观点中,群众是被统治和被压迫的,而党就是统治和压迫群众的。斯毛派(当然不仅仅是斯毛派)们含糊其辞,一方面说着党群一致,另一方面又承认党对于群众具有天然的领导权。两种观点表面上看水火不容,实际上认同的都是高度抽象化的党与群众,重复着一二三的教条公式,对于党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一概不知,也不说明白什么是党,什么是群众。而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概念精确把握。

革命核心,这源于思想本身的运动规律。关于思想与环境的关系,这一问题有很多的争论。不错,马克思主义是对阶级解放事业的科学总结,它的内容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思想一旦形成,便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需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人类历史上的相关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与总结,来对现实情况进行理论梳理和探讨。这一过程是思想本身的过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还是发展,最终都是科学的理论产物,而这只能是个人思考的结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选择相信马克思主义也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一个人并不必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即使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这种个人选择被周围思想环境与物质环境,自身品格与智力水平和理论的科学性与彻底性所决定,也即是一种“认同政治”[2]。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非无产阶级所特有,甚至在某些时期,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远远赶不上知识分子和学生[3]。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并非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就是革命核心,而只有能持久地从事政治活动,具有献身精神和纪律意识(也就是具有党性)的优秀分子才能成为革命核心,否则最多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和同路人,甚至只是消遣者。这就是革命核心的起源,以思想的途径联系起来的团体。所以发展革命核心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理论宣传来进行。当然这并不是先锋党,曼德尔用了“先锋组织”这个词。在成为真正的先锋党之前,一切革命核心都最多只是先锋组织。之所以用“最多”这个词,是因为在各种各样自封的先锋组织中,也存在着很多区别。这里存在着一个双重检验的过程:第一重检验是对组织最初级的检验,包括其政治理论与实践水平,行为做事风格和人员素质等情况,一些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低下,成员多是玩票心态,缺乏革命者的品质,组织内部基本上是少数人决定事务,缺乏民主氛围,这种组织甚至都很难被称为先锋组织,后面我们会提到,只能把这算成是左翼亚文化团体;而一个组织通过第一重检验后,才谈得上通过实践的第二重检验成为先锋党。

有人说党与群众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党并非外来的产物,不应该提我们左翼如何如何,而应该提我们工人如何如何。然而很遗憾的是,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确是外来的产物,在未与无产阶级运动结合之前,革命核心则一直是一个外在的团体,即一个先锋组织。这并不是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而是一个先锋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国和俄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4]

在十月革命之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直是最为进步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象征着反抗与自由。当时全世界最进步的理想主义者很多都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虽然是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之后,虽然阶级斗争的残酷吓坏了一批人,导致其走向了反对革命,但苏俄仍然是全世界进步分子的灯塔。除了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无法与共产主义竞争[5]。随着斯大林大清洗,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披露,文革的结束,共产主义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进步分子的吸引力,自由主义开始赢得了各国理想主义者的支持。这一过程在苏联解体后达到了顶点,左翼政党出现了世界性的退党潮,与苏东有关的很多政党也纷纷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共产主义成了人人喊打的代名词,自由主义思想统一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危机,而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走出这一危机。

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尤为严重,社会主义在文革时期就名声扫地[6]。转型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方面仍然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强制进行着所谓马列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思潮毫无招架之力,只会用行政命令压制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是普遍的政治冷漠与犬儒主义,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感与嘲讽,消费主义狂欢和娱乐至死的浪潮拍打着每个人;另一方面又是盛行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想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而左翼思想又以毛主义为主,再加上托派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几十年,组织传统被割断,根基极其缺乏。这使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非常困难,革命者的培养与先锋组织的建设更是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林祥谦烈士陵园

先进工人,这源于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无产阶级内部是不同质的,这是个经常被很多左翼忽略的事实。划分无产阶级内部不同部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而先进分子的概念是根据无产阶级内部阶级意识的发展程度不同来定义。这个阶级意识与我们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其更多代表的是自发性,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一种自觉性,这两者绝不能混淆。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的工人不一定是先进工人,而先进工人也并不一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7]。先进工人的形成是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工人不可能每天都罢工,更不可能每天都革命,阶级斗争有着周期性的高潮与低潮,这绝不是某些毛派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的内在规律,也不是如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所说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性,我们面临革命主体性危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正常表现。按照列宁的话语,这代表了无产阶级不同程度的自发性。先进工人就是代表了较高程度自发性的一群人,曼德尔说:“工人先锋和群众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工人先锋即使是在斗争暂时停息的时候也不会放弃斗争的第一线,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其他方式’继续斗争。他们努力巩固在斗争中产生的抵抗经费,并使之变为经常的抵抗经费——即成立工会。先进分子会通过出版工人报纸或是成立工人教育机构来澄清提高在斗争中产生的阶级意识。”[8]在斗争的低潮期,先进工人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斗争性,维持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特征,体现出无产阶级特有的阶级意识,组织起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凝聚起上一阶段的斗争经验,将运动延续下去。他们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头羊,是运动连续性的表现。换句话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构建者,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进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的建设中,能够带领其他工人进行一次次的斗争。正是因为他们,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拥有自己独特的意识与文化,否则只是原子化的一盘散沙[9]。先进工人的较高程度自发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基础,也在现实中推动着工人运动,虽然其效果不能与高度自觉的意识相比较。而先进工人这种较高层次阶级意识的获取,更多依靠的是自身在斗争过程中的经验,而不是靠事先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或者靠自己的理论探索。这也决定了先进工人并不是进行理论宣传就能培养出来,是通过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筛选出来,“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西德等国家的先进工人都是哪些人呢?他们从事的是领导实际的罢工,组织工会中活跃的反对派,为群众的示威和斗争做准备以及与传统的官僚化了的组织保持距离。”[10]

在现实中,先进工人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阶层,历次运动乃至革命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由于经济形势,产业变迁,国家和资方的政策措施,工人运动内部分歧等因素,这些人在不同时期数量有所不同,分布地区有所不同,激进程度也有高有低,但只要还存在,就象征着无产阶级斗争传统并未断绝,随时有可能爆发激烈的斗争[11]。一旦先进工人被摧毁殆尽,无产阶级运动就等于是被打断脊梁,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会被整体打散,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恢复元气。从这个意义来说,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同样罪恶之处在于都将本国的先进工人阶层消灭掉,阻断了本国的无产阶级斗争传统,而这一恶果带来的影响仍未终止。

