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下) ——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扬·马勒伍斯基(Jan Malewski)著

素侠云雪 译

 

编者按:此处承接《惊雷》第十期,连载《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下)——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一文。上次刊发时,将巴拉·昙坡译成巴拉·昙坡埃,与僧伽罗语实际发音不合,本期作出改正。此外需补充的是,巴拉组建的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是支持当时第四国际的少数派(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而之前的平等社会党多数派加入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原先第四国际多数派的帕布洛主义在斯里兰卡实行的结果。

2014年的巴拉

 

 

六、反抗背叛,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N·M·佩雷拉、彻勒芒德雷·古纳瓦尔德纳(Cholmondeley Goonawardena)和阿尼勒·木内辛格(Anil Moonesinghe)参加到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行为,在兰卡平等社会党内加剧了已经存在数年之久的两个方向的分裂。依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惯例,159名代表(代表着25%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投票反对参加政府。中央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委员,包括两名议员(埃德门德·德萨马拉科迪[Edmund Samarakkody]和梅里勒·菲尔南多[Meryl Fernando])和最有名的工会活动者巴拉·昙坡等,一起组建了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他们在声明中说:“这一蜕化是党内领导中的多数派多年来奉行议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逻辑结果,我们应以阶级斗争和革命前景来取代议会和改良主义斗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将党内非革命的部分开除出去。在此情况下,兰卡平等社会党内的革命派决定将自己在党的纲领基础上组织起来。因此,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并且此后将以一个名为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独立组织来活动。”

第四国际开除了兰卡平等社会党,并承认了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在1964年7月17—18日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并称之为“延续锡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正式组织,并授权它说明和处理任何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事宜。”,在紧急代表大会上,五十四名代表投票支持接受“这种认可,并在此后成为第四国际的锡兰支部”,另有九人投反对票,八人弃权。[①]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革命战士“被迫组建一个新党,尽管一些领导人和成员对此有些疑虑。这一局势还暴露了左翼运动内深驻着的一些小问题:宗派主义、领导人的勾心斗角和自私自利。”[②]

早年的巴拉

巴拉·昙坡及其同志认为,参加联合政府只能压制工人阶级,而且背叛了“21条要求”。那时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活动者拉克西里·费尔南多(Laksiri Fernando)在后来回忆说:“工会运动在这十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难以恢复。”[③]不过工会并未在1964年被压碎,它们还得以民主化。

兰卡平等社会党参与联合政府及其分裂后随之而来的,是斯里兰卡工人阶级长期的分裂和虚弱。很多活动者离开了兰卡平等社会党,但没有参加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1964年7月,锡兰贸易工会在莫拉图瓦(Moratuwa)的维罗那纺织厂领导了一场示范性罢工,得到了当地人的广泛支持。尽管只有500名工人罢工,但有4000多人参加到了纠察队中,以阻止管理方雇佣的破坏罢工者进入工厂。巴拉·昙坡每天都在现场并鼓舞着纠察队员的士气。但这场罢工没能像科伦坡码头罢工一样扩散开,而且在面对军队时,纠察队被迫解散。罢工被破坏了。

1964年12月,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两名议员,埃德门德·德萨马拉科迪和梅里勒·费尔南多拒绝给班达拉奈克政府投信任票,使得那届政府垮台。这不是如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前成员所声称的,是由于右翼分子的提议和统一国民党的支持才导致的,也不是由于投票反对将多数媒体国有化,而与先前亲政府的人员投票意愿相反。工人中的多数仍希望——更准确说是幻想——班达拉奈克政府将会至少部分实现“21条要求”,而且他们觉得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从一开始就在阻挠其实现。1965年3月首轮大选的结果反映出了群众水平的误解: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被没有获得议席,统一国民党赢得了大选。党当时经历了分歧与分裂,力量一天比一天弱。

60年代的巴拉

只有巴拉·昙坡所领导的工会——锡兰贸易工会,坚持表现工人阶级真正独立力量。除一段时间下降到工会斗争之中外,锡兰贸易工会在60年代组织了数十场罢工,尤其是反对集体解雇工人的斗争,促使统一国民党的总理直接同巴拉谈判,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巴拉·昙坡建议政府应介入并检查解雇行为。昙坡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这份草案成为1971年通过的《终止雇用法》的基础。[④]

