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苏联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简单描述

阿迪 著

 

 

一、十月革命后至国内战争爆发前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苏俄退出世界大战,国内战争还未爆发,国内环境整体算是和平,因此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开展了经济上的过渡工作。首先苏俄政府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二月革命的遗留任务,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将土地分给了农民,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出租和抵押。农民无偿获得了1.5俄亩的土地,完全不用交纳地租,约3亿卢布的地主财产都归农民所有。然后接管国民经济命脉,控制银行系统,并开始用工业国有化的准备措施引导工人在私营企业中监督生产和产品分配,以便使工人学会管理经济,同时对官方工厂实行国有化,1918年6月28日,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宣布所有大企业和私人铁路无偿交给国家,城市公用事业由地方苏维埃管理。10月,所有部门的全部大工业都被收归国有。这一时期,苏维埃政府刚刚诞生,一切都处于新时期的美好憧憬中。

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场

二、1918年夏至1920年末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环境下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

“军事共产主义”又称“战时共产主义”,是为了应对国内战争的特殊情况而实行的特殊措施。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为适应战争需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实施的一种经济政策,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1]它主要有以下几种政策:

1、余粮收集制。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实行余粮收集制。所谓余粮收集制就是政府从农民那里收购余粮,收购的价格和数量由政府决定,虽说是余粮,但正如列宁所说:“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一部分必需的粮食。”[2]政府征收的粮食用纸币或者一部分工业品支付,但由于超级通货膨胀且纸币买不到东西,农民几乎是无偿交出粮食。粮食的收购与供应统一由粮食人民委员会负责,1919年实行粮食摊派制,由政府确定粮食最低需求量,然后逐级分摊直至农户。当时的苏俄农民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

2、加快实行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工业国家化。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国有化的进程,所有中小企业都被收归国有。1920年1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对拥有五名雇工以上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令,全部工业都为国防服务。

3、实行产品分配的国家垄断,取消私人贸易。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颁布了“关于组织居民各种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供应”的法令,规定由国营和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居民供应工作。

4、实行主要消费品的配给制,工资大部分实物化。1920年4月30日人民委员会实行“劳动口粮制”法令,对一切劳动者的粮食按照计划配给,与此同时,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以实物代替,经济生活几乎全部实物化。

5、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强制所有人参加劳动。

6、实行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管理体制。1918年11月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拥有至上的权力。工业管理实行“总局制”,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按部门设立总管理局。企业的生产任务完全由上级决定,所需的原料燃料等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分配,不对盈亏负责。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为了应对战争环境的一种特殊措施,这种措施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战争的胜利。同时最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是排斥货币的,也就是说,一切物质都是统一分配,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这与以后的苏联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就算在斯大林主义的鼎盛时期(除了二战),前苏联都是存在消费品市场的,仅仅是对生产资料进行计划,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仔细加以区分的一点。

此外还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关于前苏联企业的管理制度问题。早在十月革命之前,第二国际的中派代表考茨基就反对俄国革命,他的理由是,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广大劳动者根本没有足够的素质来参与现代化经济的管理。如果在俄国发生革命,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有一个特殊的阶层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最终使国家被这个特殊阶层所绑架,因此革命毫无意义(参见考茨基所著《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对于这个观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做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列宁写道:“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需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3]“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4]但是,夺取政权后,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那就是使瘫痪的经济重新运转。在这个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工业也几乎完全崩溃的国家,列宁意识到困难的严重性。他写到,“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即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实行普遍的最严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5]不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而是要有专业管理才能的人,所以“应当把有组织才能的人从实践中选拔出来,让他们参加全国范围的管理工作。”[6]可以看出,列宁现在的观点与先前已有差别。列宁还写道:“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地和最严格地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的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7]

1918年3月,列宁提出“一长制”。于1920年3—4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工厂企业管理中逐步改为一长制。所谓“一长制”,就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企业经理对企业全权负责。对于党内反对派的实行集体领导的要求,列宁否决说:“他们要求用集体领导制来代替一长制。同志们,对不起,这是行不通的!”[8]这种微观的企业管理制度在苏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暂废除,斯大林上台后重新实行,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才废止。