中国同样如此,上世纪20年代是中国工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先进工人人才辈出的时期,涌现出林祥谦,徐阿梅,汪寿华等一大批工人领袖。后来虽然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斗争转入低潮,但传统仍未断绝,在抗战胜利后又走向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在中共建政后,建立了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官僚工人国家,对一切有可能威胁官僚特权的自发工人活动进行了残酷打压[12]。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又是采取分批小资化的方法,无产阶级在小资的汪洋大海中成长极为缓慢,直到现在仍未形成为一个阶级[13]。工人流动性大,普遍没有自己的工会;先进工人人数稀少,并且其中大部分觉悟不高,缺乏持续性斗争意识与政治意识。某些人甚至与普通工人有一定隔阂[14]。这使得中国的工人斗争传统也被掐断,目前中国的先进工人阶层极其落后,甚至难以找出自己的代表人物,而当前左翼对这一阶层的重视程度又远远不够。

群众,就是普通工人。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可能长久地保持政治上的活跃状态,这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经济地位所决定。无产阶级必须不间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的生存。休息时间的娱乐活动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恢复自己的精力,以便投入下一阶段的工作。这决定了群众只能在运动高涨时期活跃,在运动低潮期又回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群众的自发性程度有高有低。这并非群众不觉悟或者缺乏革命性,而是群众的正常状态。群众是潜在而非现实的革命主体,也是一个矛盾的主体,一方面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种扭曲的关系之中,在这些关系里被异化与物化为一种非自我的存在,以及被整合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受着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爆发周期性的反抗。一般群众都是需要直接的行动来获取政治经验,进一步取得革命意识(并非所有行动都能取得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能完成的目标就往往不会取得革命意识,但我们不能像无政府主义一样否认其过渡意义,否认其对革命意识的促进作用)。这使得对于群众的工作往往不是理论宣传,而是直接的鼓动。当然落实到每个人上,群众与先进工人、革命核心也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区分,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

正是因为群众的这种特征,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错误派别。一种是机会主义者,对群众的一切都顶礼膜拜,群众支持的一切要求就是他们支持的一切要求,群众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丝毫不考虑应该带领群众,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这群人主要是工人官僚或者与工人官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只有无条件服从群众,挑群众爱听的话说,才能保住自己的选票,扩大自己的名声。另一种是宗派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革命的群众才是无产阶级,而日常的群众都不具备革命性,他们要不然是小资产阶级,要不然是已经被资产阶级消费文化洗脑而变得无可救药。这些人通常是阶级生活之外社会边缘人或者站在社会运动一旁观察事物的知识分子,运动是好是坏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说话不用负责任,在实践上又往往因为极左路线无法实施而与机会主义者走到一起[15]

当前中国左翼中也经常有一种对工人的教条化理解,要么认为工人都是先进的,片面强调左翼青年要去工厂改造自己,洗掉自己身上的小资习气,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要么认为工人都是落后的,缺乏革命性,要由自己来灌输革命思想给工人。落实到实践中就是要么下工厂,但在见识到真实的无产阶级之后又变得灰心失望离开工厂,甚至就此理想幻灭,政治消沉。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之外对工人指手画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嘲笑着工人自己不反抗,活该被剥削。这都是极其错误的倾向,我们应该尽力克服它,以免未来造成危害。

斯图加特·霍尔

对待群众中不同的思想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得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文化“霸权”[16],无产阶级在平时同样也被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化所统治,在目前的表现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里盛行的各种心灵鸡汤成功学,消费主义文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而很多左翼根据这种情况要么痛心疾首,要么将持这些思想的无产阶级打入反人民或者无知愚蠢之列。这对于消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精神统治,争取文化领导权毫无半点帮助,反而越来越成为自娱自乐的游戏,变成了一种亚文化与其他亚文化团体的竞争。一定要记住,对于群众的工作方法主要是鼓动,而不是用对其大谈自以为是正确的意识形态。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引起注意,那就是群众中存在的左翼亚文化现象。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各种左翼思想通过各路媒体广泛传播到群众之中。但对于群众而言,这只是大众传媒的副产品。大众传媒本身就是工作学习之余的娱乐,以用于放松身心,至于大众传媒里的内容,只是调节身心的不同形式。围绕着这不同的形式,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亚文化团体,如足球、服装、电影、游戏、流行小说等兴趣圈子。左翼思想在这之中也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成为了群众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根据这种娱乐方式又形成了不少的左翼亚文化团体。诚然,亚文化中也有着不少进步因素,它象征着一种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与魔幻式的矛盾解决方式,各种亚文化间此消彼长也反应了不同的群众情绪,不同的亚文化风格也有着不同的意义。不过亚文化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它不可能取代主流文化,甚至不可能取代其他亚文化。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随时有可能被统治阶级与主流文化收编(当然在收编后,它能成为主流文化符号的一部分,比如格瓦拉,但这并不代表取代了主流文化)[17]。左翼亚文化总体来说并没有比其他亚文化太多的进步意义,如果把这作为革命文化更是异想天开,这只是群众的一种娱乐方式而已[18]。而要形成一种真正的革命文化,不能拿这种左翼亚文化去与其他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竞争,而要从各种亚文化仪式中发掘出其抵抗意义,引导其进入现实的社会运动,并把这些抵抗运动进行政治上的集中。关于集中制我们在后面探讨。

曼德尔用了一张图很明确地展示了这三种人不同的行为逻辑:

群众:→行动→经验→意识

先进工人:→经验→意识→行动

革命核心:→意识→行动→经验

在建设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实践上,我们面临的第一步就是区分不同类型的人,对症下药做不同的工作。

 

二、自发性和自觉性

前面我们讲到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特性,革命核心象征自觉性,先进工人象征持久的较高自发性,群众象征有高有低的自发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将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结合,毕竟只有这种结合,才会有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我们详细谈谈自发性和自觉性间的辩证关系。

自发性,顾名思义也就是工人自己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罢工的报告,也在这其中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工人。但是对于这一概念,很多人也存在着教条式的理解,好像时间一到,无产阶级自己就能起来斗争,先锋党的作用就是等无产阶级运动高潮时提出自以为正确的路线来取得无产阶级的支持,获得运动的领导权。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在阶级斗争过程里,从来不会存在天生掉馅饼的好事,就连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也能在其中发现各路政治派别的身影。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算是最基本的自发斗争,无产阶级也需要基础的权利意识和法律知识,至少斗争的发起人有明确的斗争意识(即使没有革命意识)。而这种意识一开始有极大可能性是外部的政治势力所培养的。这些外部的工作持久而低调,平时看起来效果并不显著,但却带给了一些工人阶级意识的启蒙,促进了先进工人阶层的形成。我们平常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才是需要灌输给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工人自发的阶级意识也是可以从外部灌输进去[19]。另一方面,在工人自发的斗争中,也会有各种各样外部势力的介入。先不论他们对于斗争本身所起的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首先要承认的是他们会起作用,也会影响部分工人,绝没有不受影响的纯粹的自发行动[20]