七、保卫人民解放阵线的起义者

在20世纪60年代末,锡兰的毛主义青年激进化起来。历史上有名的两个主要的左翼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已经因入阁而背叛,此后在左翼中出现一片空缺,特别是在僧伽罗人农村地区。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填充这一空缺,在乡村地区的半无产阶级青年、无地农民、失业者和其他受压迫者中征召成员。这一新的运动有着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而且其活动者并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托派情结。

巴拉·昙坡很快意识到,这一激进化既不会由工会运动(如锡兰贸易工会)组织起来,也不会由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小的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在1970年时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或简称为RMP)组织起来。他寻求在争论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人民解放阵线建立联系,这样的联系在政府于1970年意识到要镇压人民解放阵线时开始热诚起来。

人民解放阵线的一个历史性领导人里奥内勒·博帕革(Lionel Bopage)后来回忆到:“人民解放阵线在其形成时期,那时它还是一个以‘运动’为名的秘密组织,巴拉同志领导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是最早给予它批判性支持的组织之一。人民解放阵线遇到更为激进的平等社会党人是1970年时,当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同志安纳纳达·普雷马辛格(Ananada Premasinghe)和马尔沙勒·佩雷拉(Marshal Perera)代表当时被关押的罗哈纳·维杰维拉(Rohana Wijeweera)时。尽管我们属于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阵营,而他们属于托洛茨基主义阵营,但这一分歧在反对国家的镇压时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来自统治精英的镇压对我们民主和自由权利的真正威胁。”[⑤]近40年过去了,博帕革还说:“我记得巴拉同志取笑我们是‘少列宁’,暗示我们对列宁知之甚少。”[⑥]

1971年时,由第四国际的瑞典支部派往斯里兰卡的哥特·基尔登(Göte Kilden)后来回忆到:“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在我会见罗哈纳·维杰维拉(Rohana Wijeweera)和人民解放阵线青年运动的其他领导人时,安排了‘谨慎的’会议,此会议是受斯里兰卡情报部门监视的。罗哈纳和他的同志们在该国中部穷困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其政治路线则摇摆于毛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中间。据巴拉·昙坡说,不幸的是,他们同时受民族沙文主义(对泰米尔族无产阶级缺乏理解)和黩武主义的影响。他们公开拥抱由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和林彪的‘人民战争’论组成的混合体……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多数内容是关于欧洲的。罗哈纳及其朋友很想了解1968年五月革命和意大利罢工潮,甚至是瑞典1969年—1970年矿工罢工的每一件事情。他们还想知道传统旧式劳工运动是怎样行动的(例如兰卡平等社会党那样)。确实,我们还讨论了经济、阶级与政治。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非常自豪于他们进行了很多年的‘人民教育’,他们在岛上广大地区给青年人讲授经济与政治。在我访问快结束时,我出席了一场由人民解放阵线、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和锡兰贸易工会等共同组办的颇富吸引力的开放性会议,与会的还有巴拉·昙坡和罗哈纳·维杰维拉,他们用听众中很多未曾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人能听懂的语言作了几个小时的教育演讲。这情形就像是一名睿智的老活动家和一名充满活力的年轻挑战者在争辩一样。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⑦]

几个月后,人民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起义。虽然缺乏武器和军事经验,不过他们还是控制了国内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起义被扑灭要多亏印度空军和毛主义中国的支持。有15000名青年在残酷的屠杀中被杀害。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和差不多5万名人民解放阵线的支持者被监禁;而巴拉·昙坡则做他们的辩护律师。

