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上) ——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扬·马勒伍斯基(Jan Malewski)  著

素侠云雪  译

巴拉·昙坡晚年照

“传奇的一生”,“工会运动的英雄”,“工会活动者的楷模”——这是斯里兰卡的出版物和工会运动在我们的同志巴拉·昙坡(Bala Tampoe,1922年5月23日—2014年9月1日)于2014年9月1日去世后的一致评价。前沃尔沃(Volvo)工会领导人哥特·基尔登(Göte Kilden)说:“如果昙坡是在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欧洲前殖民国家开展工作的,那关于他的去世和纪念他一生的内容,将会占据所有主流媒体的头版。” [1]

作为斯里兰卡过去六十年来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巴拉·昙坡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并令各届政府战栗。在1970年谈判时,巴拉保证要进行公众抗议,政府部长和党的前同志科尔文·R·西尔瓦(R. de Silva,巴拉在1964年时与他决裂,因为他选择让他的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谈到巴拉:“不仅在产业工会界,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是最好的意见之一。”[2]我个人曾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见巴拉。在他访问欧洲期间,他来找我,问我关于波兰工人运动重生的问题。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亲切地听取那时还是年轻活动者的我的意见。

一、对殖民统治的愤怒

巴伦德拉·昙坡—菲利普(Balendra Tampoe-Philips)在1922年5月23日生出于尼甘布(Negombo)的一个来自贾夫纳的泰米尔家庭。他的父亲在成为英帝国的公务员前曾是一个椰子种植园主。巴拉八岁时,他的父亲当上了印度马德拉斯省省长的高级公务员。那时,殖民政府有向盎格鲁—印度(混血)学生进行分配的体系,这样巴拉在入学前就不得不等一些年份。后来他曾回忆到:“确实,我曾考取一所学校,那是因为我的母亲将我的名字简写成B. T. 菲利普。我为我能入学而感到非常兴奋,但当校长看到我时他说‘应该出了些错’,并指出分配体系已经满额了。所以当我返回斯里兰卡并进入皇家学院时,母亲要我改名……我的高祖父是贾夫纳(Jaffna)第一名归依基督教的印度教徒。‘菲利普’是发起福音使命之意,因而我姓名中最后一个词是菲利普。”[3]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1939年,巴拉·昙坡在全岛考试中获得第三名,因而既拿到了锡兰大学录取通知,还获得剑桥大学的助学金。尽管如此,在殖民者眼里他不过是类人而已。他回忆起当他同英国女性朋友一起在外散步时,英国士兵是怎样对待他的。“一天我们在皇后酒店外散步,我看到两个海军士兵正迎面走过来。她对我说如果他们从我们旁边走过,你什么也不要说。的确,当他们从旁走过时,其中一人对我朋友说道‘你要和那个东西到哪里去?’‘那个东西’就是我!”[4]

在左边小车上坐者是四岁时的巴拉

如果没有这无所不在的殖民种族主义,巴拉可以很好地跟随他父亲的步伐,成为一名优秀的帝国公务员。1935年,当巴拉还在中学时,就参与了反帝国主义的普提花—马勒运动(Suriya-Mal Movement),这个组织是该国的第一个亲独立组织。它因纪念一战时的斯里兰卡伤亡者,且不像英帝国只纪念“不列颠士兵”的官方活动[5]而进行的“普提花战斗”而闻名。“学生成为左翼分子,不过与工人运动没有任何联系,我也一样,”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到。[6]

1941年,他加入了一个地下马克思主义组织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LSSP),那时该党一个领导人刚好被捕。

二、兰卡(楞迦)平等社会党,新的先锋党

1935年12月18日,一些在普提花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决定建立兰卡平等社会党。作为高扬新党支持独立的一种方式,这些“建党之父”们拒绝给他们组织起英语名称。他们也拒绝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们觉得这个词在英帝国内太接近于改良主义政治传统。在僧伽罗语中——锡兰岛的多数人使用这种语言——“samasamaja”表达的是社会主义与平等之意。D. 贾雅瓦尔达纳(Jayawardana)曾在反殖民的僧伽罗语刊物《斯瓦德萨·米特拉雅》(Swadesa Mitraya)上报道了党成立的消息,而且是在党成立的那天,对这刊物来讲也是一种创新。