另外也需要指明的是,自发性也不能一概而论,存在着不同的自发性。纵观整个世界工人运动史,从一开始的卢德运动到强大的工联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工人运动总体来说是往更高级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列宁总结过俄国工人运动:“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21]也就是在自发性之中也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自发性与自觉性不能对立起来,截然分开。自发性是自觉性的萌芽,较高级的自发性会为自觉性奠定基础。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得到很多工人的支持,并不完全在于最终提出了正确的纲领。实际上在1912年至1913年时,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先锋党了。这在于布尔什维克能在长期的自发性斗争中带领工人,影响工人,推动自发性往更高级发展。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相比,工人活动家的人数要更多,这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强大行动力的基础[22]

自发性的局限在于两点:第一是力量的分散性,也就是不能集中力量来打碎整个国家机器;第二是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没有一个彻底的科学的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

自觉性,也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说在运动中,有很多工人或者带头的工人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就行。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区别也不在于是否有政治势力的参与,而在于“在‘自发’行动中,先锋因素的干预是没有组织的,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和没有计划的(偶然间发生于这家工厂,那个地区或城市),而革命组织的存在则使得在‘自发’的群众斗争中先锋的因素有可能与运动协调一致,使之有计划,有意识的保持同步,不断地形成这一影响。”[23]也就是自觉的行动是将自发的行动汇集起来,并赋予其一个革命性的纲领。自觉性的行动本身就是自发性的行动与自觉性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二月起义的士兵——身扛印有马克思主义口号的旗帜

很多人理解的自觉性,其实是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群众运动没有爆发之前,宗派主义的左翼小团体幻想着仅仅依靠捍卫自以为是正确的纲领就能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是许多团体分裂的原因。这就提出了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纲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纲领?具体的纲领制订并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谈明白的,它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这里我们只能谈谈制订纲领的原则。

一个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首先是一个原则与立场问题。在国际共运史和工人运动史里,出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派别,这并不是一个标签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无政府主义、拉萨尔主义、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等派别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歧有一些是革命策略上的分歧,但最根本的是原则与立场的分歧。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还是背叛这一目标搞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阶级解放的事业之上?这是每个参与运动的人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除了明显的原则立场分歧,这些派别中存在着革命策略的重大分歧。当然,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原则性分歧的表现形式,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不仅存在于历史之中,也会永远贯穿于整个运动。一定的策略会导致一定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决定,正确的策略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错误的策略必然会带来坏的结果。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否认了唯物主义。这些分歧性策略会带来的结果已经经过科学的分析与总结而理论化,代表着我们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很多原则立场上已经背叛了阶级解放目标的派别有时候口头上仍然讲着共产主义,但其行为必然不会有共产主义的结果。如果不能理解其行为逻辑,那么就会被这些派别的外表所欺骗。

在运动里,我们绝对不可能避免这些分歧,那些幻想消除这些分歧的人要么站在运动之外丝毫不理解运动本身的逻辑,要么别有用心又组织一个属于自己个人的派别或者参加进组织纲领混乱的派别中,而这种派别绝没有可能完成阶级解放的任务。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学习整个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逃避学习的人不会是好的共产主义者。

有人说在争取群众之前,思想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历史证明了恰恰是毛主义在原则立场上背叛了阶级解放的目标,导致了官僚专政。官僚集团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之上,最终又复辟了资本主义。行为策略上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导致了一次次的失败和残酷的党内斗争,成功建立了工人国家还是因为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进行了不断革命论的实践[24]

但是,仅仅明白历史上的分歧以及公式不足以制订出正确的面向现实的纲领。现实每天都在产生历史上没有过的新问题,一个好的纲领必须有着对现实全面深刻而系统的分析。没有这个,就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就不能争取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能否制订出好的纲领是检验一个组织是否是合格的先锋组织的重要标准。从运动史上来看,绝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小团体最终都会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其实在这些小团体诞生之初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制订出正确的纲领。一个纲领形成后,也会对历史上形成的各派别产生影响,会促进各派别的分化重组。一些在历史上有分歧的派别会因为支持同一个纲领而走到一起,另一些历史上有着共同渊源的派别会因为纲领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这是很常见的事。一些当下的策略性分歧甚至会以理论化的形式永远存在,成为新的原则性分歧,历史上不少派别的形成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淡化历史性分歧,相反历史性分歧更应该内化在纲领里,体现出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指导现实运动。

一些泛左翼认为我们应该淡化历史性分歧,以现实的纲领和各左翼进行重组,建立联合的左翼政党。但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策略,历史性分歧不仅仅是历史,同样也是现实。有着原则性分歧的政党强行合并在一起的结果只能是纲领混乱不堪,出现机会主义的妥协。

同样,只看重历史性分歧也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在现实问题有着共同观点,原则问题和重大策略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不管历史上有着何种分歧,在运动中都应该走到一起[25]。如果仅仅只注重历史标签而忽视实质内容,那么要么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小团体,要么只是个娱乐为主的左翼亚文化团体。

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的意义也在于此。现实不断提出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分歧与实践又形成了新的历史经验教训。列宁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教条,那么列宁主义根本就无法产生。一个新派别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了基本的原则与立场,而不是对前人所说的一切都不假思索的接受。斯大林将列宁主义教条化的窍门就在于用死的列宁话语来取代列宁思考问题的方法,忽视列宁话语的具体历史环境。而在这个过程里,列宁主义的原则却被偷偷替换掉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一个正确的纲领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上共同做到不犯错误,既能确保最终的方向,又能在当前吸引到起先进工人,但现实中有可能会出现某种偏差,这就出现了“广义的先锋党”的概念。一般我们所说的先锋党是指的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纲领上的先锋党。它是在共产主义原则指导下,对当前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与解决方法,囊括了无产阶级中一部分先锋阶层而形成的党。然而现实往往却不尽人意,这样的党并不多见,无产阶级中的先锋阶层很多时候会聚集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这个包含了无产阶级先锋阶层的党就叫“广义的先锋党”,这是先进工人和革命核心未能结合的结果[26]

解决了纲领的产生问题,就需要谈谈如何将纲领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也就是如何才能有一个自觉性的运动。幻想着仅仅依靠纲领就能取得群众支持,领导群众运动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表现,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差不多有两个途径可以进行结合:

一个是针对先进工人进行宣传,让先进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先进工人进入先锋组织。这不代表去向先进工人背诵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话语,而是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详细解答。列宁说:“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27]虽然列宁这段话是在讲为准备政治鼓动而进行的全面政治揭露,但通过这种揭露,详细说明资本主义的问题,展示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一种宣传工作。

目前,我们经常在一些工人群里看见各种政治宣传,但绝大多数都和真正的现实问题没有半点关系,更像是精神病人的自说自话。自由派喜欢造谣,老毛派喜欢怀念毛时代,都不对工人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解读。这种宣传只会惹人反感,吸引不到先进工人,更会疏远人。我们的宣传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宣传水平的高低也是检验一个先锋组织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