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维杰维拉

“事实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渊博的知识和了解,让刑事司法委员会(Criminal Justice Commission,CJC)的其他力量也可以代表1971年的起义的总体阶级视角。而代表国家方面的是斯里兰卡自由党、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间有害的联盟,他们尽其所能将人民解放阵线诽谤为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巴拉及其团队的支援下,我们能够有力地进行辩解。革命马克思主义党、锡兰贸易工会和巴拉同志继续抗议对人民解放阵线干部与领导人的非法的与长期的监禁。他们保卫人民解放阵线派一些活动者代表组织出席法庭来宣传自己政治观点的民主权利。锡兰贸易工会抗议逮捕和监禁近四千名人民解放阵线活动者(他们很多人还遭受国家安全力量的拷打)的行为。他们还反对1971年3月时公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紧急状态赋予安全力量在没有验尸的情况下就处理尸体的权力。普林斯·拉贾苏里亚(Prins Rajasooriya)、锡勒维斯特·贾亚科迪(Sylvester Jayakody)同志和其他一些锡兰贸易工会的成员也在一段时间内被监禁。他们还出版了对人民解放阵线一些领导人,包括罗哈纳的访谈,因此为人民解放阵线的观点召来了国际上的读者。”

“在刑事司法委员会(CJC)的主要审判中,我有机会见到巴拉·昙坡同志,并同他交谈、相熟。锡兰贸易工会的优秀工作代表着工人阶级……巴拉同志和他的团队……不仅要挑战刑事司法委员会的法案与审判的合法性,而且要继续在背后支持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哪怕法律上的挑战最终失败了。因此要暴露审判是一部政治闹剧……革命马克思主义党、锡兰贸易工会和巴拉同志毫不怀疑,七十年代的人民解放阵线是一支真正的寻求纠正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青年运动……锡兰贸易工会做出决定,巴拉同志及其团队应代表我们或劝我们这些主要法庭上的被告。此后,在主要审判中,罗哈纳·维杰维拉(Rohana Wijeweera)、贾雅德瓦·乌扬哥达(Jayadeva Uyangoda)、凯利·塞纳纳雅开(Kelly Senanayake)等同志和我自己同巴拉同志及其团队见面。绝大多数审判都充满着国家检察官的政治火星,法官在一方,我们和我们的法律团队在围栏的另一方。巴拉同志和他的团队所展现的不仅有他们精彩的法律才能,而且还有他们精明的政治能力,他们毫不妥协地揭露当时政府及其支持者的阶级背叛行为。这场审判还揭露出人民解放阵线的错误路线。它提示出我们的斗争思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

“经过七十年代长期的政治讨论,巴拉同志常常谈到,左翼中的‘枯木’需要给新枝让路,在他看来,这些新枝还缺乏培养。我相信这个分析现在依然合理。”[⑧]

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和锡兰贸易工会继续其争取释放政治犯(包括来自人民解放阵线的人)的斗争。当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1977年11月获释时,他们自然而然来到锡兰贸易工会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办公室,来召开他们的首次新闻发布会。

最初,人民解放阵线的活动者同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和锡兰贸易工会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但这种联系还不足以清除掉左翼中的或是总体中的“枯木”,也不在重建的人民解放阵线的政治文化中。1980年企图发动的总罢工失败了,工会运动不仅意志消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拉·昙坡劝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说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人民解放阵线、锡兰贸易工会、兰卡平等社会党、共产党等组织的广泛的左翼平台所开展的,基于工人阶级、学生和劳动人民最低限度要求的联合运动。”这一运动成功地发起了,人民解放阵线干部组成的内部反对派反对这个运动,他们发现很难同处在七十年代政治光谱另一边的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尽管后来我们继续召开一些一对一的会谈,人民解放阵线一方并没有使这些会谈成功举办的热情。共识和正确的阶级立场能有助于改善局势,但不幸的是这不是当时政治的实质。”[⑨]这些文字的作者是里昂内勒·博帕革(Lionel Bopage),他原先是人民解放阵线的总书记,但不赞同阵线向僧伽罗沙文主义方面发展,并在1985年离开了该党。[⑩]在很多年后中采访中,巴拉·昙坡曾这样谈到人民解放阵线:“在1971年时,他们不是恐怖主义者,而且法院同意了我在这方面的论点。然而到80年代后期,事情就不一样了。到那时,他们醉心于纯粹的恐怖主义活动。”[⑪]