兰卡平等社会党标志

1936年3月,这个新成立的党参加了锡兰第二届议会的选举,并提出了四名候选人。他们中的两人——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Philip Gunawardena)和N. M. 佩雷拉(N.M. Perera)——当选了,而且他们在岛国机构里代表了真正的反殖民立场。他们一直做到1940年他们被捕时为止,且在1939年,他们成了全世界各地议会里唯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站出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员。在1937年,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声望在增长,它的办公地点成为工人们在斗争中寻求支持的地方。当洗衣工在1937年9月罢工时,他们找到兰卡平等社会党,以帮助他们进行谈判。在同一时期,半熟练的椰子磨工在一场野猫罢工中获胜,这次罢工是从抗议政府伤害参与兰卡平等社会党宣传会议的工人而开始的。在短期内,兰卡平等社会党活动者领导的产业工会赢得一场场胜利的斗争,并占据了斗争的中心舞台。兰卡平等社会党成功建立了一个工会的联合阵线——这个阵线中还包括了由A. E. 古内辛哈(A.E. Goonesinha)领导的传统的改良主义的锡兰劳工联合会,这个工会由同反泰米尔的工人发言人一起试图分裂工人的人所领导。这个联合阵线领导的一系列成功的罢工是对社群主义的迎头一击。

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1939年末到1940初,一场罢工潮冲击着各个种植园。这场运动最初由与锡兰印度人国民大会党联系的工会来领导,但很快集中于木尔·欧雅(Mool Oya)种植园的罢工中,而这个种植园的罢工是由来自全锡兰种植园工会的平等社会党分子领导的。兰卡平等社会党的议员有能力强行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种植园的情况,并向人们提示在这个白人种植园帝国里,警察和雇主是如何联合起各种力量来压迫工人的。这是工人阶级深厚的政治经验。

自兰卡平等社会党成立起到那时,这个党还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它的主要领导人在盲从斯大林和批判地评估共产国际政策二者间摇摆不定。在雷斯列·古内瓦尔德内(Leslie Goonewardene)的话里,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不应该相信(莫斯科)审判中的招供是真实的,且感觉是被迫得出的结论,他们是被严重诬陷的。人民阵线路线,尤其在西班牙,不是出于西班牙革命的需要,而是被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支配的。在殖民地规定的民族阵线路线,看起来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换句话说,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是要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帮助和指导,后来显然蜕化为斯大林改变对外政策的卑劣机构。对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仔细阅读也给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起了深刻的影响。” [7]

1939年11月,斯大林的政策——从支持英法国帝国主义到1939年8月时与希特勒达成和约——促使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以29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一项历史性决议:“现在第三国际已经不再代表国际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了,同时为表达与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团结,兰卡平等社会党声明,它已经不再信任第三国际了。”很快,兰卡平等社会党内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决裂,促使党将斯大林主义者开除出党。同时,党接受了一份新的纲领,并决定:成为党员不仅意味着交纳党费,而且要参与到党的小组和基层组织的工作中。兰卡平等社会党从一个个人的松散聚会,转变为一个活动者的战斗组织。它反对将锡兰人民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采取了拒绝被征召入“锡兰防御力量”的形式——还有它在组织工人罢工中的作用,使兰卡平等社会党成为殖民当局眼中的公敌。1940年6月,一项逮捕令里包括了党的五名主要领导人(他们中雷斯列·古内瓦尔德内逃过了逮捕并转入地下),兰卡平等社会党被迫转入地下,不得不由秘密印刷所印刷自己的出版物和传单,他们被禁止举行公共集会,一有这方面企图,警察就会豪无理由粗暴地进行逮捕。

