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女权主义

林恩·威廉姆斯(Lynne Williams)  著

左岸风  译

 

【摘要】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车间/工厂里发挥的作用,资本家把安全事故的责任推卸给工人,指责工人自己不够小心,而由于僵化的男女性别机制,高度男性化的车间文化强化了资本家的看法,很多“大男子主义”的工人自身也会轻视安全问题。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组织策略是在车间里引入性别问题的视角,让工人们意识到过于男性化的车间文化是有问题的,考虑工作中的安全问题不是懦夫的表现,工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在工厂/车间逐渐削弱父权制和恐同的力量,这才能为真正持久的变革开拓途径。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激进性在于,它认识到了性别在培养工人阶级意识和理解“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的性别角色对发展激进的阶级意识非常重要。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常关注性别不平等对妇女的影响。虽然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并且需要我们持续地予以关注,但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也同样关注性别不平等对组织阶级运动的能力的影响,在这种运动中,我们的分歧并不妨碍我们采取集体行动反对资本。

我从小就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当我开始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场所担任技术员时,反对性别不平等的政治活动才重新活跃起来。做一个理论上的女权主义者,与当你正在18英尺长的梯子上工作时,一个男人摇这梯子而促使你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它与你要达成的目的有不同的关系。

早年的我,虽然确实面临着现实的物质斗争,但我的女权主义基本上是理论上的,对我来说,它发生在争论中并且常常是正确的。在作为普通活动家的工作中,我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变得更加明确和具体,那是有关我在同事之间建立一种不仅是理论上“正确的”团结,而且是积极建立起加强和再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所需要的团结。

举例来说,这意味着在面对摇梯子的人时,要建立一个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网络。这些积极分子同时面对摇梯子的人,使其他摇梯子的人在不对集体负责的情况下无法晃动梯子。

以这种方式处理车间的组织问题,基本上是一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战略:(1)认识到性别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性别歧视或异性恋霸权的情况下,而且发生在那种坚持认为性别角色比阶级团结更重要的每时每刻;(2)了解社会性别及其组织社会的方式和我们所做的工作;(3)认识到社会性别问题不仅是争取个体平等的自由要求,而且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个人完全解放的可能性;(4)了解社会性别角色在培养激进阶级意识、领导力和运动中的中心地位;(5)最后,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见解和政治传统纳入我们作为组织者的战略中。

 

1. 性别问题不仅出现在性别歧视和异性恋霸权的情况下

性别问题不仅是酷儿和女性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以便让每一次讨论不能只涉及个人的斗争(这是现实的,值得关注的),还要包括整个工作场所的政治和文化。

健康威胁中的性别问题

在我的工作中,性别影响所有工人的一种方式是围绕车间的安全问题。在一个几乎全是男性的车间,组织安排车间的安全问题,涉及到对性别政治的复杂理解和一套特定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

具体来说,除非还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我的同事通常不会安全工作。我们只有当某人因某事被停职,例如被解雇时才会执行安全规定。他们自己的安全问题被忽视了,而不是作为降低生产率的战略。问题变成了只有“懦夫”才会考虑工作安全问题。

这种“男子汉气概”的态度仍然存在,而工作中的安全问题却很严重。我在检修孔工作,那里的安全问题包括从直接受到伤害的风险,到暴露于粉尘和气体的长期的健康风险。我的同事们实质上是在互相监督对方的阳刚之气,并有效地执行管理层对工伤的处理方式,认为工伤都是员工自己造成的。

管理层积极力否认工会活动分子了解到的情况,工作中存在的危险是工作的组织方式造成的,而工人本身不会制造这些危险。尽管如此,管理层还是成功地宣称,我们在爬上生锈的梯子、举起300磅重的井盖,或驾驶转向灯坏了的卡车时,还不够小心。高度男性化的车间文化强化了管理层的看法。

我的同事说,受伤的工人不够强壮,不够聪明,无法应对这些危险。结果,工会成员在安全问题上没有积极的要求或立场。在安全设备和程序方面,工会的所有利益基本上都变成了令人讨厌的或被视为有损男子气概的行为。

管理人员使安全设备成为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原因,并使用安全违规作为一种惩罚员工的方式。车间的安全问题以前是工会的胜利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管理工具。

由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车间文化,在工作中组织更有效、更广泛的安全措施也等于组织反对这种顽固的异性恋规范的阳刚行为。让人们相信“让一个人不安全就是让每个人都不安全的”不违背他们的个人价值,只会违背管理层不断提高的生产力需求。

组织的目标是重新定义在车间里什么是有价值的,不是过于男性化,而是集体参与阶级斗争,这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方案:这个方案通过消除个体的性别认同,而在我们如何工作,我们如何与工会联系,我们如何定义工会以及我们最终可能达成什么目标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加强了所有工人(不论有着怎样的性别认同)的集体力量。