现在的人民解放阵线

八、反对失败派

在1980年的总罢工失败后,斯里兰卡的工人运动不能再在国内发挥中心的政治作用。这是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层多数派背叛,和有着反殖民统治传统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的领导层在50年代和60年代实行僧伽罗沙文主义政策这二者所共同导致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除1989年的六个月外,紧急状态下的立法——防止恐怖主义法——从1979年起一直实行到现在。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巴拉·昙坡同那些受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教育与激励的人站在一边,这一自我解放基于通过自我组织和示威来获得政权。兰卡平等社会党多数派对他的批评是,他曾试图同那些会超出党的选举主义路线的力量建立联系。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的入阁使这一努力不再可能。

尽管有多次机会作为候选人参选,但巴拉从不幻想议会可起变革社会的作用。在他生命临终时,他解释说:“绝大多数政党视工人为投票者。变革社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让工人们参与到工会中,并由他们自己来组织和控制工会。我们关于议会政治的所有经验和知识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对制度的控制。独裁统治出现在特别的政治背景下,并最终难以生存。资本主义于是用选举的议会制来取代独裁制,在议会制下,多数人被描绘为选民。在这种持续的政府—反对派两极格局下,执政一方和反对派一方就像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转换闸一样。它会打开或关闭。当一方的压力增长过多时,它就关闭并另一方。这是一个安全阀。议会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⑫]

新平等社会党标志

巴拉·昙坡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他力图通过建立一个新党——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后来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来拯救1964年前革命的平等社会党传统。通过借鉴全球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他并不幻想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或者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党会发展成为1940—1964年间的兰卡平等社会党;而且他不认为这个新的小党会在将来某一天成为斯里兰卡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党。事实上,他希望激进化的新潮流——人民解放阵线之外的——能够培养为未来所需要的革命党的“新苗”。同人民解放阵线间的失败经验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即有可能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外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党。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建立是一个失败历程。这个党是由锡兰贸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所领所领导的,这个小组织发展成为工会的“政治表现”。人们可以大致地说,与正常关系相反的是,当工会与党紧密捆绑在一起是,是更有力量的锡兰贸易工会在控制着“它的”党。巴拉意识到很难同时做好工会和党的领导人。他同其他激进左翼组织安排了一些讨论,并参与到了新平等社会党(Nava Sama Samaja Pakshaya (NSSP))[⑬]同第四国际和解的讨论中,在这过程中他看还看到了集合起全世界革命者经验的国际工具。

游行中的新平等社会党

巴拉·昙坡自年轻时就是一名革命活动者,他明白一个革命党必须要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工作;工会——所有工人集合起来保卫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组织——是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基础。他声称他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一生中都首先将人看作是人类,接下来看作是工人,最终是工会会员。“那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也是我们所应接近我们生活的道路。这是工会的基础教育,而且我相信这是我们曾成功实现我们目标的原因。”[⑭]他认为革命党的作用——或者是缺乏一个革命党情况下,只有活动者的小组——是引导人类前进的方向。

在残酷的民族战争蹂躏着这个国家时,巴拉·昙坡仍积极地保卫泰米尔人的尊严和自决权。尽管有各种对主要的泰米尔民族主义组织暴力行动的批评,但这并不能阻止巴拉。他尽全力来激励工人运动反对当局镇压泰米尔人及其组织。在新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维克兰巴虎·卡鲁纳拉特内(Vickrambahu Karunaratne)在给巴拉的悼词中写道:“2010年时,亲政府的暴徒想杀我,当我从伦敦回到国内时,在参加完一场泰米尔纪念会后,他拥抱了我并说:‘你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真正的平等社会党人。’”[⑮]

巴拉还将国际主义应用于他的工会工作中:“就像跨国公司一样,我们必须同国际工会运动建立跨越边界的交流和联系。作为一支联合的力量,我们能更好地作好准备,以面对未来的挑战。”[⑯]

在斗争退潮的一段时期,他甚至很讽刺地承认,“工会主义必将导向与剥削条款的谈判”,他力求保卫并拓展工人的权利,他知道这些成就将会成为未来斗争发展的支柱。1983年,他说:“我视历史为浪潮。到目前止,我们都处在后退的浪潮中。但即使在贾耶瓦尔德内统治下的阴郁压抑的气氛中,我也能看到一支前进的浪潮,它将冲垮它面前所有强横暴虐的力量。”[⑰]