这就是巴拉·昙坡在1941年入党时党内的形势,他是被他的朋友,RCL“迪奇”阿提加勒(RCL ‘Dicky’ Attygalle)介绍入党的。他成为党所建立的“特别单位”的一名成员,该单位的任务是组织狱中领导人越狱。在“库鲁普”(Kuruppu)这个代名的掩护下,巴拉同狱中领导人相互交换信息。1942年4月,在日本于对英—印远洋舰队和空军在锡兰的基地进行空袭前夜,他们组织了越狱行动。其后巴拉和“特别单位”安排他们住在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的地下住宿点,随后将他们转往印度。[8]

当他们返回科伦坡时,“迪奇”和巴拉主持在英国士兵中进行反战宣传,其散发材料包括一份谈论“日本之朝阳和丘吉尔之残阳”的小册子。后来巴拉谈到这个故事时说:“我们争取到三个英国士兵,他们允诺在军队餐厅散发小册子。我给一些街头流浪儿五十分钱,让他们在主要由英籍公务员光顾的电影院散发文件。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令官通过威胁性的行动来打压任何查出收藏了这份小册子的公务人员。事实上,汤姆林森(Tomlinson)的书名《最危险的时刻》(即日本舰队入侵锡兰的威胁和英国对此毫无准备),就抄袭那个小册子。”[9]

巴拉和他的妻子

一些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曾被流放到印度次大陆。1942年4月,兰卡平等社会党同联合省与比哈尔邦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及印度布尔什维克工人党(Bolshevik Mazdoor  Party of India)一起成立了“印度、锡兰和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LPI),第四国际的泛印度支部。巴拉是这个新党的创建者之一,在党内主要负责工人教育工作。

两名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N. M. 佩雷纳(N.M. Perera)和P. 古纳瓦尔德纳(Gunawardena)1943年时在印度被捕,到战争结束时方获释。当这两位领导人在1945年重新发起成立合法的兰卡平等社会党时,巴拉·昙坡仍在印度、锡兰和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内(该党名称很快改为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BSP),他们不赞同在英帝国内“独立”。锡兰的工人和人民斗争在战后很快就好转起来,这两个托派政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47年大选时,兰卡平等社会党赢得十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获得五个议席。这两个党参加了1946年到1947年的总罢工,这最终促使两党于1950年统一起来,尽管1949年时在加姆珀哈选举时的人身攻击使右翼记得了议席。但几年来的分裂消弱了平等社会党人,使他们在战后日益削弱,从而促使右翼汇聚起他们的力量来。[10]

三、战斗的工会和总罢业

战后,托派战斗者们在工会运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领导着两个工会联盟:锡兰劳工联合会和锡兰工人大会。1944年,巴拉·昙坡开始在偑拉德尼亚大学教授植物学和园艺学。那时他已经非常熟悉地下工作,他开始给公共部门工会(GCSU)成员开设秘密的培训课程。1947年,在他发表一次对他而言是“严厉的公共演讲”后,他被工作单位解雇。于是他在锡兰贸易工会(Ceylon Mercantile Union—CMU,现在也称锡兰产业与普通工人工会,不过仍习称锡兰贸易工会——译按)中找到份工作,这个工会在A.E.古纳辛哈(A.E. Goonasinha)的铁腕控制之下。锡兰贸易工会成立于1928年,是一个只有100多名白领工人的小工会。在1948年2月1日的锡兰贸易工会大会上,巴拉·昙坡与古纳辛哈竞争总书记的职位并获胜。他一直在此职位上,直到他去世。他将这个小工会转变为一个大联盟,在每个经济部门,这个工会都有数万名来自所有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的成员。

然而自1948年以来,群众运动日渐沉寂。尽管领导着议会反对派,兰卡平等社会党无法作为一个可靠的替代力量而活动。20多万来自印度的工人被剥夺了公民权。1952年5月大选时,独立来一直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统一国民党(United National Party —UNP)再度获胜。更糟糕的是,兰卡平等社会党丧失了议会最大反对党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由共产党和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的革命兰卡平等社会党(Viplavakari Lanka Sama Samaja Party—VLSSP)支持的斯里兰卡自由党(Lanka Freedom Party—SLFP)。[11]