推翻临时政府——集会抗议人群走上街头

另一个是革命核心的成员自己成为先进工人。很多左翼在谈论着下厂、融工之类的话题(这里仅指想下厂的个体左青,而不是指作为路线的融工和下厂),但是却完全不知道下厂的目的,很多时候沦为一种作秀,好像自己进过工厂就高人一等。一些下厂左青搞事情的想法强烈,以为自己“英雄”般的斗争行为可以唤醒工人,盲目进行罢工等活动。一个左翼青年由于家庭背景,个人性格等因素,一开始对于工人生活很可能格格不入,对于工人思想也一无所知。如果想做先进工人,首先要学会先当一个好的工人,而不是抱着领导工人的想法去工人中镀金。托洛茨基针对学生如何参与工人运动论述道:“这个学生必须要体会到,他之来到工人运动中,是以学生资格,不是以教师资格。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必须去干人家要他干的事,不是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至于工人运动方面呢,那一定要用最大的怀疑态度去看待他。一个年青的学生一定要‘循规蹈矩’首先干他三年、四年或者五年,而且要干极简单与极普通的党的工作,然后,当工人们对他有了信任,并且已十分确定他不是一个求职谋差的钻营主义者之后,他才能准许升迁,但是要升得慢,要升得很慢。当他以这样的方式做了工人运动以后,他这个学生身份才会被人忘记,社会性的差别才会消失。”[28]革命是一件清苦的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只有通过这种自我牺牲,才能得到工人的信任,才能在工人运动到来之时有资格领导运动,否则只是一种作秀,一种夸夸其谈,一种满足自己领袖欲的表演。

这并不是要求一个先锋组织的成员都应该去努力成为先进工人,事实上对于整个工人运动来说,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是因为一个先锋组织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工人活动家,适合做工人活动家的人也并不多见。其次是因为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工人活动家在整个工人先锋阶层中必然是少数,工人中会自发地产生出自己的先进分子,幻想工人阶级中大部分先进工人都是从自己组织中产生是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而不是活在现实世界。

这可以从当年韩国学生下厂的经验里看出来。目前很多左翼在讨论韩国学生下厂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左翼学生应该学习当年的韩国学生,进厂参与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小组。但从当年韩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坚持在工厂里长期做工作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学生最多干几年就会离开工厂,最后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工厂。另一方面,在韩国工运最高涨的1987年,全国各地蔓延的工人斗争也并不是在之前学生出身的工人活动家的主导之下,而是工人自发产生[29]。而韩国学生由于其松散性和理论水平的低下,并没有形成一个列宁主义的先锋组织,这也导致了在韩国工运浪潮到来之时未能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先锋党把握时机促成革命形势。我们要牢记韩国的经验教训。

处理自发性与自觉性的问题是列宁当年提出先锋党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今天要进行实践,也要正确理解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相互关系。

围攻冬宫——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冬宫发起总攻

 

三、政治的集中与组织的集中

集中制,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组织行为上的集中,也就是组织中的人全部一致执行某个决定,然而这完全误解了列宁的本来含义。我们先来区分一下政治的集中和组织的集中。

政治的集中,曼德尔说道:“集中是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和对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30]也就是政治的集中指的是将分散的自发性行动汇集在一起,将分散的反抗目标形成为一个共同的纲领。如果各种不同类型的运动,甚至同一个运动内部都各自为战,那么必然得不出对于现实的完整的系统的认识,也形不成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态势而容易被各个击破。无产阶级要形成关于现实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认识需要集中制,而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样也需要集中制,只有将各种运动汇总在一起,共同形成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致命一击,才能完成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集中制的本来含义。列宁把碎片化的运动各自为战的形式称为“手工业方式”,建立集中制的组织就是列宁提出的解决方案。列宁说:“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31]列宁在这里很清楚的表明,为了避免运动的分散,将运动的方方面面统一起来,我们应该进行集中。这就是政治上进行集中的目的,而组织上进行集中是这种政治集中的表现形式。组织集中本身不是目的,是为了政治集中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集中是第一位的,而组织集中是为政治集中而服务,斯毛派将组织集中作为第一原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曼德尔指出了卢森堡对列宁集中制的误解:“当转向由列宁本人发展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时,我们发现重点并没有放在集中的正规的组织的方面,而是在它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方面……列宁在《怎么办?》中发挥的就是一个可以把一切初步的,自发的,分散的和“仅仅”是地区性的抗议,反抗和抵抗活动联合起来的党的核心策略。对集中的强调很明显是对政治方面的而不是对组织的形式方面的。组织形式方面的集中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这个策略可能实现。”[32]

在上面的列宁引文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运动中履行细小职能的人,通俗讲就是参与运动的基层工作者,运动的螺丝钉,如何才能保证其工作积极性。我们经常会遇到所谓左翼青年的淡出问题。抛开本来就是来娱乐的玩票青年,很多有奉献精神的左翼青年在最初的激情之后,陷入了琐碎的日常事务之中,变得消沉、懒散,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这又以在NGO里工作的左青和脱离社团的左青那表现得最为明显。很多基层工作者变成了朝九晚五的办事员,不明白自己与革命、与共产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运动本身又异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份养活参与者自己的工作,日益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这是第二国际官僚化的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上的集中,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整个运动中的意义,并在短期工作与运动的长远目标发生背离时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将自己的工作与运动统一起来。局部与整体统一,短期与长期统一不能只是高层的话语,而需要是每个基层工作者的实践,就像托洛茨基所说:“我们的党将我们每个人整个地吸纳入去,但它反过来也给我们最大快乐:我们能意识到我们肩上系着人类命运的一个微粒,而我们的生命不会白过。”[33]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解决办法,还有争取组织民主等办法。

LGBT运动

二战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社会运动,比如生态运动,LGBT运动等。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党将这些运动一概斥之为小资产阶级运动,对这些运动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反对这些运动。这使得这些运动中虽然很多有左翼色彩,但整体却与传统左翼出现背离,更多是碎片化的存在。如果没有政治的集中,这些运动就无法与传统的左翼运动统一起来,对共运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在苏联解体之后,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成了一股潮流。很多左翼比如说巴迪欧等,认为集中制是错误的,是产生官僚化的原因,而解决做法是取消先锋党,大家齐头并进。虽然在话语上加了很多后现代式的词语,但这等于又回到19世纪左翼运动的松散状态,无视列宁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这种说法无疑是说明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政治的集中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上他们和改良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不关注运动的目的,而只关注运动本身。