这是工业上,在农业上,列宁具有浓厚的合作化思想。农业的合作化,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论土地国有化》《法德农民间题》等著作中,分析农业合作化问题。他们的理论可总结为三点:使农民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转变;不能去强迫农民,必须提供帮助让农民逐步过渡;使用合作的方式作为中间环节。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强烈要求共耕制,以此来向共产主义过渡。1918年夏秋,苏俄发生富农暴动,反对将土地分配给贫农。布尔什维克组织贫农委员会,发动贫农反对富农。这时,列宁指出“农村的十月革命”开始了,向“大规模共耕制”过渡的条件成熟了[9]。11月6日,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现在“力求有计划地实行大规模的共耕制。”[10]所谓共耕制,就是土地、农具、牲畜都公有,一起耕作,统一分配。按照这种制度建立的农业生产组织叫做集体农庄,它包括三种形式: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农业公社。1919年12月,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政府很必要帮助农业公社,因此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帮助共耕制,在这种形势下,集体农庄迅速发展起来,1918年夏季之前,集体农庄还仅仅只是个别,但在1918年6月到12月,全国共建起了1500个集体农庄。但是实践证明,集体农庄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生产成本高昂,1919年2月19日农业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农业生产公社示范章程》规定,凡参加公社的人,必须放弃一切财产的私有权,同时还规定,公社社员退社或被开除时,仅仅只能带走自己及家属的衣物,其他所有财产由公社接管,这些规定其实就是剥削农民,当时绝大部分农民都反对共耕社。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依赖着行政命令使农民被迫加入共耕社,激起农民的极大愤怒。他们喊出了“拥护苏维埃,打倒康姆尼”的口号。列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1920年12月召开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时,对共耕社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集体农庄“处于名符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11]从此列宁废除了共耕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转向承包制,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结束后又回到了具体农庄。

对于这种政策的评价,我们应该具体分析。首先,毫无疑问它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列宁指出,我们应当采取“最革命的办法,即把贸易缩减到最低限度,实行余粮收集制,最大限度地由国家进行分配,因为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制度不是单纯的战争产物,例如,对小企业的国有化是在1920年底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实现的,这时并不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在主观上,这种制度是布尔什维克对通往共产主义道理上的一次探索,在战争结束时,这种制度并没有立即停止,而是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继续实行,这导致了广泛的不满,在乌克兰、西伯利亚、顿河等地出现了农民暴动,最终在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斯塔特水兵叛乱,这促进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他指出:“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2]即使在战争期间,这种政策也招致了极大的反感,许多当时在思想上倾向于左翼的人在从苏联回国后都转向了反共的立场,比如中国国民党的蒋介石,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张国焘,据张国焘在其自传《我的回忆》中记载,虽然取消了货币,但物物贸易却几乎无处不在,普通的农民充满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将其形容为土匪的打家劫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转向了新经济政策。

余粮征集制下苏俄农民作出了极大牺牲

苏俄内战的严峻形势促成了“战时共产主义”

三、1921年至1929年的新经济政策

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这标志着由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措施:

1、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实物税是指按照事先确定的一定标准来征收农民一部分农产品和余粮,完税后的所有农产品,都归农民自己支配。

2、实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和买卖。1921年5月24日,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允许自由交换、买卖农民缴纳实物税之后剩余的农产品”。8月颁布新法令,取消商品流通的地域限制,9月正式决定把商品买卖作为交换形式,10月又规定取消不用货币的商品交换和固定等价物。在这种形势下,合作社变成了纯粹的商业组织,允许企业自由销售一部分物资,自负盈亏。这时,不仅存在消费品市场,还存在生产资料市场。

3、允许小私有企业存在。1921年7月7日,政府允许每个公民都可自由经营手工业和小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小商品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4、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有3种形式,租让制、租赁制和合营制。租让制是指苏维埃政府将企业和资源租让给资本家,让他们开发经营。租赁制与租让制不同的一点是经营活动直接受地方机关的监督。合营制是指由政府和资本家共同出资建立企业,由双方共管。

