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意义

艾伦·桑尼特 著

素侠云雪 译

 

译者按:本文作者艾伦·桑尼特是英国“社会主义抵抗”的领导成员,也是第四国际多数派的代表人物,长期在英国从事工人运动。此文可代表第四国际多数派对希腊问题的看法,译者本人并不赞同文章的观点。译出此文是为了能同《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与希腊的反资本主义路线》一文作参照,以表更好地表明多数派在希腊问题上立场的倒退

这篇讨论稿是2014年2月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会议上由来自伦敦的“社会主义抵抗”成员艾伦·桑尼特所提交的。


希腊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此次经济危机在欧洲的震中。它已经被欧洲精英阶层当作了要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买单的紧缩政策的试验地。希腊社会被这一进程撕裂了。

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量急剧下跌,生活质量也同样如此。福利系统已经崩溃。失业率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值,而妇女和青年人受到了失业最严重的冲击。劳工保护法律和条例已被废弃。健康和社会服务体系也被大幅缩减。

希腊工人阶级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欧洲反抗紧缩政策的中心。这里已经发生过好多次总罢工和行业性罢工。这里连续不断地发生示威、抗议、社区动员、占领与社会运动。尽管这些斗争还在继续,但残酷的紧缩政策的强制执行也在继续。

激进左翼联盟的上升

这一反抗的政治反映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1]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废墟外(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极糟糕地支持备忘录和欧洲精英后)惊人的发展。这是关于今天的欧洲泛左翼政党在危机局势下和阶级斗争加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例证。这对欧洲工人运动与左翼运动而言将是一次巨大而显著的发展。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上升是惊人的。从拿到4%的选票率后,到2012年(5月和6月)的全国大选时,它上升得极为迅速,在6月的大选中拿到27%的选票,因微小的差距而未能胜选。它拒绝同任何支持紧缩政策的政党和右翼政党结盟,并成为官方反对党。一个由支持备忘录的政党组成的右翼政府虽然缺乏正当的或者说民众的支持,却还在推行紧缩政策。

在2012年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提高了自己的支持率,且目前在民意调查中,它的支持率最高——约30%-32%。它还有可能在欧盟议会选举及5月的地方选举中获得最多的票数,且最有可能赢取下一次全国大选,不管这大选在何时举行。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到来,尽管下一场选举不会立即发生,现政府也不可能持续到2016年以完成其任期。事实上,激进左翼联盟正等着去建立一个激进左翼的反紧缩政府。

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2]作为欧洲左翼党候选人参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一事是提高激进左翼联盟地位的一次尝试,使其有可能在欧洲范围内发挥作用。

所有这些都使得激进左翼联盟成为在前社会民主党右倾化的阶段下,一个广泛的左翼政党所发挥的作用的最重要的案例。它证明了我们(如第四国际)为建立这种党而追求了这么多年的政策是有价值的。如果激进左翼联盟能在希腊领导政府的话,就会改变欧洲的政治局势,这对欧洲左翼与欧洲工人运动而言都非常重要。2012年,激进左翼联盟组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包括那些批判备忘录并反对财政削减、主张将银行和重要产业社会化、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和进行集体谈判、要求审核债务以中止支付的人。直到现在它还没有改变这一平台,尽管它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成为执政党时或遭受攻击时保卫这些政治主张。

希腊左翼的角色

尽管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希腊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但希腊左翼从一开始就有着极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有:是否要加入激进左翼联盟,是否要在选举中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甚至是否要在它赢得多数席位并组阁后支持它。事实上,正是这些分歧使激进左翼联盟未能在2012年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这促成了现政府的成立。

斯大林主义的希腊共产党在各个方面都反对激进左翼联盟并不稀奇。然而,让人震惊的是革命左翼方面,包括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我们的支部和国际社会主义倾向的支部都在其中——也在2012年反对它,并想在将来的选举中同样反对它。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不仅使左翼分裂,而且未能认识到像激进左翼联盟这样一个广泛性政党的政治意义所在,未能认识到激进左翼联盟在极为严重的危机形势下和日益提高的阶级斗争水平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这一分歧剥夺了工人运动在政府层面的斗争,同时我们可看到,这使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在街头的斗争、在社区的斗争都陷入一种无法突破的僵局中。很明显,当前的斗争需要新的动力,而这动力只能由组建一个政府——通过号召组成一个左翼反紧缩政党执政的政府——这样的诉求来激发。

事实上,激进左翼联盟发展到获得群众性支持就是这一诉求的直接反映。早前2012年大选时,它提出的争取成立一个左翼反备忘录政府的建议就改变了争论的动态并极大地提升了其民意支持率。因为突然间出现一种能给希腊工人阶级带来希望的政治观点。这种向前推动的方向反映了激进左翼联盟进入政府的能力,也反映了他们在选举时作出的支持街头与工作场所斗争的承诺。