第四国际的存在就是政治上进行集中的表现,它致力于将全世界各种不同的运动汇集在一起,将斗争的经验理论化为一个世界性的纲领。虽然在实践上有着种种不足,但这一目标却没有变。反而追求组织集中的斯毛派一直没有一个有广泛影响力和强大号召力的全球性国际,本末倒置的结果是无论是本还是末最终都没有[34]

现在我们来谈谈组织上的集中。我们现在明白政治上的集中需要有一个集中制的组织,否则政治集中很难进行。但列宁当年却犯下了将两者分离的错误,在俄国坚持创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在针对西欧各国的政党问题上反而认为松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理想的形式[35]。在《怎么办》中,列宁将建立集中制的组织视为俄国特殊环境的产物:“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36]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之后,列宁认识到建立集中制原则的党应该扩大到所有国家,因此才有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得出了一个组织上实行集中制的先锋党的必要性。

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的全称叫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既要民主也要集中。简单讲,就是讨论上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一旦形成决议后,行为上需要严格一致行动。这又遇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派别自由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派别自由是大部分时期都存在的,一直到1921年俄共(布)十大上禁止派别组织(不过也没有禁止思想派别)。这充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相当程度的派别活动。十大之前,列宁在与各种各样错误倾向的派别斗争过程中,从来没有用行政手段禁止其它派别,都是用民主的方式进行斗争,很多时候列宁都是居于少数派的地位,这证明了斯毛派所说应该采用政党纪律方式对待派别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多人说托派提倡派别自由导致组织分裂,但从俄国革命的历史来看,组织分裂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并不是提倡或者禁止派别自由就能解决的事,而有着客观的社会环境,有一定派别存在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出一定的派别,禁止派别活动只不过是让派别活动以更加隐秘化和极端化的形式存在,而不可能消除派别活动。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也能看出来,十大之后,仍然产生了左翼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右翼反对派等派别。而由于缺乏正常的派别斗争手法,导致了斯大林用残酷的宫廷政治手腕消灭了其他派别。

1977年4月15日,革劳协为报复中原一事件,袭击了革马派的宣传车,四名革马派干部被活活烧死在车里。这是同年5月1日革劳协机关报《解放》的头版。

另外说托派提倡派别这并不正确,王凡西对此有精彩论述:“不禁止党内的派别,党内可以有派,这立场与‘提倡派系’完全不同。存在于并且活动于复杂而分歧的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革命党,进行着艰巨错综的革命斗争,要想它的广大成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采纳一个‘唯一正确’的意见,不让任何人对此表示异议,更不许他们在某一个不同意见上结合暂时的乃致较长时间的倾向或派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硬要做到这一步,除非在该党业已取得政权之后,当权的一个派系控制了军警特务力量,藉此力量来镇压与消灭一切不同意见者。显然,到了这个地步,这个革命党早已不成其为革命党,它早已丧失一切革命党的生命力了。党内产生派系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现象,虽然,正如老托说,它‘是一种祸害’。这种‘祸害’只要对付得当,它却是‘党的发展的辩证法的一个构成部份,正犹之乎毒素是人体有机生命中的构成部份一样’。我们承认「毒素」有某种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决不提倡毒素。同样理由,我们正视派系存在,容许派系存在,但并不提倡派系……总之,我们并不提倡派别。但我们主张容许党内的不同意见,容许这些不同意见者可以(亦即有权)进而组成派别,藉以谋这些不同意见的贯彻。与此同时,我们当然承认,因而强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在于尽可能集中地统一党内成员的意志,以尽可能齐一的步调来进行活动,所以党必须要经常解消各种派别的存在,要一方面用民主讨论来消解不同意见,即取消派别所以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现存的(即未能解消的)派别的合法权利。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才能既统一团结,而又能生气盎然。”[37]总之,我们和斯毛派们处理派别活动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坚持用民主的思想斗争的方法消除派别。而要进行这种思想斗争,首先就要承认派别有存在的自由,每个人都没有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是斗争的第一步,否则等于先验地认为自己已经高于一切派别,自己的思想不是派别,而已经是全党的方针了。但事实上在取得共识之前,每个人自身也是派别,用组织手段消灭派别也等于说消灭自己。

否定派别自由或者用错误的方法对待派别分歧的恶果在实践上有很多。就拿目前来说,左翼里盛行开除左籍的游戏。在不承认派别自由又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情况下,就只有自封领袖,开除思想倾向不同的人。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是日本战后新左翼运动中的“左翼内讧主义”[38]。我们都知道当年日本赤军的极端暴力行径,其实这在日本新左翼运动中是很多派别的通病,相互殴打、仇杀、报复使得不光自身四分五裂,在群众中的印象也极差。日本当前左翼运动的衰落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新左翼的极端内讧行径。不正常的处理派别斗争方式不光不能形成统一的组织,相反各派别在行动上极其涣散,根本不能统一行动,连联合阵线的形式都做不到,更别谈集中制了[39]

在思想上进行民主的讨论,不代表在行动上就会涣散,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本来含义。一旦有了正式决议,那么即使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应该遵守决议内容而行动,否则任何行动都会遭到破坏。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是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即使在十月革命的紧要关头,也坚持民主讨论并且投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但起义的决议作出后,他们也投入了起义的行动。同样的例子有不少。

彼得格勒苏维埃

很多人认为民主集中制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最后就只剩下集中而没有民主了。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一种是对参加者自身思想状况和能力水平并不重视的大杂烩式组织,其成员有活跃的与消沉的,爱学习的与不学习的,偏左的与偏右的,并且组织上层有很多与组织挂钩的物质利益。多数工人政党都是这种组织,各国社民党是典型,法国和日本共产党也是这样的组织。很明显,这样的政党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其成员的千差万别使得如果每个成员都参与党的组织性政治性工作,那么连日常讨论都很难进行,更别说一致行动。如果要做某件事,只有少部分人制订计划,安排下面的人去做,并且组织高层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做有损于全党利益的事。这就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和官僚化的倾向。另一种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选拔出的积极分子,接受系统化的理论训练,有着坚定的信仰而组成的党。党的领导层很多是不脱产的,即使是职业革命者,在组织中也没有多少物质利益可言。民主集中制只有在这样的组织里才能顺利实施,因为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感来进行政治性组织性事务的讨论,每个人都有着独立的思想,官僚分子和投机分子在这之中也会受到最大限制。这样的讨论也会更加就事论事,着眼于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黑帮式的个人小圈子,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民主的优势。同样,在行动上会因为每个人的责任感与纪律性而确保每个决议都能得到最好的实施。

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很好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因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就是由这样的先进分子而组成的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战斗性极强[40]。布尔什维克征收党员的标准是极其严格的,按照列宁说法:“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41]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只有35万人,此后人数有了增加,混入了一些质量低下的人,在1921年达到了73万。于是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开展清党工作,在1924年初减少到47万。而斯大林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不惜降低了征收党员的标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搞了个突击入党的运动,一下吸收了25万党员[42]。这批人普遍没有接受过党的政治训练,拉低了党的整体素质,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实施起来已经变味了。这不能说明民主集中制原则有错误,而是民主集中制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当然列宁时期的党和斯大林时期的党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这只是其中一个不同。