5、整顿国营企业。实行托拉斯化,经济核算制,扩大自主权,同时改革工资奖励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发展商品货币关系。

此外最重要的是微观的企业管理模式,1921年起,在一些大企业中出现了各种工人参与管理企业的组织,如工厂委员会生产小组,工厂管理处技术会议和生产代表会议等,后来这种种组织发展为统一的“生产会议”,这种工人参与管理的形式一直持续到前苏联解体,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时期仅仅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其它时期只是流于形式,这种组织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实行企业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企业是劳动者的企业,而不是资本家的企业,只有劳动者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才不至于成为工人与生产资料新型异化的工具,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这种组织形式是和“一长制”并存的,但“生产会议”拥有广泛的权力,此外还实行了劳动合同制,这些政策代表着劳动者的利益真正得到保障,在整个苏联时代,这种时期是不多的。

我们再来看看农村,由于政策环境的宽松,虽然集体农庄仍然存在,但农民们可以自愿组成合作社,可以自由出租土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愿原则,马克思早就提出过自愿原则,并要求执政者耐心等待,“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13]关于自由,我们必须不断强调这一点。

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目前国内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但对这种政策也应具体分析。首先,毫无疑问它使被战争严重摧残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持续七年的饥荒消失了,经济危机消失了,而且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不满也消除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得到了加强。

但是,新经济政策同样存在严重问题。早在1922年,某些问题就已经出现了。1922年,农业收成达到了战前产量的75%,但是工业产品只有战前水平的25%,而这也仅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由于农业恢复速度较快,工业严重滞后,工业品匮乏和农产品相对富裕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严重的剪刀差。1923年秋天,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农村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加大工业的投入,用加快工业发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家支持加速工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家工业的全面规划,重工业集中和合理化,才能使价格降低;如果重工业得不到发展,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不能长久,甚至连农业也会因缺乏农机具而受到影响。重工业对国家发展的意义比短期的利润指标更重要。而布哈林在内的多数派认为,加大工业投入将侵害农民利益,因为发展工业就必然要从农业中抽取资金。他鼓吹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号召他们“发财吧”。他们主张降低工业品价格,削减对工业的投入,尤其是削减对亏损工业部门的投入,当时负责经济和财政的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主张为获利较快的企业投资,减少甚至停止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工业贷款。他们希望市场发挥作用,使农民富裕起来,工业在农民对其产品的需求的基础上缓慢恢复。实际上,多数派的经济政策阻碍了工业发展,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正如托洛茨基在驳斥多数派蛊惑人心的“面向农村”的口号时所说的,“对着农村的脸应该是装满工业品的货架,如果货架上空空如也,‘面向农村’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意义。”工业的落后导致长期的剪刀差,在1923-1927年间,曾造成多次严重的工业品匮乏,破坏了工农业之间的正常的商品循环,使工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一切大大激化了城乡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1926年11月1日,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如果你们核查一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你们会发现这些数字表明比例失调,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品匮乏——去年匮乏工业品总额高达3亿8千万卢布,今年的亏空将达到5亿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原始数据表明比例失调上涨了25%。”[14]据国家计划委员会1925-1926年度的控制数字表,该经济年度的国家预算才37亿卢布,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才290亿卢布,这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品缺口。