在此背景下,统一国民党觉得自己能腾出手来向人民发起进攻了。它增加了糖的(补贴)价格并减少了大米配给。兰卡平等社会党迅速作出反应,组织起一次活跃的运动以反对这些措施。一场反对涨价的请愿收集了5万多个签名,但政府丝毫不为所动。1953年,火车票价和邮费增加,并停止向学校儿童发放的午餐面包。大米配给价格从25分增加到70分。

兰卡平等社会党号召所有反对党建立一个反政府的联合阵线。只有共产党、革命兰卡社会平等党和联邦党响应他们的号召来行动。但一个工会阵线建立起来了,虽然由于印度人国民大会党的拒绝而力量有所削弱,因印度人国大党领导的工会也领导着一些种植园工会,并组织着一些罢工。工会号召在8月12日争取一场总罢业——停止工作及所有活动。政府警告公共部门工人,谁要是罢工就开除谁,还责令合作社商店应继续开业,并派军队在街头巡行。国营媒体一致谴责罢业行动,到那时为止,报纸主要页面都写着这样标题“工作照常进行!”

尽管如此,联合罢工罢市仍获得巨大的成功,“比预期的成功还要大”。这场斗争是群众性的,交通运输被打乱了,城市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停滞了。甚至一些种植园也停工了。在乡村地区,人民搭起路障封锁道路,并破坏了电信服务。抗议者占领了埃戈达·乌雅纳(Egoda Uyana)火车站,自由“捕获”列车。在瓦斯卡都瓦(Waskaduwa),一夜间超过一公里的铁轨被掀起;总罢业开始后,在南方省,人们用足够大的巨石来阻挡道路,这样警察要想移动就必须用炸药炸开这些巨石。

警察和士兵向示威者开枪,杀死九人,受伤人数就更多了。中午时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和宵禁令,并持续了好几周。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印刷所都被查禁。

计划持续了仅一天,总罢业在第二天早上被组织者正式叫停。不过动员的影响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它刺穿了统一国民党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导致其在1956年大选的失败。总理都得雷·森纳纳亚克(Dudley Senanayake)被迫宣布辞职。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而且总罢业意味着群众运动的再生。

巴拉·昙坡是锡兰贸易工会的总领导人,并在斗争中起了主要的组织作用,他后来这样总结当年的经验:“总罢业……教给城市工人阶级,他们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事实上可以在所有直接的斗争中同他们联合起来。它教给工人和乡村贫民,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就完全有能力挑战甚至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力量……群众将满怀他们从总罢业中获得信心进入下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但下一场斗争将要对抗更有经验和更有准备的敌人。”

1953年,巴拉·昙坡成为一名律师,这样他就有能力保护很多工人和活动者。

四、平等社会党内的危机和斗争

尽管兰卡平等社会党参与到了斗争中,1952年的选举受挫还是促使党发生分裂。与巴拉·昙坡的观点相反,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党员感觉,总罢业证明不可能通过群众动员来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党不可能独自嬴得即将来到的大选。

与195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一样早,兰卡平等社会党决定与共产党和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的小组一起组成一个“联合阵线”。一个少数派的解决方案甚至走得更远,号召党应该优先考虑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即应该“至少是一个班达拉耐克政府”,最好是“一个社会平等党的少数派政府”。共产党拒绝参加这个联合阵线,除非兰卡平等社会党承诺停止批评苏联政府、东欧和中国,所以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并没有围绕总罢业而在共同行动上有什么进展。在1953年10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多数派的方案得到259票,少数派方案得到125票。威廉·西尔瓦(William Silva)领导的少数派那时离开了代表大会并退出了党。兰卡平等社会党丧失了三分之一的成员——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另一些人参加了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的革命兰卡平等社会党,但他们中多数人从此淡出政治。