这就提出了列宁主义组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训练干部。我们不像斯大林一样认为干部决定一切,但干部的素质却决定了整个组织的前途命运,间接决定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前途。保罗·勒布朗这样论述干部:“在这里意味有经验的行动者,富政治修养,胸有成竹,精通组织技巧,能够为革命组织招募新的成员并训练之,并且能对广泛的促进社会改变的社会运动产生具体贡献。这意味着了解一些关于阶级斗争以及其它解放运动的历史知识,以及清楚认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懂得如何审酌情势,知道如何与人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传递上述知识给他人,善于组织讨论会和抗议行动。我们需要在更多的人群里培养出这种能力,众多坚强干部的产生,对将群众运动导向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斗争至关重要。”[43]高质量的干部对于建设良好的组织风气至关重要,当然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顺利实施,而一个好的组织氛围,又反过来促进了组织内干部的培养。

在目前的中国左翼中,经常有人感慨一旦实行民主,那么很多事情都进行不下去,所以组织内部还是独裁好,少数人策划活动效率高。这完全是没有明白民主集中制的内在含义,也忽视了列宁主义的党组织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区别。将质量参差不齐的人一概而论,都吸纳进自己的组织里,而又不按照一个列宁主义政治组织的标准培养每个人。活动本身成了目的,而不把建设组织与培养干部作为重点。这样的结果要么是成为一个兴趣小组,要么是成为一个大杂烩的政治组织,离列宁主义的组织差了很远。

要建设列宁主义的先锋党组织,我们要明白列宁当年提出的建设集中制的革命家组织具体是什么样的含义,不能陷入被斯毛派曲解的组织理论中。

 

四、官僚制

官僚制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自由派认为没有市场经济都会形成官僚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官僚制是全世界的最终制度,无政府主义认为组织是官僚制的罪魁祸首,一些左翼认为列宁的先锋党理论是官僚制的源头,毛派认为文革就能防止官僚制。我们在此不详细研究官僚制问题,只提几点对列宁主义先锋党理论的误解。

首先,认为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官僚专制是完全不正确的。十月革命后,只是推翻了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之中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执政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形成了苏维埃中只剩布尔什维克一党的局面,也不能说是布尔什维克故意造成,是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首先叛乱,不服从整个苏维埃的决定。而分裂出来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后来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这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强制他们加入,而是自愿进行。在残酷的内战时期,苏维埃仍然是有选举,选举出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由于他们怎么样欺骗人民,玩弄政治手腕,而是由于只有他们才能领导内战胜利,保住苏维埃。

因此,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建立了官僚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取得了苏维埃内的执政地位,领导苏维埃。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苏维埃内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那么苏维埃最终就会垮掉。在二月到十月的过程中,苏维埃在前期一直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领导,他们不仅不满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和资产阶级相妥协,希望在立宪会议后就解散苏维埃。托洛茨基说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能满足人民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需求,那么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只有布尔什维克坚决满足了人民的要求,由此得到了人民的信任,最终取得了苏维埃的领导权。

1921年,效忠科尔尼洛夫的白军高举这位已经战死的将军的照片合影

 

很多人认为托派不讲党的领导,讲苏维埃完全性的自我组织自我决策,这是不合事实的污蔑。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或者说在1917年三月,成熟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让群众接受列宁的口号,必须存在一个核心,尽管开始数量很少;这个核心必须有信心担当领导的重任,这种信心来自于全部过去的经验。在对情况的分析和预测中去掉这些因素就是忽视活的革命,用一个抽象的概念代替它,所谓的‘力量对比’,因为革命的发展确实是在于,这种力量的对比由于无产阶级意识变化的影响而发生不断的迅速的变化,由于革命对无产阶级中包括落后阶层直到先进阶层的吸引,由于阶级对自身力量不断增长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党,正像在党的组织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领导一样。”[44]曼德尔说:“在列宁式的革命组织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或苏维埃政权之间没有矛盾。与此相反,没有革命先锋所进行的系统的组织工作,苏维埃制度要么被改良主义者或半改良主义者的官僚们所扼杀(参看1918-1919年德国苏维埃制度),要么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关键政治任务的能力而失去它的政治作用(参看1936年7月到1937年4月之间的西班牙革命委员会)。”[45]苏维埃本身是各党竞争的舞台,全部交给苏维埃的意思就是容忍苏维埃中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官僚主义者掌握苏维埃的领导权,最终也会葬送苏维埃,这是对革命的背叛。革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锋党的领导。

在建立苏维埃并且领导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同样也应该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党的纪律。因为无产阶级中的各种思想差别和利益差别仍然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大量小资产阶级,各种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以及思想仍然存在。这时如果放松党的领导,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各种旧势力沉渣泛起,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列宁说:“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46]列宁还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论述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上层建筑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针对旧社会中的一切剥削与压迫因素进行革命,在所有领域都要进行,在家庭、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行为模式等领域都需要进行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只是为这些领域的革命提供条件,并不能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刚建立时,会有很多从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比如说对女性、性少数的歧视,奢侈浪费的习惯,民族偏见、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权力欲望等。如果不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那么不仅共产主义永远也无法实现,工人国家本身也会岌岌可危,资本主义会从这些缝隙中慢慢渗透进入,最终又会回到旧时代。而这些都需要先锋党的领导以及斗争才能慢慢消除,这也是不断革命论的内在要求[47]。所以要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一些极左派认为苏维埃的存在使得党显得多余,在建立苏维埃特别是建立工人国家后,应该解散一切政党,以免官僚化。这种想法有两种原因:“它要么是来自于一种幼稚的臆想,认为采用苏维埃制度能使无产阶级在一夜间趋于一致,消除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的一切差别,自动地自发地给整个工人阶级提供在革命中出现的策略和战术问题的‘革命解决方案’。要么它就是一个借口,用来给一小撮自封的‘领袖’机会以控制相当一部分不善言辞的群众,这些群众被剥夺了系统地理解革命中策略和战术问题的可能性,即自由讨论和在政治上区分自身的可能性。(例如,所谓自治的南斯拉夫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48]第一种是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可参考列宁对其的详细分析。第二种就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意图控制群众的借口了。由于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差别,因此肯定会出现某个阶层的代表,以及各种思想倾向的交锋。如果否认了政党的存在,那么也就没有了各种利益的讨价还价,各种思想意见的公开表达并让群众公开选择的机会,这时做出决策的只能是一小撮人。自由组建政党是民主的标志,如果群众没有这个权利,那么不管表面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实质都只能是领袖专制。