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但在当时的苏俄,工业品缺口如此之大,为什么还没有更多的工业品生产出来呢?其实在列宁最初的设想中,新经济政策会吸引来外国资本家租赁苏俄的企业和土地,这样以国外资金来满足苏俄农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但是外国资本家出于对于苏维埃制度的不信任,并不在苏俄投资,所以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是瘸腿的政策,长期坚持必然出问题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其实,新经济政策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之争,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具体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之争”。在《新经济学》中他这样描述:“在这个时期,劳动消耗规律在我们国营经济的基础上必然会采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形式,它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必然同价值规律有冲突,有不断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与作为另一种社会生产制度调节者的价值规律一起并且在同它斗争中起作用的经济生活的调节者,我国工业的整个具体历史、整个国营经济的具体历史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布哈林指责托洛茨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掠夺农民,他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时说过一句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他错误的根源在于不懂得如果不快速进行工业化,那么小商品交易自发的价值规律就会再造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那时候即使再进行工业化,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不可能在私有商品生产的包围中,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生存下去。我说过,这两种制度虽然都属于我国统一经济制度,但是也必然会造成:或者社会主义生产使小资产阶级经济一部分从属于自己,一部分适应于自己,一部分被吞没,或者自己被商品生产的自发势力湮没。‘吞没’一词就这处上下文来说,等于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的意思。”既然十月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工人国家,那么就决不允许在革命之后再出现新的剥削者,在新经济政策的滋润下新成长起来的城乡资产阶级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完全不相容的。

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指出:“贪污受贿”是布尔什维克目前的敌人,仅仅就在1925年3到9月间,莫斯科省法厅就审理了786起挪用公款案件。在新经济政策中,腐败是高发的,因为在存在价值规律的经济体里,不受约束的官僚存在将权力变现为货币的内在倾向,因为权力很难世袭,而货币世袭很简单。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如果目前官僚不顾极其明显的不利条件而依然认为有可能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末,他们在未来的阶段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方面为自己寻求支持。人们可能这样说,大官僚并不关心占优势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些什么形式,只要这些形式能够保证自己的必要收入就行。这种说法不仅忽视了官僚本身权利的不稳定性,而且还忽视了官僚的后代问题。新的家庭迷信并没有从云端掉下来。特权如果不能传给自己的孩子,那就只有一半价值。但是,遗嘱权同财产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只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如果官僚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取得了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推行市场改革的国家,最终都面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如果苏联一直坚持新经济政策,那么资本主义的复辟会很早来到。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理论家之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斯大林模式开始之前的前苏联经济体制有一个大概的直观印象,我们看到,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前苏联经济体制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很多的变化,而且变化是非常大的,在从旧俄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虽然这些经济体制都有种种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是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也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主题,在内战爆发前,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重点,“和平、土地、面包”是布尔什维克对人民的承诺,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虽然这种体制问题极多,也引发了人民的不满,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能吸取经验教训,也由此转向了新经济政策,这是前苏联最自由的时期之一,无论是宏观的经济体制方面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方面都非常自由,自由是我们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因为这是区别共产主义与之前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但我们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强调的是劳动的自由而不是资本的自由,因此,按照劳动是否自由来划分经济体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这一点却为很多人所忽视。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体制多变,但各种探索已经为以后各种经济体制的实行提供了实践基础,可以说,前苏联后面所实行的所有经济体制都可以在这一阶段找到影子。

没收富农物资

四、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旬的斯大林模式

这种模式是国内外探讨最多的体制之一,目前国内的老左派和国外共产党正统派都视这种模式为最正宗的社会主义模式。我曾经和国内不少老左派聊过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对斯大林体制充满自豪感,一提到斯大林,都津津乐道于当时的工业成就,他们说道,在新经济政策结束时,前苏联还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但苏德战争爆发前,前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确,我们看到,在当时,苏联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当时资本主义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前苏联工业化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的速度都要高,前三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每年的年均工业增长速度高达20%。在短短的13年间就完成了工业化。如果看过当时前苏联的宣传片和宣传画,一定会对当时前苏联的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莫斯科红场整齐如一的阅兵,斯大林所到之处响彻云霄的欢呼,工厂里埋头苦干的工人,无一不在显示着志在天下的霸气。