左翼改良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

拒绝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人常断定激进左翼联盟本质上是一个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或左翼改良主义)的党,且同样,——如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最终会变为社会民主主义——一旦它执政的话(如果之前未曾执政过),也一定很快就会背叛工人阶级。这一标签传达的信息是在明白地暗示:背叛是必然的。他们争论说,这样一个左翼改良主义政党一定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越接近改良主义,获得权力后就越能接受资本主义议程。

的确,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不是一个革命党,且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革命党——这也是它最近能吸引民众的一个因素。

但我不认为给激进左翼联盟贴上左翼改良主义的标签是接近革命的有效途径。左翼改良主义的定义非常宽泛,可包括来自英国工党内左翼的一切,或左翼欧洲共产主义(例如)中像激进左翼联盟领导这样的人,他们想努力推翻资本主义,但缺乏将此付诸实施的战略立场,因而我不认为下这样一种定义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更具有反资本主义党的特征,而不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我想其多数成员会将他们自己视作反资本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组织。该组织中还包含了大量有组织的激进左翼/马克思主义成份。

然而整个问题缺乏清晰的定义——对整个左翼话语和我们自己的讨论来说均如此。我们很难界定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就像很难划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一样。或者,准确地说像定义反资本主义党还是革命党那样难。

如我去年(2013年——译按)在国际委员会会议中所认为的一样,我们极不应该给这些党贴标签。这些标签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考虑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在多数欧洲国家,建立反资本主义党还不应该被放在政治议程上。谁将背叛或将在什么情况下背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广泛性政党的出现是应这样一种政治现实而产生的,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很难长期维持下去。这种党的特征是由所在国的阶级斗争、全国性政治因素、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及左翼的现状与力量等决定的。当相应的时机到来时,即使有着革命传统的党也难免会背叛。那么,激进左翼联盟右倾化了吗?

为了证明对激进左翼联盟的这一批评,在希腊和希腊以外甚至都形成了一个“小产业”,他们制造材料,收集语录,来“证明”激进左翼联盟正在右倾化,且它终究会背叛。一些人甚至称它为新的泛希腊社会主义阵线。

这从一开始——从激进左翼联盟开始成为严肃的政府变革的中心时起——就是事实。那种始终如一地在选举中反对激进左翼联盟的逻辑,是为了证明你们自己活动的正确性并给你们自己拉选票。

毫无疑问,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被此前途和他们如何在选举后生存的问题吓倒了,尤其是有一半的左翼在反对他们。此外,到下次选举前能否一直保持群众支持的压力也在增长。他们明白,他们全部纲领的基础还不能获得30%的支持率。

现在很少有关于激进左翼联盟如何领导一个政府的讨论(就我所见而言)。它如果当选,能在希腊资产阶级和国际及欧洲精英发起的猛攻下生存下来吗?或者说如何在此种局势下——即它何时或如何叛变——保卫它。

我不会声称激进左翼联盟或其领导自联盟成立来就没有犯过错误或没有过退却,但自它成立以来它就等着在复杂的情势下执掌政府。如果不是这样,那倒是一件奇事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坚持着2012年就提出的激进纲领上台,还是个未知数。谁能保证他们能否通过这一考验?即使是将他们界定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人也不能保证。但我不认为它在向右转。

不管怎样,站在联盟外并宣布或察觉到了由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所制造的每一次退却,并不是中止这种退却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上,这样更像是要将激进左翼联盟向右推而非阻止其右倾化。

激进左翼联盟是一个开放的和民主的党。加入其中的派别都会在其领导机构中获得代表权。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如果激进左翼联盟内有谁认为它在向右转,他就可以利用民主机制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激进左翼联盟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左翼力量,他们常常同多数派就政策问题而展开争论。

是否要加入这样一个党并在其内部进行工作,要由如下两个主要因素来决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能否促进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斗争。其次是内部民主,如果这个党能在工人运动中有广泛的影响——比我们作为直接的一支革命派别所能产生的直接影响更为广泛——那这一点就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两条标准激进左翼联盟都符合。

工人政府

建立泛左翼政党不仅能为反紧缩的斗争提供一个政治维度(尽管他们应该提供),而且能在提高阶级斗争的阶段(当这样的党有可能当选时)提供一个替代性政府。它正在打开这样一种局势,即这样一个谋求保卫工人利益的党,有着来自底层的广泛支持的党,其诉求不被统治精英所接受的党,可以触发一系列挑战资本主义本身的事件。