内战中红军队伍正穿过哈尔科夫

但是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我们还应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正确的纲领和路线,以及其党员的积极活动才取得的。这是我们和斯毛派的重大区别。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在苏维埃中都没有对苏维埃的先天领导权,不管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都需要不断地接受群众的检验。一旦群众对执政党不满意,那么群众有权选择别的政党来领导苏维埃。先锋党并没有对于其它政党的特权,都需要在苏维埃中平等竞争。只有实践检验之后的先锋党,才是真正的先锋党。如果没有各党纲领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交锋,没有群众的选举和认可,那么先锋党的堕落是必然的,官僚化也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支持多党制。

布尔什维克在禁止派别活动后,很快就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1920—1921年也被称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从这时开始,列宁就一直不断与党的官僚化倾向做斗争。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最早提出了官僚化的危险,虽然他们的解决措施不正确,但也指出了官僚化的倾向。虽然列宁也承认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但列宁或是低估了这一倾向,或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反官僚方法。后来列宁渐渐重视了这个问题,在很多文章中抱怨了官僚主义,比如:“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加以掩盖。”[49]却也没有详细研究这一问题,而是通过设立工农检查院等监督机构来阻止官僚化的趋势,不过工农检查院最后又变成了官僚机关。列宁最后承认了自己与官僚化的斗争是失败的:“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50]无论哪个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自上而下的反官僚斗争是必然失败的,这种方式只能是官僚反对官僚。托洛茨基后来详细研究了官僚问题,指出了当时苏联官僚化的客观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提出了多党制[51]。实际上,这也是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员索罗金的研究:“早在1922年,在一份为一篇题为《政论家札记》的文章撰写的草稿中,列宁反复谈及‘孟什维克及其合法化’。”[52]

毛派虽然不同意斯大林自上而下的大清洗方式来解决部分官僚,但毛派提出的文革方式却并没有跳出整个斯大林主义的框。虽然文革造反派很多是自下而上,但由于没有组党权,没有提出自己政策的权利,也没有选择各种不同纲领的权利(只能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刘邓派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最终也必然会融入旧官僚体系中,根本无法解决官僚问题[53]

列宁在部队指挥官陪同下走过红场

这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先锋党如何在苏维埃中取得领导权?曼德尔说:“你在工会、群众政党和工人委员会中对自己所能要求的唯一权利就是成为这些组织的更投入的、更积极的、更专注的、更英勇的、更清醒的和更忘我的建设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般利益的捍卫者。在你的工人阶级的同路人面前,除了说服他们的权利外你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54]也就是说,先锋党只能通过积极地参与各种工人组织,民主地进行辩论,自我的牺牲与付出让工人自愿接受先锋党的领导,而不是玩弄各种阴谋诡计的手腕。这不是代表党成为苏维埃的跟班和后勤部,而是取得苏维埃领导权的唯一方式。其他走捷径的方式只会造成官僚化的负面结果。

目前中国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是有一些初级的左翼社团以及工人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也面临着各路左翼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围绕着领导权上演了不少荒诞剧。如果没有公开的民主的手段争夺领导权,那么一旦曝光出来必然造成一般同学的反感,发展到最后甚至会走日本新左翼的老路。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现象。

关于官僚制的问题,是刚接触列宁主义的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明晰,在以后的实践上也会面临很多困境。

结语

今天就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回望一百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革命,如今的世界虽然也并不平静,但却弥漫着普遍的绝望气息。虽然比起苏联崩溃后的十年,左翼虽然已经走出最低潮,但大部分左翼却更加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在极右翼与政府之间首鼠两端,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作为能够创造新世界的列宁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仿佛是微弱的火苗,被四周的狂风所摧残着。希望之火显得那么脆弱,让人唏嘘不已。但正是由于这种脆弱,才更需要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让希望之火走下神坛,重返人间,这是任何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去做的任务。本文献与一百年前的盗火者,让希望之火能在我们手中越燃越旺,照亮世间。

谨以此文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2017年11月7日


[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70.htm

[2] “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被称为“身份政治”。“身份”概念是指一个人的实践身份、行为模式以及与其他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形式。二战后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使得产生了许多对于移民、妇女、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等平权运动的研究,身份政治也通常被用来解释各群体间的歧视和冲突。但共产主义者本身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从个体来讲也面临着与其它身份认同的融合与冲突。对于身份政治,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某些极左派所认为的身份政治削弱了阶级斗争,降低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分化了工人阶级。这种想法的结果只能是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也会忽视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另一种是后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阶级概念已经过时,阶级斗争已经让位给各种身份之间的冲突。这种想法的结果要么是各种新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么就是社会主义仅仅变成了一种思想认同,和阶级斗争结合不起来。关于“认同政治”和后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可参考艾伦伍德的研究。

[3] 很多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在工人运动出现高潮之前,会有一个学生运动的高潮。当然,学生运动之后并不必然会有一个工人运动高潮。

[4] 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建立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当时这只是个知识分子团体,主要翻译西欧各社会主义思想家(主要是马、恩)的著作。可参考波斯别洛夫所编《苏联共产党历史》。而中国一开始也是各种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苏俄文化研究会等。可参考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5] 当时西方艺术界中不少人对苏联持好感,如罗曼·罗兰、马尔罗等。还有一些更进步的反对斯大林,同情托洛茨基,如里维拉,奥威尔。各国早期共产党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潮中,还形成了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两支左翼的电影流派。

[6] “毛发动的最后一场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实现其声称的目标,留下的只是溃散后对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后是虚无,一个厌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观1970年代发生在上层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这些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时代政治历史的最后篇章。面对这些普遍的政治不满和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毛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对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难再为陈旧的革命口号和思想说教所打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著。

[7] 美国是个典型例子,工人运动在二战后逐渐被民主党所收编,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很多倾向民主党。在中国,6#4#事#件时的工人领袖李#旺#阳、韩#东#方也是自由派。

[8]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9] 在对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的研究中,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结构-化约主义(structural-reductionist)或者叫决定主义(determinist)视角;另一种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视角。后一种研究方法由汤普森所开创,将创造阶级意识的自觉活动而不是阶级意识在经济社会结构中被动形成作为关注重点。可参考其著作《英国工人经济的形成》。

[10] 《先锋党》,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11] 以韩国为例,在1987年之后很少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很多人理解为韩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下降。但根据具海根的研究,工会活动家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仍然强劲。他们领导了1996年的总罢工。可参考其所著《韩国工人》。

[12] 文革爆发初期,出现了蔓延全国的“经济主义”风潮,其中又以上海最为严重。临时工要求转正,正式工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但中共高层对此持反对态度。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甚至是压制群众斗争的急先锋。可参考李逊所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13] “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现),对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义,而是要从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意义上定义;而且,最终只能用时间媒介——即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定义很松散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汇集,有着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以与其他阶级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意识来定义自身的倾向。”——汤普森,转引自具海根所著《韩国工人》。