然而,对这种体制,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其实,斯大林体制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施用勤老师写道:“在1927年底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富农生产并控制了大部分商品粮,由于严重的剪刀差和工业品匮乏,他们不愿意把粮食出售给国家。以西伯利亚为例,1927年7-12月这段时间收购粮食不足全年计划的1/3。 国家大粮库中有一半已经见底,城镇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面包店前排起了长队,面包的价格不断上涨。连军队的给养都没有保障。 收不上粮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经济就要瘫痪。粮食是苏联出口的主要货物,没有粮食,苏联的进出口就完全停顿。”[15]在严重的灾难面前,斯大林意识到 “新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他亲自前往西伯利亚督促收购粮食,制定非常措施,并与继续主张对农村采取让步政策的布哈林翻了脸。2月中旬,《真理报》发表标题为《富农抬头了!》的社论;4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坦率地承认,国家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是政府对富农经济力量的增长控制不力造成的,这表明斯大林已经认识到灾难的严重性。就这样,斯大林模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对于当时经济建设的具体成就,在此就不再细说了。斯大林模式是个完整的体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无所不包,在此我主要谈谈经济体制。首先是工业上,斯大林建立了一种完全的国有制经济模式,1927年12月,在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对于按绝对量来说正在增长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虽然增长的程度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小得多)应当而且可以采取更坚决地从经济上加以排斥的政策。”[16]在宏观上,这种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指令性的计划制度。这可以说是斯大林体制的核心,高度集中和指令性,这是斯大林体制最基本的特点,“计划就是法令。”这是当时的苏联名言,这种计划有着几个特征:计划任务目标由国家集中决定,执行者无权更改;以计划指标的完成程度来作为考察执行者业绩的标准。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面性和系统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斯大林的计划不仅包括了城市,而且包括了农村,国家计划实际上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政府编制了数百种平衡表,为企业规定几十个计划指标。但是,斯大林的计划始终是不彻底的计划,在人类历史上,中央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完全只能执行的政治体制仅仅只存在于古波斯帝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地方政府和企业同样拥有分散权力,这可以从当时的工业化看出来。

前苏联的工业化可以说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对于世界史上都堪称奇迹的13年工业化的成果来说,唯一的财富来源就是人民的辛勤劳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场大竞赛,很多人说苏联模式没有竞争,吃大锅饭,养懒人,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苏联的竞争氛围绝对浓烈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度很大一部分就是竞争的原因。在“一五”计划期间就发展了两种典型的竞争模式:突击队和响应计划。突击队是工业化的最初几年由共青团员发起的,是由工人组成的一种劳动组织,他们的目标的树立榜样,帮助提高生产效率。响应计划是企业得到计划指标后,开会讨论,不仅要保证完成任务,还要超额或者提前完成任务,企业内部的各车间也要制定自己的响应计划。在“二五”计划期间,斯达汉诺夫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者是顿巴斯中央伊尔明诺矿井采矿工斯达汉诺夫,他于1935年8月30日夜间在一个工作班内采煤102吨,这一成果震惊了全国,此后斯大林于1935年12月召开了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确定了将个别人的记录推广为集体的任务的斯达汉诺夫工作法,与会的3000名代表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在这种形势下,斯达汉诺夫运动迅速发展,出现了斯达汉诺夫工作班、工作日、工作周、工作月等形式很多工厂只用10天就完成月计划的一半,甚至有的工厂10天完成全月计划。一些工厂的工人还发起了“双定额”计划。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须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17]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斯大林主义的鼎盛时期,由于存在着对劳动力的大规模过度需求——每个企业为完成和超越指标都急需劳动力——苏联工人仍然保留一些自由,尽管没有明确的劳动力市场,同时,由于企业之间为各种类型的投入彼此之间有激烈的竞争,因此也存在着生产资料市场,尽管这种市场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这些可参考D·Filtzer所著《苏联工人阶级与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

但是,这种自由仅仅是单向度的自由,工人只有决定多做多少工作的权利,没有决定少做多少工作的权利,工人在企业内部没有丝毫的企业管理权力,企业的管理制度仍然是一长制,当时苏联的一位普通干部说:“有些人、甚至有些党员,每逢党中央或政府下达指示,就喜欢问一声‘路线对头吗’。简直乱弹琴!苏联政府的领袖既然发出指示,它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一定是正确的指示。我的党内职位不算最低,可我想都没想过批评或者参与制订党的路线。制订路线是中央、政治局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任务。只要上面提出新路线,我就立即采取措施全力落实它。”[18]同时工人的热情也来源于物质利益,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此外工人在企业内也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清洗的危险,这一点我们也在后面谈。