作为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我们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不需要不断努力去达到压迫性的性别角色的标准,而个人斗争也不能干涉我们建设工人阶级力量的集体计划。

性别,社会组织和解放

2. 性别可用于组织社会

由于“男子汉气概”是占主导地位的车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性别角色在我的工作场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有很多不同,然而在这种主导性的文化中,每个工人都失去了与这些身份的关系。

虽然我想要认识并理解这种车间文化,但我不想把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任何方面都本质化。我的一些同事不是很有男子气概;有一些女性,有一些男性化的女性,有一些认真的工会活动人士,他们从对老板的吼叫中获得了他们的大男子气概,而不是抗议不安全的工作,及更多的被动角色等等。

我想说,工人阶级的多样性确实是无限的,在我们的车间和工会中占主导的车间文化中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这种文化通常不是从阶级角度回应工作的组织方式,而且从阶级角度回应工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是不够的。因此,在这些地方逐渐削弱父权制和恐同的力量,为真正持久的变革开拓了途径。

我们在安全问题上越来越密切地组织在一起以相互支持,在工作中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的旧的车间文化就会发生变化。这一策略也为那些不是“男人”的人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在一个车间,我们取得的成功越多就越团结。

经过几个月的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解,我的整个车间都在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安全地工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为性别而辩护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所捍卫的是我们对安全工作场所的集体权利,从领导层的管理中重新要回这个权利。我们在我的车间里只取得了些微成功,但是被说服加入董事会的人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这是工人间加强团结的信号。

3. 性别就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解放的潜力

女权运动的一些成功是为那些在工作中遇到歧视和敌意的人创造了行为规则和法律援助。这些规则是有价值的,是由有色人种、酷儿和妇女们在工作中发起的真正而勇敢的战斗的结果。

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化的工会成员,这些规则就不会被整合到团结的核心。如果反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没有在工作场所中组织起来,就不会有集体承诺来应对这些违反工会团结的行为。害怕诉讼的管理层基本会执行这些反对性别歧视、恐同和种族主义的规则。

尤其是在车间里,作为积极分子的任务是,不应让这些运动的胜利转变成破坏我们运动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工会,什么是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工作中有效地干预所有这些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现象。加强团结而不是简单责骂好冒犯的工会成员也是我们的任务,转为那恰恰也是管理层破坏我们的团结的方式。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可以要求和行使所有工会成员权利的集体,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简单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区别。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策略不仅能更有效地构建持久的结构和关系以保护女权主义者、酷儿和反种族主义者的要求,而且要更有意义。它创造了一些我们要求人们站出来互相支持的情境,而不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就半途而废了。它要求人们为了自己的同事,为了工会的利益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它为集体建立了关系和责任。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方面,与自由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或看法,而继续讨论到工作方面的事宜的时候,二者之间也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人们讨厌“自由主义者”——部分原因是出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主义,及认为自由主义者只代表少数人——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人们真正讨厌自由主义原因是它未能以改变阶级的方式改变世界。

自由主义政治有赖于阶级的支持,但却与阶级对立,给予个人的流动性和个人的公民身份以特权。激进主义把所有这些个人斗争都放在了资本主义如何使人与人,人与自身相异化的背景下。人们“接受”激进主义,因为激进主义在资本主义下是所有人的斗争。他们想要互相支持、被支持——“对一个人的伤害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如果我们不互相支持,我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把工作场所的斗争放在一个根本性的方案中是非常重要的。理解社会性别如何在人与人、人与自身相异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方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也是一种组织方式,因为它认识到性别在培养工人阶级意识和理解“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是激进的。

这是一种人与人间的情感联系,人们需要相互信任,在工作中承担风险,消除白人、男性和异性恋的特权,成为一名高效率的工人——组织起来有利于从根本上建立起信任,相互关爱,创造一个让阶级间相互关心共同对抗资本主义的所有影响的空间。

这些个人的政治活动在组织工作场所的相关事宜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中发挥作用。偶尔,人们会出去喝酒,互相敞开心扉,我们作为与资本主义组织生活的方式斗争的人类,相互分享我们对尊重和关爱的需求。

我们不必在第二天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这些对话。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所以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斗争,而不是忽视它们,要求彼此成为更完满的人是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方案的一部分。

在所有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谈话中,我们常常讨论关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种族、战争、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和工作等问题。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有助于理解人们的说法,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当人们谈论东西时,他们想要强调他们在生活中所做的选择的价值,他们做出的牺牲。人们都很聪明,有洞察力,有创造力,并且真诚地试图理解资本主义对我们生活造成的混乱。他们感兴趣的是参与并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并希望这些努力得到认真对待。