[14] 铁路工人李伟杰是个例子。一开始维权时幻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抓住机会建立完善的铁路工人组织,精力放在了个体维权。后来在铁路工人维权热情期过后,更难做好实际组织工作,更多是象征意义。

[15] 机会主义代表为旧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以及拉美左翼民众主义各党等。宗派主义代表为处于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路线的斯毛派,霍查派等,以及一些学院左派,如巴迪欧。

[16] 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也叫“领导权”,指一个阶级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来支配其他阶级。它是通过大众同意的方式进行,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回应着大众的期望,这使得被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有一种认同。可参考葛兰西所著《狱中札记》。

[17] 在伯明翰学派之前,亚文化通常是被视为是消费社会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疾病和代沟。伯明翰学派则认为亚文化有着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原因,象征着一种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是一种通过隐晦的方式表达出的“反领导权”。对于亚文化不同的风格也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含义。但威利斯也指出,这种抵抗是一种“笼中抗争”,并不能彻底反抗主流文化。可参考保罗·威利斯所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赫伯迪格提出了主流文化收编亚文化的两种途径:一种是将亚文化符合转化成大量生产的商品;另一种是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亚文化符号重新界定。可参考赫伯迪格所著《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18] “苏联主义”网是典型代表,是个以苏联文化爱好者为主的亚文化圈子。而近几年虽然大部分左翼小圈子开始关注现实问题,但仍然缺乏针对现实的明确诉求和方案,也缺乏行动力,娱乐性和消遣性明显,作为社交圈和朋友圈的功能居多。

[19] 深圳迪威信工人抗争中的工人代表吴贵军是个例子。根据对吴贵军的访谈:“2007年我调机时手受了伤,在病房遇到公益机构发法律宣传资料,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就聊了一会,觉得可以啊,以前没遇到这样的组织。”——《工厂龙门阵:2013·搬厂·罢工》。

[20] 在沃尔玛维权行动中可以最明显看到各方势力的参与。参与方一开始是以张军为首的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后来陆续加入劳维律所主任段毅和张利亚等人、王江松支持者团队等、沃工维协调小组王时树、深圳春风劳工服务部张治儒等。不同的势力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

[21] 《怎么办》,列宁著。

[22] 可参考David Lane所著Th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23]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24] 毛派通常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解释为“革命转变论”,号称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阶段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起来。实际上这是毫无意义的玩弄辞藻的诡辩。可参考王凡西所著《毛泽东思想论稿》。

[25]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由托派(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毛派(希腊左翼反资本主义小组、左翼小组、左翼重组社、“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激进生态社会主义(“替代生态主义者组织”)及其它激进左翼组织(“争取共产主义解放的新左翼潮流”、共产主义解放青年团、“共产主义重建组织”、“色雷斯独立共产主义组织”)共同组成的阵线。可参考第三期《惊雷》文章——《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26] 比如说中国革命过程中,虽然中共是个斯大林主义政党,但却赢得了很多先进工人的支持,主导了很大部分的工人运动。反观托派虽然理论原则正确,但在革命过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发挥先锋党的作用。

[27] 《怎么办》,列宁著。

[28] 《论学生与知识分子》,托洛茨基与丹麦学生代表们所作的谈话。

[29] 可参考第六期《惊雷》文章——《1980年代韩国进步学生“进厂”策略的得失》与具海根所著《韩国工人》。

[30] 《先锋党》,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31] 《怎么办》,列宁著。

[32]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33] 《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演辞》,托洛茨基著。

[34] 就拿在各国斯大林派党里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说,其根本就不是一个国际。内部分歧众多,很多原则性意见都不一致,缺乏常设性的中央机构,也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决议。除了希腊共产党等少数几个党,参会的成员多将其作为交流会议而不是自身必须参与建设的一个机构。毛派的“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毛主义)国际大会”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毛派)”虽然是国际,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小,对内部的约束力也很弱,各党整体来说还是各自为战。

[35] 可参考刘宇凡所著《关于列宁先锋党的神话》以及Paul Le Blanc所著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36] 《怎么办》,列宁著。

[37] 《一封讨论几个组织问题的信》,连根(王凡西)著。

[38] “左翼内讧主义”(「内ゲバ」主義)是日本革共同对于日本新左翼内部严重的暴力清洗行为的称呼。据统计,在1969年到1975年间,共发生内讧事件1691起,死亡44人,负伤4148人。可参考高木正幸所著《“暴力时代”的思想和行动》,革共同所著《共同行動の原則と「内ゲバ」主義について》《許すなテロ襲撃 内ゲバ主義を一掃するために》。

[39] 举个例子,在2015年6-7月份反集体自卫权的大规模抗议中,参与抗议的组织(中核派、革马派、革劳协诸派和他们所控制的全学联组织)选择了不同的日期或者不同的地点进行活动。革劳协赤砦社派在6月12号前往国会抗议,革劳协现代社派全学联在6月14号前往国会抗议,中核派全学联在6月15号前往国会抗议,革马派全学联则在6月21号。要是选在同一天,这几派自己就会打起来。

[40] 以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175名代表为例:“171名填写了履历表的代表中有110人加起来共蹲过245年监狱,10人共服过41年苦役,24人被流放移居过73年,总共有55人判处流刑共达127年,27人加起来在国外侨居过89年时光;150人遭到过549次逮捕。”——《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著。

[41]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著。

[42] 可参考项佐涛所著《苏共党员数量的变化与其执政能力的关系探析》。

[43] 《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反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与未来》,保罗·勒布朗著。

[44] 《阶级,党和领导》,托洛茨基著。

[45]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46]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

[47] “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的胜利,甚至在世界规模上的胜利,只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和私有财产的废除,虽然是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两个条件本身,并不是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暴力的社会关系的充分条件。革命在政治上获得胜利以后,还要不断地发展。基本的生产关系和所有的上层结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行为模式等等)的不断的革命性转变,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48]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49] 《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著。

[50] 《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著。

[51] 可参考托洛茨基所著《被背叛的革命》。

[52]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53] 关于造反派的官僚化问题,先不谈领导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和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实行“三结合”的制度化融合。仅从工人造反派唯一夺权成功的上海来看,掌握上海实际政权的工总司在损害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都积极拥护当权者。很多造反派领导也并未通过工人选举,实现工人监督,掌权后更关心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工人利益,江湖气息和流氓气息很重。整个上海造反派也同样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系,张春桥对于上海局势有绝对的控制权。可参考李逊所著《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裴宜理与李逊合著《Proletarianpower:Shanghai in theCulturalRevolution》。

[54] 《先锋党》,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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