2、部门性的组织体系。就是把全国各企业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929年12月,布尔什维克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成立了联合公司,后来又过渡到以专业部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整个工业管理体系按照专业原则建立,部门与企业是行政隶属关系,各部对企业的工作进行集中统一的指导。但我们从以上所述的苏联工业化进程可以看到,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竞争,同样对扩大再生产有着迫切的需求,由于中央政府鼓励生产,超额完成任务被作为是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比例和平衡观念被斥为“资产阶级偏见”,科学的标准由于不能充分表达“群众的热情”而被视作不合时宜,每个企业之间也不会顾及社会的总需求量,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仍然存在,所以苏联的产品数量很多,但质量不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消耗了大量剩余产品,才避免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3、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在工业化之前,苏联在工资方面基本上是平均主义,这种做法不利于提高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在1931年,斯大林开始了全面工资改革,主要是提高重工业部门的工资,扩大不同工人的工资极差,扩大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提高技术人员的工资,其中最重要是一点是推行计件工资制,实行各种奖励制度。我们一直提到,苏联是存在市场的,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消费品的权力,从1928年起成立了内部配售商店,1932年又改为工人供应处,在1928年至1935年由于产品不丰富实行凭卡和货币双重方法供应消费品,1935年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实施统一的国家零售价格。在任何意义上,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都是无所不在的,这一点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承认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些规律可以被自觉运用,但不能被超越。商品关系在消费产品的分配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尽管苏联可能在不久后实行实物交换,但要经过一个时代才能消灭货币关系,参见《斯大林全集》(第445至502页)。同样,曼德尔作为斯大林体制的反对者,同样承认苏联存在价值规律,参见曼德尔所著《苏联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苏联工人的工资是相当低的,斯大林大幅度下调了工人工资,工人的实际工资直到50年代初才再次达到1928年的水平。工人的热情很大一部分源自对挣钱的渴求与追逐,因为推行计件工资,那种将苏联工业生产的高效率完全归结为精神激励是完全错误的,精神激励的作用并不大,社会主义不能只是建立在精神上,马克思早就提出,一切阶级冲突的根源都是经济利益的冲突,无产阶级的行为动机根源也在于经济利益。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提出,共产主义是一种媚俗,因为它意味着对一切丑恶事物的绝对否定,将生命描绘成一种完美的存在。这是绝大多数欧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米兰·昆德拉批判的仅仅只是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从这一点来说,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想法并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应然取代实然,以空想取代科学。

斯大林体制的崇拜者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前苏联工业化的高效率,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种高效率一方面是由于对金钱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当时苏联企业、劳改营以及企业与劳改营的关系。

对于微观的企业管理制度,我们上面说到了“一长制”,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时代被大大强化了,说苏联工厂是监狱毫不为过,工厂的无数触角束缚着工人,把他体内最后一滴血液吸干,工厂监控他、刺探他、对他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无所不管。我们可以从当时一位西欧共产党员旅苏日记中了解情况“工厂书记局保存着全体工人的档案,从生平履历到任何其他材料。在企业里,工人处于密探网、墙报、厂杂志、党与工会组织及会议的刺探目光下,如履薄冰。工人的任何小错都记录在案,被厂内黑板报点名曝光,假如犯了大错,会受到厂内‘同志法庭’处理;一旦自己的政治忠诚遭到怀疑,便轮到国安出面了。工厂(或说厂内上层官僚)是工人的主子。一句‘生产需要’,厂里就能把工人派去天涯海角数月甚至数年。工人无法拒绝,否则会给扣上逃兵和怠工的大帽子,闹不好蹲大狱。苏联的厂规相当严酷。连续两三次迟到(哪怕五分钟),工人就成了‘旷工分子’;这罪名很吓人,足以开除任何工人。假如你的工作证上有‘旷工’记录,就没法再进任何工厂。”[19](《反动派公报》N56-57 1937年7-8月)这些资料明显地说明了苏联企业管理体制的不人道与落后,难怪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里齐在其著作《官僚化的世界》中认为奴隶制是对苏联工人最准确的描述,但相对于劳改营里的犯人来说,企业里面的工人可以说是相当幸福与自由的了。

