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是中心

[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 著

陈宗延 译

 

说明: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是《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委员会成员(译按:她担任编委会成员是由1984至1993年),及《从阶级退却:论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作者。

 

 

我对于前苏联当前危机的第一印象,除了所有戏剧性的变化之外,是旧苏联(Union)结构在共和国(Republics)层面上被再生产的程度,至少就一部分的旧机构安置自身在新机构中以分一杯羹的意义上。这并非仅是维护他们自身的民族情感。最近我听闻一位评论者将状况形容是为财产(Property)的争斗,而我认为这与事实相去不远。一些共和派领袖不过是试图维持其侵吞的手段(levers of appropriation)。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我们是否看到资本主义的复辟,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某种类似两个世界最糟的东西,旧机构的一部分抓住特权,以及市场纪律(market disciplines)──劳动力商品化、失业、利润极大化的趋力──尽管或许不会太成功。

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当然不是不可能。事实上,这类政体或许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不过,无论如何,我仍然很难相信,任何复辟资本主义剥削的尝试不会遭遇工人的抵抗。我们不应低估植入体系中会遇到的阻碍和抵抗。在旧制度中,工人确实被国家压迫和剥削,但是被剥削的工人和剥削的国家机器的关系,不同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中,剥削的资本和被剥削的劳动的关系,以及竞争和利润极大化的强制性,是生产过程的整体部分(integral part),恰恰在企业自身内部。例如,它们透过通常是管理者与工人相互冲突的关系而运行。在旧苏联政体,剥削的国家及其强制纪律位于企业外部,也不存在像是资本主义中的那种体系性的纪律,直接在企业内部生产过程中运行。事实上,工人和管理者倾向于拥有实质的共同利益。因此在企业和国家机器中有一定的距离,而当旧强制结构解体,它们留下的真空,是私人资本不易填补的。

让我阐明我所指为何。我最近读到波兰政府暂时决定对私有化踩煞车。他们现在认为他们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产业政策,并且改善国家产业。而他们认为他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法律框架,使得管理者表现得像是所有者。他们说,在旧体系中,没有人表现得像是所有者──他们指的是,在国营企业中没有人被迫要响应竞争的“经济”纪律,等等。

我稍早之前读到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在前苏联,缺乏中央机关的直接指令底下,企业管理者经常发现自己依据他们工人的需求而指挥操作。这违反了市场体系的所有准则!但是一旦中央机构弱化,而且没有私人资本,管理者还有什么其它压力需要响应?更具体地说,没有真正的市场纪律(其终极武器是解雇工人的权力),这些管理者还有什么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在这有限但绝非无足轻重的意义上,旧制度,或其解体,将企业留在工人手中,至少要将资本置入在工人与他们所控制的企业之间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不确定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持续辩论可以得出多大价值。尽管,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不是一个精确或有用的描述。当前的情况应该很清楚表明了这个叙述距离实际有多远,正如所有热切的市场商人(marketeers)所发现的。首先,资本主义根植于竞争和利润极大化的强制性,以及通过这些强制的中介对工人的剥削。我无法想象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实用定义不包括这些体系逻辑。苏维埃式的国家确实剥削了工人,而且也存在一种积累驱动的(accumulation-driven)过程,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强制则并未运作。当中央国家解体时,它留下的是一种不同于你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找到的工人阶级,以及一种不同的意识型态残余,包括让市场改革者如此不快的平等主义冲动(egalitarian impulses)。

斯大林主义永远离去了吗?我不相信它可能复辟任何类似的原初形式──尽管这并未排除其它类型的威权政体。事实上,比起斯大林主义,看到沙皇制(Tsarism)复辟我还比较不惊讶!或者,试想看看,或许我们现在将真正见识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俄国革命的延续吗?首先该说的是,斯大林主义是对苏维埃等等代表真正民主驱动的革命的逆转。而我确实不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必须要说,在生产力相对未开发的国家引进社会主义,以及使用社会主义政党作为发展的工具,绝对不是毫无疑问的。快速工业化总是隐瞒着工人进行的,而这意味着宣称代表工人的党以及工人自身的关系必然会是充满问题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将苏联的失败视为“社会主义本身,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的证据,是荒谬的。

要修复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造成的伤害需要花一段时间。不过从现在起,事情只会越趋好转。我们已卸除那重担(albatross),而现在我们将会把焦点放在资本主义上,没有冷战转移注意力了。资本主义的问题仍然存在,满满一箩筐(in spadefuls),而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我当然赞成重新夺取对民主的语言。我们不应将民主拱手让给另一阵营。但我们也不应将我们的民主理念局限于其在资本主义下的传统意义。我恐怕这是正发生在一部分左派身上的事。例如,在英国,有一些人全神贯注于宪政和选举改革。显然我不是反对民主化英国国家制度的改革。但是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在我看来像是纯粹的逃避主义(escapism)。这就好像在你周遭的房子就要烧毁,还执迷于地毯上的一块污点。

民主的理念应该是我们对资本主义最强力的挑战,而非将我们纳入于它。我们必须弄清楚,真正民主的国家和公民社会,在资本主义下是决不可能的。当然,摆脱君主制和上议院是一项进展。但那不会让我们距离移除民主的真正阻碍,即资本主义自身,更近一点。对我而言,“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是社会主义的精髓,也会是民主的基础。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流行的想法,但我仍然坚定致力于此──既因为它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也因为它是一种有别于驱动机制为国家强制或利润极大化强制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经济体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实上,或许我们该从共产主义崩溃学到的首要教训是,尽管资本主义已对自己证明了它能够在没有民主下运作,但社会主义则不能。社会主义,按其定义,是从工场到国家各层级皆民主的社会组织。

为何我要坚持阶级政治的重要性?当然,我们无法保证工人阶级会带来社会主义。我的论点不过是,如果社会主义要发生,它必须由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按照这种方式发生。

1992年

 

原载Wood, E. M., 1992, “The Working Class is Central.” Worker Liberty 1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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