1954年,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人N.M. 佩雷拉当选为科伦坡市长。但兰卡平等社会党却没能在市议会中稳拿多数席位,而且在选举时作为“联合阵线”一部分的共产党拒绝所有形式的合作。一年内,这些“联合阵线”内的议员同统一国民党联合在一起并将佩雷拉排挤出了市政府。

偑雷拉

自1954年往前,基于总罢业的经验,锡兰贸易工会在零售业工人中组织了一系列斗争 ,迫使雇主联盟作出一些让步。这些斗争帮助重建工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在1956年,当锡兰贸易工会领导一场零售业工人总罢工时达到高峰。 锡兰贸易工会迫使雇主接受集体谈判,且该工会成为斯里兰卡最有力量的工会。雷斯列·古纳瓦尔德内(Leslie Goonawardene)后来写的关于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历史时说:“P. B. 昙坡的作用值得一提。”[13]

面对社会斗争的新增长时,斯里兰卡资产阶级选择去分裂工人阶级。利用僧伽罗文化复兴和人们对抛弃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愿望,资产阶级让僧伽罗人反对泰米尔人,而泰米尔人在种植园领域占据多数。斯里兰卡自由党组织运动,以让僧伽罗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反对使用英语,事实上最主要是反对使用泰米尔语!与提倡僧伽罗语相伴而行的是提倡佛教,使之成为该国唯一的民族文化。兰卡平等社会党是唯一一个僧伽罗人占多数而认可了两种官方语言(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党。他们的公共集会被“僧伽罗唯一”运动的暴徒所攻击。在1956年大选时,菲利普·古纳瓦尔德内的小组与斯里兰卡自由党一起参加了人民团结阵线(Mahajana Eksath Peramuna—MEP),他们打败了统一国民党。兰卡平等社会党赢得14个议席,并重新成为主要反对党。

新的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政府向工人作了一些让步。它将公共汽车公司和科伦坡港口国有化(不过拒绝兰卡平等社会党关于保证工人对国有公司进行管理监督的要求),对稻田和合作社立法,开始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停止了之前政府的反工会行为——逐渐让1947年总罢工时被辞退的公务员复职。它还还关闭了英国在岛上的军事基地。

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人班达拉奈克

然而除这些进步措施外, 1956年,在统一国民党的支持下,政府颁布法律将僧伽罗语确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行为完全不顾全国30%的人(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穆斯林)是说泰米尔语的。这引发了骚乱并使一次新的国家紧急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巴拉·昙坡自己虽是一个泰米尔人,不过还是被公认为是这个国家僧伽罗人最优秀的发言人之一,他动员其整个工会支持平等对待国内不同的族群。一直到1958年,反对力量才争取到立法上的部分退让——这项新的法律授权在北部省和东部省的教学、公共部门入职考试、关于行政事项的政府通信中使用泰米尔语。(不幸的是,这项新法律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联邦党的政治鼓动主题。)

在班达拉奈克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的工会领导着罢工,包括几次总罢工,并争得了工资的上涨。罢工还常常反对军队,例如在1957年12月的罢工中。

五、两条路线

1959年5月的政治总罢工是由众多工会领导的,这其中包括了锡兰贸易工会,这标志着一个质的转折点。趁此机会,劳工运动反对总理在他自己感觉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召集军队和警察的权力。这是工人第一次要求获得向立法机构提交反对意见的权利

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多数派越来越觉得,这些群众运动可以成为同议会内各力量更友好相处的主要方式。然而,巴拉·昙坡——在那时是兰卡平等社会党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视工人的自我组织为新社会关系的开始和群众获得权力的开端。他还认为,在斯里兰卡,只有共同的斗争才可以联合僧伽罗和泰米尔的工人,并阻止僧伽罗沙文主义与佛教极端势力的上升。他声称,1959年9月一个僧人对总理班达拉奈克的暗杀不仅是佛教极端势力对先前部分收回僧伽罗唯一法律的回应,而且是多数反对力量对工人政治罢工仇恨的释放。