关于前苏联的劳改营的描述,最著名的著作要数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可以说,劳改营是苏联经济体制必不可少的一环,苏联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很大一部分都是依靠劳改营犯人的双手建立的,例如,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就是在监狱设计室为苏联军方设计飞机。而更多科技人员则直接被送到各建筑工地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异凡写道:“这支大军构成前苏联工业化中的一种怪现象:利用劳改营的大量无偿劳动从事大型矿山、水电站以至地铁的建设工程。这是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当局依靠他们的双手,在缺乏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建成了许多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在发展前苏联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然而,斯大林并不关心这些劳动力,对他们实行一次性使用,到30年代末,关押的犯人超过1000万,其中200万人死于艰苦的环境,100万人死于枪决。劳改营的管理完全是由内部安全机构负责,对待他们和奴隶没有区别,他们没有工资,必须完全服从管理,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这是对奴隶制的最佳形象说明。

企业和劳改营并不是完全分离的经济体系,它们都是前苏联工业化所必不可少的环节。斯大林在劳改营里强迫犯人劳动,又用劳改营里艰苦的生活来威胁企业工人,让他们不敢在企业内部有任何异议,因为稍有不满就会成为劳改营中的犯人,同样是根据那位旅苏共产党员在日记中记载:“厂里的‘特别处’扮演国安的角色。多数情况下,处长由党委书记兼任。这个部门负责监视工人、偷听工人谈话、关注开会的到场比例和群众表现。各种琐事都记录在案,以备万一。这种环境里别想谈政治。大家聚会时闲聊八卦,拿小市民的庸俗话题(谁给谁戴绿帽子)打发时光。在厂里,这么多年我只听到一次政治谈话:1935年,我听说莫斯科第一滚珠轴承厂发现反对派的传单;第二天,那家工厂有300-500个工人被捕,后事不知。看看厂里多少人失踪,可知特别处的活跃程度。谁都明白失踪就是被抓了,原因没人知情。也不敢问。有天我上班,同车床的副手没了。我也不言语,闷头干活。”[21]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被压抑到极点,可说是20世纪最残忍的劳动体制之一。

在农业上,斯大林实施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全盘集体化。我们知道,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可以自愿加入合作社,但在斯大林时期,农民是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的,1927年12月,布尔什维克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改造成大规模集体经济,1929年4月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快集体化进程,同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整村整乡实行集体化的决议。下半年,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就开始了,同时宣布消灭富农的政策,规定了各地区实现全盘集体化的期限,同时各地的农业干部为了讨斯大林欢心,和工业干部一样狂热于超额完成任务,相互你追我赶,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对于不愿意加入的农民纷纷扣上“富农”的帽子后送入劳改营,斯大林在一次同丘吉尔的谈话中承认,在这一时期“有1000多万的农民被消灭”[22]。这是对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大破坏,集体化后,苏联农业发展的速度甚至落后于沙俄,粮食产量直到50年代才达到1913年的水平。集体农庄的庄员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们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提供粮食,这主要是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完成,农庄里的机器拖拉机站拥有很大的权力,它通过内部通行证制度对所有庄员进行监控,集体农庄生产出来的粮食通常只能够完成上交的任务,而农庄庄员只能靠宅旁园地即小块自留地养活自己,这和过去沙俄时代的村社更为类似,机器拖拉机站就像是领主,而农民更像是农奴,也难怪许多西方学者称前苏联为国家农奴制,参见Conquest所著《悲惨的结局:苏联集体化与饥荒》。

由于斯大林体制是前苏联最重要的体制,目前的人们也将斯大林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正统,因此我们所说的苏联体制,主要是指斯大林体制,对它的评价,我们放在后面进行。