作为激进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些个人斗争。这是我们的信念的核心。资本主义有时会对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生活造成创作性影响。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政治活动仅仅放在这些个人斗争中,而是把它们融入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我们的组织方式中。这对人们很有吸引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在中国,工厂女工人数上亿

4.我们的性别角色对发展激进的阶级意识非常重要

如果这能被看作是我们在车间、在世界上的斗争目标之一,我们需要以积极分子的方式来对待它。我们需要赢得同事和社区的尊重与信任。这不是一项小任务。我们成为优秀组织者的途径也来源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传统。我们将我们对性别角色在发展政治意识中的中心地位的理解与我们构建民主运动的方法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身份是支离破碎的,在这种性别秩序下生活有一些不现实的标准,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人性的完整性与生存相比只能占次要位置。

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与其他工人谈论合同、工资、工作条件、工会和管理,但却发现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个人生活——他们的和我的个人生活。

我错误地认为这种注意力集中在成为车间里的积极分子,关注我们共同的物质利益,必须以牺牲我的其他身份为代价,因此,我错误地认为,我不是异性恋会分散我们作为工人的共性。我一直在纠结如何把我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与我作为车间活动人士的身份结合起来。我担心我的性取向是一个问题,但人们似乎更关注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而不是我的性取向。

我的同事比我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倾向更强,他们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且能被这两种体验深深打动。他们让我也这样做,让自己更舒服。“出柜”的结果让我与人更亲近,而不是像我错误地以为会受到孤立。我在同事们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下认识到车间不仅仅与工作有关,而且与我们在生活中的全部经历有关。

我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观在我如何处理工作中“出柜”发挥了作用,我逐渐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性别和性方面的经验,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身份和不安感进行抗争。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很特殊,与那些直人有什么不同。这也迫使我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让我认识到“对我的伤害也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同时也让我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他人。

当我意识到我在工作中能更真实地做自己才是建立信任和团结的关键时,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带回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中来。作为一名积极分子,我大胆地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我。我的同事们很尊重我坦诚的态度,我们一道建起了深厚的信任。这种人际关系是我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政治理解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组织策略。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组织策略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所有的斗争中都联合在一起,这使我在车间问题上成为了一个更有效的组织者,而且现在有了同事们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支持是双向的,并且有助于在车间里培养领袖和积极分子。我们在车间问题上相互支持、立场一致。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组织策略使工人们更愿意去冒险成为在车间问题、工作的组织方式、安全问题、歧视、持续被管控的羞辱、拒绝中间休息(上厕所),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人们每天在工作的每一分钟都在挣扎等一系列问题上成为一个积极分子。

建立信任和发展人际关系在处理车间问题上很有必要,但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因为“典型”的问题而开始。我们在资本主义下更广泛的斗争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能力,培养对战斗的兴趣,形成一种把我们所有的个人斗争看作是有联系的、看到这些斗争是如何影响我们一切斗争的意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组织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框架。

5.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传统被纳入到组织者的战略中

在建设社会主义组织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进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认为把这种关注明确看作一种政治策略是很重要的。但我也不想忽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好的方面的事实:多听少说,把“关怀”作为一项任务和目标,确保每个人在过程中都同等负责和参与。

社会主义是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这一传统的一部分。在我作为一个普通活动家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有效地组织集体行动,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开展多广多深的斗争的知识。我也认识到,我能够意识到这个更大的斗争和思想传统是多么幸运。

有时我们认为人们对这些传统缺乏兴趣或承诺是有意为之,但我了解到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传统。很长时间里,左翼分子在车间里根本没有出现。一些工党领袖认为中产阶级是我们的目标,尽管我们要求更多的财富份额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目标,但作为激进分子我们知道它不会触及资本主义不人道的一面。

分享这一传统和这些政治教训是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想一个不同的世界的可能性,这个不同的世界来自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组织生活的方式的失败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人们之所以远离斗争过程是更有效的组织方式。至少对我来说,在普通的车间里是这样的。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更持久的组织是一个长期方案。

还有更多的机会从这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组织方式中学习,因为资本不断重组我们的生活,及工作使人与人、人与自身相异化,使人们远离政治变革的进程。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进展是增强阶级所需要的力量和建立集体的最有效方式。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车间/工作场所是实施这一策略的重要场所。

只有在意识上进行反抗才能有效地消除性别角色的制度化,以及他们为形成阶级运动的意识所造成的障碍。性别角色的制度化妨碍了集体斗争,妨碍了集体目标和身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进展和目标是为了形成反抗意识。

 

译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117

本文源网页:

https://solidarity-us.org/atc/127/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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