政府在班达拉奈克被暗杀后变得不稳定起来,而且兰卡平等社会党欲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达成选举和议会团结(这种团结能使领导中的革命少数派引导党参与劳工斗争)面临着困难。兰卡平等社会党内的多数派认为不同政党间实现选举上的团结和工会——只有在党领导着工会时(直到今天,锡兰贸易工会都是一个例外)——在斗争中的团结没有区别,并开始不加区分地称所有形式的联合都是一种“联合阵线”起,巴拉·昙坡就在那些争取使党转向建立斗争中的“联合阵线”的人当中。

1963年西里玛·班达拉奈克访问中国时照。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自由党政府。

1963年9月,在巴拉·昙坡的倡议下,由三个左翼政党联合的阵线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共有800多名代表与会,代表着100多万城市、乡村和种植园工人。会议通过了“二十一条要求”——多数是经济要求,但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

自此会议后,锡兰贸易工会号召在科伦坡港口发动一场罢工,不过很快转变为一场持续十七天的全岛总罢工和对抗政府的政治行为。这一行动迫使斯里兰卡自由党的西里玛·班达拉奈克(Sirima Bandaranaike,被暗杀的前总理的遗孀)政府让步,他们召回了派去粉碎码头工人罢工的军队,并撤销了国家紧急状态。巴拉·昙坡是这次总罢工的主要领导者。

西里玛·班达拉奈克不得不公开承认国家已经变得不可治理。但她很快将事情反转过来,其手段是向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伸出橄榄枝,并让他们入阁,她在1964年6月完成此事。她向新闻界宣布:“我们将邀请一个在城市工人中起主导作用的党进入政府……没有工人阶级提供全力支持,我无法想象像锡兰运输委员会(Ceylon Transport Board),或港口货物公司等企业可以有效运转”。[14] (未完待续)


注释:

[1] Göte Kilden, “Bala Tampoe är död – en unik människa har lämnat oss”.

[2] Rajan Philips, “Colombo’s glitter and gutter, casino politics and toilet tax economics, and May Day Honours to Bala Tampoe”,The Island, 3 May 2014.

[3] Quoted by Malinda Seneviratne, “The Bala Tampoe story”.

[4] 同上。

[5] George Jan Lerski, “Origins of Trotskyism in Ceylon”,.

[6] Meera Srinivasan, “A lifetime of protest – In conversation with Bala Tampoe, the oldest active trade union member in Sri Lanka”, The Hindu, 18 August 2013,.

[7] Leslie Goonawarde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8] Malinda Seneviratne, “The Bala Tampoe story”, op. cit. (note 3).

[9] 同上

[10] 只有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领导的派别反对兰卡平等社会党与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的合并,并成立了自己的党,即新兰卡平等社会党(NLSSP),后来成为革命兰卡平等社会党,该党最初同共产党结成联盟,现在则与MEP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结盟。古纳瓦尔德纳曾在1956年S.W.R.D. 班达拉奈克政府中任农业部长。

[11] 斯里兰卡自由党由S.W.R.D. 班达拉奈克创立于1951年。班达拉奈克是锡兰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在1931年到1947年当选为锡兰国家议会议员,1935年时创立僧伽罗民族主义政党——僧伽罗马哈萨 卜哈党。1946年,面对着左翼优势的威胁,所有资产阶级组织都联合到了统一国民党内,该党主赢得1947年的大选并组成了独立的锡兰的第一届政府。1951年,S.W.R.D. 班达拉奈克离开统一国民党并建立斯里兰卡自由党,自称是“非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还参加了社会党国际,但该党尤其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在“只要僧伽罗”的口号下,推行一场僧伽罗沙文主义运动,来反对泰米尔人及“其他印度人”。

[12] Bala Tampoe, « Some Lessons of the Hartal ». Written in 1956, quoted in Ahilan Kadirgamar, “From the Hartal of 1953 to Weliwerija: Bala Tampoe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Struggle”.

[13] Leslie Goonawarde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op. cit. (note 7).

[14] Ceylon News, 24 September 1964, quoted by Robert N. Kearney,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s in Ceyl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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