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

俄人权机构整理的1923-1961年劳改营的分布图

农业集体化早期:农民游行抗议

五、1953年至1986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后斯大林时代

所谓后斯大林时代,就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个时期,是苏联的相对稳定时期。在此我们重新强调一点,苏联社会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它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变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本身就是变化的产物,他们的政策也经常在发生变化。但苏联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静态的社会,这体现在无论经济体制怎么变,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始终是上层的官僚,一切变化也都是由这些官僚操纵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社会又是一个静态的社会,所以说,前苏联是动态和静态结合的产物。由于我们主要论述经济体制,所以主要从经济方面的变化来说明问题。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进行过改革,这种改革在国内在教科书上被很简单地说明成扩大企业自主权力,权力下放,通过物质刺激生产,重视货币的作用等,但最重要的变化确没有说明,那就是整个社会与西方的接近,在这个时期,西方的一切都光明正大地进入了前苏联社会,如果说在斯大林时期,一切的黑市、腐化、罪恶、经济失调、奢侈消费模式都是在隐秘的暗地里进行,那么这一时期一切都公开化了。这丝毫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斯大林体制的效率总体来说是极其低下的,虽然前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世界瞩目,但是里面隐藏着极大的浪费和质量问题,包括把劳动力当作奴隶一次性使用的问题,而我们知道,一切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斯大林的工业化从长期来看效率极其低下,因此必然会对它进行改革,这并不是当时中国所说的修正主义,而是一种必然进行的趋势。

在介绍斯大林体制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劳动者的劳动动力来源问题,一部分是物质刺激,一部分是恐惧,还有一小部分精神激励。而在后斯大林时代,精神激励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戈尔巴乔夫就在悲叹,他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落:“公共道德开始腐败;在十月革命的英雄时期、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伟大卫国战争及战后重建时期里锻炼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伟大团结精神在削弱。酗酒、毒瘾和犯罪在增加;与我们迥异不同的、滋生粗俗和低级趣味并导致意识形态贫乏的那些大众文化典型的渗透在增加。”[23]同时,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被斯大林投入到劳改营里的犯人被大规模释放了出来,企业内部的特务制度也被废除,恐惧这一劳动动力来源也消失了,因此动力来源就仅仅只剩下了物质刺激。可以说,整个苏联后期的改革,都是扩大物质刺激的过程,当然,在后斯大林时代,所有刺激还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曼德尔认为前苏联是一个位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但我认为前苏联真正的过渡时期是在这一时期,一切的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前苏联的,前苏联也在这时开始往西方越走越近。

1976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哈萨克斯坦

六、1986年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

这一时期,改革是全面而深刻的,在经济上,戈尔巴乔夫主要借鉴了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的经验,这些措施非常类似于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政治环境极为混乱,所以也不属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也很难对当时的经济体系有明确的定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式和微观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这对我们下一步的深入分析有很大的帮助。前面我们说到,劳动的自由程度是政治经济学衡量经济体制的标准之一,因此劳动的动力问题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首要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人的依赖性,来自于对劳动力的直接强迫。在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物的依赖性,来自于对追求物质的心理动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动力来自于人自身的劳动需求。我们看到,在斯大林统治的时期,劳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物质激励与恐惧,再加上一部分精神激励,这远远没有满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自由。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后斯大林时期,恐惧的动力逐渐消失,精神激励也递减,劳动的动力越来越依赖于物质激励。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前苏联走向了南斯拉夫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前苏联完全没有满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条件。

戈氏的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注释:

[1]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2]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17页

[3]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4]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5]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6]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7]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0-521页

[8]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9]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页

[10]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页

[11]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8-479页

[12]列宁,中央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14]《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6-1927)》托洛茨基,开拓者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15]《新经济政策与重视农民》施用勤

[16]中央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61页

[17]斯大林,中央编译局译,《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7—588页

[18]《反对派公报》,N56-57,1937年7-8月

[19]《反动派公报》,N56-57,1937年7-8月

[20]郑异凡,《从“人的自由发展”看苏联的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02期

[21]《左翼反对派公报》,N65,1938年4月

[22]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苏群译,《胜利与悲剧》(上册),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311页

[23]戈尔巴乔夫,《体制改革:献给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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