我认为这样的发展完全可能使激进左翼联盟当选并领导希腊政府——虽然这还远未得到保证。可以明确的是,即使激进左翼联盟纲领中的一小部分为政府所实施,都会遭到希腊资产阶级和欧洲精英的全面抵制。仅是激进左翼联盟的反紧缩保证都完全不能为精英所容。事实上在希腊今天的形势下,单是抵制备忘录在当前都只是一个过渡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左翼联盟当选后所领导的政府将导致同希腊资本主义及欧洲精英之间的激烈对抗,激进左翼联盟想要生存的话,就只能采取激进措施来自卫。

在希腊这种做法会带来怎样的选择呢?事实上,最近三年在希腊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并没有导致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街头双重政权的形成。它所导致的是,群众支持左翼政党通过成为议会多数而组成的反紧缩政府。

那么左翼会怎么谈论它呢?我们应该说,这样一个政府会与形成工兵议会的现实问题割裂开吗?当然不是。我们会说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因而我们要通过抗争将其选为执政党。我们会通过斗争来保卫它(与其站在一起)反对来自资本的攻击,并通过这一抗争来争取将斗争推进到下一阶段。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形成这样一个政府的争论并不新鲜。1922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发生于由俄国革命直接引发的革命浪潮退潮后,及第三国际不得不经历一个斗争更加长期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夺取权力的斗争并不一定要追随苏维埃模式。

因此他们讨论的是统一战线策略、过渡诉求和建立工人政府的要求。要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完整——没有社会颠覆——的情况下,组成一个通过议会手段上台,但下定决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过渡政府。

由第三国际所发展的观点是,这样一个政府——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时当选——可以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限制的媒介,尽管资本主义想强行去限制它——不管怎样,只要能当选,这样一个政府的领导自己就会起这样的作用的。

以下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内容。事实上,这也适合描述希腊今天的局势:

“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如果有农民的话])这个口号,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来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应用。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工人政府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在这些国家里,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要结论。”[3]

下面还有:“只有工人政府是从群众自身的斗争中诞生,并由处于最底层的受压迫群众所建立的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为后盾,才可能有这样一种工人政府。但是,即使那种在议会中产生的工人政府,也是纯粹源自议会的政府,也可能提供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活跃和机会。当然,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并使这个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政府存活下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也可能是国内战争。只要无产阶级想建立这种政府,从一开始起就要遇到资产阶级最强烈的反抗。所以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对团结无产阶级和发动革命斗争是适合的。” [3]

这种策略将依赖工作场所和街头的群众运动,在这里,群众运动通过将其代表选进政府来实施一系列不断上升的诉求,这将反过来增强群众运动。这些诉求尽管很温合(或很合理),但它们自己就将挑战资本所容许的限制。从这一进程中将会出现工人民主制度。

如果激进左翼联盟赢得了下次选举,它能在当前的希腊做到这些吗?谁知道?我想即使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也不知道。除非激进左翼联盟当选,否则这就不可能发生。哪一支左翼能保证,当这种情况到来时,他们能通过考验呢?这种情况将是欧洲左翼的新领域。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来挑战资本主义并非易事,但世上是没有什么挑战资本主义的捷径的。这个政府会面临严峻的抉择。它要么采取激进措施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权力(如迅速左转并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要么臣服于精英并接受精英所提出的条件。在激进左翼联盟内部有强大的左翼潮流来阻止这种臣服,而且街头的群众运动会支持他们。

在此情况下保卫这样一个政府不仅需要希腊的群众运动,而且还需要整个欧洲团结行动的发展,以防止希腊的斗争被孤立。这就意味着为应对这种情况,需要在整个欧洲建设这样的党。欧洲工人阶级的多数激进分子都在注视着激进左翼联盟的前进道路。当决定性的战斗爆发时,如果激进左翼联盟被孤立,那它将无法展示这种出路。

这就是我们要在欧洲和国际范围内的讨论所聚焦之处。

 

2014年4月8日,星期二


注释:

[1] 激进左翼联盟是希腊一个激进左翼政党,成立于2004年,原先由一些欧洲共产主义、托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共同组成。2013年7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要求内部各政党自行解散,以组成一个单一政党。在2014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26.58%。

[2] 齐普拉斯,生于1974年,毕业于雅典国立技术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者协会,高中时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99年到2003年任左翼与生态运动联盟青年团的全国书记,2004年当选为左翼与生态运动联盟(原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中央政治书记。2004年激进左翼联盟成立时,他也是领导人之一。2013年激进左翼联盟改组为一个政党后,他担任该党主席。

[3] 摘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1305-1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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