巴拉与拉贾帕克萨

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他起草了一份《工人权利宪章》,并曾在马辛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担任劳工部长的最后时期(他1994—1997年在职),与之就此文件而谈判。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的支持,该《宪章》被弃置一边。当拉贾帕克萨当选为总统并获得议会中三分支二的支持时,巴拉动员工会要求该政府接受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第87次和98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工会自由和集体谈判内容。2013年5月1日,他声称:“今天(拉贾帕克萨)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难道他今天真被人们接受了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今天他们说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可以说,现在工人间缺乏团结。现在正是复兴工人力量的时候。我们或许没有投票表决的权力。但我们确实有着劳动的力量。”[⑱]巴拉·昙坡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一“劳动的力量”。

 

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849

巴拉去世前在锡兰贸易工会的游行队伍中


[①] 引自Asia Times

[②] Colombo Telegraph “Some reminiscences of Bala Tampoe”.(《科伦布电报》,《对巴拉·昙坡的一些回忆》)。

[③] Laksiri Fernando, “Our comrade Bala is no more”, Sri Lanka Guardian, quoted in The Independent.

[④] D.B.S. Jayaraj, “Comrade Bala Tampoe – Trade Union Fireband”,

[⑤] Lionel Bopage, “Comrade Bala Tampoe, the legend is no more!”, http

[⑥] Lionel Bopage, “A Fraternal Message to Comrade Bala Tampoe and the Ceylon Mercantile Union”, 1st February 2008, http.

[⑦] Göte Kilden, op. cit. (note 1).

[⑧] Lionel Bopage, “A Fraternal…”, op. cit. (note 19)

[⑨] 同上

[⑩] “在1983年起,人民解放阵线开始甚至不承认泰米尔人的自决权。因此,它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变为一个沙文主义政党。其领导层的机会主义是这一转变的批判因素。他们复活了曾在1972年前出现在其纲领上的‘印度扩张主义’的口号。人民解放阵线的社会基础多数是在农村的佛教僧伽罗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这个国家新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促使僧伽罗和泰米尔的青年建立起政治联系来;而且多数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同泰米尔人的相互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对泰米尔人问题的关注是受限制的。”摘自2013年时,澳大利亚刊物《绿色左翼周报》( Green Left Weeklyhttps)对里奥内勒·博帕革的采访。

[⑪] 引自马林达·塞内维拉特内(Malinda Seneviratne)《巴拉·昙坡的故事》,op. cit. (note 3)。

[⑫] 阿希兰·卡达尔加马尔(Ahilan Kadirgamar),“From the Hartal of 1953 to Weliweriya: Bala Tampoe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Struggle” (Collective for Economic Democratisation in Sri Lanka, 11 August 2013)。(《从1953年的总罢业到维里维里亚:巴拉·昙坡和斗争的技巧》,斯里兰卡的经济民主化集,2013年8月11日。)

[⑬] 新平等社会党是由1977年被开除的Vama平等社会倾向的活动者成立的。这个倾向是由兰卡平等社会党内曾在1964年反对党参加政府的活动者组成的,不过他们没有离开党而是留在党内成为反对派。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领人,如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托尼·班达(Tony Banda)等,来他们的活动基地佩拉丹尼亚大学演讲。1991年,新平等社会党成为第四国际的斯里兰卡支部。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成员,包括巴拉昙坡和迈·维克拉马苏里亚(锡兰贸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巴拉这样说的,巴拉的妻子,两人1966年结婚),成为该党的个人党员,而他们的主要精力则在于建设锡兰贸易工会。

[⑭] 引自马林达·塞内维拉特内(Malinda Seneviratne)《巴拉·昙坡的故事》,op. cit. (note 3)。

[⑮] 《巴拉·昙坡反抗英帝国主义》,Ceylon Today, 4 September 2014

[⑯] 引自 Sunday Times

[⑰] 引自里奥内勒博帕革的《巴拉·昙坡同志,不再是传说!》,op.cit. (note 18)。

[⑱] 引自Colombo Tele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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